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称，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等人所指出的，严重的内在不平等问题需要得到关注。骚乱分散了人们对于这些不平等问题的注意力，而它们给美国城市带来的压力要大得多。
警察暴行司空见惯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5月1日刊登文章说，巴尔的摩市市长斯蒂芬妮·罗林斯-布莱克在听到格雷的死讯时正在教堂。她说，她“立即”就明白，这绝不会是这座麻烦不断的古老城市又一位年轻人令人痛心的正常离世。就像奥巴马总统在格雷死亡后说的那样，黑人死在警察手中已成为美国“一场缓慢滚动的危机”。
据 《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说，这座城市从2011年到2014年底向100多位警方暴力执法受害者支付了近600万美元的和解费。受害者中有青少年，有26 岁的孕妇，甚至还有87岁的老妪。格雷不是在巴尔的摩警车中脊柱严重受伤的第一人。杰弗里·奥尔斯顿2004年因乘警车造成颈断裂导致瘫痪后将这座城市告 上了法庭，并获得胜诉。唐迪·约翰逊在押期间脊柱受伤，两周后死亡，其家人于2010年提起了类似的诉讼，并获得胜诉。在巴尔的摩的俚语，被押上警车被称 为是即将开始一趟“粗暴之旅（rough ride）”。
当警察的暴行司空见惯到都有了自己的行话时，这座城市就有麻烦了。在这座城市的许多街区，满是年久失修的房屋，关门的工厂，在那里，除毒品贸易外几乎没有机会，对警察的惧怕要多于信任，而格雷被捕、骚乱开始以及那幢被烧毁的在建的低收入老年公寓所在的街区正是这样的街区。
种族主义异常严重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4月30日报道，巴尔的摩的非洲裔美国居民不但经常面对犯罪和治安问题，而且常常遭遇不公正和种族主义的执法行为。
许多城市部分地区的情况相当严重。前亚特兰大市长雪莉·富兰克林对记者说，如果容忍它们，就是在容忍一触即发的混乱。
她说：“这不只关系到警察使用暴力。这关系到一个不解决年轻人需求的体制。他们是在不加掩饰地发泄，而警察暴力问题只是他们对自己被忽视感到失望的一个催化剂。”
如果富有的白人家长发现他们的孩子铅中毒、被分到差学校、得不到任何成功的机会、很可能进监狱而不是大学、被警察骚扰有时甚至被打死——我们也同样会听到抱怨和抗议。他们应该大声抗议，任何肤色的家长都应该以和平但大声的方式抗议这样的不公。
几个月来的警察暴力执法事件触及了棘手的种族主义潜台词，但目前还不确定的是我们是否从中吸取了教训。
贫困青年感到绝望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4月30日刊登文章称，格雷的葬礼后巴尔的摩发生骚乱，这并非完全在意料之外。对于在巴尔的摩以及其他经济困难的城市环境中生活的人来说，经常能见到这种对不公正的强烈抗议。
1965年和1992年在洛杉矶、1967年在底特律、2014年在弗格森，还有1968年在巴尔的摩，我们都目睹过这种情况。虽然诱因或许各不相同，但根本原因都一样——长期处于劣势以及普遍的绝望感。
贫 困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但贫困如何影响年轻人的希望和幸福感并不是相同的。与尼日利亚、印度和中国城市中心的年轻人相比，巴尔的摩青少年的健康状况更 糟，而且生活前景更悲观。这是我们去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的结论。我们在研究中将巴尔的摩青少年的困境和态度与生活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尼日利亚伊巴丹、中 国上海和印度新德里这些城市中处于经济劣势的人进行了比较。
研究发现，伊巴丹和上海的年轻人比巴尔的摩年轻人对社会的态度更积极。巴尔的摩和约翰内斯堡的青少年目睹社会暴力的频率最高，而社会凝聚感最低。
还存在其他一些显著的差异。在我们研究的5个城市中，巴尔的摩和约翰内斯堡青少年的健康问题最为突出，包括受侵害、性暴力、药物滥用、抑郁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程度高。重要的是，这两个城市的青少年都对所在社区的印象最差。
尽管与全世界城市贫困地区的年轻人相比，巴尔的摩年轻人经历了类似的物质衰落，但他们对环境感觉更糟糕。这或许表明，目睹社区暴力以及较低的社会支持感对于决定贫困城市环境中青少年的健康和幸福起到尤为重要的作用。
这种缺乏社会支持感延伸至执法领域。触目惊心的是，在我们的研究中，超过80%的巴尔的摩年轻人对警察部门、司法体制、整个政府还有其他政府当局信任很少，或毫无信任可言。
物质衰落、暴力、缺乏支持感和信任感是引发巴尔的摩骚乱的一些根本因素。虽然种族歧视在美国不再合法，但经济歧视与“只限白人”的标识具有同样的影响。
真正的危机不是在街头持续一夜的年轻人骚乱，而可能是某种更不可原谅的问题——对基于肤色和地区而长期拒绝给予人们平等机会的系统化做法感到盲目自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