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巴西总统选举尘埃落定：左翼领袖卢拉，时隔12年重返高原宫。
2022年10月30日，巴西圣保罗，卢拉在总统决选投票结束后亲吻自己的选票。
美国总统拜登在选举结果出炉当晚即向卢拉发去贺信。客观地说，在本届巴西大选前后，美国政府的态度相对中立。不过，如往届巴西大选年一样，各种美国元素仍粉墨登场，不断对巴西最重要的政治议程施加影响。
实际上，巴西独立200年来，美国对这个拉美最大国家的“关心”从未间断，对其政治、商业、司法、军队等系统的渗透也从未停歇：
一方面，美国利用其政治和经济优势地位，扮演“自由民主导师”和经济发展榜样角色，同时不断通过情报系统建立并扩展在巴“线人”关系网，配合“常规监听”等手段，长期保持对巴西政界和商界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演习、培训、合作、教育等方式，在与巴西建立军事和司法合作的同时，对军警司法领域及其精英群体进行渗透，达致能在关键时期根据美国利益和需要采取必要方式乃至政变等极端手段干预巴西政治议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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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导师”与“线人”网络
在拉美政治领域，美国长期扮演“自由民主导师”角色，每每在拉美各国的大选年通过对话、喊话和说教等方式，影响其大选进程和选情。
2022年6月9日，美国洛杉矶，美洲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与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举行双边会晤。
2022年巴西大选前，美国总统拜登首次会见了博索纳罗。“博拜会”是博索纳罗趁美国邀其参加美洲峰会之机提出的参会前提条件，而拜登与这位“热带特朗普”的会面意愿不强，但在会议现场，美国总统仍然得到了博索纳罗“尊重10月大选结果”的承诺。
不过，回国后的博索纳罗仍在各种场合挑战巴西大选自1996年以来就一直采用的电子投票系统，并要求让军队参与大选计票过程，还于7月18日召集了数十个国家驻巴大使，向他们表达了自己对电子投票系统的不信任。
第二天，美国政府迅速对博索纳罗的言论做出回应，称“巴西的选举通过选举制度和民主制度进行，并经过时间考验，为半球和世界各国树立了榜样”。白宫重提博索纳罗与拜登的6月会面，敦促其信守诺言。
不料仅几天后，博索纳罗又公开声称“军队站在我们这边”，再次引发巴西社会对现任总统“自我政变”的猜测。随后，前来巴西参加美洲防长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再次强调，武装部队应“尊重民主”并保持在牢固的“文官控制”之下。
据巴西媒体ISTOÉ报道，在会见拜登时，博索纳罗曾暗示另一位主要总统候选人卢拉将成为美国利益的障碍，要求美国人帮助他应对来自卢拉的挑战。巴西媒体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政府历来高度关注巴西大选及其主要候选人。从历史上看，白宫的对话、喊话和劝诫，在表达美国对巴西大选关切的同时，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部分候选人的言行，因为美国政府往往能掌握一些足以影响巴西政治人物前途命运的资源。
在镁光灯照射不到的时候和地方，美国特殊部门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其所谓“职业操作”，建立并不断发展“线人”网络。深谙中情局对巴西政界巨大影响力的博索纳罗，在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美国时没有先去拜访特朗普，而是与时任司法部长莫罗一起先造访了美国中情局。有巴西媒体分析指出，这或许是因为美国情报机构对罗塞夫的监听间接帮助了博索纳罗。
“今日俄罗斯”则报道称，博索纳罗的儿子甚至将中情局称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情报机构”，还将博对1964年巴西政变支持机构的讨好称为“一个讨论巴西国际局势的绝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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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系统的“法律顾问”与“桥梁项目”
自2017年被一审判决在受贿公寓案中犯有贪腐和洗钱罪后，卢拉就一直在为证明清白而努力，但直到2022年8月底，尽管所涉刑事定罪早已被推翻并成功注册为总统候选人，卢拉仍被部分右翼媒体和博索纳罗支持者称为“罪犯”。巴西司法机关启动的大规模反腐调查“洗车行动”对卢拉和劳工党的伤害就这样一直延续到本届大选。
2022年10月29日，巴西巴西利亚，卢拉的支持者在竞选集会上挥舞旗帜。
在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时，卢拉多次明确指出，在“洗车行动”中，“巴西检察院当时是在为美国司法部服务”。在卢拉看来，美国政府当年之所以要“除掉劳工党政府”，“将我关起来”：
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政府基于美国企业的利益，要摧毁巴西在石油、天然气、海洋工业及工程领域建立起的一切，特别是不能接受巴西政府为监管巴西石油公司而制定的新法规；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巴西政府在对外事务中奉行独立原则，参与建立了包括金砖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合作机制，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而美国“不能接受在拉美有任何国家崛起”。
卢拉告诉媒体，“美国司法部指示美国检察官参与了对我的诉讼。他们到巴西来，和巴西检察院的人会面，（巴西）法官和检察院的人也去了美国，和美国的检察院讨论对我的定罪。我们记录了一段证词，显示美国的检察官在欢庆我的被捕。”
巴西法律顾问网站近期刊登了一篇题为“以善之名作恶”的稿件，揭示了美国是如何将“洗车行动”用于自己的目的。文章称“洗车行动”已由“世界上最大的反腐败行动”演变成“地球上最大的司法丑闻”，实际上只不过是破坏巴西地缘政治自主、结束巴西企业和经济增长对美利益形成威胁的美国谋略。
