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
张文木
笔者按：2016年12月6日晚在英国电视台ITV播出居住在英国的澳记者约翰·皮尔格拍摄的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据英国《每日星报》12月4日报道，这部纪录片认为，由中美引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成为现实，因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正在动员一场大规模的毁灭性战争。美国试图挑起与中国的战争，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已“不再不可想象”。
英国在这个时间设置中美战争议题，这使人联系到1973年，尼克松访华中美联手后，英国历史学家与池田大作以挑动中美冲突为主旨的那次对话。
事实上，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者，同时也是被剥夺者：其海外利益不仅没有在战后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还遭到美国联手苏联的变相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成了英国推行其外交战略的新方式。丘吉尔开始报复美国，用“捧杀”策略诱使美国与苏联、中国冲突并以此消耗和拖垮美国；与此同时还要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使英国“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这些外交目的潜藏于汤因比历史研究之中且依稀可察。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英国人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是比较圆熟的。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而我们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做好准备。
本文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3期。收入张文木专著《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99页。
目录
一、帝国时代的英国传统外交及其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
（二）汤因比开始写作《历史研究》时英国面临的世界形势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帝国利益
1．地缘政治
2．意识形态
二、英帝国的衰落与汤因比历史观的变化
（一）被剥夺的胜利者：英国衰落喜悲剧
（二）汤因比研究结论与衰落后的英国外交策略同步变化
三、1973:“尼克松主义”的出现与汤因比历史理论的调整
（一）主张英日向大陆靠拢以摆脱美国
（二）将“捧杀”对象从美国转向中国
（三）暗示“黄祸”将起，英日联手挑拨中美冲突
（四）爱的呓语
四、汤因比所肩负的“特别文化使命”及其学术评价
（一）“君子报仇”
（二）英国对美国“请君入瓮”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肩负着“特别文化使命”
（四）汤因比的学术研究远离真理
五、经验总结
[内容提要]本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帝国的兴衰追踪分析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结论的变化，认为汤因比的学术生涯始终贯穿政治，其学术研究肩负着英国的“特别文化使命”，是为英国外交利益服务的。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者，同时也是被剥夺者：其海外利益不仅没有在战后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还遭到美国联手苏联的变相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丘吉尔开始报复美国，用“捧杀”策略诱使美国与苏联、中国冲突并以此消耗和拖垮美国；与此同时还要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使英国“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这些外交目的潜藏于汤因比历史研究之中且依稀可察。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英国人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是比较圆熟的。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而我们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做好准备。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是当代影响较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比较能代表汤因比学术思想的作品是他于1934～1961年间陆续出版的12卷长篇著作《历史研究》、1952～1954年主编，出版的11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1]和以其1972年和1973年两次在伦敦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进行的对话为基础整理出版的《展望21世纪》。笔者认为，贯穿汤因比史学研究的不主要是学术而是英国的外交战略。
一、帝国时代的英国传统外交及其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缘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这两部多卷本巨著的出版分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段。[2]在这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内，英帝国先后经历了存在、战时消耗和战后解体三个阶段。英国这瞬间大起大落的国运变迁不能不影响此间的英国的意识形态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结论。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了欧洲各国国力，同时也加速了美国和苏联的崛起，这使欧洲各国政府意识到其世界殖民霸权的危机，危机感使它们开始注重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将意识形态输出列入国家外交战略目标，“心理战”的提法此间也为学界普遍接受。[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意识到“它在创建一个帝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明”，并表示对这种“创建文明”的活动加以支持。[4]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British Council for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5]成立，负责推进英国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6]。此后，对外文化推广从自发的民间行为被纳入为配合英国外交目标而开展的自觉的有组织的国家行为。1940年英国政府将“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直接更名为“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这个委员会表面上看是一个独立运行的民间机构，但它是“一个政策性十分强的机构，其工作重点及使用资金和援助的方向完全取决于英外交政策的取向”[7]。为了加强引导，1943年底，英国外交部内设“英国文化委员会事务科”(British Council Section of the Foreign Office)，1945年，第二次大战即将结束，为了加强战后舆论战的准备，英国外交部将该科升格为“对外文化关系司”(Cultural Relations Department)。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后，将英语传播“置于文化外交的优先地位”[8]。似乎不是巧合，也就在“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年(1934年)，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开始断断续续出版。
（二）汤因比开始写作《历史研究》时英国面临的世界形势
汤因比在从事这12卷本著作的前6卷写作时，英国仍保留着世界帝国的大国地位，那时的世界体系是由欧洲人而非美国人确立和主导的。关于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正确地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9]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这时的美国还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其国力已在希特勒德国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此间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如何保持英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10]同年11月，丘吉尔利用伦敦市长举办的宴会发表讲演，向英国人民作出领土承诺：
我还要在此明确宣布一点，以免有任何地方会产生任何误解。我们决心保住我们自己的所有。我担任国王陛下的首席大臣，决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清算破产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需要有人来承担这一任务，那就另请高明吧。[11]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帝国利益
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历史观分英帝国时代和帝国解体后两个阶段，在不同阶段中汤因比的历史结论是不同的，但与同期英国的外交战略是一致的。
1．地缘政治
英国人在与欧洲大陆长期交往的经验中知道，地缘政治的对称型破碎是欧洲大陆政治大规模持久动荡和英国保持操控欧洲大陆均势天平的关键。1936年3月丘吉尔在议会下院讲演中说得直截了当：
请注意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是哪个国家想要称霸欧洲。问题并非是西班牙，还是法国君主政体，还是法兰西帝国，还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这与统治者或国家无关；而完全在于谁的力量最强大，谁是潜在的霸道暴君。因此，我们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亲法或者反德。如果形势逆转了，我们也会同样被说成是亲德或反法。我们遵循的是公共政策的法则，而非根据形势的偶然变化或在其他情绪以及诸如此类的因素支配下采取的权宜之计。[12]
1915年，当时只有26岁的汤因比进入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他还于1919年代表英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此后，汤因比的仕途引人注目，以至阿道夫·希特勒于1936年授予汤因比帝国总理勋章[13]。1939年至1943年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事务研究部主任，1943年至1946年担任外交部研究司司长。在这段时间里英国政府开始将对外意识形态宣传纳入外交战略的轨道。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鉴于当时的身份及相应的工作任务，可以推测，汤因比此时从事如此巨大篇幅的《历史研究》的写作，若没有国家人力财力支持是难以——与马克思写作和出版《资本论》比较——完成和出版的，而要得到国家的支持，那就不可能不服务于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
欧洲政策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部分。汤因比不会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中，最先毁灭的是地缘政治破碎地带的中亚巴比伦；同样也正是地缘政治的对称型破碎特征才使欧洲大陆成了世界政治的火药桶，并使英国有了成功操纵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法则”。对此，他不直说，而是在《历史研究》第三卷中以意大利为例间接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势力均衡是一种政治动力系统，只要一个社会表现为许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它必然发挥作用。意大利社会与其他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差异就在于它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组成的社会。把意大利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事业是在某一个城邦的领导下完成的，无论是哪一个城邦都会极力确保自己的地方自决权力，这样对意大利世界局部权力的追求同时导致了意大利的众邦林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势力均衡法则就以一般的方式发挥作用，即按照政治权力的每一个衡量标准：领土、人口、财富，把众多城邦平均权力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任何城邦如果企图把自身的权力提高到普遍存在的平均水平以上，立即就会成为一个受攻击的目标，必然受到来自整体内部其他所有城邦的压力。势力均衡法则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众多政权的中心压力最为强大，在边缘地带最为弱小。
汤因比最后一句话的前半句说出了欧洲大陆内部矛盾重重且不可调和的原因，后半句说出了英国能够操纵欧洲大陆的原因。他继续写道：
在中心地带，任何政权试图扩张它的势力立刻就会招致周围政权的猜忌和迅速回击，为了方圆不过几里的领土主权拼个你死我活。相比之下，在边缘地带，竞争就不会那样激烈，较小的努力就会确保有较大的效果。美国能够毫不费力地把它的势力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俄国能够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太平洋，然而法国和德国竭尽全力也不能完全占有阿尔萨斯和波兹南。[14]
尽管可以间接——大概是为了避嫌——读出，汤因比显然还是在这里把英国能够操纵欧洲的原因回避了。汤因比写《历史研究》第三卷书的时间是德国希特勒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这时，英国最重要的外交目标是确保英国的世界帝国的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长期保持大陆政治，尤其是欧洲大陆政治的破碎化。为此，汤因比在此时段的研究结论多集中于否定“大一统国家”，其目的是阻止希特勒将欧洲结成统一的板块，以确保英国得以控制欧洲大陆政治的“势力均衡原则”——这一点与丘吉尔同期的上述想法是一致的。汤因比说：
不同时代和地区的歌颂者看到的只是大一统国家风光无限的外表，实际情况远非如此。[15]
在大多数情况下，大一统国家的国民不仅欢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还相信大一统国家是不朽的。这种信念不仅在大一统国家显然已经濒临解体的边缘，甚至当它彻底覆灭之后，也依然挥之不去。这样，大一统国家制度以“幽灵”的方式借尸还魂，例如，希腊罗马世界的罗马帝国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借尸还魂为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大一统国家乃是“乱世”之后的一次复原过程。[16]
汤因比便以拿破仑为例说：
拿破仑的使命就是要为处于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心的城邦的次社会提供一个“次统一国家”。而统一国家的作用就是要为受到长期侵扰的社会提供安宁。受到不断变化的革命观念激发的统一国家在名称上就是一种矛盾，用长号来演奏催眠曲。不能够把“法国革命的观念”的作用设想成镇静剂，可以使意大利人、佛兰芒人、莱茵兰人和汉萨同盟者接受它们，从而服从于法兰西帝国缔造者的支配。恰恰相反，拿破仑法兰西革命的影响却带给了这些停滞不前的人们一种激励和震动。这一震动把人们从蛰伏状态中唤醒了，激励着他们起来推翻法兰西帝国，作为新生国家在现代西方世界中取得一席之地而迈出的第一步。因而拿破仑帝国带着它自己必然失败的普罗米修斯种子，不能为衰落世界发挥统一国家的作用，而这个衰落的世界在早已过去的辉煌时代曾经产生了佛罗伦萨、威尼斯、而鲁日和吕贝克这些杰出的城市。
拿破仑帝国无意中完成的实际任务是把中世纪舰队抛弃的已经搁浅的帆船牵引到西方生活竞赛的潮流中来，同时刺激那些无精打采的水手，使得他们更易于航海，即使拿破仑在城市国家范围(我们认为这个范围是他合适的活动领域)之外没有挑起民族国家——英国、俄罗斯和西班牙——间无法压制的敌对状态，法兰西的这种实际行动也将是短暂和不讨好的。[17]
这最后一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大一统国家乃是另一场“乱世”的开始，这等于什么也没说。人出生的结局是死亡，这是一个事实，但如果我们由此提出“生是死的原因”之类的命题，那就失去了意义。同一个问题，汤因比专揪着“大一统国家”的负面问题说，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至少也是不客观。
但对于英国造就的“大一统”印度和与英国无利害关系的“大一统”中国，汤因比的笔触则要欢快得多。关于印度，汤因比写道：
可以说明这一明显反差的统一国家一个是罗马帝国，它为希腊世界提供了本地的统一国家，另一个是大英帝国，它为印度文明提供了外来的统一国家。甚至在它不能以较好的效率来履行自己职能时，在它处于明显分裂时期，我们都可以收集到许多词句来说明，晚期罗马帝国的人民对它的制度是如何的爱戴和尊敬。也许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颂词是公元400年时，亚历山大里亚的克劳狄安用拉丁六韵步诗写作的一段诗歌。
她比其他的征服者更知道夸耀
