【内容摘要】本文从意识形态、族群电影以及身体政治等方面展示发生在美国本土新闻娱乐产业中的一场文化战争，并分析概述在这场战争中日益破碎的美国文化身份。首先，本文通过描述显现于新闻娱乐业的意识形态之争，概括美国内部文化战争的基本内涵。其次，通过好莱坞院线的黑白大战，揭示身体政治如何成为相关影片不容忽视的主题和突出特色。最后，以卡梅隆的《阿凡达》为例，说明美国主流社会在肉体的疲惫中，企图通过超验主义超越种族矛盾，却又端起文化剽窃的钵盂，落入文化殖民的樊篱。而引发这场文化战争的原动力，一言蔽之，便是崇尚竞争的美国社会“胜者为王”的基本价值观。

　　美国在文化上堪称超级大国。好莱坞引领的娱乐业是美国唯一顺差产业。美国每年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输出的文化产品，其总量和总值都远远大于引进。在商业收益驱动和市场规律的左右下，美国新闻娱乐业，走折中、兼容或分化的道路，极力开拓市场，扩大文化密集型产品的消费群体。美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却呈现出一种几乎不可逆转的多元、复杂化趋势。在这种多元、复杂趋势中，喧嚣中日益破碎、分化的文化身份不断充斥和重建着美国的国家精神和社会风貌。斯图尔特•豪尔指出: “国家文化身份会被深刻的内部矛盾和分裂所切割和定型”，从而浸润于无所不在的权力体系中，通过竞争性的话语构建，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动态多面。美国作为世界第一文化产品出口大国，其内部意识形态分野和种族权力体系便体现这种国家文化身份的内部裂变。

　　本文旨在概略描述和总结体现在本土新闻娱乐文化产业中日益破碎的美国文化身份。诚如著名黑人导演斯派克•李( Spike Lee) 所言，美国本土正在进行一场“文化战争”。斯派克•李在1992 年一本名为《不择手段》( By Any Means Necessary) 的书中说:“现在美国本土正在发生一场战争。别提枪、飞机和炸弹了。从现在起，武器将是报纸、杂志、电视节目、广播和电影。右翼已经( 杀) 红眼了……任何一件不符合政党路线的艺术品都会遭到攻击。这是一场发生在文化战场的战争。”美国文化身份的内部裂变，便是这场“文化战争”的直接后果。本文首先通过描述显现于新闻娱乐业的意识形态之争概括美国内部文化战争的基本内涵。再通过好莱坞院线的黑白大战，揭示身体政治( body politics) 如何成为相关影片的主题和特色。最后以卡梅隆的《阿凡达》为例，说明美国主流社会，在肉体的疲惫中，企图通过超验主义超越种族矛盾，却又端起文化剽窃( culturalappropriation) 的钵盂，落入文化殖民的樊篱。而引发这场“文化战争”的原动力，一言蔽之，便是崇尚竞争的美国社会“胜者为王”的基本价值观。

　　一、信息娱乐业( infotainment) 的意识形态纷争

　　一向标榜自由的美国将精神领域内的多元分裂视为一种常态，一种拘囿于国家主义前提、爱国主义底线的良性竞争。正如罗伯特•麦克切斯尼( RobertW. McChesney，1999) 指出，美国报社编辑在编辑导向上虽享有自主权，但在涉及报社本身事宜的具体新闻事件报道上决不会挑战雇主的利益。通过制度理念上的禁欲苦行和动力行为上的贪婪攫取不断积累起巨大财富，在现实中掌控基础建设和法制金融的新教清教徒势力，用感恩节的假期和大餐所经营的正宗理念和传统精神不断向国民提醒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在美国精神田野上精心营造了一个时尚的多元文化景观，企图将阶级压迫所导致的反抗势能分解到形态各异的意识形态纷争之中。当死刑、堕胎、枪控、同性结婚、LGBT ( 即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及变性人) 权益、新移民运动在社会活动家( activists) 的鼓噪下在美国各地经过一时的风起云涌板结为大众辩论、流行话语的陈词滥调后，反伊拉克战争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激起的社会动荡在表面的声势浩大中显得苍白无力、后劲不足，也在流行中无奈地变庸俗了，使“美国之秋”变成另一场嬉皮士运动。这种集市般的喧嚣、狂欢节一样的发泄，正是当权者所需要并暗中推波助澜的。由此而生的话题一方面具有信息娱乐功能，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一方面也能变成学生演讲和辩论的素材、老师讲课的议题和例证。系统而有节奏的社会运动，剧烈程度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就像“小病不断，大病没有”，帮美国泻了内火。有如轻泻剂( stool softener) ，将流行话题拔升后，以意识形态分野的方式纳入公众话语体系，是美国新闻界和信息娱乐业为当权者( 即控制资本投入的集团) 分化社会阶级矛盾而承担的一项重要职责。

