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认为成功不是靠运气或恩典，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这是优绩至上理念的核心。
这种思维方式赋予我们力量，鼓励人们这样思考：自己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不是成为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但这种思维方式也有黑暗的一面。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不可能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的命运。如果我的成功是自己努力实现的，那么他们的失败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
对我们的命运负有个人责任的观念过于强烈，让我们很难换位思考。在过去40年里，尽管不平等已经扩大到不容忽视的程度，但公共文化强化了这样的观念：我们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是我们应该得到的。
近几十年来，主流中右翼和中左翼政党之间的政治争论主要关于如何解释机会平等及如何实施机会平等，来让人们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精英的傲慢》，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8月出版，原标题为《阶层跃升的话语》，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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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绩至上
我最早是从与学生的交流中注意到优绩至上情绪的高涨的。
1980年以来，我一直在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哲学，有时会有人问及这些年来学生的观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通常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课堂上就我所教的主题——公正、市场和道德、新技术的伦理——开展辩论，学生们总是会表达各种各样的道德和政治观点。
哈佛大学校园。图｜图虫创意
我没有注意到任何决定性的趋势，但有个例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我的学生中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们的成功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是他们自己取得的。在我教的学生中，这种优绩至上的信念得到了强化。
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他们成长于罗纳德·里根时代，吸收了当时的个人主义哲学。但这些学生大多不是政治上保守的学生，信奉优绩至上的学生涵盖了各个政治派别。
在关于大学招生的平权法案是否公正的争论中，他们的态度表现得尤为激烈。无论学生支持还是反对平权法案，大多数人都坚信他们努力学习才有资格进入哈佛大学，因此他们在哈佛的地位当之无愧。
在精英大学学生中，优绩至上的看法日益强烈，这一现象不难理解。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录取到精英大学的路变得越来越难走，越来越令人畏惧。
就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斯坦福大学录取了近1/3的申请人。20世纪80年代初，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录取了大约1/5的申请人；2019年，这两所大学只录取了不到1/20的申请人。
如果你不相信你能凭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工作获得成功，你就很难从这种压力和奋斗的挑战中走出来。这并不会让学生变得自私或不负责任，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大量时间投入公共服务和其他公益活动，这段经历确实让他们成为坚定的精英。这些学生相信他们通过努力工作所取得的成功是他们应得的。
2
对市场的信仰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都在寻求让他们的社会更多地依赖市场。这一时期对市场的信仰为随后几十年优绩至上价值观及其实践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可以肯定的是，市场并不一定依赖于优绩至上的假设。支持市场机制最常见的论点与效用和自由有关。第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创造了刺激GDP增长和总体福利最大化的激励机制；第二种观点认为，市场让人们自由选择他们所交换的商品的价值。
美国新泽西州，货船驶入港口。
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必胜论促使人们提出了第三个理由，即优绩至上论：只要在机会均等的公平体系中运作，市场就会让每个人得到他应得的东西。只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市场结果就会奖励优秀的人。
在撒切尔和里根的自由市场保守主义中，优绩至上伦理有时是隐而不现的，但这一观念在他们的继任中左翼人物的政治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等政治人物没有质疑撒切尔和里根的市场信念，而是接受了这套信念——即市场机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首要工具。
但他们希望确保市场在公平的条件下运行。所有公民，无论其种族或阶级、宗教或民族、性别或性取向如何，都应该能够在平等的条件下参与竞争，以获取市场给予的回报。对中左翼自由主义者来说，机会平等不仅仅需要消除歧视，还要求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儿童保育和其他服务，让人们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效竞争。