轻轻地，她的俘虏都被吸引到她的身旁；
是母亲而不是情人，她把所有的奴隶都变成了亲属
所有的国家都汇集到她的羽翼之下。
要不是她慈母般的统治，
公民权怎能遍布人间的大部分土地？
要证明大英帝国在许多方面拥有比罗马帝国更有善心、更仁慈的机构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要在印度的任何一个亚历山大里亚找到克劳狄安却是很困难的。[18]
在这里，汤因比以古托今，无非是说，欧洲国家中只有英国才有资格搞“大一统国家”。汤因比借用克劳狄安的诗婉转地赞扬英国建立的“大一统”印度，“她把所有的奴隶都变成了亲属”。事实上，英国为了长期统治，在将印度版图整合一统的同时，也将印度内部有目的地进行了“碎化”政策。自1939年始，英国将其直接统治下的印度(称英属印度)分为13个省，其中包括缅甸。而印度王公统治的土邦却被分为约600多个——这几乎是法国黎塞留肢解德国以保障法国在欧洲大陆主导地位的手法的再版。据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提供的材料介绍，“其中有15个可以认为是主要的土邦。最大的是海得拉巴、克什米尔、迈索尔、特拉凡哥尔、巴罗达、瓜略尔、印多尔、柯钦、斋浦尔、佐德浦尔、比加尼尔、波保尔与巴的亚拉。跟着就是许多中等土邦，最后是几百个很小的地区，有些在地图上并不比针尖大。这些小土邦大多数是在加提雅瓦尔、西部印度与旁遮普”，这种土邦在英国严密监督下存在着，占整个印度面积的2/5。英王统治下的印度虽然是一个由英国统治的庞大殖民地帝国，可是，印度其实是分为英属印度和土邦印度两部分，造成了奇特的国中之国的现象。[19]马克思说：“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20]如果我们读一下对英国殖民政府比较亲近的印度独立之父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21]和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及相关论述，就会发现汤因比并没有说出事实的真相。
中国历史更是一部典型的“大一统国家”范本，中国是上下五千年的世界历史中唯一保留且至今仍充满着活力的大国，尽管有“乱世”，但“治世”的历史要长得多[22]，汤因比没有解释这样的例外，相反，几十年后，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他对大一统中国却赞美有加：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而且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和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华王国”。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23]
汤因比在“大一统”问题上，怎么会有“双重标准”呢？这是由于中国的大一统与欧洲的大一统相比较于英国无大不利——这与日本更喜欢大陆中国分裂而不在乎欧洲大陆是否统一的道理一样。[24]为了掩饰其阻止欧洲统一的目的，汤因比摆出一副超然姿态：
英国在百年战争中失败以后被迫收敛了企图征服欧洲大陆的野心，像荷兰一样，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击败了西班牙天主教的入侵。从那以后直到1914～1918年战争，始终奉行的是避免介入大陆事务的政策，毫无疑问，这项政策一直是英国外交政策基本的、永久的目标之一。[25]
汤因比这一反话正说的论述，说明了英国放弃直接介入欧洲大陆的历史原因，由此深入，也说明了保持欧洲破裂是英国得以不直接介入而又能主导欧洲大陆政治的关键。汤因比让英国人不要忘记：欧洲大陆无法征服，英国要想主导欧洲事务，就必须在地缘政治上尽力保持欧洲大陆的破碎性。
2．意识形态
除了上述地缘政治的目标外，在外交上，英国长期实现世界霸权的另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意识形态输出内外有别：对内崇尚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实验主义[26]——这种思想很接近中国的“格物致知”“实事求是”，对外则尽可能多地输出近乎宗教的和平主义。
英国人用血与剑崛起并向世界扩张，但为了保证这种扩张的成功，英国人向外推销一种让对手国家和人民放弃武装的“和平”哲学。他举了大量失败的例子——比如亚述帝国、查理曼帝国、帖木儿帝国等[27]——是为了“足以证明持剑的救世主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28]。今天我们只看到西方人用“普世价值”忽悠倒了苏联，其实，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也将这一手法运用于对付包括欧洲大陆在内的世界。他先告诉英国统治者：
普世教会乃是导致大一统国家衰落的社会毒瘤。[29]
在经济领域，现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实力表明了“分娩”阶段的普世教会留给新兴文明的最重要的遗产。[30]
这是在告诉英国统治者，普世价值是打败“大一统国家”的妙方，是西方世界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不能忘记的“重要的遗产”。然后，他又掉过头来告诉英国的对手国家：
追随上帝，永远不会令献身上帝的心灵失望。仿效凡人，哪怕是被奉为神明的人，也往往会带来幻灭感，只要“效法基督”，就可以避免仿效罪孽深重的世人必然带来的悲剧。[31]
18～19世纪欧洲的传教士来到北美宣扬的就是让印第安人放下武器——这与后来英国在印度和南非推销的甘地和曼德拉的和平主义十分相似——的“和平”意识[32]。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以赞许的口吻说：
从1762年匿名的特拉华先知到1885年在内华达州出现的沃夫卡，一系列的先知都宣扬和平，极力主张他们的信徒放弃他们使用的所有从白人敌人那里获得的物质技术“进步”，[33]从不使用火器开始。他们宣称如果遵从他们的教义，印第安人注定会在现世天堂里拥有福佑的生活，在天堂里他们可以同自己的祖先的灵魂汇合，而印第安红人救世主王国是不会被印第安战斧征服的，更不用说子弹了。[34]
然而，印第安人在放下武器之后，便被欧洲血洗灭族了。1500年，居住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有150万，到1865年时，除阿拉斯加外，美国的印第安人锐减到38万。而按汤因比的说法解释就是这只能怪印第安人还不够“和平”，对西方的普世上帝理解得不够。他说：
我们无法说出接受这些教义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对这些蛮族武士来说，这些教义太难理解也太高深，但是当微弱的光线照在黑暗而狰狞的世界里，我们在原始人们内心捕捉到引人注目的天赋基督教精神的闪光。[35]
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我们已经凭经验完全可以证明的那条古老的真理：“持剑者必定死于利剑之下”。这是一位救世主说过的话，他曾经以此为理由，命令一位信徒收起刚刚举起的利剑。拿撒勒的耶稣就是这样，他先是抚平了彼得的利剑给人们留下的创伤，然后情愿忍受极端的羞辱和酷刑。他之所以拒绝拿起利剑并不是出于特殊的情况的考虑——他的力量不足以对抗敌人。就像后来他对法官说的那样，假如利用武力的话，他可以用“十二天使军团”赢得对于持剑者的胜利，可是他仍然拒绝使用武力。[36]
至于印第安人听信了这些话所遭到的灭族之灾，在汤因比的著作中所作的解释是它毕竟在这些“原始人们内心中”播种了“天赋基督教精神的闪光”。1973年，汤因比与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共同发表对话录《展望21世纪》，该书将《历史研究》中的上述无原则的“和平主义”推向极端并在十多年后为苏联戈尔巴乔夫所采纳。
现在看来，当年哥伦布将加勒比诸岛误认为印度(India)，将那里的先民误认为印度人(Indian)，这对今天的印度及印度人民而言真是莫大的幸运。不然的话，今天欧洲人在印度留下的就不仅仅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精神，而是象今日北美那样居于优越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正如曾经侵入南亚次大陆的雅利安人替代那里的印度原著民达罗毗荼人并成为当地的优越人种一样。欧洲用“和平主义”消灭印第安人的经验被英国人在南亚和南非如法炮制，有意识放大甘地思想中的消极内容并以此驯服了印度人，他们有意识地放大曼德拉思想中的消极内容并以此驯服了南非人；与在北美不同的只是，英国连同其他欧洲人在北美用同一方式消灭了印第安人的灵魂和肉体，而在印度和南非只驯服了那里人的灵魂。
——英国分裂了印度，给印度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可汤因比却说这是英国让印度教与伊斯兰教“铸剑为犁，通过和平手段展开竞争”[37]。
——英国人对印度进行的是高压和超额的殖民剥削，可汤因比却安慰印度人说：
对英国侨民的冷漠感到愤怒的印度人只要回想一下下面的事实，或许会比较宽容地对待这些闯入者：英国人来到印度之前，这个次大陆已被种姓制度拖累了3 000年，印度社会进一步加深了先辈印度文明留传下的邪恶；英国人离开之后，正如他们到来之前那样，印度人民依然饱受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社会邪恶的折磨。从印度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可以把英国人在150年统治期间形成的冷漠态度视为对印度特有弊端的适度冲击。[38]
如按汤因比的逻辑，北美洲印第安人也应该“比较宽容”欧洲人对他们的种族屠杀，因为现在存活于北美的极少数印第安人确实已经摆脱了“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社会邪恶的折磨”并进入了现代文明；由此导出的逻辑就是：如果没有这场对印第安的种族灭绝或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那就不可能有今天印第安人和印度人的“幸福生活”。这简直是强盗逻辑，真正的学者，是不会持这种逻辑来论述历史的。
二、英帝国的衰落与汤因比历史观的变化
汤因比12卷《历史研究》的后6卷即7～12卷的写作与出版，在时间上和丘吉尔两任(1940～1945；1951～1955)时间及此间大英帝国的衰落大体同步，因而他这一时期的研究著作就不能不带有“丘吉尔”式的喜悲剧混合的色彩。此间，英国是战争的胜利者，同时也是战后的被剥夺者。英国在取得了战争胜利的同时，其战后国际地位却直线下落：其海外利益不仅没有在战后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还遭到美国和苏联通过促进世界民族自决运动导致的变相瓜分；也就是说，受到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剥夺的不仅仅是德日意法西斯，而且还有英国和法国的帝国利益。
（一）被剥夺的胜利者：英国衰落喜悲剧
实际上，丘吉尔在战争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被他的盟友罗斯福联合斯大林给出卖了。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召集幕僚说，美国人最近给他“留下了敌意的感觉”[39]。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拒绝单独与丘吉尔会见，“理由是斯大林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一起协调行动和政策来对付他”；“使丘吉尔更加不安的是，罗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国的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这样似乎随时都可以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40]。而对“苏联安排来照顾总统的服务人员和其他居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成员”的可能性，“罗斯福则不在乎。但是，罗斯福认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罗斯福的谈话被偷听了，这可能更有助于与狐疑心过重的东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41]。据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披露：罗斯福还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苏共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42]。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召开的当天早晨，斯大林与罗斯福会前交换战后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联合进驻法国北部。而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认为印度支那不应该在战后归还给法国，而应该在20～30年的时间内，让它逐步独立。[43]美国和苏联支持英国和法国的海外殖民地的自决运动，对此戴高乐看得明白，他知道罗斯福支持世界上殖民地的独立的结果，是这些新成立的、羽毛未丰的国家，将依靠美国的慷慨度日，这些国家政府的人事和决策也会受到华盛顿和罗斯福的遥控指挥。[44]
此外，罗斯福与斯大林不顾丘吉尔的坚决反对，在德黑兰会议上联手决定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计划”从法国诺曼底发起，这意味着美国决定将东欧交留苏联解放并将东欧划入战后苏联的势力范围。而失去东欧，以英法为首的欧洲的世界霸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对此，沃尔特‧李普曼[45]看得明白，1947年，他在《冷战》一书中写道：
单靠北美和南美是供养不了西欧工业化地区的，这只能解救那里的一些最迫切的眼前需要。西欧工业化地区必须恢复同东欧农业区和欧陆俄国的贸易关系。要是不这样，想在西欧维持一个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平，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为了设法付这笔代价，将会需要对整个西半球的经济来一个革命性的重新调整。[46]
至于这个“调整”意味着什么：鉴于俄国成功的经验，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或恢复张伯伦主义，重新打翻美国，我们对此不得而知。我们能知道的只是，当时的欧洲根本无力进行这样的“调整”，既如此，那欧洲就必须付出退出世界霸权这样的“极大的代价”。就这样，英国在战前的利益随战争的胜利逐渐为美苏剥夺。
面对这样的结局，英国人中最痛心的莫过于丘吉尔了：丘吉尔接手的是一个大英帝国，可在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大英帝国已接近解体。因此，英国选民在太平洋战场即将取得胜利的1945年2月将丘吉尔赶下了台，丘吉尔也因此对美国恨得咬牙切齿。愤怒出诗人，愤怒使丘吉尔从政治家迅速退回到文学家：“铁幕演说”后丘吉尔奋笔疾书完成了360万字的长篇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3年，丘吉尔——与自觉解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结局一样，大概是美国对将美苏引入欧洲并导致大英帝国解体的丘吉尔失意的安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丘吉尔回忆说，在罗斯福去世前四个月中，他与美国政府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也没有谅解。据尼克松回忆，丘吉尔曾以令人吃惊的直率态度对他说“罗斯福总统已经不是原来的罗斯福了”[47]。丘吉尔埋怨“罗斯福过早地迫使英国和其他殖民帝国容许其殖民地获得独立”，他认为，“这些国家尚未准备好就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其结果比独立前更糟”[48]。汤因比在他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对世界大国间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对英国人的心理影响作了描述：
对于美英之间新的力量对比，双方在心理上都是逐渐适应的，实际上这一过程到1952年还远远没有完成。英国政府与公众实在不愿拱手让出他们所继承的国际地位。在1945 及1946 整整两年中，英国人筹措维持地中海英帝国以及占领德国所需的经费感到愈来愈困难。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于是在1947 年，这方面的负担一大部分转移给了美国。[49]
（二）汤因比研究结论与衰落后的英国外交策略同步变化
形势变了，英国的外交战略策略及外交目标都要做相应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丘吉尔以美国人曾经对付英国的方式开始向美国复仇：他用巧妙的“捧杀”策略诱使美国与苏联、中国冲突，并以此消耗并拖垮美国。丘吉尔也明白“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50]的道理，战后用枪赢不回江山的丘吉尔便捡起笔来，从1948年至1954年间陆续出版长了篇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与此同步，汤因比《历史研究》写作和出版也已进入后六卷即第7卷至第12卷的进程。这一时期，汤因比书中观点也与丘吉尔同步，随英国外交策略悄悄发生变化。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丘吉尔知道，美国失去了真正的伟人，英国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对手。丘吉尔明白英国就是在“世界主义”的诱惑中被消耗衰竭的，为此，他在英国被美国联手苏联击倒后，转手将曾将英国压垮的“世界主义”高帽戴到美国的头上。1946年3月，他发表“铁幕演说”，声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51]；鼓励美国要阻止苏联“发动新的战争的意图”，“预防战争永不发生，尽快尽可能地为所有国家创造民主和自由的条件”。[52]关于英美关系，丘吉尔坚定地——甚至不惜牺牲英国人的公民权，“希望最终在英美两国之间实现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53]——表示与美国捆绑在一起：
如果没有我所说的英语国家之间的友好联盟，那么对战争的可靠预防和世界性组织的继续出现都将成为泡影，这种联盟指的是英联邦帝国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
友好联盟的建立，不仅需要我们两个大而亲密的社会体系之间持久的友谊和相互理解，而且需要在两国军事顾问之间继续保持业已存在的亲密关系，包括对潜在的危险、武器装备和指导手册的共同研究，在学院之间互派学员和军官等。为了双方的安全，两国还要继续使用各国现有的军事设施，包括各国拥有的所有海军和空军基地，并同时调配两国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海军和空军基地。