　　同时发挥语言和视觉传播实效，美国主流广播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理所应当地成为反映和引领这些大众话题的传播主体，其主持风格和节目格调往往与各自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倾向密切相关。例如，嬉笑怒骂、讽刺谐谑常常是支持堕胎选择、反对死刑、同情同性恋的自由派主持人的代表风格; 而义愤填膺、冷脸严肃则是反对堕胎、主张死刑、反对同性恋结婚的保守主义主持人的招牌标志。常出现在严肃新闻频道发表时政评论的保守主义主持人如福克斯新闻的格兰•贝克( Glenn Beck) 、比尔•奥雷利( Bill O'Reilly) 、肖恩•翰尼提( Sean Hannity) 就经常成为自由派主持人如HBO 的比尔•马尔( Bill Maher) 、Comedy Central 的乔恩•斯图尔特( Jon Stewart) 的取笑对象。于2011 年6 月30 日从福克斯电视新闻频道退出的前主持人格兰•贝克曾经年薪达三千多万美元，并建立起一个以自己为品牌( GBTV) 的广播电视辛迪加，成为一道美国右翼保守主义“意义领域”( realm of meanings) 的独特风景。对一切宗教持批判态度的HBO 脱口秀主持人比尔•马尔，喜剧演员出身，虽然曾以自由派( libertarian) 自称，但拒绝一切政治标签，尊重科学和理性，主张环保，提倡动物权益，反对伊拉克战争，经常在节目中调侃比尔•奥雷利、肖恩•翰尼提这样的对手。无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主流电视脱口秀主持人，都以相当的收视率为资本，其观众群体倒不一定都是观点相同的支持者，因为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看热闹，或出于对不同意识形态精英言论的好奇。正是以这样的受众心理为基础，这些观点立场针锋相对、话语表达风格截然相反的主持人有时还会互为访客，到对方节目中与对方唇枪舌战。正如丹尼尔•贝尔( Bell，1976) 所说，电视新闻“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追求真实语境的戏剧效果，以满足观众猎奇和窥视欲，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就像在固定的舞台上，长期表现原型角色的性格演员，在提词机前，如数家珍地操演着由各种意识形态所框定的台词。

　　与主流媒体怪石嶙峋的意识形态景观对应的是一股宣扬阴谋论、以互联网为主要平台的印地媒体( indymedia—independent media，即独立媒体) 暗流。结构松散、受各种私募资金支持的印地媒体，就像在公众领域被挤于一隅的色情业一样，是美国社会对公民情趣的一种分化( differentiation) ，满足了大众对诸如“9. 11”、伊拉克战争、次贷衍生金融危机这样的时政话题的深度怀疑和探究心理。虽时常会被主流媒体的个别节目和评论员当作花边噱头拿出来把玩，但各种印地媒体的观点视角一般不会出现在公众媒体的台面上。通过互联网串流影像( streaming videos) 和一些独立发行渠道如电话销售( telemarketing) 发展大量观众，在各种印地媒体中独树一帜的是一些制作近乎专业的阴谋论纪录片，其中最著名的是质疑“9. 11”真相的《零钱》( Loose Changes) 、评介金融界如何操控西方霸权的《时代精神》( Zeitgeist: The Movie) 、揭露西方霸权精英秘密集会的比尔德伯格俱乐部( The Bilderberg Club) 的《新世界秩序》( New WorldOrder) 以及认为美国总统都是各类权力实体的前台代言人的《奥巴马的骗术: 摘下面具》( The Obama'sDeception: Masks Come off) 。这些独立制作、网上免费的纪录片，反映了一批被主流媒体边缘化而不满足主流媒体与当权者暗合的立场和视角的青年人对敏感时政问题的质疑和探究。因为这些媒体编创者质疑的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体制上的虚伪，所以他们所带来的多元因素无法被主流社会所容纳和消化，但其存在的事实和影响力的日益扩大，除宪法第一修正案，还与个体成名成家的欲望，甚至美国敌对势力的暗中支持有关。美国主流社会对后者，因为缺乏有力证据，而几乎一致闭口不提。无论如何，这些被主流当作禁忌的观点，在公民极度自恋的美国，还缺少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普通公民，包括许多年轻人当中，一时还难以引起足够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印地媒体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反思，源于个别编创者和活动家自我表现动力，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美国的文化自恋。印地媒体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在无数次有理有据地暴露出惊天内幕后，日渐成为一种时尚，为我们观察西方社会内部复杂的意识形态格局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渠道和视角。

