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同样没有平等，也没有民主，自由与平等是民主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民主的实质。美国社会制度的基础是自由第一原则，经济上容忍不平等，而且认为经济不平等正是政治自由与机会均等基础上自由竞争的结果。反之，如果试图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对经济不平等的现象加以任何干涉，事实上都是对政治自由平等原则的违背和侵犯。但是，问题是经济不平等反过来能够确保政治自由与民主吗？因为经济不平等必然导致经济垄断与经济强势，由此必然影响政治上的平等与民主，这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制度设计中的一个悖论。

事实上当美国社会成为跨越种族、族裔、性别和其他排除形式的障碍而成为更加个性化的实体时，它同时也蒙受了日益增长的收入和财富差距的“阵痛”。一方面，差距不仅存在于穷人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而且也存在于享有特权的专业人员、经理和企业所有者之间。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仅仅停留在靠夫妻双方劳动而不困难的境况之中。许多黑人，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和充当家长的妇女已发现他们本人缺乏根基。例如，在公立学校里存在着由于收入和种族原因而被分离的现象。与此同时，富人和超级富人也变得如此之多，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确，美国最富的1%的人不仅脱离了穷人，而且也脱离了中产阶级。美国经济不平等增长的现象已被广泛研究并获得重要成果。完美的收入平等应当意味着五分之一的人口获得20%的国家收入。

无论如何，2001年，最富有之五分之一的人口得到了47.7%的家庭收入;中产阶级(三分之一和五分之四)分别获得了15.5%和22.9%，而底层的五分之二只获得了不足10%。(21%的家庭收入落入最高5%人口的手中。)简而言之，最富有的20%的人口获得了国家收入的近一半。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杰弗锐·A·温特更加详细地讲述了类似的故事：自1993年以来，美国人的实际工资和家庭收入已落后于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大部分已停滞。然而，以此同时，处于顶端的人却无比成功。结果显然是加剧了不平等。

从整体上讲，美国300000个顶端人物几乎得到了与1.5亿底层人民一样多的收入。这一顶端集团的每个纳税人得到的收入是一半底层人民平均收入的440倍;1980年以来，其差距几乎增加了四倍。

这种经济不平等的明显增长可以以工厂工人与公司首席执行官(CEO)工资之间的巨大差距予以描述。1973年，重要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是工人平均工资的27倍。然而，到2005年，当工人的平均工资为41861美元时，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则达到10980000美元，后者是前者的262倍。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关于顶端人物内部收入的故事;他们之间的差距也是十分引人注意的。2006年，3个从事投资活动的经理，每人带回家的钱都超过10亿美元。这样，首席执行官平均1000万美元的收入与他们的相比，就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3个经理的收入加在一起是44亿美元。其中最高的是詹姆斯·西门士，17亿美元，接下来是肯尼思·格里芬和爱德华·拉波特，分别为14亿和13亿美元。25个顶端期货交易经理2006年总共收入140亿美元，比约旦或乌拉圭的国内生产总值还高。更令人吃惊的是，2007年，投资公司经理的收入状况更加漂亮：25个顶端人物的总收入从140亿美元，一跃而升为220亿美元，最高的前5位每位拿回家的工资都超过10亿美元。

经济上的不平等自然影响政治上的所谓自由与民主，因为权力的分配与贫富有关，一方面权力关系决定贫富地位，另一方面经济上的贫富影响权力结构。对此美国杰弗锐·A·温特和本杰明·帕治两位学者分析到，金钱-收入可以轻易而直接地转化成政治权力，而且是以1︰1为基础而转化的：双倍的收入产生双倍的之职权力。美国学者对美国政治问题的一些研究表明，在美国一小批寡头采用种种形式，对联邦政府政策的抵制和正常活动施加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形式首先是游说，众所周知，最近几年，美国全国范围的游说活动，尤其华盛顿特区“K街”的组织进行的，已经变得相当专业和不惜代价，这对既有能力又有欲望投入大量金钱的人——包括一小批寡头，不啻是一个有力推动。谁都知道，华盛顿的游说者和游说组织对作为整体的美国人口而言并不具有代表性，但他们许多人是为企业和专业人员集团效力的。

例如，商业圆桌会议、美国商会以及全国制造商联合会等组织都可以被称为美国大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的代表。这类公司还经常拥有以它们自身为基础的代表权。中等公司也进行游说活动，他们虽然没有医生或律师等专业人员组织，但它们有时也可以分享寡头的意愿和服务。寡头影响的特别场合或许涉及一般认为具有“政策计划”活动特点的领域。巨额财富的拥有者被妥善安排，把大量的金钱投入以政策为方向的基金会和智库，资助学者及其著作的出版使与寡头集团友好的政策思想与决策者交流。

其次，是对选举的冲击，美国政治家西姆波尔·达温斯的《中间选民》模拟使其他许多政治家确信，两党选举对选票的竞争保证了决策的民主控制。然而，这种模拟却排除了金钱或利益集团影响的可能性，并且对普通选民显而易见的力量作了最大估量。在现实世界，投票率是倾斜的，并且可以受金钱和组织的影响而发生重要变化。投票经常以候选人的影响为基础而变化，而形象又特别服从于昂贵广告所起的作用。候选人和政党关心的是与政策有关的大量问题。

就这些理由而论，其每一条都可以期望金钱对选举结果产生的影响。实验结果证明了这种观点。事实也已相当清楚，大量的金钱对试图进入众议院的人而论，一般都是必需的。参议院和总统的选举更是抛金撒银的事情，以至于成功或许完全是以集资为基础的。不妨，让我们举例加以说明。2000年，美国的选举花了10亿美元，2004年就增长至40亿美元。事实上，巨额捐款来自小小的“捐款阶层”，其占全国人口1%左右，但其捐款数量约占竞选用款的80%之多。的确，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在因特网上集资获得极大成功，显示了竞选“献钱”的民主化。

