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21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警告会出现“新冷战”的可能性，呼吁以合作代替对抗。本次访谈对象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系荣休教授大卫·科茨，他详细阐释了美国试图推行的“新冷战”的内容和本质，分析了其根源、可能导致的后果及应对措施，并就作为“新冷战”一部分的贸易争端（尤其是其中涉及的就业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最后，他展望了拜登政府“重建更美好未来”计划等经济政策的前景，认为对政府债务上升的潜在风险的担忧不应成为美国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障碍。2008年经济和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进入危机阶段，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产生。究竟美国将走向绿色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威权民族主义，目前尚无定论，但发起“新冷战”绝对无益于解决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重重问题。
一、新冷战的内容、本质和发起动机
杨青梅：国际学术界近期围绕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发起的新冷战进行了诸多讨论。请问新冷战主要表现在哪些领域？
科茨：这场新冷战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在经济方面，拜登政府延续了前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虽然民主党在之前曾指责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合理，但他们今天仍然在试图通过关税施压，阻止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显然，美国政府当前的政策意在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美国政府还一直试图阻挠中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推行合理且具有革新性的政策，如“一带一路”倡议等。在政治和军事上，美国政府一直试图联合其他国家政府共同抵制中国。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所达成的防务关系。美军长期以保护海上自由贸易为名，在远离美国海岸线却非常靠近中国的地方进行海上演习。这是极具挑衅性的行为。迄今为止，没有人出来解释过为什么中国会对公海上的自由贸易构成威胁。美国政府最近还一直阻挠中美教育机构之间的正常交流，即使那些研究领域与技术机密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国学生或学者也常常无法获得签证。
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是冷战的另一个主要表现形式。2008年以前，大多数美国人都对中国持比较正面的看法，但这一情况在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前后迅速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中国发生了变化，而是美国主流媒体描绘和呈现中国的方式发生了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都从比较积极的角度报道中国。但是，金融危机之后，各大报刊媒体几乎每天都会刊登一两篇文章，把中国说成是全世界的威胁和各国必须共同对付的“恶人”。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美国的官员声称中国正在试图破坏“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这种措辞似乎在暗示中国所追求的是一个基于权力和专制的全球秩序。现实却与此相反：美国口中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实际上是一个由美国制定规则、其他国家必须遵守的全球秩序。实际上，联合国为实现一个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早已搭建了法律框架，但美国却拒绝加入联合国的倡议、条约、公约等。美国才是真正令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难以实现的主要障碍。
杨青梅：您认为，新旧冷战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哪里？
科茨：二战之后的旧冷战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阵营之间，阵营双方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二者之间几乎没有贸易和投资往来。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是对抗纳粹的盟友，此时的苏联在美国的形象非常正面。然而，二战后，虽然苏联领导层希望继续与美国和英国保持友好关系，但美、英却对苏联采取敌对政策，挑起了冷战。它们捏造了苏联红军即将横扫并占领西欧的说法。这一说法毫无事实依据：二战造成苏联约2000万人死亡和大规模的破坏，当时苏联领导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国家重建，根本不可能对他国形成具有侵略性的军事威胁。冷战时期的一位作者曾承认，为了能让美国普通民众支持军备重整和军事对抗，必须要在文章中把苏联描绘得令人魂飞魄散。总之，在旧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目的很明确，即破坏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由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并最终推翻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这就是遏制政策，旨在防止共产主义的世界影响力的扩大和随之而来的激进后果。
最近由美国挑起的新冷战则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其中，中国是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美国则是主导当前全球秩序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两个国家共同参与世界经济体系，有着高度依存的经济关系。因此，新冷战的本质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强国对另一个独立于美国且不会无条件服从美国的崛起中大国的反应。
杨青梅：您认为，美国挑起新冷战的根本动机是什么？