最后剩下的是普通公民原则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放心好了。我们许多人都已清晰地看见了他们那伸长的手臂。[54]
这最后一句关于“普通公民原则”的表述似乎是在说：你美国人尽管放心好了，今天的英国人就是美国人。最后，丘吉尔忽悠美国人放弃罗斯福主张而英国人却长期坚持的保持“军事力量平衡”的世界治理原则，用理想主义代替现实主义：
不要以为我们闭上眼睛，就可以避免我们的困难和危险。也不能等到事态发生后再加以避免；当然也不能采取绥靖政策。我们需要的是决心。拖延的时间越长，困难就越大，我们面临的危险也就更大。从我们在战争中看到的同盟军和俄国朋友的情况看，我相信他们最需要的是实力，他们最怕的是军力减弱。因此过去对军事力量平衡的看法是靠不住的。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就不能小打小闹，仅仅搞一些试验来提高军事力量。
如果西方的民主国家能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下，坚定地团结在一起，那他们对加强这一原则的影响力将是无穷的，谁也不会骚扰我们。但如果在自己的职责上有所畏缩，或相互分离，或错过这些重要时刻的话，那么真正的灾难就会降临到我们头上。[55]
苏联学者对丘吉尔的目的洞若观火，B.T.特鲁汉诺夫斯基写道：“丘吉尔的计划是打算恢复英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企图把美国排挤到第二位。丘吉尔认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使美苏发生冲突。因此丘吉尔加紧鼓动美国，在对苏关系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56]
与丘吉尔“铁幕演说”中捧杀美国的步调相随，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的同期写作的内容也与丘吉尔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他在书中也给美国戴上一顶世界“大领导”的高帽：
到1955年，消弭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关键在于，除非某个单一的政治权威能够集中控制原子能，否则不可能彻底消除战争。由于独家掌握了当代关键武器的控制权，这个权威能够、事实上也必须扮演“世界政府”的角色。从1955年的情形看，这个政府的所在地势必不是华盛顿就是莫斯科。[57]
既然现有技术条件能够、也确实提供了便捷的交通运输，建立世界政府业已成为一项切实可行的事业。[58]
联合国组织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制度的核心，进而最终孕育出必不可少的世界政府。世界政府的形成可能不是经由联合国组织的发展，而是来自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这两个政治上更为成熟和强大的“赢利企业”中的一个。
如果当今人类可以自由选择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任何一位西方观察家都不会怀疑，绝大多数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独立判断的人都会选择成为美国公民而不是苏联公民。在共产主义俄国的衬托下，越发显得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突出长处。[59]
这最后一句关于“公民”的选择，几乎就是几年前丘吉尔“铁幕演说”中的“普通公民原则”的延伸。
给美国封上这个世界“大领导”的高帽后，汤因比又进一步以狐狸赞美乌鸦的口吻论证美国与欧洲不要有“距离感”，应将目光从美洲扩大到世界，主动担起 “领导”世界的责任。他说：
不论当前还是今后，在美国人自己看来，美国最大的长处在于它显然十分真诚地根本不愿扮演上述角色。当今美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像所有美国人的移民先辈一样，渴望彻底摆脱他们愤然离开的那个大陆事务，他们彻底脱离“旧世界”，在“新大陆”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希望退出“旧世界”事务的乐观情绪，与当今美国人迫不得已重新卷入时满心懊悔不相上下。我们看到，这种迫不得已源于“距离感的消失”，“旧世界”与“新大陆”正在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无奈，并未消除面对这种局面时的不情愿。[60]
接着汤因比通过比较苏联战后欧洲政策与美国“马歇尔计划”，赞扬美国人“突出的优点是慷慨”[61]，鼓励美国将责任从美洲扩大到世界范围。他提到1895年在英美两国围绕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边界勘定的争端中，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发表了一份掷地有声，载入史册的文件”[62]，宣称：“美国实际拥有这个大陆的最高权力，凡是在它管辖范围内的人民都应当把它的命令当作法律。”[63]这时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一反英国传统的与美争夺拉美的外交政策，怂恿美国推行世界霸权，他说：
这一声明即便扩大到拉丁美洲之外的霸权，也依然是有说服力的。虽然其他国家大概只得承认美国人的鞭子毕竟比俄国人的高压手段可取，但是，用吉本[64]的话说，“哲人”不妨“放宽眼界”，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超级强国事实上独自决定和实施那些与卫星国人民生命财产攸关的政策，这本身就蕴含着一个体制上的难题，这个难题只有通过某个联邦体制才能解决。解决一种超国家秩序带来的体制问题绝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美国的历史表明它赞成联邦制原则，这至少是一个好兆头。[65]
请注意，这段文字出现在1961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第12卷，此时的美国开始介入越南内战，以填补法国退出中南半岛后留下的战略真空。其结果，丘吉尔以其雄辩的口才，汤因比又用巨著予以学术“论证”，让美国戴上一个世界“反共”领袖和西方民主旗手的高帽，由此将美国忽悠到了朝鲜和越南战场。
其实，汤因比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在鼓动美国学习前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将其霸权“扩大到拉丁美洲之外”[66]的时候，他已估计到了美国受到这种骄纵的后果，1961年，汤因比在美国的一次讲话中说：
今天美国是全世界范围内保护既得利益的反革命运动的领袖。它现在所扮演的正是昔日罗马帝国所扮演的那种角色。罗马在它势力所及的一切外国中，一贯地支持富人、反对穷人；由于不论何时何地穷人总是要比富人多得多，罗马政策的后果就必然是更多的不平等、不公平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痛苦。如果我的估计是正确的话，我可以说美国是蓄意决定要仿效罗马所担任过的角色。[67]
心动不如行动。从1946年始，英国的外交策略从与美国合作转向骄纵美国，使其与苏联和中国冲突，而英国则躲在后面从中渔利。
1949年10月6日，英国领事格拉汉奉命以“备忘录”的形式告知周恩来，说“英国政府仔细研究了中英关系的漫长历史，提议通过领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关系’”。[68]英国的对华承认态度[69]对一些欧洲国家及英联邦国家产生影响。1949年底和1950年先后有缅甸、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亚洲国家以及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等欧洲国家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1年丘吉尔再次当选英国首相，英国外交中用骄纵美国全球扩张的方式消耗美国的政策取向更为明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中东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及东南亚的印支半岛全面挤压英法势力。毛泽东对此看得明白，1957年1月27日，他在一次会议说：“英国资产阶级历史来老奸巨滑，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啦!这样的错误，在它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回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70]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提到艾登时说：“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吃了大亏。”希思回答说：“是的，吃了大亏。”[71]
英国被美国出卖反过来又刺激了它用吹捧的方式对付美国的决心。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挑拨和制造矛盾以消耗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鼓吹美国遏制苏联、中国，由此导致美国在朝鲜越南与中苏发生冲突；六七十年代，原英法殖民地纷纷独立，建立独立主权国家。此间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关系增幅最大，以至在联合国内对美国的反华活动形成巨大的压力。我们不难从中体悟出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对这种压力“默认”的线索。
1954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访问英国，当时法国军队在奠边府即将遭到重大军事失败，雷德福敦促丘吉尔帮助法国人维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丘吉尔感到恼火并粗暴地问：英国自己不愿为保住印度而作战，为什么要为法国保住印度支那去打仗？雷德福对这位曾以“铁幕演说”震动西方世界的反共斗士说：如果英国人拒绝与我们一起去击败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侵略，国会也许对英国人会不高兴的。丘吉尔一听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生硬地回击说：“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72]
1949年10月17日，杜鲁门得知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后对艾奇逊说：“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做得不太地道。”[73]曾任富兰克林·罗斯福内阁中的农业部长和杜鲁门内阁中的商业部长的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看透了丘吉尔的目的，他说：“英国的政策显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间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战铺路。”[74] 1946 年9 月12 日华莱士在讲话中批评杜鲁门“对俄国强硬”的政策，他说：“把英国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关键，这将是愚蠢到了极点……我们决不可以听凭英国玩弄均势来决定美国是否参加战争，以及何时参加战争。”[75]让丘吉尔感到欣喜的是，刚刚上任且踌躇满志的杜鲁门这时已听不进华莱士的逆耳忠言，他于1946 年9 月20 日免去了华莱士商务部长的职务。
1965年1月24日，丘吉尔逝世，此时的丘吉尔已欣慰地看到美国从朝鲜战场败退下来后又走上越南战场，美国在与中国、苏联的冲突中被耗得精疲力竭。时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战后国际关系结构”出现“革命性的变化”。1973年，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汤因比看到了这种变化：
美国和苏联双方都已走投无路，因此对各自卫星国的约束力也在削弱。这样就促进了国际上的多极化。法国在反抗美国。以色列也在成功地唆使着美国。捷克抵抗苏联失败了，而罗马尼亚为反抗苏联，和中国加深了亲密关系。但是卫星国的这些反抗与中国的地位变化相比，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全国进行统治的时候，中国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而已。可是现在中国不仅摆脱了苏联统治，而且自己也跃上了第三大国的地位。美苏两国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这是战后国际关系结构上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76]
汤因比看到美苏的衰落，只谈到了“以色列也在成功地唆使美国”，其实汤因比更明白在玩“唆使着美国”把戏的还有英国和欧洲。美国的著名的战略思想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早在1943年发表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一书，警告说美国要避免那种意在纠正世界的传教士式的干涉主义。他在这本书中告诫美国政府说：
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77]
当时李普曼提出这个“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为罗斯福战后世界安排提供了原则并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大国准备好了思想基础。1947年，他针对凯南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美国安全的脆弱性：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李普曼说：
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特别不适用于需要在一个无限度的期间坚持而耐心地加以贯彻执行的遏制政策。如果苏联是象日本一样的岛国，美国的海空力量是可以推行这样一个政策的。美国可以没有很大困难地实行对敌封锁。但是苏联需要在大陆上加以遏制，这样所谓“守住防线”就不能不是一种壕堑战。
然而美国军事力量所擅长的并不是无限期地防守阵地。这样做，需要大批驯服的人发挥巨大的忍耐力。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运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为目标的政策。它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挽救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倾覆了的均势。但是它并不适合于遏制、等待、对抗、阻拦的政策，这种政策并没有具体的目标，而只求最终“挫折”敌人。
很可能，在俄国人还没有挫折以前，美国人自己倒已经为X先生[78]的政策所挫折而沮丧了。[79]
至于美国为遏制苏联拉起包围圈，李普曼警告说：
这种企图用边缘国家筑成“攻不破的藩篱”来“遏制”苏联的政策，还有更不利之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边缘国家都是弱国。而弱小的盟国并不是资本，它们是负担。为了支撑和维持它们，需要分散我们的力量，花费我们的金钱和信誉。这些弱国是容易受侵害的。而为保护它们所花的气力丝毫也无助于我们决定或者解决主要冲突。[80]
我们可以明白看出，这个新的联合阵线其实是联合不起来的。这个边缘地带没有成为抵御苏联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篱，而却是一锅沸腾内争的稀粥。[81]
至于欧洲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李普曼分析说：
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所有欧洲人都看到，他们是被置于锥和砧之间，即使我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却认识到，把希望寄托于苏联力量将挫折而崩溃的这种政策，是执行不了，是不能顺利推行，是必然要失败的。[82]
欧洲主要的民主国家，而且恐怕包括美洲民主国家在内，它们的目的充其量就是在苏美之间保持势力平衡，也就是成为苏美冲突的调解人。从最坏的方面去看，它们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孤立在某种状态中，以便逃脱被苏联陆军蹂躏和被美国空军轰炸的双重灾难。[83]
我们决不可自欺地认为，我们在对苏冲突中率领着一个世界性的民主国家联合战线。[84]
李普曼还用刚刚经历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明遏制战略的不可行，他说凯南这些人：
他们记得张伯伦先生对波兰提出保证以遏制希特勒的尝试。他们记得赫尔先生在中国遏制日本势力范围的尝试。他们知道遏制政策是遏制不了的，“对抗力量”的措施是注定会不及时和分量不够的，全线防守而希望最理想的事发生的政策意味着把战略主动权缴了械，分散我们的力量而毫无获得决定和解决的前景，并且最后会意味着一场一发不可收拾的战争。[85]
沃尔特·李普曼认为凯南那种用善恶判断敌友的“遏制”战略是荒唐的，并建设性地提出自己的哲学思考——这些思想显然成为后来尼克松、基辛格引导美国走出困境的认识基础。他说：
依我看来，这样的结论(即“遏制”苏联的结论——引者)是没有根据的。外交史本来就是对手国家之间的关系史，它们并不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也不响应求得共同目的的呼吁。尽管如此，历史上是有过解决安排的。有些解决安排维持得不很久，有些维持了很久。作为一个外交家而认为对手和不友好国家之间不能达成解决，那是忘记了外交是干什么的。如果世界上全是伙伴国家，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响应于共同的呼吁的话，外交家将没有什么事可干了。
对一个存在着对手国家的世界，外交处理的方法就是组织一种力量均势，使得那些对手国家，不论怎样缺乏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和不响应于共同的呼吁，都不能有侵略成功的前景。这就是外交家所说的解决对手国家之间冲突的含义。这并不是说，那些国家将不再是对手，而都会被改造为具有同样的思想和要求。这是意味着，不论这些国家的思想、要求和意识目的如何，力量的均势将使它们认识到进行侵略是要吃亏的。[86]
最后，沃尔特·李普曼对凯南的“遏制”战略经过上述破立兼顾的批判后明白无误地宣布：
我反对遏制政策，不在于它要用美国力量去对抗苏联，而在于这个政策的设计不对头，它一定会导致滥用美国的力量。[87]