然而，事情也并非像善良人所想象的那么惬意。竞选初期的金钱主要是靠“华尔街”，而大宗的捐款者始终是重要的;即使在因特网上所集资的大部分也反映了大宗捐款仍然是富有者提供的。奥巴马竞选经济小组的罗伯特·拉宾等人对富人也没有像暴风骤雨那样吓人。无论如何，最大的竞选捐款者也并非是无目的地胡乱扔钱的;他们实际上是希望从政治上获得某种回报的。他们希望的或许是与其财富的增长具有密切关系。虽然从全国抽样调查资料并未发现大宗捐款者的政策意愿与普通美国人的有什么不同，这或许是因为调查者并没有关注富豪关心的重要问题吧。

实际上，最富有的人与多数重要捐款者在其关心的问题上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大宗捐款者或许能够在关键问题上坚持将其地位的提升作为行动条件。优选人和政党或许是了解了他们提出何种倡议才有可能得到金钱的。对政治家而言，倘若金钱摧生选票的影响超过任何让与的效果，与其说任其损失选票，毋宁说采取关键的“依富”立场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其三，是舆论的制造，在美国任何人都拥有充分理由而相信，在一定条件和范围之内，机敏投入的金钱可以使不好的舆论向公民感兴趣的方向转移。当信息氛围缓和争论的强度时，集团舆论明显的能量可以达到敏感的结论;在一定条件下，即使是“理性的公众”也是可以被愚弄的。这类事情在精英的沟通是坚如磐石时，尤其容易发生。

许多学者都是了解，大众媒体的内容既可以影响公众思考什么，也可以影响他们如何思考。公众的议事日程受影响，初步决定被激励，认识被改变，而集体政策意愿也会受到以电视、出版社团和因特网为基础的前述诸项内容触动的。这也为对威胁寡头之候选人的污蔑、传播政府的不诚实、对政府主观意图的改变以及使建议精髓模糊不清等行径创造机会。对媒体的研究最重要和最易复制的发现之一是，官方的来源——尤其美国总统及其政府——往往可以主宰大众媒体的政治新闻。多数美国人在多数时间不得不依靠官员对世界和国内政治问题提供的事实和解释。就被选官员或范围而言，对公共舆论是由寡头集团间接制造的认识似乎是合理的。更直接地说，寡头集团是可以通过广告和友好或被收买的通风报信者而妥善安排信息竞争的。对一些与特别机制有关的案例研究表明，公共舆论或许是被操纵的。

例如，一个令美国许多人都痛心的例子——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就是在误导情报并给公众造成不正确认识情况下进行的;其显然证实，官员华而不实的言词是确实可以操纵舆论的——尤其在对外政策上，因为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经常是复杂的，距离普通公众较远并且是服从于由执行官员控制的核心信息的。的确，代表美国寡头集团利益的任何舆论的制造都更像是在缓慢、隐蔽和很难脱离时尚环境下发生的;包括通过前述计划机构和基金会、智库、志愿帮腔的学者以及传递信息的人员等都拥有长期影响;日益集中和公司所有媒体的少数对平等经济理念采取的同情立场以及美国教育体制的辅助作用也是不能排除的。把符合定义的证据汇集起来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涉及具有如此长期说服效力的存在与否。

其四，是利用宪法的有利原则，就富人寡头集团的政治影响而论，它充分利用了美国宪法有利于其经济和政治实力发展的原则。宪法的制定者相信，宪法是以各种形式保护私人财产的。宪法的第一条第十款规定，禁止印刷可以导致通货膨胀的纸币或削弱契约效力之规定的责任。第四条第四款规定，对政府共和形式的保障或许设想防止州内发生任何激进的革命。最主要的是，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禁止联邦政府在没有“由于法律程序情况下剥夺任何人的财产”以及在“无补偿”的情况下没收私人财产。这样，完全补偿的重新分配毕竟是无法想象的了。

毫无疑问，美国宪法为被任命法官提供的是，让他们始终如一的是以保护财富的种种形式解释和执行宪法以及其它成文法。的确，可以认为，联邦最高法院的首要使命之一就是在多数历史阶段维护进步的。并且保护个人所得财富。那么，最高法院和底层法院法官的任命或许对寡头对关键与财产有关问题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步骤。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法官的任命中起了部分特殊作用，而众议院在一般立法工作中也扮演了类似角色。即使在与其说选举参议员，毋宁说被任命的参议院之早期宪法体制消亡之后，世俗、以州为基础对参议员的任命及其少量成员也已保证，它是很难代表作为整体之美国人民的。

参议员的选举，包括参议员的选举都是受金钱驾驭的。他们经常是以亿万富翁候选人(或得到亿万富翁支持的候选人)的胜利为结局的。然而，不管他们是否认识到，他们对最富美国人的观点采取特别赞同的立场。或许，最重要的是宪法对联邦主义和“分权”的基本安排提供了多个否决场合;在这些场合，对安之若素寡头集团现状的任何严重威胁都可以被阻塞。

经济学家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强细分析论述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如何导致极权主义的产生，但是，殊不知经济的自由竞争与由此导致的经济上的不平等结果，同样会形成经济强势与经济垄断，这种垄断势必影响政治的自由与平等，成为另一条通向奴役之路，对此看一下美国的历史与现状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作者原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现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