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6年，亲市场的中左翼自由主义主张如下：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这不仅符合市场社会的要求，也是实现市场机制基本原则的方式。其中两个原则是公平和生产力。消除歧视和扩大机会将促进市场变得更加公平，吸纳更广泛的人才进入市场会让市场更具生产力。（比尔·克林顿经常在生产力论的掩护下提出关于公平的论点，比如他会说：“我们不能浪费一个人。”）
除了公平和生产力，自由派的观点还指向了第三个更有力的理想，即隐含在市场中的理想：让人们能够完全基于努力和天赋进行竞争，会实现市场结果与才能的一致性。在机会真正平等的社会里，市场会给予人们应得的东西。
在过去的40年里，关于价值和应得的表述，已经成为公共话语的核心。向优绩至上的转变一方面显示了英才统治冷酷的一面，其冷酷性体现在对个人责任的严格要求上。这种要求伴随着对福利制度的控制和把风险从政府和公司转移到个人身上的努力。
这种转变另一方面则更有抱负。优绩至上观念体现在所谓阶层跃升的话语中，保证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应该站在他们的才能和梦想所能达到的高度。近几十年来，关于个人责任和阶层跃升的话语引发了激烈的政治争论，最终导致了民粹主义对精英统治的强烈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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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意味着摆脱福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责任的言论在针对福利制度的辩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针对福利制度的争论都是有关团结的争论，以及关于我们作为公民应该为彼此承担什么。一些人对团结的观念有更高的要求，另一些人的观念则有更多的限制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福利制度的辩论与其说是关于团结的，不如说是关于弱势群体在多大程度上要对他们的不幸负责的。一些人主张更严格的个人责任观念，另一些人则主张有限个人责任。
里根、撒切尔对福利制度的批评认为，人们应该对自己的福祉负责，而国家与社群只应帮助那些不幸并非由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人。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宣称：“我们永远不会抛弃那些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必须得到我们帮助的人。”“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这句话发人深省，表示他们有权要求社群的帮助。但这一条件也有冷酷的一面。如果说环境的受害者应该得到我们的帮助，那么可以说与自己的不幸有关系的人不应该得到我们的帮助。
在总统辞令中，卡尔文·柯立芝和赫伯特·胡佛首次使用了“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这意味着严格的个人责任概念：那些由错误的选择导致贫困或健康状况不佳的人不应得到政府的帮助，而应该自己照顾自己。
罗纳德·里根想要削弱政府的作用，他比此前任何一任总统都更频繁地使用“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但在里根之后的每一位民主党继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采用它的频率都达到了里根的两倍。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像里根一样，含蓄地区分了值得帮助的穷人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那些由于无法控制的力量而挣扎的人应该得到政府的援助，那些对自己的不幸负有责任的人则可能不应得到援助。
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保证“结束我们所知道的福利”。作为总统，他把责任的言辞与阶层跃升的话语联系在一起。责任的言辞和阶层跃升的话语有一个共同点：两者都指向自力更生和自我创造的理想。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责任意味着摆脱福利，找到一份工作。如果机会是平等的，那么人们能凭借他们的努力和才能向上跃升，他们的成功会是其所作所为的衡量标准。
克林顿赞同里根的观点，即福利发放对象应仅限于那些“并非因自身过错而需要帮助的人”。1996年，他签署了一项福利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个人承担更大责任，要求福利领取者工作，并限制他们享受福利的时间，但这一法案遭到了许多民主党同僚的反对。
对责任及其优绩至上的内涵的重新强调，跨越了大西洋两岸。当克林顿以个人责任的名义实施福利改革时，即将成为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也发出了类似的信息，他明确表示，其政治目标是追求优绩至上。几年后，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用类似的措辞为福利改革辩护。
到目前为止，责任的言辞还是大家熟悉的面貌，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忽略责任一词在近几十年来的独特含义，以及责任与优绩至上原则对成功的解释之间的联系。长期以来，政治领导人一直在谈论责任，通常指的是公民对国家和同胞的义务。正如亚沙·芒克所指出的，责任现在指的是“我们有责任照顾好自己———我们如果不这样做就得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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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跃升的话术