　　美国信息娱乐业的意识形态风景线就像有新教背景的多元论者( pluralists) 长期以来从被迫承认、接纳到推崇经营的多元文化现实社会里的一个喧嚣的集市( bazaar) ，向世人昭示并推销着自由和宽容的价值观。如果说主流媒体是这个集市中有执照、有铺面的商贩，在叫卖中兜售的是正版话语产品，那么印地媒体则像是无照的摊主，暗中向世人发放的是走私盗版的阴谋论违禁品。而在这个集市外，在更广阔的公众领域( public sphere) ，我们看到的是，具有种族印记的文化表征和文化地盘之争，就像更加惨烈的帮派战争。

　　二、好莱坞院线的黑白之战

　　如果说在这场文化战争中，敌对双方使用的武器是各类媒体，那么武器中的弹药就是体现种族文化表征的身体形象和话语符号。斯派克•李所指的文化战争具有鲜明的种族特征，是60 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延续和深化，体现了黑人对白人压迫，在个体心理自尊和族群精神文化上，所作的进一步矫枉和抗争。在这场战争中，在社会资源上占尽优势的白人，在自身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交织合并中，打着种族融合、民族团结的旗号，采取的是一种绥靖妥协的策略，扮演的是心智健全、宽容大量、遵纪守法的正面人物，一方面让黑人在社会福利照顾下蒙羞，一方面强调文化统一对美国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而黑人并不避讳自己麻烦制造者的形象，在与墨西哥裔的同盟中，通过暴力情节和强力形象，在文化产品的文化表征中，宣扬身体竞争力和生命意志力。如果说白人利用的是新教在美国传统精神中的正统地位和自身在美国社会常识体系中所拥有的有利地位，那么黑人在文化领域所发起的广义黑人美学( blackaesthetics 和black arts movement) 运动，则是利用仍活跃在大众心理深层的生殖崇拜，去开发利用在过去的种族压迫中积累起来的反抗势能，认领兑现由社会公正和人类良知为殖民时代被害者颁发的赔偿性奖金( social welfare and affirmative action) 。上世纪90 年代初，斯派克•李曾就纽约黑白社区青少年发生的激烈冲突提出一个直截了当、与众不同的解释，认为白人觉得生殖器比黑人小，所以他们就忌恨黑人，从而惹是生非、挑起事端。在1992 年受到评论界好评的电影《丛林热》( Jungle Fever) 中，斯派克•李就塑造了一个“种马”式的黑人男性形象，背叛自己的黑人妻子，与意大利裔白人女同事通奸后众叛亲离。在深刻揭示日常生活种族矛盾的同时，斯派克•李通过这部电影展开了一次以黑人男性身体为常规武器、针对美国父权社会白人“大哥大”地位的阻击战。

　　上世纪60 年代至今，在后民权运动时期，美国几乎每十年就要发生至少一次影响深远的种族大骚乱。在此期间，黑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电影人在好莱坞院线展开的身份抗争是对大量由白人主创的族群电影( ethnic movies) 的直接回应。这些由白人导演的族群电影，一方面通过塑造并固化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不安分的暴力形象渲染一种民族危机感，另一方面通过宣扬文化同化和民族融合的价值着意将美国描绘为一个文化统一的理想乌托邦，反映了白人主导的主流社会内部保守和自由的两种价值倾向的交融。前者刻画了一种源于贫民窟的暴力种族文化。后者亦称白人修正主义( white revisionist) 电影，分化肤色不同的其他种族成员，树立接受白人主流价值观的少数族裔良好公民典范( model minorities) ，制造民族统一的幻像，使人相信顽固种族主义偏见和歧视很容易被控制。此类种族电影构成“好莱坞内部东方主义话语( Hollywood's internal orientalist discourse) ”，巩固文化族群刻板印象，将暗肤色族群异类从白人主流社会中区别开来的。在这样的话语内容中，白人被表现为文化上熟知的、亲切的、令人舒服的形象，而暗肤色少数族裔为陌生的、危险的，甚至邪恶的异类。白人为正统、理智、成熟、常态的模范公民，即使偶尔歇斯底里，也是由生活中近在咫尺的暗肤色异类引起的。就这样，在好莱坞院线中，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合力下，暴力、危险的少数族裔因其生就的异类属性成为美国民族融合乌托邦的问题和障碍，是“白人的负担”( white man's burden) ，自己的问题应自己解决。