这是李普曼在1947年发表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88]的看法，尽管随后不久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结局印证了李普曼意见的正确性，但这时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已听不进这些冷静的意见，他们宁愿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汤因比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麦卡锡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政策建议，冲向全世界。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三、“尼克松主义”的出现与汤因比历史理论的调整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与其政治搭档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是自罗斯福之后美国政治家中少有的明白人，读过基辛格《大外交》一书的人都会看出，尼克松已经明白，但不便直接——只是借用李普曼、华莱士等战略思想家的口间接——挑明了“二战”后英国所采取的“捧杀”美国的策略。1972年，尼克松甩掉欧洲的追捧反手与中国和解，这大大缓解了美国的压力并扭转了美国国力衰落的轨迹。
（一）主张英日向大陆靠拢以摆脱美国
面对这种变化，英国政府请汤因比再度“出山”。此时年龄已入黄昏的汤因比头脑可一点不昏。他再次继承丘吉尔的遗志，进一步推进英国用“世界主义”高帽捧杀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即苏联、美国和中国的既定策略。在汤因比去世前两年即1972年至1973年间他与日本宗教和文化学人池田大作[89]合作出版对话体著作《展望21世纪》，他在这部著作中仍没有忘记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90]。英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战胜国中唯一的被剥夺了霸权地位的国家，经历了这段历史的汤因比不会忘记复仇。与《历史研究》一样，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表达了不少宗教意义上的精彩内容，但在这些精彩的内容下掩盖着的却是英国持之以恒的捧杀式消耗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的外交战略目标。与当年美国看到欧洲衰落后的反应一样，看到美国衰落后的英国外交，并没有忘记对美国落井下石。
知己才能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汤因比明白欧洲的地缘政治的内部破碎性是美国取代欧洲世界霸权的重要原因，他在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结束时的总结说得明白：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饶有意味的类似的先例。其一是马其顿侵入古希腊诸城邦以及由此兴起的希腊王国。其二是在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中意大利诸城邦的命运，当时法兰西与西班牙两个王国干预了意大利的政局。在这两个先例中，都是古老的文明之邦被周围新兴的强国侵入而搞得乱七八糟。看来处于20世纪中叶的西欧的命运完全可能步那些古国的后尘。在上述两个先例中，各个城邦都由于自己的财富和文化而具有先进的文明，但都遭到新兴强国的破坏，后者为了争夺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心而交战。同时，这些新兴强国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发展，使它们几乎达到同古老的文明中心相似的水平。我们所处的20世纪后半叶的这个世界，完全可能经历一场同样的演变。
欧洲国际地位的转变似乎是这次大战突然造成的，但从很现实的意义上来说，1939 年到1945 年间发生的剧烈变化，乃是好几个世纪发展的结果。我们必须把欧洲文明向各个新地区的扩展，尤其是工业体系在美亚两洲边缘地区的崛起，看作欧洲在20世纪中叶落入这种处境的根本原因。
在欧洲人同弱小而落后的民族发生接触的那些欧洲文明的边远地区，要建立一些把整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在内的大国是容易的。美国人和俄国人最初所获得的成就就是这样的。当他们这样做了以后，现代工业主义渗透到欧洲国家体系之外的这些广阔的地区时，他们又取得了新的有利条件。他们利用欧洲的经验，可以在比较近乎合理的基础上，设计和建造工厂，并进行采矿等等，丝毫不受陈旧的工业设备的妨碍，也不受社会上各种清规戒律的阻挠，而在欧洲，随着工业体系的发展，各种清规戒律也就形成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一个大的政治单位易于大规模地、有计划地使用各种自然资源，而欧洲由于分成若干互不信任的小的民族单位，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或许是根本无法克服的障碍。结果，在西欧之外崛起了两个强国，它们拥有潜在的巨大的军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这种潜力变为现实，使欧洲顿时面对着地球上的两个新生的巨人，而早已建立起来的各民族国家则绝对无法单独同它们颉颃。
这个局面，在欧洲各民族的精神上产生的影响可能很大，尽管在1952 年要确切地说出这种影响的程度恐怕还为时过早。在1939 年以前，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都按照众所周知的政治活动的陈规办事，他们或多或少自认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1945 年以后，这些国家发现自己降到第二流强国的地位，就象它们早先曾迫使瑞典与荷兰之类的国家沦于较弱的境地那样。事情非常清楚，欧洲的事态逐渐被外人，被美国人和俄国人控制了，他们是从远方来的陌生人，美国人对于欧洲的文明和思想方式认识不足，而俄国人在这方面则大为曲解。欧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曾经是主导力量，今天却沦为别人棋赛中的卒子。随着这一变化，生活失去了某些风味，欧洲文明发轫伊始便具有的活力、胆量和闯劲在一定程度上衰退下去，变得消极被动、畏首畏尾。
兄弟阋于墙，相煎又太急，这是汤因比在朝鲜战争行将结束的1953年巧妙地借美国作者[91]的笔在其主编的历史巨著中向全欧洲痛陈的欧洲衰落的原因——当然这也是当年张伯伦首相一再忍让希特勒的重要原因。[92]
知道了欧洲衰落的原因，也就找到了欧洲复兴的道路，为此，他在美国衰落时主张日本抛弃美国，向亚洲大陆靠拢。他反话正说地告诉池田大作：
尼克松总统对中国政策的转变，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个好消息。因此对日本来说，更是好消息。但是这么一来，美国却使日本处于尴尬的境地，哪怕是一时的。在过去20年中，美国强迫日本支持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为此日本付出了招致中国愤怒的代价。尽管如此，这一次美国却突然把日本抛在后边，自己抢先耸人听闻地表示出对中国和解，而让日本继续背着反对中国的臭名。
虽然这么说，日本追随转变方向以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也并没有成为改善日中关系的严重障碍。因为中国方面也一定十分了解，日本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也不一定符合本意。而且中国也一定充分认识到，日本国民相信1945年战败以后，只有站在日中平等立场上自主地与中国合作，日本才有前途。[93]
日本和英国都是旧大陆的海上岛国。由于地理位置，需要跟旧大陆周围地区以及新大陆——当然在新大陆中尤其是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但是我相信对两国更重要的，与其说是对美关系，不如说跟近邻大陆的关系。这一点不久就会清楚的。因此我希望并期待着两国跟邻近地区的国家集团——即日本要和东亚、英国要和欧洲——协作起来，希望这种地区性的协作不要成为全人类最后实现全世界大一统时的阻碍，相反要成为通向这种大一统的阶梯。[94]
我相信日本最终要和中国、越南、朝鲜共同合作，形成一个将来可以以此为中心统一全世界的轴心。[95]
请注意，在汤因比这个“统一全世界的轴心”的概念中，日本需要联合的国家中已经排除了美国。“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这是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les Flagg Bemis)1926年写的《平尼克条约——对欧洲灾难和美国机会的研究》一书中的主题，[96]当然这也是理解美国崛起进程中“战略机遇期”一拨拨出现的重要线索。已入暮年的汤因比当然不会忘记英国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被罗斯福出卖给斯大林的历史，[97]他知道今天美国的灾难当然也是欧洲的机会。
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英国与俄国开始在全球范围争霸，面对日益严重的来自俄国与法国联合抗英的战略压力，英国于1902年放弃“光荣孤立”的外交传统，与日本结盟[98]并于1905年与日本从东西两向拉倒了沙俄帝国，[99]现在面对美国衰落，汤因比又鼓励英国和日本转靠大陆，重温1902年旧情，再次联手从共同对付俄国转为共同排斥美国。他对池田说：
英国对美国的姿态也和日本一样，不能不说多少也有些追随。英国国民直到最近还摆着绅士的派头，不希望成为欧洲大陆各国中的一员，而以大洋彼岸国民自居。由于这种绅士作风，使英国国民对一些冷酷的现实很盲目。他们看不到以前一直宣扬的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也不过是作为一个卫星国的关系而已。美国则完全没有和英国结成经济伙伴的意图。认为有了这样的特殊关系，英国的各种经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样的想法正如认为只要参加英联邦就能解决英国的一切问题一样，始终不过是一种幻想。我的看法是，英国的经济只有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员才有出路。
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英国也是和其他各国同等的加盟国之一员。对日本来说，和中国缔结经济伙伴关系，虽然和现实还很远，但最后日本经济的未来，大概还是在和中国结成这种关系。日本只有同中国以及东亚各国协作，才能完全摆脱对美的依存关系。[100]
读到这里，使笔者想起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月31日召开的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的一次内部讲话，将保证欧洲的破碎化作为美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他告诉其同僚：
美国在太平洋上的第一道防御线是一系列岛屿，我们期望通过海军，陆军和飞机阻止日本——让我们十分坦率地说——统治整个太平洋，并防止我们(原文如此。疑为“他们”的口误或笔误——译者注)接近南美洲的西海岸。那是个问题，我们决不会遭到中国、菲律宾、暹罗或缅甸的攻击。这完全是一个防御日本的问题。我们不能大声直说，这会被认为是不友好的。
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101]
这话真是开宗明义，说透了，在太平洋方面美国的主要任务是控制“一系列岛屿”，在这方面的敌人是日本；在大西洋，罗斯福反复强调和暗示的“独立地存在”，就是保持欧洲的破碎性而不是完整性。完整统一的欧洲才是美国的大敌，而致力于欧洲统一的国家，就是美国的真正对手。这里显然是指当时的德国。当然这只是地区性目标，从全球目标而言，美国的目标则是要取代英法主导的世界霸权。简言之，美国在即将来临的大战中的任务是地区目标与全球目标的统一。
接着罗斯福计算了一下目前欧洲还剩下二十几个独立国家，说“但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他说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是“这是一场成败掺半的赌局，决不能忽视。这是一场50：50的赌局”[102]。这就是说，目前德国与意大利对欧洲的兼并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欧洲一旦在兼并中实现统一，即从破碎化转变为整体化，接下来打击的目标就是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算是彻底明白了“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而制造欧洲灾难的关键是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状态。1946年3月丘吉尔在“铁幕演说”中疾声呼吁欧洲“世界的安全需要一个新的统一的欧洲，任何民族都不能被排除在外”[103]。现在汤因比在美国衰落之际再次呼吁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岛屿国家，不要信任美国，应当向各自面对的大陆靠拢，以避免“50：50的赌局”。
（二）将“捧杀”对象从美国转向中国
但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毕竟是为欧洲，首先是为英国的外交战略服务的。1972年，尼克松纠正了前任“世界主义”的天真，通过与中国和解缓和了美国的战略压力，减少了美国国力的消耗。美国外交的迅速转向加速了英国彻底放弃传统的“均势”外交，于1973年毅然加入“欧洲共同体”，与此相配合，汤因比于同年便开始与池田大作进行“展望21世纪”的“学术”对话，将“世界政府”大帽转扣到中国头上，与之相应，将捧杀的对象从美国转向中国。他告诉池田大作：
必须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一切都要服从于全球的世界政府的主权。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当然即或成立了世界政府，现在的地方国家还是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继续担负着有益的、确实不可缺少的地方自治任务——正像联邦国家中各成员国所起的作用一样。[104]
我想世界国家也需要武装警察。谁都知道，任何一个地方国家，大概还没有不用警察就能维持的先例。就是统治得十分完善，几乎所有公民都能遵守法律的国家也不例外。任何时代都会残存一些必须加以取缔的反社会的少数分子。即或我们成功地建立起世界国家，我想适合于现在地方国家的完善的治国经验，对完善地治理世界国家也是适用的。[105]
但是在人的本性中，理性只占其中的一少部分。我们违背理性而采取集体自杀的作法是完全有可能的。战争制度只要没有被新的制度即世界政府这种制度所代替，是不会杜绝的。即或在核能时代，只要现在的一百四十几个地方国家不从属于统一的世界政府，战争的可能还会继续存在。这个世界机关为了维护和平，应当配备有效的力量，使最强大的地方国家也必须服从。[106]
既然要“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那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地方国家也必须服从”，也应当包括在被剥夺的对象之中；既然要建立“世界政府”，随之而来的逻辑就是谁在其中担纲的问题。昨天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怂恿美国领导世界的欲望并由此拖垮了美国，现在尼克松卸下了这个精神“包袱”，汤因比就将昨天戴给美国的世界领袖的“高帽”转扣在中国头上，说“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而且“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107]。
读这段文字时使人想起前引汤因比在提到1895年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那份 “载入史册的文件”时以同样的理由怂恿美国“即便扩大到拉丁美洲之外的霸权，也依然是有说服力的”[108]。汤因比没有让丘吉尔失望，1961年——当年汤因比《历史研究》12卷出版——美国在越南策动“特种战争”，终于让美国人陷入长达10年的“越战”沼泽之中。当时，为了捧杀美国，鼓励美国“领导”世界，汤因比在1961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最后即第12卷中，曾将已经在政治上结盟的中国和苏联说得如何不堪一击：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和俄国的农民士兵似乎把自己的生命交由政府随意支配。然而，历史表明，如果超过某一限度，不论中国政府还是俄国政府都必将受到惩罚。中国历朝历代，从秦朝到国民党政权，哪怕是轻率地多拧一下政治螺丝帽，无不因为这一轻微的越轨行动付出改朝换代的代价。俄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形。[109]
时至1973年，美国确实是被“捧”倒了，而中国不仅没有“必将受到惩罚”，更没有出现“改朝换代”。对此种错误结论，汤因比并不感到难为情，他在当年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又转身将捧杀的目标描向中国，其调门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他说：
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要起什么作用呢？由于西欧各民族势力的扩张和暂时的统治所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已经摆脱了这种统治力量，今后仍会按现在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中，中国仅仅就停留于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位吗？或者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110]
因此按我的设想，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做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111]
可我们不要忘记，十几年前，汤因比还在《历史研究》中说“世界政府的形成可能不是经由联合国组织的发展，而是来自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这两个政治上更为成熟和强大的‘赢利企业’中的一个。如果当今人类可以自由选择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任何一位西方观察家都不会怀疑，绝大多数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独立判断的人都会选择成为美国公民而不是苏联公民。在共产主义俄国的衬托下，越发显得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突出长处”[112]；还在说中国“从秦朝到国民党政权，哪怕是轻率地多拧一下政治螺丝帽，无不因为这一轻微的越轨行动付出改朝换代的代价” [113]。可现在，汤因比看美国尼克松不接受这些“高帽”后，转身将它扣在中国人的头上，用吹捧当年美国的口气，仍将理由说得振振有词：