阶层跃升的话语很新颖，也很容易遭人忽视。机会平等和阶层跃升的理想一直是美国梦的一部分。主流政治家经常援引这句话，没有人反对这一点。
2021年9月9日，美国洛杉矶，求职者与招聘人员交谈。
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口号其实挺新的。在过去40年里，这句话才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变得突出。罗纳德·里根是第一位将其作为政治理论支柱的美国总统。在白宫为政府的黑人成员举行的简报会上，他明确指出了优绩和晋升权利之间的联系。“所有美国人都有权仅仅依据个人的成就来得到评判。”他说，“梦想有多远，勤奋工作就能让每个人走多远！”对里根来说，阶层跃升的话语不仅仅关于消除歧视。它有很多用处，包括主张减税。降低税收会“扫除通往成功之路的障碍，让所有美国人都能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技能、想象力和创造力走得更远”。
比尔·克林顿采用了里根的口号，并经常使用。“我们从小就有简明而强大的美国梦：只要你努力工作，遵守规则，你就应该有机会在上帝赋予你的能力范围内走得更远。”
到21世纪初，阶层跃升的话语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共同的言论。共和党人乔治·W.布什、约翰·麦凯恩和马尔科·鲁比奥都援引了这一点。但没有哪个美国总统比巴拉克·奥巴马更热衷于这一口号，他用这一口号的次数超过了历届总统的总和。事实上，这可以说是他总统任期的中心主题。
“谈到高等教育时，”奥巴马在白宫对一群教育工作者说，“最重要的就是确保聪明上进的年轻人……有机会利用他们的才能、职业道德和梦想走得更远。”他认为大学教育是阶层跃升的主要机制。“现在，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承诺平等的结果，但我们国家得以创建的理念是，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成功机会。无论你是谁，无论你长什么样，无论你来自哪里，你都能成功。这是美国的基本承诺。你的起点不应该决定你的终点。所以我很高兴看到大家都想上大学。”
与里根和克林顿相呼应的是，奥巴马的阶层跃升话语指向了优绩至上原则。这一原则强调不歧视（无论你长什么样，无论你来自哪里），坚持努力工作，并告诫公民对自己负责。这就是阶层跃升话语和优绩至上伦理之间的联系：如果机会是真正平等的，那么不仅人们会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努力而实现提升，而且他们的成功将是他们自己的成就，他们将得到他们应得到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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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值得拥有”
随着阶层跃升话语的日益突出，优绩和应得的语言在整个公共文化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表达。回想一下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无处不在的麦当劳广告口号（和顺口溜）：“你今天值得休息一下。”在《纽约时报》上，“你值得拥有”在2018年出现的次数是罗纳德·里根上任那年的4倍多。一些对应得的引用明确地与优绩至上思维有关。
随着优绩和应得的表述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突出，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学院哲学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的英美哲学家反对优绩至上，理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收入取决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偶然性，比如对一个人的才能的需求，以及一个人的才能是普通的还是罕见的。但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群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或许反映了当时政治中盛行的责任言辞——重新开始为优绩辩护，他们被称为运气平等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只有那些对自己的困境不负责任的人才应该得到政府的帮助。
在政客中，优绩和应得的表述与阶层跃升的话语相伴而行。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总统很少想要通过告诉听众他们应该得到什么来左右听众。约翰·F.肯尼迪从未用过“你值得拥有”这个短语。里根改变了这一点，他采用“你值得拥有”的次数比他的五位前任加起来还要多。例如，他在1983年对一群商界领袖发表讲话时说：“那些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的人应该得到奖励。”
在里根之后，“你值得拥有”成为总统演讲中所有党派的固定用语。克林顿使用这个短语的次数是里根的两倍，奥巴马的频率是里根的三倍，从日常谈话到各种重要场合。
国防部在一座城市新设了行政中心，增加了不少工作岗位，克林顿在该市发表讲话：“你们得到它，是因为你们值得拥有它。”奥巴马在向一群仓库工人发表讲话时宣称：“如果你辛苦工作了一天，那你应该得到体面的报酬。”
托尼·布莱尔在20世纪90年代所表达的对优绩至上的信念继续影响着英国政治，甚至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也是如此。2016年，特蕾莎·梅在成为英国首相后不久就发表了对英国的愿景——“真正优绩至上的不列颠”。谈到普通的工人阶级，梅宣称：“他们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特蕾莎·梅提出的所谓更好待遇要靠遵守优绩至上的原则来获得。