科茨：在我看来，这场新冷战的根源在于当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动力获得统治地位，以便为资产阶级争取特殊的经济利益。虽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演进，但所有对于资本主义演进的严肃分析都表明，帝国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
1945年以来，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导世界秩序的帝国主义强国。战后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主要目标是消灭与之竞争的社会主义制度。随着世界上大部分社会主义政权的解体，美国的战略逐渐转为鼓励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使中国逐步放弃社会主义，并不断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向中国承诺，与全球经济接轨以及发展市场经济将会让中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不过，出乎美国意料的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接近了世界技术前沿，并朝着成为相对高收入的社会稳步迈进。历史地看，许多欠发达国家都曾试图最大限度地融入世界市场、最大限度地进行市场化，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在融入全球经济和引入市场经济的同时，遵循了一条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这包括维持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部门、政府对经济的积极调控、高水平的公共投资以及国家对金融系统的掌控等。中国的快速崛起是美国未能预料到的，而这意味着由单个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将要发生改变。因此，美国战略家们把一个将在不远的将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经济体视为其全球利益的致命威胁。
美国希望通过新冷战来达到什么目的呢？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挑起新冷战是想要把中国推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从属地位。这种想法似乎不切实际，因为今天的美国没有这个能力。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想要通过新冷战阻挠中国向全世界销售高科技产品，继而减缓中国的发展。但是，这并不会改变中国的发展轨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加速中国的技术进步：中国在压力下可能会更快地摆脱对技术进口的依赖，独立自主地研发并生产出关键零部件。这或许会放缓中国的崛起，但无法停止中国的崛起，因此，从长期来看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关于美国发起冷战还有第三种猜测，而我个人认为这一猜测可能更为可信，但同时意味着更大的危险。这种观点认为，冷战的目的是想要鼓动中国的境内势力颠覆现有体制，制造国家分裂，瓦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美国的冷战策略具有内在矛盾。美国部分大资本集团仍然从与中国的关系中获得高额利润。例如苹果公司的主要零部件大多在中国制造，且目前尚无现成的替代制造商。因此，虽然这部分大资本集团并没有明确表态，但它们似乎对新冷战并不热心。只有那些认为友好的中美关系会损害其自身利益的大资本集团才会支持新冷战。
最后我想强调几点。第一，新冷战的开始早于特朗普政府，即它并不是从2017年才开始的，而是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就开始了。第二，新冷战不仅由拜登政府推行，还由美国国会、美国主流媒体以及在制定政府政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美国主流政策机构推行。最近我研究了美国国会在今年推出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该法案的不同版本已经通过了参议院和众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都以压倒性多数投了赞成票。唯一投反对票的是来自佛蒙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因为他认识到该法案的本质是对中国实施毫无根据的、侵略性的攻击，目的是迫使中国放弃使其得以成功的经济模式。
《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指责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有违公平竞争的经济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创办国有企业、政府对企业补贴和对关键行业技术升级进行激励、政府投资等。该法案还指责中国政府在购买商品和服务时偏袒本土企业。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同时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对策建议，呼吁美国政府推行产业政策、引入补贴、激励关键行业、增加政府投资、进行有利于美国企业的政府购买等，而这些措施恰恰是被美国指责为违背公平竞争的。这足见该法案的虚伪性。
实际上，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政府所推行的是正确且必要的发展战略。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它们过去的发展过程中也都是这么做的。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夏准在他的《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书中指出，独立战争后，还是一个农业经济体的美国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不再需要继续为英国提供原材料，这使美国发展工业成为可能。18世纪90年代，一名机械师恰好从英国移民到美国的罗得岛州，凭借记忆把他在英国见识过的纺织机器设计和制造了出来，并与当地的一位商人联手，创办了美国第一家纺织企业。这确实可以算是窃取技术，但美国的工业也由此得以发展。
发展中国家需要以合理的代价获得先进的技术，而且现在有比窃取技术更好的办法。中国获得西方国家技术的主要方式是以市场换技术，通过让渡广阔的市场换得西方企业在技术上的分享。中国已经找到了实现技术升级的好办法，而这正是其经济发展的核心。
二、新冷战可能导致的后果及应对措施
杨青梅：这场新冷战会给经济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科茨：全球经济受益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广泛交流。美国工薪阶层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了中国制造的高质量产品。这些产品起初主要是低技术含量的服装和玩具等，而近些年则升级到了电脑和手机。但新冷战的加剧让全球经济蒙受巨大损失。