　　相比而言，由少数族裔导演的族群电影则更多在于戳破这种民族融合乌托邦幻象。他们通过来自最底层、最边缘人群的话语、声乐和形象，站在少数族裔的立场上，塑造各种有血有肉的三维复合体，更真实地反映复杂、残破的现实。在这样种族界线分明的都市空间里形成了一个“暴力熔炉”，其中看不到种族融合和文化同化的痕迹。上世纪90 年代，以多种族贫民窟为中心题材，一批黑人电影形成了一个新黑帮暴力电影类型，夸张地表现暴力、虚无主义、嘻哈文化、高度现实贫民窟场景，是对70 年代“黑人动作片潮( blaxploitation ) ” 的怀旧， 如《街区男孩》( Boyz N the Hood) 、《新杰克城》( New Jack City) 。在这些电影里，贫民窟帮派成员有非洲裔、拉丁裔、亚裔，他们年轻气盛，好勇斗狠，吸毒贩毒。以西班牙裔贫民区为叙事中心的黑帮电影以高度现实手法描绘了一个惨烈而斑斓的新移民世界。弗雷高索认为，好莱坞西班牙裔院线，以与众不同的形式反映了美国墨裔社会现实，讲述真人真事，在一个更广泛的、种族主义统治文化中确定各种形式的美国墨裔文化身份。大约在上世纪90 年代，好莱坞出现两个电影制作群体: 黑色和褐色洛杉矶学派( the black and brown LosAngeles schools) 。黑色洛杉矶学派以社会现实主义为特征，反映黑人贫民窟生活和文化; 褐色洛杉矶学派反映西裔帮派和社区生活，具有独特的地域和族群边缘文化特征。这两个创作群体，都强调美国社会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的现实状况，反对主流电影简单化的民族同化叙事方式，从男权主义和异性恋者的角度，讲述自己的家庭故事。由少数族裔主创反种族融合乌托邦的电影，从文化局内人的视角，展现了美国种族秩序。

　　黑人和白人在文化战争中体现的身体/身份政治是美国当今社会风貌的一个重要特征。民权运动后，白人不断妥协，为黑人扩大社会生存空间，甚至通过广泛的平权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 ，在入学、就业等个人发展问题上将这种妥协制度化。而此时黑人则不断加强种族身份认同，在白人创建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体系中扩展自身的势力。出生在白人家庭、在白人环境中长大、黑白混血的奥巴马，或许因肤色较黑以及妻子是黑人，其种族身份被广大黑人认同，成为黑人在美国文化身份政治中阶段性胜利的象征。早在体育界和商界称雄、身家数十亿的篮球之神乔丹在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之时，竟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飙撒热泪，这是黑人对身份政治极端敏感和重视的一个例证。不管是黑人还是拉丁裔人，在美国文化战( 市) 场上，由于缺少整体体制优势和系统支持，在影像声韵中，只好集中开发和利用具有种族特征的身体形象和动作暴力中体现的原始生殖力，以图通过加强文化认同而拓展文化市场，扩大受众群体。