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不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文化和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或者从对外来近代西欧文明不得不妥协这一共同课题来看，他们都是联结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114]
（三）暗示“黄祸”将起，英日联手挑拨中美冲突
汤因比知道只有建构雅尔塔和平体制的几个支柱大国——至少美国与苏联——在“兄弟阋于墙”式的内耗中双双衰落，欧洲才能实现其“复兴”事业。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自然明白：正是东方中国的衰落才为欧洲大陆和英国摆脱了19世纪初的内部革命并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后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前提，同样，正是欧洲的衰落才给美国和苏联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前提。
为此，汤因比配合丘吉尔先怂恿美国与苏联和中国冲突；美国与中国和解后，又向美国暗示“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115]和即将到来的“文明的冲突”[116]。他说：
这是全人类所关心的事情，特别是与中国毗邻的苏联，和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最为关心的。美国可以从东亚大陆沿岸和海上诸岛撤到关岛，再从夏威夷撤退。一旦需要撤回到北美西海岸，美国和中国之间就可以相隔整个太平洋。不过在今天，单纯地理上的距离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制导火箭的发明，使辽阔的太平洋宛如一条小溪那样狭窄。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相互都在对方的直线射程之内，这就是今天的现实。[117]
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误，估计世界的统一将在和平中实现。这正是原子能时代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虽说是中华民族，也并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和平的。战国时代和古代希腊以及近代欧洲一样，也有过分裂和抗争。然而到了汉朝以后，就放弃了战国时代的好战精神。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重新完成中国的统一是远在纪元前202年。在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现了地方的国家主义复辟这样的反动。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引向了世界主义。和秦始皇带有蛊惑和专制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运用处世才能完成了这项事业。[118]
这真是反话正说，他在暗示美国：尽管中国有和平主义的儒家精神，但也不能忘记中国“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黄祸”仍然可能出现在美国人面前：
今天的世界混乱得令人难以忍受。现在人类是依靠着在全世界发挥作用的技术生存着。但是，技术也由于存在着不协调的140个地方主权国家依然继续分割着地球而处于麻痹状态。由此也可以想象过去战国时代，秦始皇把厌烦混乱而筋疲力尽的中国民众统一起来一样，现在世界迟早也要通过独裁的手法达到政治统一。[119]
汤因比再提20世纪初令西方胆寒的“世界革命运动”的概念及“在一个残酷的世界独裁者的领导下”“将形成一个全世界的政教统一的组织形态”和“法西斯型的世界极权主义”的后果：
富人的贪婪和贫困阶层的增大，以及国际关系的混乱相关联，使人好像突然察觉到全世界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似的。我估计在这种事态中，法西斯型的世界极权主义大概会打倒地方主权国家、民主主义政治和自由私有企业制这些已有制度。这种极权主义运动，在千钧一发的最后时刻使社会稳定下来。并且会采取根本措施，在必不可少的基本改革中，似乎会伴随着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可以想像，这个世界革命运动将形成一个全世界的政教统一的组织形态，产生出独特的新的意识形态。
我还想，这种革命事业在一个残酷的世界独裁者的领导下实现的时候，大概将出现一种反动，使以前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即稳定本身，会变为更加稳定，因而也更具有持续性的形式。这可能将由第二个世界独裁者来完成，因为他吸取了前任苛政的消极一面的教训，而使他采取的措施得人心并具灵活性。[120]
那么，这个“残酷的世界独裁者”可能是谁呢？汤因比直指中国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黄种人”，他说：
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不是在半个旧大陆，而是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必定要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汉朝的刘邦。这样的政治家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越南人？或者是朝鲜人？[121]
这里已包含了警告美国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将为中国取代，西方文明将为东方文明所取代，换言之，历史上的“伴随着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的“黄祸”将再次“威胁”西方世界的隐喻。
1952年，就在美国人深陷在朝鲜战场的时候，汤因比曾提出过“文明冲撞”的观点。他接受BBC广播电台邀请作了一系列讲座，随后将这些内容整理并以《世界和西方》为书名出版，认为“对同一时代中不同文明碰撞的过程与结果的比较研究，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把钥匙”[122]。30年过后，汤因比便将东方中国及其儒学推到世界“宗教统一”的聚光灯下。他说：
在过去实现的部分统一中，武力称霸的同时，宗教也是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在帝制中国和罗马，武力统一之后，接着就是宗教统一。帝制中国采用儒教作为国教，罗马采用基督教作为国教。在伊斯兰历史上，也是传教和武力征服相辅相成进行的。但是中世纪的西欧世界，既不是宗教统一和行政统一同时进行，也不是二者相继进行的。估计将来在全球规模进行人类自发统一中，总要有一个共同宗教在世界推广，由此来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123]
那么，这个“共同宗教”的蓝本是什么呢？汤因比没有直接回答，但从他提出中国能够统一世界的优越条件看，这个蓝本就是以儒学为底色的东方宗教。他提出的东亚将“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所具备的7条优势条件中就有6条涉及中国儒学、佛教及由此生发的“中华民族的经验”“中华民族逐步培养起来的世界精神”以及“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124]的认识。
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宣布放弃世界主义和撤出亚洲的政策[125]，英国汤因比和日本池田大作紧随其后便联手发表对话体著作《展望21世纪》，这给人一种英日重叙1902年旧情的感觉。不同的只是，1902年他们用“枪杆子”结盟以对付俄国，这一次则是以“笔杆子”结盟，挑拨中美间的“文明的冲突”。他们将中国列为“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将中国儒学被列为未来世界“共同宗教”的蓝本，这样可达到一石双鸟的目的：一方面，它可以煽起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未曾体验过的“世界主义”豪情，脱离毛泽东为中国制定为中国制定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FormatStrongID_61#的国策，使中国在苏联倒下后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继续争霸，从而将苏、美、中这三个“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拖倒。只有如此才能恢复欧洲——当然还有日本——在这个体系中失去的战前利益。另方面，将中国的未来与“世界政府”和“世界统一”等概念联系起来，暗示美国：如果掉以轻心，“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而中国“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
（四）爱的呓语
与《历史研究》一样，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对话中仍不忘记曾让西方殖民主义屡试不爽的可让被压迫者主动缴枪的“关于爱的呓语”[127]。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书中以牧师的口吻说：
我相信人的正确的崇拜对象是“存在于宇宙之中，宇宙的彼处”，宇宙的背后的某种“终极的精神之存在”。我还认为这种终极的存在就是爱。[128]
历史证明，通过战争圆满解决纠纷的事例几乎是没有的。所以也很少有通过战争长久解决问题的事例。[129]
在几个刺激经济发展的因素中，只有战争的代价最高，单从代价最高这一点看，战争也肯定是最不受欢迎的刺激物。
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会越来越有足够的军事以外的刺激。在迅速来临的下一个历史阶段，人类只为保卫自己的生存，就得全力以赴地进行斗争。我们要稳定世界经济、制止人口爆炸。同时，还需要恢复宗教的权力——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作为人类关心的主要事业都应如此。人类全力以赴要做的事情，多得难以应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再需要战争的，也一定没有时间去从事战争。[130]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完全不顾战争起源于不平等的生产资料占有及不公平的产品分配制度的基本事实，将战争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抽象的“人的本性”：
消灭战争一定是可能的。即使就一切人来说，不可能根除战争以外的暴力行为，而消灭战争也一定是可能的。丢掉五千年来的习惯，的确很困难。尽管如此，我想核武器的发明给我们带来了成功地消灭战争的可能性。
在战争这种制度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设想，就是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这种企图往往是隐藏在背后的。实际上，战争往往给胜利一方也带来破坏。至于核战争，可以明确地说，胜利的一方是不存在的，无论你付出多高的代价。这种推测将会打消各国发动战争的合理动机。
但在人的本性中，理性只占其中的一少部分。我们违背理性而采取集体自杀的作法是完全有可能的。战争制度只要没有被新的制度即世界政府这种制度所代替，是不会杜绝的。[131]
那么，这个世界政府是谁的政府呢？汤因比给出的答案是一切人的政府。而解决其间生产资料不平等占有关系的方式是什么呢？汤因比给出的答案是“爱”。他在耗时近30年才完成的《历史研究》全书的结尾时说：
爱的问题是经常伴随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伦理社会问题，并且在今天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很显然，现在人类必须作为一个单一的家族，走上共同生活的道路。原子能被用作武器的今天，地理上的距离已被消灭。人类避免集体自杀的途径，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何况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向来看，技术上各种成果所要求的形势，是把人类引向完全相反的方面。为此，爱的问题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132]
读汤因比的历史书时，有时真不知是在读历史还是在读宗教。“爱”，这没有错，问题是在生活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历史条件下，怎么爱，与谁相爱，如何进行“婚前财产公证”，个人如此，国家亦然。比如在钓鱼岛主权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中国和日本之间怎么“爱”？在台湾没有和祖国大陆统一之前，中国和美国怎么“爱”？换言之，如果没有生活和生产资料的不平等的分配和占有，如果没有世界强权对弱小国家主权的侵犯，又何来人类仇恨？汤因比回避了这些问题的实质，一味空谈“爱的问题已成了十分紧迫的课题”，这有多少意义呢？
汤因比的“学术研究”毕竟是为英国的外交战略服务的。英国外交以冷酷著名，因此，汤因比的“爱的呓语”只用于让对手国家主动缴械。历史上俄国是英国的最大对手，英帝国的解体就是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联手苏联共同挤压欧洲英法等国的结果，而扳回这次败局的重要方式就是利用美国击倒苏联，利用苏联拖垮美国。与17世纪英国牧师们在北美的“爱”的传教使北美的印第安人遭受了灭族之灾的后果一样，汤因比“爱”的传教则在20世纪末的苏联开花结果：它忽悠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1991年苏联解体。
如果我们比较汤因比的战争与和平的论述就会发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它有着惊人的一致；如果再看一下苏联解体的结果，更会觉得 “枪战”有时候还真不如“笔战”见效。
1987年戈尔巴乔夫发表《改革与新思维》，将汤因比在《对话》中表达的抽象的“爱”推入苏联的政治实践。他说：
我们确实关心为我们国内的进步创造正常的国际条件。但是，我们主张建立没有战争、没有军备竞赛的世界，主张建立没有核武器和没有暴力的世界，并不仅仅因为这是我们国内发展的理想条件。这是根据当代现实而产生的世界范围的客观需要。
可是，我们的新思维在发展。世界不但生活在核威胁的气氛中，而且还有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新的紧张状态没有得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和紧张状态是由于科技革命和全球问题的激化而产生的。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任务，如果不能共同解决这些任务，人类的未来就成问题了。各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休戚相关。而积存的武器，尤其是导弹核武器，使得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即使这场战争不是蓄意挑起的，而是由于技术上的差错或心理失常偶然产生的。这样一来，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就会成为牺牲品。
看来，大家都已同意这样的看法：在这场战争中既不会有胜利者，也不会有失败者，因为不会有谁能保全下来。这是对所有人的死亡威胁。[133]
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这个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因为它与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彻底决裂。须知，正是战争的政治功能一向是它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使它具有“合理的”意义。核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反理智的。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但世界文明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这甚至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战争，而是自杀。[134]
核武器当然会消灭人类文明，但核武器不能消灭，充其量也只是限制了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战争规模和范围。核武器的出现就是战争手段无限使用的结果，而戈尔巴乔夫将结果当做原因并因此放弃了参与竞争的物质手段，其结果必然陷入没有“批判武器”的“武器的批判”[135]，即只能用抽象的伦理解决现实问题，将政治问题简化为宗教问题。他说：
由此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以在世界政治中使用武力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形成的。它们成为一种几乎不可动摇的公理。现在它们失去了所有理智的依据。过去曾作为一种经典公式的克劳塞维茨公式——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了。它应藏在图书馆里。在历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136]
最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钻入汤因比的“生命的尊严才是普遍的绝对基准”[137]的普世陷阱，他宣布：
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138]
马克思说“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139]，“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40]。戈尔巴乔夫信了汤因比“爱”的宗教，结果与印第安人接受欧洲“和平主义”牧师们的说教放下武器后就被灭族的命运相似，与汤因比史学观一致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带给苏联的结果是在“新思维”提出5年后苏联解体及俄罗斯人民由此所经历的巨大痛苦!