尽管谈到了阶层跃升和应得，但大多数美国政治家并没有明确谈到优绩至上，奥巴马是个例外。例如，在接受ESPN（娱乐与体育电视网）体育评论员的采访时，他若有所思地说，体育吸引人们的是“这是少数几个真正实行优绩至上原则的地方之一。没有太多废话。最终，谁赢了，谁输了，谁在表演，谁没有——一切都摆在那里”。
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希拉里·克林顿经常采用阶层跃升与应得的言辞：“我们的竞选活动就是重申我们的基本信念，那就是：在美国，每个人，不管你长什么样，你是谁，你爱谁，你都应该有机会走得更远，只要你的努力和梦想能带你走得更远。”希拉里发誓，如果她当选，“让你得到你应该得到的，就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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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的抱怨
不幸的是，到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的阶层跃升话语已经失去鼓舞人心的能力。击败她的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没有谈到阶层跃升，也没有谈到美国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工作取得更大进步的信念。他的伟大愿景与实现优绩至上这一主题毫无关系，尽管后者在过去40年里一直活跃在美国的公共话语中。
事实上，有理由认为民粹主义对自命不凡的精英的反感在特朗普当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当年早些时候，英国举行了一场令人惊讶的投票，决定退出欧盟，也与这种反感有关。选举是复杂的事件，很难确切地说出是什么促使选民在投票时做出选择。但许多工人阶级选民支持特朗普，支持英国脱欧，支持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
这些工人阶级选民似乎对阶层跃升的承诺不太感兴趣，而对重申国家主权、身份和自豪感更感兴趣。他们憎恨主张优绩至上的精英、专家和专业人士阶层，这些家伙颂扬市场驱动的全球化，从中获益，迫使劳动人民接受外国竞争的挤压。他们似乎更认同全球精英，而不是他们的同胞。
并不是所有民粹主义者对现有秩序的不满都是对优绩至上的傲慢做出的回应，一些不满与仇外心理、种族主义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敌意纠缠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民粹主义反弹的是一种令人难堪的感觉，即那些站在优绩至上等级制度之上的人蔑视那些他们认为成就不如自己的人。
这种民粹主义的抱怨并非没有根据，几十年来，主张优绩至上的精英们吟诵着这样一句咒语：那些努力工作、遵守规则的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他们没有注意到，对那些困在底层或挣扎着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阶层跃升的话语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嘲讽。
优绩至上论不仅仅来自阶层跃升的话语，它包含了一系列的态度和环境，这些态度和环境加在一起，让优绩至上变得“有毒”。
首先，在不平等现象猖獗和流动性停滞的情况下，重申我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以及我们得到的就是我们应得的东西，这些说法削弱了团结，并让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士气低落。
其次，坚持认为大学文凭是获得受人尊敬的工作和体面生活的首要途径，这造成了文凭主义偏见，损害了工作的尊严，贬低了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
最后，坚持认为社会和政治问题最好由受过高等教育、价值中立的专家来解决，这是技术官僚的自负，腐蚀了民主，剥夺了普通公民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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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程度加剧
当政客们以令人麻木的频率重申神圣的真理时，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不再是真理。在不平等程度接近令人恐惧的程度时，有关阶层跃升的话语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并非偶然。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超过整个底层一半人口的收入总和，中等阶层的收入也停滞了40年，努力和勤奋会让你走得更远的想法开始变得空洞。
这种空洞导致了两种类型的不满：一种是当制度未能兑现优绩至上的承诺时，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无法进步，就会产生挫折感；另一种是人们相信优绩至上的承诺已经实现，而他们失败了。这种不满更令人沮丧——对那些被甩下的人来说，他们的失败是自己的错。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当地富人区比弗利山庄。
美国人比世界上大多数人更坚持这样的信念：努力工作才能成功，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根据全球民意调查，大多数（77%）美国人相信人们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只有一半的德国人这么看。在法国和日本，大多数人认为努力工作并不能保证成功。
美国人比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公民更相信人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大多数（57%）美国人不认同生活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决定的，而其他国家（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大部分人看法正相反。