新冷战带来的一个更大的威胁是破坏中美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疫情等挑战上的国际合作。如果新冷战使得如此必要的合作无法开展，其代价将是沉重的。
新冷战可能带来的最为严重的后果是潜在的战争危险。美国领导层并不想与中国发生战争，但战争可能由于美国对冷战政策的误判而发生。研究两国军事互动的专家认为，美中之间发生意外武装冲突的可能性非常高。我在一些分析中读到，中国边境地区在常规武器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而这些地区距离美国边境相当遥远；此外，中国还在舰艇数量上占优。因此，如若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可能会面临在冲突失败和发动核打击之间做出选择。这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大约在2021年年初，美国成立了一个名为“理智美中政策委员会”的组织，由关心世界和平的进步积极分子发起。该组织一直在发出警告，提醒新冷战可能会导致一场热战，劝告美国政府必须尽快改变其对华政策。
杨青梅：两国政府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新冷战的加剧呢？
科茨：在我看来，美国政府应该放弃推行新冷战策略，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视作平等伙伴，放弃称霸世界的企图。美国政府应该借鉴中国的一些做法，如制定产业政策，在科学、技术和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美国甚至可以考虑设立一些国有机构，尤其是在金融方面，这将对稳定美国经济、确保信贷流向生产性而非投机性活动大有裨益。这些政策的目的不是针对或击垮另一个国家，也不是像《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中所说的那样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而是为了推动和改善美国经济。这样的做法将有利于美国人民，也将令购买美国产品的其他国家的人民获益。
在我看来，中国政府的全球经济政策是明智合理的。我和我的合作者研究了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的经贸往来。不同于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我们并未发现中国与他国所建立的经济关系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相反，我们发现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所达成的协议是互惠互利的。虽然一些中国的私营企业可能在对待当地劳工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一直以来中国政府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是相当合理的。
不过，我对中国与邻国的关系有一些担忧。作为冷战的一部分，美国一直在向中国的亚洲邻国施压，鼓动它们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美国在建立这种反华联盟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美国等境外势力不应插手此类事务，这些争端应该由本地区各国政府之间通过协商加以解决。我赞同这样的立场。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边界和海洋主权问题上与邻国达成相互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让美国建立反华联盟的企图落空。
三、作为新冷战组成部分的贸易战
杨青梅：您如何看待作为新冷战组成部分的贸易战？
科茨：贸易战是几年前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引发的。特朗普非常聪明，他知道哪些政策立场会赢得美国选民的支持。由于美国的主流媒体和政客一直煽动民众的愤怒情绪，把美国工人阶级面临的收入低、失业等问题归咎于中国，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负面。特朗普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在政治选举中极力迎合这种民族情绪，并把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场冲突最初被媒体视作贸易战大加渲染，但现在冲突的范围已经扩大了。从本质上讲，这关乎中美之间复杂的经济关系，不仅仅是贸易关系。而特朗普关注的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贸易（进口与出口），他认为任何对美国出口大于进口的国家都是在占美国的便宜。由于中国对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在贸易顺差，特朗普称中国的增长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真正揭示的是，由于美国能够以低成本生产一种东西——美元，美国从中国获得了远超它所支付的商品。也就是说，中国从与美国的贸易中获得了美元，而美国无须出卖任何东西就换得了大量沙发、服装、玩具、工业品、电脑和手机等。
特朗普政府不但无理由地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也对一些欧洲国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开征惩罚性关税，甚至连加拿大也无法幸免。特朗普的关税攻势并没有经济理论依据，只是他自以为可以借此胁迫其他国家购买美国产品。特朗普并未关注更为广泛的经济关系：出口什么产品，进口什么产品，生产什么产品，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是否正在下滑，等等。这些都是不同的问题，远远超出了贸易战的范畴。
虽然特朗普坚称是中国在支付关税，但实际上，关税的最终支付者是美国的消费者和进口商。特朗普长期以来谬论频出，他对关税政策有错误认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拜登上任后，和他的顾问们并没有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关税——尽管拜登和其他民主党高层曾抨击特朗普执政期间的关税政策是对美国人的非理性征税。对拜登政府而言，关税并非冷战的核心，但显然是对付中国的另一个筹码。
杨青梅：正如您刚刚提到的，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人民的就业机会，并宣称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可以为美国创造就业。您如何评论这一说法？
科茨：能否为美国工人提供好的工作不应该与中国联系在一起。每当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部分工人获得足够议价能力时，企业就会想方设法另觅他处。这是因为，尽管在支付更高工资的情况下企业还是有可能赚取丰厚利润，但如果支付低工资，企业可得利润会更多，这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言是无法摆脱的诱惑。