但是，美国并未就此立地成佛。1998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干涉南联盟事务，发动科索沃战争，将东欧从俄国传统的势力范围剥离开来，21世纪伊始，又以“反恐”的名义挥师直捣阿富汗和伊拉克。以此隔断了俄国经营多年的南下印度洋的传统路线。
有意思的是，在对伊拉克开战前，美国用汤因比的说教，向伊达克人民发起“和平”攻势，在伊拉克领导集团自我销毁国防力量并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后，美国便长驱直入伊拉克，将主动放弃武装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处以绞刑。与此相反，同期的朝鲜不仅没有放弃武装，而且推出让汤因比最反感的原子弹，结果朝鲜反而避免了伊拉克式的厄运。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用毛泽东同志的话加以总结：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141]
偌大的一个苏联共产党，由于路线错了，拥有庞大的国防力量反倒没有安全。那么，戈尔巴乔夫错在哪呢？错就错在用善良的幻想代替严肃的政治，将政治问题当宗教问题处理；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那位海尔曼·克利盖的话说就是“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说这位“乡下牧师把争取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变成‘对那种共性的伟大精神的探求’”，“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某种充满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并且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这正显示了他的怯懦”；“如果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意志颓废”。[142] 看看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其内容近可追溯到汤因比，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可追溯到海尔曼·克利盖[143]。用这样的意识领导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焉有不亡之理。
汤因比先生如果能活到21世纪，不知他对此会做何种解释。最大的可能是，他还会重复当年在印第安人被“灭族”问题上的强盗逻辑，即认为苏联解体和伊拉克被入侵是由于他们没有向西方释放足够的善意。
四、汤因比所肩负的“特别文化使命”及其学术评价
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可英国人要报起仇来，百年也不晚。自丘吉尔起，英国政治家们就开始呼吁欧洲团结以实现欧洲复兴。
（一）“君子报仇”
汤因比在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历史，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然而，千百年来的因循守旧、各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与恐惧，都是压在欧洲背上的负担，阻碍了上述那种革新。从技术上讲，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从社会与政治上说，或许不可能进行改革。欧洲人作为个人，作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这些因素同传统的势力、感情以及复旧情绪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决不能摆脱在欧洲边缘已站住了脚的超级大国的操纵和摆布。看来俄美之间争夺欧洲资源的斗争，不可能有助于欧洲改组的事业。[144]
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二战中为罗斯福出卖的耻辱，他们一直在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将这个目的说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145]
如前所述，美国能够在二战以后取代欧洲成为世界霸主的主要原因，是在亚洲尚未崛起之际，罗斯福联手斯大林有意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压缩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对美国而言，只有让苏联控制东欧，欧洲才能是小“西欧”；只有欧洲变为小“西欧”，它才能听美国的话。反之，东欧一旦回到西欧，大欧洲就会出现，这样欧洲的翅膀就会硬起来，就会反美国。二战之前的地缘政治特点是大欧洲压迫美国，二战之后美国翻了身，翻身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对欧洲版图做了大“手术”，即在二战中将东欧让给了苏联并由此大大压缩了欧洲的地缘政治空间。换言之，丘吉尔说的“铁幕”实际上是美国与苏联合伙拉起的，目的是为了挤压欧洲。
尼克松之后，美国人却再次忘记罗斯福的教诲并失去了尼克松的智慧，再次戴上欧洲发送的“世界主义”高帽并为欧洲担起战略“清道夫”的任务。美国先将雅尔塔体制的关键支柱苏联打倒，结果事与愿违，美国不仅没有收获苏联留下的雅尔塔遗产，反而被欧洲怂恿着进行更大的扩张并使欧洲随后收回了在二战后失去的东欧地缘政治利益。正是由于罗斯福的有意安排，美国与苏联分享了战后“雅尔塔红利”近半个世纪；而苏联解体迄今凡20余年，美国便被“对全球事务的支配”[146]的重任压垮并迅速衰落。
苏联解体后，尤其是科索沃战争后，美国已帮着欧洲将其地缘政治版图恢复到二战前的大欧洲的水平，整个东欧已融入并依附于西欧，随之而来的必是欧洲力量的增强和扩大。21世纪伊始，欧洲人又用捧杀的方法怂恿着美国冲入中亚，在美国被“请君入瓮”[147]即进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后，欧洲又纷纷撤兵。值得回味的是，当年坚决支持美国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并“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148]。这话一般的英国人读不懂，但能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尔、汤因比感到欣慰，让罗斯福、马歇尔感到痛心。如果我们了解二战前英国那呼风唤雨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布莱尔这句表面顺从的话中包含着英国人对美国人的那刻骨铭心的仇恨。
与美国比较，英国外交手腕要相对圆熟得多。尼克松之后，汤因比的“笔战”再次达到目的：随苏联解体接踵而至的是美国国内先后出现了“美中冲突”和“文明的冲突”论调。其代表作是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1993年)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7年)，以及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有着惊人的一致，前者即《文明的冲突》一书几乎就是汤因比《历史研究》翻版，而后者则是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如愿以偿的结果。美国人被英国人诱入预设的思维陷阱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抛弃尼克松的智慧，梦游似地再步凯南老路，以“反恐”取代当年的“反共”，全面铺开为期10年之久的“反恐战争”。美国由此迅速衰落。
（二）英国对美国“请君入瓮”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小布什发起“反恐战争”后，英国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仿效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做法，在中亚趁美国之危，大做军火生意。2008年6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国防与安全组织(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报告数据，2007年英国成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名单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场订单面多年领先的美国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国接到其他国家价值100亿英镑(约200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新订单，占世界武器出口市场的33%。该报告中说，2006年，英国出口订单数额达到55亿英镑。帮助英国冲进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的“台风”(Typhoon)战斗机的大型订单(交易额为43亿英镑)以及与阿曼、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岸防舰出口订单。此外，来自北美国家的订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国从英国购买的武器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149]
英国在怂恿美国冲入中亚后，与当年的罗斯福一样也在双面下注。2010年10月21日，塔利班组织一名指挥官对英国《每日电讯报》表示，英国是该组织最大的资金来源。按他的话说，塔利班受到英国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中心收到的捐款的资助。这名塔利班指挥官告诉英国天空新闻台：“我们不像政府，我们依靠个人(捐助)。我们从英国的穆斯林兄弟那里获得捐款，进行圣战。他们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获得资金、购买武器和开展战斗的方式。”[150]
读到这里，笔者不得不再次提及193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那次内部讲话，面对即将爆发的欧洲大战，罗斯福计算了一下欧洲还二十几个独立国家后说，“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他说：“如果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英国、法国和其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决定起而战斗，那时你们就会碰到武器问题。”[151]罗斯福向其同僚幸灾乐祸地交底说：
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会议举行于9月29日。)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惶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订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定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订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第二，现在我们不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希望法国继续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我们不希望法国不得不向这个、那个或其他事物屈服，因为法国屈服，英国屈服，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将不存在什么独立的国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说，尽我们所能——完全作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帮助法国和英国维护独立，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确实，目前它们的独立受到了威胁。
我想，阿瑟·克罗曾经说过：“这不是非中立吗？”是的，可以这样说。而我作为陆海军统帅和行政部门首脑，将竭尽全力防止任何军火进入德国、意大利或日本。为什么？这是因为自我保护是美国政策的组成部分。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40或50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
这就是真正的答复。你们不必担心由谁来批准这批订货或其他订货。我坦率地希望法国能够得到我们所能生产的最高速驱逐机。我国有六家公司生产这种飞机。我希望他们会得到他们能够在我国购买的最好的重型和中型轰炸机。这不是一个秘密问题。我们只保守一个秘密，那就是轰炸机瞄准具，这还没有向法国透露，也不会向它透露。我祈求上帝让他们得到飞机。很快地得到并把它们运抵法国。这可能意味着拯救我们的文明。[152]
罗斯福的这篇交底式的讲话引起在座要员的鼓掌。他们明白了罗斯福将带领他们不仅要取代欧洲的世界霸权，而且还要利用欧洲的灾难大发横财。
时光如梭，风水轮换。进入21世纪的美英开始角色置换，今天的英国人正在扮演当年美国人的角色：在消耗美国的同时还要利用美国与世界的冲突大发横财。
1857年马克思在《印度起义》一文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153]看来，马克思说的“报应的规律”在当今美国身上得到了应验。“春江水暖鸭先知”，最能感受到这个“报应的规律”的是美国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154]，他于2010年12月13日逝世，临死前他对医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要停止阿富汗战争”[155]。2011年2月25日，曾积极支持美军参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离任前夕在美国西点军校演讲时警告说：未来任何国防部长如果建议总统向亚洲、中东或非洲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借用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MacArthur)的委婉说法，‘都应该检查他的脑子是否正常’。”[156]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肩负着“特别文化使命”
总之，汤因比的学术与其生涯显然是贯穿政治的，他成功地实践了丘吉尔的名言：“创造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写历史”[157]。汤因比不仅在英国外交情报系统长期任职，而且还与英国“罗兹会社”有着密切关系。1891年，全球最大钻石巨头戴尔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158]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国创立的“罗兹会社”，会社确立的“崇高”目的是：
将大英帝国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在帝国议会实行殖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159]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大学导师卡洛·奎格雷(Crrroll Quigley)教授1949年在所著的《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一书中披露：罗兹会社的口号是：
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160]
罗兹会社由三个同心圆圈子构成，内层核心圈由罗兹本人主导，成员皆为秉持永葆大英帝国理念的富豪精英，结成“罗兹秘密会社”(Rhodes Secret Group)，1901年后被称为“米尔纳小组”(Milner Group)。第二层是“塞西尔小组”(Cecil Group)，由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主导的政治圈权势人物组成。第三层即最外圈由阿诺德·汤因比[161]和金融家安东·米尔纳 (Anton Milner)勋爵主导，成员为知识分子，称为“汤因比小组”。阿诺德·汤因比为罗兹会社确立的观念主要是：第一，英国历史代表着伟大的道德思想——思想自由的演变，最有利于英帝国的完整统一；第二，任何人最关心的应该是为国家服务的责任感和义务；第三，工薪阶层在英语社会中做社会服务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162]这三个小组中，“汤因比小组”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塞西尔小组”施加政治影响，“米尔纳小组”提供财力支持。三圆同心，相辅相成，组成影响英帝国和世界命运的秘密组织。[163]
罗兹会社的核心成员皆通过严格选拔组成。入选成员被送进由罗兹会社的控制机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泰晤士报》《圆桌》杂志以及外交部或殖民办公室等进行历练。“这些人在学术界广泛占据要害位置，通过新闻媒体引导并影响舆论”[164]。罗兹会社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英帝国自治领、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遍设分支。如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就是罗兹会社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其“首要目标是由英国以联邦的形式统一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最终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他们“不定期秘密集会，统一规划部署，从幕后对政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165]。
1920年7月“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在巴黎的一家饭店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大多是罗兹会社的成员”。1926年该研究所获英国皇家特许，取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IIA)[166]。笔者目前尚未见到明确的资料证明在巴黎参加和会的汤因比是否在组织上加入罗兹会社，但从汤因比叔父在罗兹会社中所起的作用、1936年希特勒接见汤因比[167]和1939年后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事务研究部主任的履历及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核心观点与罗兹会社的“汤因比小组”的理念惊人的一致等方面比较分析，“《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J.汤因比则从早年就进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68]的说法是非常可能的。
1975年10月22日汤因比去世，他不如丘吉尔有幸，丘吉尔看到了美国在朝鲜战争后的衰落，而汤恩比看到的则是美国衰落后在尼克松手中开始中兴。好在他的后生们不辱使命，终于在21世纪初，将美国送上国家衰落的快车道。
（四）汤因比的学术研究远离真理
一般说来，被压迫民族的历史观更接近真理。19世纪的德国是受英国资本压迫的国家。如果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的著作与阿诺德·汤因比的著作放在一起比较阅读，就会发现前者更接近真理，因而其论证也比较有力；后者在吓人的巨量资料和庞杂无序的知识掩饰下，让人看到的只是以英国外交利益划线因而不顾事实的虚伪，其论证只能是闪烁其词。这是因为前者是在为反抗英国压迫的德意志民族和全世界无产者呐喊，后者则是在为英国霸权张目。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169]同一个问题，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感受从而立场不同，其结论也就大相庭径。一般而言，被压迫者的学说容易接近真理。
比如对于拿破仑的评价，与汤因比不同，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拿破仑在欧洲政治家中是较早认清英国“自由贸易”虚伪本质的人。拿破仑曾说：“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170]李斯特肯定地说：就当时法国的商业政策来说，拿破仑这句话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这位伟大天才，以前并没有研究过这些学说，“这对于他，对于法国来说，真是一件好事”[171]。恩格斯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172]
关于不列颠在印度殖民统治造成的后果，与汤因比不同，马克思说：“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173]
19世纪的德国与18世纪的法国一样，也在遭遇着英国资本的冲击和剥削，命运相同，感受及其学术结论也自然与汤因比不同。退一步来说，同为压迫者阶级，汤因比与其前辈，地缘政治学者哈·麦金德，甚至与其同辈，美国战略思想家沃尔特·李普曼相比，其眼光也有泥云之别。前者大而无当，以其浩如烟海的资料吓人，后者文章不长，其结论却常能一语中的。
五、经验总结
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只有趟过了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血泊的共产党人才认识到“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74]；“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175] 。今天对于西方人反华手法，我们仅仅从警惕的角度对其加以总结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同样需要认真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请君入瓮”。具体说来，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的文化交流要与国家的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相呼应。大国文化的国际交流，即使不是所有，至少也有相当的内容贯穿着外交目的，在对外交流中，宣传什么，输出什么样的知识，是与国家的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相配合的。比如，近代日本“学术”就有明显的为侵华战争服务的“笔部队”[176]的性质。日本启蒙思想家、文学家福泽谕吉(1834～1901)在他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就将世界文明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层，它将中国和日本放在同一层次，称之为“半开化国家”，以此淡化中华文明对日本文化的绝对影响，为将日本从东亚文明的边缘地位提升到中心地位的理论做了铺垫。他主张用武力向中国、朝鲜输出日本的所谓“文明”，1895年甲午战争中日本获胜，福泽谕吉将此视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打败中国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177]福泽谕吉的“文明”观标志着日本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的终结；亚洲文明的中心在日本，中国是日本文明的附属的“中国观”由此形成——这也成为后来中国汉奸意识的精神支柱。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其长期军备的必然，也是日本对华战略中意识形态“笔战”的结果。血写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适度淡化意识形态从策略上说是可以的，但从战略上讲则是要吃亏的。枪杆子和笔杆子，我们在什么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对外开放中——都不能忘记，更不能放弃这“两杆子”。
第二，文化传播从“自在”(自发)转向“自为”(自觉)是世界文化交流中表现且需要我们认识和掌握的国家文化运动规律。理论上说，近代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与其世界扩张是同步的，但实践上说，这种同步却还存在着从民间的自发行为向国家的自觉行为转变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转变明显加速。沃尔特‧李普曼注意并研究了这种转变，1922年他在《公众舆论》一书明确指出：“在目前控制局势的这一代人中间，说服已经变成一种自觉的艺术和世俗政府的一个常规功能。”[178]
1913年德国外交部用于支持海外学校的预算拨款达150万马克。[179]1920年，法国外交部将国外法语学校与著作办公室升格为法语著作司，明确其使命为“法国的对外知识扩张”[180]。美国学者鲁塞尔·加尔特(Russell Galt)注意到法国在埃及进行着的有组织的文化争夺，他写道：“在埃及英国拥有教育上的控制权，但法国却主导了埃及学校的教育观念。因为法国有一个有组织的文化宣传机构，而英国却没有。法国的‘笔’比英国的‘箭’更有效果。”[181]英国政府曾经意识到“它在创建一个帝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明”，但同时也意识到英国在殖民地文化争夺中的劣势地位，决定对这种“创建文明”的活动加以支持。[182]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183]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184]。在当时英国对外宣传工作取得相当的成效，以至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不无羡慕地说：“在英国，宣传被作为第一级的武器使用；在我国，却是失业政客的饭碗，或者至多不过是一些腼腆的英雄们的一种职业。结果宣传对我们来说，其效果等于零。”[185]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传播从民间的自发(自在)形式向有组织的自觉(自为)形式转变规律，不仅是表现在国家间的斗争及其理论传播领域里，它甚至同样在阶级斗争及其理论传播领域。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批判在社会主义理论传播途径上崇拜“自发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倾向时说：
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他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是年轻，也就必须越加积极地反对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也就必须越加坚决地警告工人，叫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对“夸大自觉成分”等等的恶劣的劝告者的话。[186]
为此，列宁同意卡·考茨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187]的观点，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188]。
读了汤因比的书，我们对列宁的教导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文化的国际传播，从而国家意识形态的国际博弈方面，我们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历史比较还很年轻，没有多少经验，更没有“多得不能相比”和“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的“传播工具”。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西方国家为实现国家意识形态传播自觉掌握和运用文化传播规律的经验，将对外开放中的文化传播从民族自在(自发)水平更加积极地提升到国家自为(自觉)水平，以实现中国的外交目标。
第三，国际文化传播是讲政治的。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不仅有国家间意识形态扩张的内容，在国家战略方面还有被称为“理论杀手”们设计且用“学术”巧妙包装的用于误导对手国家战略方向的内容。常用的手法有三：
其一，用牧师的口吻向对手国家散布以抽象人性为核心的“普世价值”，空谈普世之“爱”及相应的“和平主义”理论。这些理论的特点是用宗教替代政治，将西方价值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是人类价值的范本。接受这种理论的后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就会自降国格、人格，自觉天然不如西方，结果是在西方世界的进攻前自毁长城，使敌人得以长驱直入，最终为西方打倒。比如17世纪的欧洲人之于印第安人，19世纪的英国人之于印度人、南非人，20世纪末的美国人之于苏联人，21世纪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之于伊拉克人，前者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将后者打垮，甚至消灭的。