如果每个努力工作的人都能成功，那么那些失败的人就不能责怪任何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而且很难找到帮助他们的理由。这是优绩至上规则冷酷的一面。如果那些处于顶端的人和那些处于底层的人都要对自己的命运负全部责任，那么社会地位就反映了人们本来就应该得到的东西。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作为。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坚信人们是自己命运主人的美国，其福利制度没有欧洲社会民主党那么慷慨，欧洲各国公民倾向于把他们的生活环境归为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
如果每个人都能通过努力和辛勤工作取得成功，那么政府只需要确保工作和机会真正向所有人开放。但美国人这种信念——靠努力和勇气就能实现阶层跃升——不再符合现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人可以期望他们孩子的经济状况比他们的更好。今天，情况不再是这样的：在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孩子中，几乎所有人（90%）的收入都超过了父母；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孩子中，只有一半人的收入超过了父母的收入。
从贫穷到富裕的过程也比人们普遍认为的阶层跃升的过程更难。在美国出生的穷人中，很少有人能升到上层。事实上，大多数人甚至无法进入中产阶级。事实上，美国的经济流动性比其他许多国家都要小。在美国和英国，高收入父母近一半的经济优势传给了他们的子女，这是加拿大、芬兰、挪威和丹麦（这些国家的人口流动性最高）的子女继承收入优势的两倍多。
当研究人员询问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民众，从贫困变得富有的可能性有多大时，受访者普遍弄错了答案。有趣的是，他们犯了相反的错误：美国人高估了美国人实现阶层跃升的机会，而欧洲人低估了欧洲人实现阶层跃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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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傲慢
乍一看，人们似乎只是对其社会中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情况缺乏了解。但有趣且需要解释的是，这些误解有特定的形态。欧洲社会比美国更平等，社会阶层流动性更大；欧洲人对阶层跃升的可能性过于悲观，美国人则过于乐观。为什么会这样？
美国人对个人主动性的强烈依恋，以及他们愿意接受不平等，导致他们夸大了凭借努力工作实现阶层跃升的可能性。欧洲人对个人努力战胜一切的怀疑，以及他们对不平等的容忍度较低，导致他们低估了向上攀升的可能性。
这种借助我们的理想和期望看待世界的倾向，揭示了优绩至上的承诺是如何让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感到沮丧，甚至感到被羞辱的。从表面上看，这很让人困惑：谁会反对打破壁垒、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改善教育机会的提议，从而让每个人而不仅仅是那些生来享有优势的人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呢？难道阶层跃升的话语不会吸引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告诉他们说他们可以从教育机会、职业培训、儿童保育、家庭休假和自由派与进步派提供的其他政策中受益吗？
不，不一定。自由派精英们提出的阶层跃升话语传达了冷酷的暗示。即使不平等日益加剧，我们仍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因此，无论是获得成功还是遭遇不幸，都是我们应得的。
这种看待不平等的方式助长了精英的傲慢，强化了一种信念，即那些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理应得到奖赏，而那些落在后面的人理应贫困度日。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直言不讳：“对我们社会的一大挑战是，真相是打破平衡的东西。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人们被对待的方式更接近他们应该被对待的方式。”
优绩至上原则总是会过度延伸。它开始是一种理想，随后就滑入对事情就是如此的主张。尽管阶层跃升的话语鼓舞人心，指向了尚未兑现的承诺，但它总是会变成一种祝贺：“在美国，每个努力工作的人都能向上跃升。”就像大多数强有力的言辞一样，这种表述把渴望与祝贺混为一体，把希望说成事实。
奥巴马的言论就是很好的例子。2012年，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说：“在这个国家，不管你长什么样、来自哪里，只要你肯努力学习，你的天赋能让你走多远，你就能走多远。只要你肯努力，你就能成功。”
奥巴马的听众不会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总统是在描述美国的实际运作方式，他们知道总统是在展现他希望实现的更平等、更具流动性的社会理想。奥巴马以祝贺的语气赞扬美国实现了这样一种理想社会：努力工作才是成功的关键，继承特权不是。
然而，随着他继续讲话，他从祝贺变成了渴望：“我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美国总统，是因为教育给了我机会，我希望美国每个孩子都能有这样的机会。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我既然有幸成为你们的总统，这就是我会继续奋斗的目标。”
这种从事实到希望，再从希望到事实的倾向，不是口误，也不是哲学上的混乱，而是政治修辞的特征。这在阶层跃升的话语中表现得特别尖锐，它把希望和事实混为一谈，混淆了输赢的意义。如果优绩至上是一种抱负，那么那些达不到目标的人总是可以归咎于制度；如果优绩至上是事实，那么那些达不到目标的人就应该责备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