　　三、《阿凡达》: 肉体疲乏的超验转化

　　2009 年，特效和票房皆达空前高度的《阿凡达》讲述的是一个老故事。这个老故事的各种其它版本如《与狼共舞》( Dance with Wolves) 、《最后的武士》( The Last Samurai) 、《第九区》( District 9) 、《第五惑星》( Enemy Mine) 、《沙丘》( Dune) 等，都讲述了一个白人殖民( 侵略) 者是如何转变为与异族同仇敌忾的反殖民( 侵略) 英雄。这个叙事模式中，总有一个身体受伤的白人，在与异族的交往中，受到异族的帮助，爱上对方，进而转变立场，利用自己的头脑，在与白人的斗争中帮助了异族。叙述者企图利用这种叙事模式对殖民主义进行反思，弥补殖民主义所造成的道义损失。在文化身份认同上，这种叙事模式都体现了置换个体性现实和社会性存在在身份结构中的显性地位而实现精神性超越的一种动态机制——一个白人反殖民英雄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白人。与其它版本相比，《阿凡达》的新意在于主人公在生物存在上完全转变为身体和感觉都比自己优越的异族，并以此为基础发生了精神上超越和升华，使代表善与正义的白人，在斑斓绚丽的银幕场景中取胜后，异化为统领异族的英雄。一向自以为在身体上高人一等的白人这次对一个虚拟世界假想异族的身体妥协，反映出时下美国文化战争中白人一方由于身体疲乏而采取的一种通过转化达到超验的策略。《阿凡达》中，本为典型男性白人的主人公，放弃了自己虚弱的立场和残疾的身体，只带着原本属于个人的经验和欲望，转变为异族首领。让白人保守主义观众感到宽慰的是，这些高大修长、通体碧蓝的异族几乎完全是臆想出来的。而与此同时，现实中的少数族裔却能从那些外星土著暗色皮肤、服饰武器以及氏族仪式中感受到种种文化认同的元素。卡梅隆在《阿凡达》中所表现的对异族身体的崇拜，一方面反映出其本人梦想通过超越自身生物学存在寻求全新生命体验，另一方面，也象征了处于权力中心的白人族群代表，遭遇少数族裔挑战后所呈现的身体疲惫。

　　身体政治( body politics) 是身份政治( identitypolitics) 的一个具体方面，是通过张扬具有鲜明族群表现特征的身体形象和功能，表达族群意志、维护族群利益、提升族群成员自我文化认同。以族群差异为基础的身份政治，在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在娱乐业，成为复杂生产关系和市场开发中的一个重要矛盾和动因。黑人被压抑的生命意志，在上世纪被系统升华为后来成为美国精神标志的蓝调布鲁斯、灵歌和嘻哈说唱乐。而后在现当代奥运精神、职业体育、甚至色情业给美国乃至全球的巨大冲击中，以黑人为代表的暗肤色人种在公众领域展现他们的生命意志，力图在文化表征上从白人殖民者后代的至尊精神中夺回一些自信和自尊。身体政治的动机与受压迫族群的心理解放和自我文化认同密切相关，其结果会是族群整体自信度的普遍提高。历史学家阿瑟•史莱辛格( ArthurM. Schlesinger，JR. ) 在《美国的分裂》( The Disunitingof America，1991) 一书中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者( multiculturalists) 通常都是持各种族群中心论的分裂主义者，满眼都是西方世界的罪行诟病而非西方文明的璀璨遗产。而以黑人美学( black aesthetics)、非洲中心论( afrocentrism) 为代表的少数族裔艺术哲学和社会理论，则在多文化框架中，力图彰显族群意志，强调后殖民批判应不惜矫枉过正( hypercorrection)。在针对少数族裔身份定位的同化论( assimilationism) 、融合论( integrationism) 以及多元论( pluralism) 的争论中，背负殖民罪责的欧裔白种人，在自由派后殖民主义者的矫枉过正自省中，且战且退，在非西方文化的注入中，企图同时汲取创造和公正的能量，却在异族不断张扬的身体自信中，显露出步入老年期的疲劳。这一点象征性地体现在大导演卡梅隆本人和他的电影《阿凡达》中。