其二，如果第一种方法即用“爱”包装的“和平主义”不见效，就用“学术”包装的“依附论”使对手甘为附庸。比如英国推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就是这样。它在英国已建立起高起点并获高势能资本的历史条件下，主张经济自由，建立实际上以英国资本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英国在印度所做的就是将印度经济变为英国资本的附庸，印度的这种附庸地位至今未变。拿破仑看出其中的陷阱，他针对英国资本实行大陆封锁。正因此，拿破仑及其政策备受英国斯密学派及汤因比的抨击。李斯特说：“不论他们怎样说，有一点总是肯定的，这就是，受了这个封锁之赐，德国所有各种工业初次获得了重大发展；凡是熟悉德国工业历史的人必然能为此说作证。”[189]中国蒋介石时期的经济走的就是依附英美资本的路子，诚如毛泽东所言，这条路线“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190]。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推行的依附帝国主义经济道路的结果引发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结果是中国人民拒绝了依附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使新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迅速崛起并形成独立的一极。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西方又将亚当·斯密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分工”理论引入中国，企图再置中国于国际资本的附庸地位。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
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91]
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国家为了逼使中国就范，让苏联解体悲剧在中国重演，开始对中国进行了封锁。中国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其结果是西方经济在21世纪初出现衰退，中国经济却出现了新一轮高涨。
其三，如果前两招不奏效，西方政客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设计出最有杀伤力且屡试不爽的捧杀策略，将“世界主义”高帽扣在已经崛起且无法制约的对手国家头上，让这些国家的某些领导人头脑膨胀，在西方的热捧中担起超出其国力的“道义”目标，最终为其庞大的目标所拖垮。如前所述，丘吉尔及后来的英国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消耗美国的。他的“铁幕演说”让美国扛起了“世界民主”的大旗，并由此让美国栽倒在朝鲜和越南战场；1972年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并大幅收缩外交目标，1973年汤因比就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推出《展望21世纪》，企图一箭双雕，在怂恿美国防范中国的同时，又将“世界主义”的高帽扣在中国头上。在苏联解体和美国衰落后的今天，英国人又如法炮制丘吉尔、汤因比的手法，在将“世界主义”的大帽转扣到中国头上的同时，更企图挑起美国与中国的冲突，让中美这两个雅尔塔体系的关键支柱国家在“零和”式冲突中双双倒塌。
当然，这么说绝不意味中美之间没有矛盾，但中美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就其性质而言属于雅尔塔体制内部利益调整的范畴，而英国与美国的矛盾，则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欧洲主导的凡尔赛体制和美、苏、中主导的雅尔塔体制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想恢复的就是已经失去了的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比较而言，欧美间的矛盾要比中美俄之间的矛盾更为深刻和不可调和。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美国外交屡犯大错之后，英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怂恿美国犯更大的错误。就在布莱尔在自传中对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行为表示“不后悔”不久，英国前首相布朗在宣传新书《大冲撞之外》时表示，如果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能应对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体的崛起，在接下来10年中，全世界人民将目睹“西方大衰落”[192]。2010年12月，就在美韩、美日在黄海军演的当口，英国《经济学家》就组织“笔部队”创作并刊登除该刊记者，“背后还有中、美、日等国的26位作者参与了创作”的长达14页的封面文章《中国崛起之威胁》。文章开篇用“卧薪尝胆”的典故比喻了中国的发展。文章详细地讲述了中国春秋末期越王勾践如何以阶下囚的身份卧薪尝胆，最后击败吴王夫差的故事。文章称，经历了金融危机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发现，中国越来越富有，比预想的还要强大。中国的上升与美国的下滑形成强烈对比，这让全世界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强盛的国力，并且由此使中美两国的关系变得尖锐起来。由于对中国具备攻击性的害怕和猜疑，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崛起。“中国和美国注定是对手，但不一定是敌人。”[193]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月23日，就在美国逐渐从伊拉克撤军的当口，布莱尔在伦敦出席伊拉克战争听证会上呼吁美国现在应当是“把我们的脑袋从沙里拔出来”，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说他经常走访中东地区，发现到处都有伊朗“负面影响力”。他认为，西方国家不能再把伊朗或极端分子的所作所为归咎于自己，大家应该以必要决心，甚至武力来阻止后者继续我行我素。布莱尔也在听证会上说，在美国入侵伊拉克近一年前他就承诺支持美国。“我当时十分明确而又简洁地向布什总统表示，你可以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将与你们同在。”[194]布莱尔最后这句慷慨激昂的话所表达的深层语义就是：英国将长期消耗美国，并永远与美国的错误同在!
其四，在指出合理目标的同时却给对手国家预留下陷阱，这是打击新崛起而文化哲学底蕴较浅的比如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的最有效方法。比如，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汤因比的历史观就在美国催生出像凯南、麦卡锡、布热津斯基等爱国的“战略家”，他们给国家指出符合战略逻辑却不合战略哲学即超出美国国力许可的战略目标因而将国家引入歧途。与美国和苏联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因而有深厚哲学底蕴的国家，这一点使中国在国内和地区治理方面——与英国和美国相比——是有相当的经验的，这方面的经验使中国不容易受到骄纵；与苏联相同，中国——与美国，特别是与英国相比——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195]的进程中又是一个后进因而是没有多少世界性经验的国家，这方面的欠缺又使中国在“正确”的目标下容易高扬起大无畏献身的气概。这种“气概”曾使苏联领导人在世界治理方面失去列宁和斯大林的有限守成的哲学，在忽左(如勃列日涅夫)和忽右(如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极端政策中将国家推向解体。这些教训对刚刚融入“世界历史”不久的中国来说需要格外加以注意。
当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比如他提出在未来“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建立世界政府”和“实现世界统一”的设想有着相当的开发价值。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过自由人“联合体”[196]的设想，尽管马克思的设想与汤因比的设想路径和本质完全不同，但他试图使人类通过自觉采取统一管理的体制来避免整体毁灭的目标与马克思是一致，也是合理的。对此，我们不能在倒掉汤因比历史观“洗澡水”的同时连其中的“婴儿”也倒掉了。
但问题是，在目前无政府的世界体系中，一个国家——即使是像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那样为了世界正义的目标而自愿——倒下的结果，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其他国家的落井下石。如果没有马克思说的“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197]历史条件，即使是对人类有益的诸如“建立世界政府”的合理目标，与当年的共产主义者实行“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样，是仅凭一国之力——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承担不起的重负。
列宁、斯大林在早期革命时也曾相信和迫切等待过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联合行动”。当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历史条件不可能出现，空等就意味着死亡时，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自保，都转而与德国签订了妥协性和约，斯大林还与丘吉尔于1944年10月达成“百分比协议”，放弃了部分世界革命的义务，结果保住了苏联的存在并使苏联发展为世界性的大国。勃列日涅夫不明白这个道理，上台后又要当世界社会主义“中心”，到处支援“世界革命”，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198]，结果将国力耗尽并为苏联解体做好了铺垫。
今天的美国人也遭遇了同样的认识误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美国替代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但罗斯福明白，获利的同时也增大了守成的支出，而美国的国力可以取得更多的战争胜利，但不足以守住和消化美国从这些胜利中获得的全部利益。为此，他联合苏联，将世界一分为二并以此瓜分了原属于欧洲的世界“财产”。与苏联的合作使美国确立了其战后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从杜鲁门始，美国领导人接受了英国戴给美国的世界民主领袖的高帽，介入朝鲜、越南内战，结果导致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的衰落。尼克松上台后意识到“世界民主领袖”也是美国担不起且还有可能为此压垮的重负，于是便转头与中国握手，降低了美国的国力支出，美国由此获得中兴。苏联解体后，美国政治家们又滋长起“世界主义”的幼稚病，再次戴上英国人扣给他的“民主领袖”高帽，冲到巴尔干、冲到中亚，结果陷在中亚不能自拔，于2008年始国力迅速衰落。
1952年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时曾对周恩来表示“中国应变成亚洲的兵工厂，它今后应给其他国家提供专家”；斯大林甚至设想让中国挑头建立与联合国“并行不悖”的地区性组织，苏联将“尽力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主要作用”[199]。但中国领导人还是回避了担当亚洲地区红色“领袖”的角色，采取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200]的外交方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又给我们制定出“中等发达国家”[201]而不是当时流行的“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其中都贯穿着长期坚持地区性守成，不做超级大国的国策理念。这种不透支国力，使国家战略目标与国力相匹配的稳健政策，又使中国稳步进入21世纪并在世纪初的世界经济普遍低迷中赢得了巨大的发展。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有一种叫“塞壬(Siren)”的海妖，经常飞降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用自己的歌喉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导致航船触礁沉没。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衰落后，便不断向苏联和美国发出“塞壬”的歌声，结果使得苏联于20世纪90年代触礁解体，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两次碰得元气大伤。1973年以来，以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发表为起始，英国和日本联手试图诱使美国和中国进行“零和”式冲突，与此同时还不忘将“捧杀”的目标转向即将步入世界的中国，要让中国戴上已将苏联和美国压垮了的“世界政府”的重负，要让“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202]。如果中国在初步进入“小康”社会的今天，忘记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在国际关系中“不称霸”和“不做超级大国”的教导，为汤因比发出的这种“塞壬”歌声所迷惑，那前天的英国、昨天的苏联和今天的美国就是前车之鉴。
总之，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英国人是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经验比较丰富，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是比较圆熟的，因而也最需要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学习的。昨天欧洲人借美国人之手埋葬了苏联，今天又借中亚人民的手将美国拖垮。对此，我们在崛起之初，在提高警惕的同时，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而我们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做好准备。
[1] 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英美学者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选自英国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译皇家国际事务学会，通称“查塔姆大厦”)负责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丛书《战时篇》(1939～1946 年)部分，共11卷，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开始出版。这套丛书的中译本自1978 年起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陆续出版，1990 年出齐。
[2] 汤因比在为萨默维尔《历史研究》缩编本写的序言中说：“在我的这本书和我本人之间，间隔着1939至1945年的那场战争，其间伴随着我个人境遇和工作上的变动(第四至六卷是在大战爆发前41天出版的)。”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由此推论，《历史研究》后六卷于1939年至1961年出齐。
[3] “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生活类型——大众传媒开始使用心理战的手法。最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术语用来表示战争期间进行宣传，所以，心理战的开始甚至被视为是从和平状态向战争转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俄]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等译：《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日本作家小山荣三在1942年出版的《战时宣传论》一书中认为：“对思想战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认识到它和坦克同样重要，是自上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转引自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2页。)
[4] 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9期，第30页。
[5]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9期，第30页。
[6]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9期，第30页。
[7]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9期，第32页。
[8]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9期，第31页。
[9] 参见[美]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0]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明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2页。
[11] [英]温斯顿·S.丘吉尔编选，李阳译：《永不屈服——丘吉尔一生最佳讲演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页。
[12] [英]温斯顿·S.丘吉尔编选，李阳译：《永不屈服——丘吉尔一生最佳讲演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13] 百度百科：《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http://baike.baidu.com/view/3341430.htm。
[14]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
[15]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6页。
[16]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40页；还可参阅同书第940页。
[17]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65页。
[18]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0页。
[19] 参阅[印]贾瓦拉哈尔·尼赫鲁著，齐文译:《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99页。
[20] [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21] 参阅[印]贾瓦拉哈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著，齐文译:《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89~391页。
[22] 自公元前221年秦建立封建统一王朝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历时2133年。其中，统一时期历时1271年，占59%，持续百年以上的有西汉、东汉、唐、明和清五朝，而秦、西晋、隋和元代的统一时间则不超过75年；分裂时期历时873年，占41%，其中东晋至南北朝和五代辽宋夏金两个时期分裂时间均在200年以上，其余除东汉末至三国鼎立这一阶段僵持近百年外，基本为各朝代更迭间隙的短暂混乱期。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23]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9页。
[24] 1972年，在回应汤因比“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的说法时，池田大作一方面说汤因比“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的说法“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但又酸酸地用假设条件予以限制或否定，他说“不论怎样，中国也是用强大武力完成统一的”，“因此，我想说的是，今后世界统一应该走的方向，不是像中国那样采取中央集权的作法”。这实际上是在婉转对中国的大一统国家模式表示否定。同样的道理，池田则对美国的分裂不反感，在回应汤因比提到的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时，他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出现在是否在美国建立一个黑人国家，印第安人国家。这的确是一种办法”。池田大作的这种日本立场与汤因比在对待欧洲大陆统一问题上的英国立场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引文参见[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5～296、203页。
[25]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页。
[26]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英国哲学家、思想家、作家和科学家，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在逻辑学、美学、教育学方面也提出许多思想。著有《新工具》《论说随笔文集》等。培根尖锐地批判了中世纪经院哲学，认为经院哲学和神学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主张要全面改造人类的知识，使整个学术文化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实现伟大的复兴。他认为，科学必须追求自然界事物的原因和规律。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以感官经验为依据。他提出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原则，认为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要获得自然的科学知识，就必须把认识建筑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他还提出了经验归纳法，主张以实验和观察材料为基础，经过分析、比较、选择、排除，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主要著作有《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新工具》等。
[27]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5～348页。
[28]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29页。
[29]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61页。
[30]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69页。
[31]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91页。
[32] 欧洲人在北美宣扬“爱”的宗教与西方对印第安的灭绝政策是相向而行的，以至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反克利盖通告》还批判一些人在北美“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6、95、91页。
[33] D.C.萨默维尔在此加了一条注释说：“在印度的抵制英国货运动中同它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34]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5页。
[35]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5页。
[36]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34页。
[37]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49页。
[38]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52页。
[39]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页。
[40] [英]伊恩·格雷著，张志明等译：《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477页。
[41]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347页。
[42] [美]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43]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44]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页。
[45] [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著名的政论家。1889年9月23日生于美国纽约。在哈佛大学时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191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多家报纸供职，曾做过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1974年12月14日因心肌梗塞逝世。去世前他表示：“有一位总统是值得爱戴的，就是特迪·罗斯福，我敬爱他。”参阅[美]罗纳德·斯蒂尔著，于滨、陈小平、谈锋译：《李普曼传》，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518页。
[46]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2页。
[47] 转引自[美]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48] 转引自[美]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49] [英]汤因比主编，郑玉质、关仪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8页。
[50] [清]龚自珍：《古史钩沉论》，《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页。
[51] [英]丘吉尔：《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1946)，[美] 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学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Words That Make America Great)，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5页。
[52] [英]丘吉尔：《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1946)，[美] 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学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Words That Make America Great)，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6页。
[53] [英]汤因比主编，郑玉质、关仪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4页。
[54] [英]丘吉尔：《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1946)，[美]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学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Words That Make America Great)，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3～634页。
[55] [英]丘吉尔：《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1946)，[美]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学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Words That Make America Great)，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6～637页。