一个例子是，钢铁和汽车行业所提供的工作曾是美国最糟糕的工作。20世纪30年代末，工人们进行了大规模斗争，要求企业承认工会，提高工资与福利，并最终赢得了斗争。虽然工人们的工作条件依然不甚理想，但他们的工资因此变得相对较高。在这之后，美国的汽车工业企业逐渐向工会运动较为薄弱的南方迁移，在可以支付更低工资的地方落脚。除汽车行业外，其他行业也经历过这个过程。例如，美国的纺织业最初主要分布在新英格兰、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地区。为了逃避逐渐壮大的工会，纺织业企业先是搬到了美国南部，尔后又搬到墨西哥和中美洲。资本的运作方式即是如此。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某个阶段是西方企业最热衷的投资地点。任何争得体面工作条件的工人都会面临资本外逃的威胁。
但是，指责美国南部、墨西哥或中国的工人抢夺了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是没有道理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摆脱全球资本主义，代之以全球社会主义。如果暂时无法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应该在工作岗位流失的地方进行投资，促进新产业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完善基础设施（如兴建和修整学校、道路、桥梁、能源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等）。美国目前的基础设施大都十分破旧，亟须大量公共投资来振兴经济，而这样的投资恰恰可以创造出好的工作岗位。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改革能源、生产和运输系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公共投资方面的缺口变得更大了。对工人来说，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汽车行业的工作岗位能否留在密歇根，而是他们是否能有体面的薪资和工作条件。当资本家为了更低的工资而出走时，政府应该帮助工人解决这类由资本主义带来的问题。
杨青梅：2021年10月4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琦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讲话，概述了拜登政府对美中双边贸易关系的新方针。有报道称，戴琦提到美国要寻求和中国经济的“再挂钩”。您认为这可以算作一个积极的信号吗？
科茨：戴琦的讲话稿中并没有专门提及“再挂钩”一词。她是在讲话结束后回答会议主持人的一个问题时使用“再挂钩”提法的。当时主持人问戴琦，与中国在供应链上“脱钩”是否是拜登政府优先考虑的事项。戴琦的回答是：
“我知道有很多关于‘脱钩’的讨论，但我仍然未能很确切地理解每个人的意思，究竟大家对于‘脱钩’是否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我不得而知。我认为，大家的担忧或疑问是，美国和中国是否应该停止贸易往来。这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是不现实的。我认为，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可能是，我们要通过‘再挂钩’达成何种目标？我们如何与中国形成一种贸易关系，在这种关系下，美国在供应链中占据强有力的地位，双方之间是贸易而非依赖关系？”
从戴琦正式讲话的文稿中我看不出美国对华政策的任何新意。戴琦的讲话仍像是一个带有进攻性的尝试，想要迫使中国彻底改变其原有模式，并指责中国通过不公平贸易占美国便宜。
杨青梅：部分美国人认为，应该通过迫使中国提高国内工人的薪酬待遇来降低中国在生产成本上的竞争力。您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科茨：如果美国政府能专注于为美国工人提供更好的待遇，将会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这是因为，无论如何逼迫中国提高其国内工人的待遇，中国工人的总体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仍然会低于美国。这意味着，美国注定在某些行业上无法与中国竞争。
不过，美国可以在另外一些行业上谋求竞争力。德国在这方面是一个榜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国之一，德国工人的工资水平高于美国工人，这说明在全球资本主义中有发挥竞争优势的空间。德国依靠先进的工人教育项目培训高技能工人，这让该国得以在全球市场中专注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和高质量产品的生产，也因而有能力为工人支付高薪。德国在历史上有过广泛的工人运动，并曾长期面临来自东德的竞争，这些都有助于德国工人力量的壮大。今天，德国企业的董事会都为工会代表留有专门席位，这正是东方社会主义所带来的影响。把造成工人失业的原因甩锅给外国人是很容易的，但这并不能解决美国本土工人所面临的问题。
四、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及未来趋势
杨青梅：您能谈谈拜登政府当前的经济政策吗，特别是他们正在推行的“重建更美好未来”计划？
科茨：这一计划涉及对几个相互关联的领域的一系列投资。其中，第一部分投资将解决美国基础设施年久失修的问题。第二部分涉及对普通劳动者福利的投资，这些投资将用于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医疗保险的可负担性，降低药品价格，提供免费、高质量的早教服务以为妇女创造参与就业的机会，改善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照顾服务，降低美国高等教育的学费负担等。第三部分投资将用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重建更美好未来”计划的第一部分作为一项独立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被单拎出来，先后在参议院和众议院获得通过，拜登已于2021年11月中旬签署了这项总额约1万亿美元的法案。该计划的另外两部分被合并为一个更大的近2万亿美元的社会福利支出与气候政策一揽子支出法案，也在2021年11月19日获众议院通过，接下来还需递交参议院审议。这场斗争仍在继续：推动者希望能绕开共和党人的阻挠，以简单多数票（而不是60%的赞成票）让法案通过参议院，但这意味着需要争取到全部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而参议院中的两名右翼民主党人一向对政府投资民众福利和气候变化持反对态度，他们更像是共和党人。
杨青梅：美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在警告政府债务飙升的潜在风险，但拜登计划的推行似乎离不开高水平的政府债务和联邦赤字。您认为这种对风险的担心是否会制约进步经济政策的推行？