　　卡梅隆对异族文化的崇敬态度和对自身文化的厌倦心理体现于《阿凡达》的整体视觉特效和叙事角度中。不同于许多科幻影视作品中狰狞可怖的外星人形象， 《阿凡达》中异星土著纳韦人，身高3 米多，蓝色皮肤，与地球上任何种族比都相去甚远，但修长的体型和敏捷的身手又基本符合当今地球人普遍的审美价值观，具有一叹为观止的身体魅力。纳韦人给观众带来的视觉冲击，主要来自其相衬于壮丽异星风景中自然优雅、灵活伟岸的身型。相形之下，来自地球的入侵者显得羸弱、心机过重，只能生存在复杂科技所创造的人工环境中。剧中主人公杰克( Jake) ，一个半身不遂的海军陆战队老兵，典型白人男性形象，在被转化为带有其孪生兄弟基因的纳韦/地球混血人后，表现出对新肉体的兴奋、满足和痴迷。片中一号反派、地球RDA 集团入侵潘多拉星球项目的行政首脑，白人形象，身材瘦小孤单，代表贪婪残忍，急功近利的企业集团高层。二号反派RDA 私人保安部队的上校，同样白人形象，虽然身体结实，但年岁较大，身上肌肉由于过度锻炼而显得板结僵硬。卡梅隆在访谈中承认，立场定位在被侵略族群一边的《阿凡达》隐含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深刻批判，代表反战自由派进步势力的战争观。电影中甚至还出现2003 年伊拉克战争用于快速制服对手的主导战术—— “震慑和敬畏” ( shock and awe) 这样的词语。这样的叙事角度，表明卡梅隆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白人自由派，对非正义战争给美国国家精神所造成的道德缺损，以及对当权者文过饰非做法的忧虑和厌倦。精神层面的反省，表现于虚拟的自我身体否定，卡梅隆通过《阿凡达》，总结并试图超越美国文化战争中由身体政治所划分的族群界限，最大程度地满足各种文化背景下观众的心理认同。然而，《阿凡达》最吸引观众的，还是其划时代的视觉特效而非这种老套的反殖民英雄来自殖民者的故事模式。相反，这种叙事模式，成为《阿凡达》的一大诟病，表明卡梅隆实际上无法逾越自身的族群感情限制，难以真正反映少数族裔对正效文化认同的精神需求。体制优势、系统支持、个体权威使本身具有自由派倾向的卡梅隆，有机会创造出《阿凡达》这样的巅峰之作，但其自身不变的文化身份和挥之不去的族群情结，却使《阿凡达》同时成为文化剽窃和文化殖民的新近代表之作。《阿凡达》并没有通过超验体验，超越美国现实文化战争中族群界限; 它只是标志性地反映了这场旷日持久文化战争的新阶段——白人当权者在少数族裔的身体冲击下呈现出无奈的疲惫，企图在身体妥协的同时力争一种道德平衡，使自己的族群代表成为正义化身。

　　结语: “胜者为王”是美国文化战争的动力源

　　丘吉尔说: “历史由胜利者撰写。”如果说“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西方世界所推崇的普世价值，成为世界霸权话语权体系中的固定框架，那么“胜者为王”则是西方社会普遍认可的实际社会准则，也是选举制的基本逻辑起点。而崇尚竞争的美国社会，对于胜利者权威的极端推崇和认可，使得求胜心理提升为一种意识形态( winning as ideology) ，成为“自由、民主、人权”道袍内真正的普世价值。如果说，“自由、民主、人权”是一种结构性价值观，求胜作为意识形态则是一种源动性价值观，是驱动美国内部发生在白人主流和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之间的这场文化战争的原动力。在后民权运动( Post - Civil Rights)时代，在美国不断加大力度的社会保障中得以休养生息的黑人，在获得重大阶段性胜利后，却疏远了其他少数族裔的联系，形成并加强了族内等级分化。被称为新民族主义者( neo - nationalist) 的斯派克•李，在总结文化战争特点时强调的是种族，而非阶级或性别。美国文化战争受社会达尔文主义“胜者为王”生存准则左右。个体成功在文化表征上，能给个体所代表的族群带来一定的安慰。意识形态分野和族群地位之争是美国文化战争的主要特征。

　　发生在美国内部的文化战争，虽不像南北战争那样狼烟四起、白骨遍野，但两者却具有一定的渊源，甚至一脉相承。在信息娱乐业喧嚣的集市上，各类带有意识形态烙印的话语叫卖，可以沿着保守和自由派两个主要枝干，追溯到内战时期白人统治内部对奴隶制的不同态度。黑人在文化战场，针对白人主流的阻击战所倚仗的斗争势能，则来源于他们祖辈在殖民时代奴隶制枷锁下所受到的压迫。当代美国非洲裔与他们的作白人奴隶的祖先最直接的联系是他们身体中的基因，因此身体成为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在文化战争中，展开身份政治的主要战略武器。以新教清教徒为首的白人，在印第安人的领土上，依靠奴隶和苦力的体能和耐力，建立起美国的多元文化现实。白人当权者在后殖民时代的反思潮中，具有讽刺意味地表现出一种身体上疲惫，从而企图在族群的夹缝中，背负他们自己所推崇的社会公正( social justice) ，实现一种道义自尊的超验式升华。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涉及爱国主义底线，美国就像一个眷恋自己水中倒影的超级自恋狂。2010 年奥斯卡最佳影片之争，卡梅隆败给其前妻或能说明美国这种自恋倾向。尽管《阿凡达》在世界各地赚得盆满钵盈， 《拆弹部队》却能带来更多安全感。可以说，在爱国主义坚壁硬壳中，美国的这种文化“内爆”激发并聚集了大量创造能力，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文化大国。“知人之智”可以转化为“自知之明”。深入考察和全面认识美国文化的内部纷争，对于提高中国自身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