[56] [苏]B.T.特鲁汉诺夫斯基著，张德广等译：《丘吉尔的一生》，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403页。
[57]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2页。
[58]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4页。
[59]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5页。
[60]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5页。
[61]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5页。
[62] 1895年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曾就委内瑞拉边界问题发表对英威胁性的宣言，宣称“美国实际上是这个大陆的统治者”。杨生茂、张友伦主编：《美国历史百科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2页。
[63] 转引自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6页。
[64]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之一，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
[65]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6～917页。
[66]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6～917页。
[67] 转引自[美]戴维·霍罗威茨著，上海市“五七干校” 六连翻译组译：《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页。
[68] 《柯乐博致艾奇逊》(1949年10月1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69] 英国于1954年6月17日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72年3月13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70]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199年版，第187～188页。
[71] 《同希思的谈话》(1974年5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5页。
[72] 转引自[美]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73] 《艾奇逊和杜鲁门谈话备忘录》(1949年10月1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74]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75] 转引自[英]汤因比主编，郑玉质、关仪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8页。
[76]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01页。
[77]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罗吟圃译：《美国外交政策》，人文出版社1944年版，第17页。
[78] “X先生”，即乔治·福斯特·凯南。
[79]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页。
[80]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页。
[81]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页。
[82]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页。
[83]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19页。
[84]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页。
[85]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页。
[86] [美]沃尔特· 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5页。
[87]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页。
[88]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页。
[89] 池田大作，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1928年生于东京，毕业于富士短期大学经济系。是日本创价大学、创价学会的创始人。时任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日莲正宗法华讲首席讲师、创价学会国际协会会长等职。著有《人类革命》《论生命》和《我的释尊观》等著作。
[90] 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9期，第30页。
[91] 汤因比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的作者是美国作家威廉·哈代·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
[92] 参阅张文木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上)第一章第五节“张伯伦全球战略的深层设计及其失败”，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270页。
[93]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4页。
[94]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07～208页。
[95]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5页。
[96] 参见[美]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97] 关于这段历史的档案披露，参阅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第一章第五节第六部分：“苏联联手美国挤压英法，一跃成为世界新霸主。苏联帝国的建立”。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1～630页。
[98] 1901年10月16日，即《辛丑条约》签订后一个多月，英日便在伦敦秘密谈判结盟。1902年1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与日本驻英公使董林签订了《英日同盟条约》，2月12日，双方同时对外公布条约，其内容直对俄国及俄法同盟。条约规定：当英国在中国及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的特殊利益因别国的侵略行为或中国、朝鲜发生动乱而受到威胁时，缔约国一方为保护上述利益而与他国开战时，他方应严守中立，并努力防止其他国家参加战事攻击其盟国。如果某一国或数国加入对缔约国一方的战争，缔约国另一方“应予以援助，共同作战”。《英日同盟条约》全文可参阅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二分册，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3~194页。
[99]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袭击俄国驻中国旅顺的舰队，日俄战争拉开序幕。1905年1月，日军攻陷旅顺口，3月又在沈阳附近击溃了俄国陆军主力，5月俄国从波罗的海调来的增援舰队也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击败。9月5日，日俄两国签订《朴次茅斯和约》，俄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将在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与日本，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
[100]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08～209页。
[101] 《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8页。
[102] 《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0页。
[103] [美]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6页。
[104]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17页。
[105]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43页。
[106]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50～251页。
[107]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9页。
[108]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6页。
[109]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1页。
[110]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3页。
[111]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页。
[112]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5页。
[113]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1页。
[114]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页。
[115] 在此借用美国学者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于1997年合著的同名著作《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116] 在此借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997年所著的同名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rking of World Order)，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117]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3～294页。
[118]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5页。
[119]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66页。
[120]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62～263页。
[121]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5页。
[122] 刘远航编译：《汤因比历史哲学》，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48页。
[123]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07页。
[124]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7页。
[125] 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讲话，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参见《尼克松总统在关岛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教学参考》(现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275页。
[12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127] 1846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德国“真正社会主义者”、《人民论坛报》主编海尔曼· 克利盖“将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的宣传倾向。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页。
[128]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27页。
[129]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29～230页。
[130]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31页。
[131]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50页。
[132]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24页。
[133]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134]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135] 这里借用马克思的话。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136]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137]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28页。
[138]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139] [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140] [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14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142] [德]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通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95、86页。
[143] 海尔曼·克利盖，1845年初与恩格斯在巴门结识，恩格斯曾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鼓动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并把他介绍给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同年，克利盖在赴美途经伦敦时，加入了正义者同盟。1846年1月，他在纽约创办《人民论坛报》，用各种“爱的呓语”宣传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并把当时美国平分土地运动的土地纲领，说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由于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与克利盖的联系，美国方面把克利盖视为德国共产主义代表，因此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于1846年5月11日召开会议，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反对克利盖用普世的“爱”取代以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为目标的共产主义。
[144] [英]汤因比主编，郑玉质、关仪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164页。
[145] 《这是一封超长的信，收信人是我热爱的国家》，http://www.infzm.com/content/54243。
[146]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147] 瓮：一种陶制的盛器。比喻用某人整治别人的办法来整治他自己。《资治通鉴·唐纪·则天皇后天授二年》：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尔!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史，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148] 《布莱尔对伊战死者亲属表抱歉，不后悔参战决定》http://www.zj.chinanews.com/detail/1294603.shtml。
[149] 《沙特宣布从英国购买72架“台风”战斗机》，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2007-09/17/content_6113019.htm。
《英国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
http://www.chinanews.com.cn/gj/oz/news/2008/06-19/1286196.shtml。
[150] 《塔利班头目称英国是其最大资金来源》，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10/1189934.html。
[151] 《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页。
[152] 资料来源：《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0页。
[153] [德]马克思：《印度起义》(1857年9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8页。
[154]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资深外交官，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美国驻德国大使等职，1995年参与促成波黑各方签署《代顿和平协议》。2009年1月出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2010年12月10日霍尔布鲁克大动脉破裂，13日不治身亡，享年69岁。
[155] 《临终留言：停止阿富汗战争》，http://news.163.com/10/1220/07/6OB4G2TL00014AED.html。
[156]《美国不想再当世界警察》，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1/03/ft110307c.shtml。
[157] 转引自[美]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158] 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1853年出生，世界最大的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的创始人，罗得西亚(Rhodesia，今津巴布韦)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159] 转引自宋鸿兵：《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160] 转引自宋鸿兵：《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161]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1883)，英国社会学家，《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J.汤因比的叔父。1878年任牛津大学教师。著有《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讲稿》(1884年出版)。
[162] 宋鸿兵：《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页。
[163] 宋鸿兵：《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227页。
[164] 宋鸿兵：《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165] 宋鸿兵：《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
[166] [美]H.保罗·杰弗斯著，刘宁译：《操纵世界的黑手：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阴谋》(The Bilderberg Conspiracy:Inside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Secret Society)，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167] “希特勒在1933年到1938年，充分利用了欧美各大强权和犹太金融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的，将几大强权玩于股掌之间，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 宋鸿兵：《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168] 宋鸿兵：《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169]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1页。
[170] 转引自[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69页。
[171]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69页。
[172] [德]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 年10 月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638 页
[173] [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17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175]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6页。
[176]“七七事变之后不久，日本向侵华战场派出了一支由文学家组成的特殊的侵华部队，当时称为‘笔部队’。‘笔部队’成员们以笔为枪，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参见王向远著：《“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177] 转引自 王向远著：《“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178]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82页。
[179] 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9期，第30页。
[180] 转引自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9期，第30页。
[181]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9期，第30页。
[182] 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9期，第30页。
[183] 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9期，第30页。
[184]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9期，第30页。
[185] 转引自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186]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258 页。
[187] 转引自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 页。
[188]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
[189]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79页。
[190] 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7页。
[191] 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192] 《英前首相预言若不防中印崛起 西方将大衰落》，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12/1320119.html。
[193] 《英刊巨幅介绍中国崛起 称卧薪尝胆图和平发展》，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12/1331061.html。
[194] 《布莱尔呼吁必要时对伊朗动武》，http://www.zaobao.com/gj/gj110123_008.shtml。
[195] “世界历史”，黑格尔术语，是指一个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开放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发展进程。工业文明以前的历史在他看来只是“历史”，即处于“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阶段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他以非洲为例说：“我们对于阿非利加洲正确认识的，仍是那个‘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它还包含在单纯自然的状态之内，可是在这里只能算做在世界历史的门限上面。” (参阅[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页)马克思借用黑格尔概念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196]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197] “联合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德]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198] 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说：“今天，没有哪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没有苏联的参加或者违背它的意愿而能够得到解决的。如果今天有谁企图证明，没有苏联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个人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怪人。”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更是将这一霸权意识写入党的政治报告，称：“目前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1975年6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发表讲话称“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的时代”。转引自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4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201、202页。
[199] 《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9月3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11~1212页。
[20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页。
[201] “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202]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3～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