科茨：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指出，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期，政府应依靠发债来支持财政支出。高水平的赤字和债务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讲并不一定是问题，因为美国的货币政策由本国政府而非外国实体控制，而且美国拥有一个有效的税收体制。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在失业率高企和产能大量闲置的情况下，增加公共支出将会增加GDP和减少失业。为了达到最为理想的扩张效果，政府应该通过举债而非税收的方式来满足财政支出增加的需要。虽然财政赤字会导致一国政府债务水平升高，但偿债负担在利率较低的经济萧条期是可以承受的。同时，财政刺激措施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将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提高政府的偿债能力。
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赤字和债务的观点被战后几十年里美国经济发展的事实所验证。1941年12月美国参战时，由政府债务所承担的联邦支出大幅增长，但同时失业率也迅速从两位数降至2%以下。同样，二战结束时，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与GDP之比达到106%，但在接下来的25年间，美国实现了历史上最快、最广泛的经济增长。1946—1974年间，虽然联邦预算平均而言一直处于赤字状态，但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却从106%下降到了23%。这样的成绩不是通过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实现的，而是通过扩张财政实现的。这何以可能呢？答案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GDP的增长快于债务的增长。因此，高水平的公共债务不应成为2021年推行进步经济政策的制约。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令失业率居高不下，利率水平处于历史低位（略高于零），这意味着偿还公共债务的负担非常低。拜登政府应大胆推行进步政策，不必为政府的偿债能力担忧。
新的公共投资项目应该主要依靠政府发行债务来筹资。这是因为，既然投资的收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获得的，那么债务利息的支付也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进行，不应由当期纳税人的缴税来支付。当然，对于那些主要提供即期利益的项目（如扩大社会保障退休福利），它们所需的资金则应该依靠向富人和大企业的利润征收累进税来提供。此外，美国还需要大规模削减军费开支。
杨青梅：美国政府能否做到提高大企业和富人的税率，从而为政府刺激经济的措施筹集足够的资金？
科茨：从技术上讲，这并不难，也不该是难事。美国大企业和富人的税收负担在过去几十年来持续下降。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它稍微提高一点，让它回到几年前的水平。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正如鲍勃·迪伦的歌词所示，“金钱不说话，它只咒骂”，金钱可以为所欲为。美国的大企业和富人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抵制提高税率，并宣称这会扼杀积极性。因此，向大企业和富人征税并不容易，因为在这个所谓民主的国度中，一小部分人拥有本不该拥有的巨大权力。我们仍处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末期，美国的大企业与自由市场模式紧密契合，它们竭尽所能压低劳动力成本和税率。这是非常短视的做法。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资本主义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即国家在经济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大企业也容忍了工人和工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那几十年里，资本家们不得不服从于更有远见的策略。
我个人认为，现在正是一个可以取得突破的历史性时刻。拜登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都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支持者，但现在他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曾是反对进步计划的铁杆新自由主义者，而他现在也变成了支持者。在历史上，面临结构性危机和劳资力量发生变化时，不少起初并不倾向于进步的政客都成了进步政策的推动者。罗斯福新政在一开始并不明确地带有左翼色彩；直到1934—1935年通过了一系列支持集体谈判的法律法规后，罗斯福新政才把美国带入福利国家制度建设的新阶段。美国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80%的美国人支持针对底层民众和应对气候变化两个领域的投资计划，提高对富人和大企业的税收也广泛得到选民支持。美国政治正在发生重大转变。
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是呈周期性变化的。1900年前的美国是小企业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1900年至二战期间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管制资本主义（或称社会民主资本主义）时代，而20世纪80年代后则是当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代。虽然这些都是资本主义，但具体制度形式在不断变化，每一种制度形式都是一个“积累的社会结构”。一个积累的社会结构最初会带来几十年的资本积累和经济扩张，但发展到后面会随着这种特定资本主义形态内在矛盾的激化产生结构性危机。当危机来临，原有社会制度无法继续维持正常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经济停滞、企业投资疲软、利润率下降等。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新的资本主义形态产生。
2008年经济和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进入危机阶段，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将要产生，就像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的危机一样。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凸显了自由市场的局限和福利国家制度的重要性。究竟美国会发展成哪一种资本主义形态，目前尚无定论。我认为，新自由主义时代即将结束，美国有转向基于“绿色社会民主”的资本主义形态的可能，但同时也存在转向特朗普所代表的威权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可能，后者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是极其有害的。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