自新世纪以来，美国驻巴西使馆一直在通过投资建立当地法律专家群。法律顾问网站文章称，在沟通与交往中，美国外交人员往往表现出对专家群体的利益认同，展示出愿意学习的姿态，使他们“在游戏中看起来不像棋子”。2007年，后来主导“洗车行动”的巴西法官莫罗应邀参加了一次会议，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国务院代表建立了联系。
同时，美国驻巴西使馆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法律顾问”的职位，由美国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的专家莫雷诺-塔克斯曼负责。两年后，她受邀在巴西联邦警察年度会议上发言。
巴西媒体援引法国《世界报》的报道说，“这位美国人在500多名专业人士面前，指导巴西人去做美国想做的事”。莫雷诺-塔克斯曼告诉巴西司法和执法人员，“在腐败的情况下，必须系统地、不断地追捕‘国王’，推翻他”，“为了让司法机构能够因腐败将某人定罪，人们必须恨那个人，社会应感觉到他真的滥用了职权”。对此，巴黎政治大学拉美和加勒比政治观察站执行主任波希耶指出，尽管卢拉的名字没有被提及，但却浮现在每个在场者的脑海中。
通过一系列类似的“桥梁项目”，美国政府确保了其理念和方法在巴西传播，包括建立反腐败工作组、应用美国法律原则（包括对举报人的奖励制度），以及在官方渠道之外的关于诉讼信息的“非正式”共享。法国《世界报》报道指出，这些方法与“洗车行动”的相似之处并非纯属巧合。
此后，美国通过某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反腐败机构向巴西施压，要求制定更严厉的反腐败法律。在这一背景下，莫罗2012年进入了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韦伯的团队，成为其顾问。随即他提出主张“放宽”涉腐败案件中对证据的需要。他的理由是，在权力犯罪中，犯罪分子权力越大，就越容易隐藏非法行为，因此“在接受起诉证据方面应具有更大的弹性”。多年后，该先例被负责“洗车行动”的法官和检察官援引采用，对卢拉进行指控和定罪。
在斯诺登透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巴西总统罗塞夫后，巴美关系温度骤降，随后美国暗中植入巴西的各种影响装置被激活。在罗塞夫试图挽救执政联盟的关键时刻，莫罗授权披露了通过非法手段拦截的她与卢拉之间的通话，并透露给媒体。虽然莫罗后来为其行为道歉，相关案件也被搁置，但该事件为随后在弹劾程序中罢免罗塞夫营造了政治氛围。
2019年5月新闻网站The Intercept Brasil开始公开莫罗与“洗车行动”检察官之间的对话，以及后者如何向美国和瑞士通报调查情况等详情。2021年知名记者格林沃德出版了《捍卫民主》一书，爆料“洗车行动”大量内幕，其中包括莫罗“指导检察官办案”等一系列违背公平和中立原则的行为，指出貌似公正的莫罗法官实际上干预了巴西的民主选举。
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深谙司法部门和腐败案件对国家政治议程的影响力。被该局指派参与“洗车行动”调查的莱斯利表示，“特工必须意识到案件的潜在政治后果，例如国际腐败案件可能影响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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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领域的《反海外腐败法》“实操”
在“洗车行动”中，巴西新的反腐败法被认为是一把利器，在其压力之下巴西商界提供了大量企业违法线索和各界受贿名单，对诸多案件的侦查和审理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而这部巴西法律的一些原则和机制，实际上脱胎于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据巴西媒体报道，2013年巴西国会在强大国际压力下最终采纳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中的相关原则和机制，该法允许美国调查和惩罚发生在其他国家的腐败事件。而罗塞夫为避免其政府进一步遭到抨击，批准了新版反腐败法。
同年11月，美国司法部助理总检察长詹姆斯·科尔宣布，《反海外腐败法》部门负责人将前往巴西，就该法的运用对巴西检察官进行“培训”。而在巴西新版反腐败法于2014年1月29日生效仅一个多月后，时任巴西联邦总检察长雅诺即批准成立“洗车行动”特别工作组。
实际上，“长臂管辖”特色突出的《反海外腐败法》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工具。有专家指出，《反海外腐败法》对巴西司法系统产生了一系列有害影响，比如其强调法律的“不可预测和矛盾”的特点及缺乏控制程序，致使“检察机关的任何成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信念展开调查，受到上级机关阻碍的可能性很小”。
部分专家认为，对于美国政府扩大《反海外腐败法》适用范围、增加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管辖权进而在全球推行司法霸权的行为，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因为这很可能成为美国介入他国司法系统、执法系统并借此影响他国政治议程的重要手段。
美国司法部官员也曾承认，“打击海外腐败不是我们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服务，而是保护我们自身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必要监督措施，将使我们的公司具有全球竞争力。”
巴西法律顾问网站指出，美国最担心的是巴西外交政策的自主性，以及该国可能在南美和非洲崛起为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强国。而新世纪以来，巴西奥德布莱希特、卡马戈·科雷亚和OAS等工程承包商的主要业务拓展区域正是南美和非洲，他们也成为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和巴西新版反腐败法的第一批“实操”对象。
在“洗车行动”中，奥德布莱希特公司成为重要角色，不仅其总裁被判监禁，牵扯出巴西大量州长和参议员，还将其主要供货对象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拖下水”。2016年，在法院要求花旗银行关闭其账户、公司可能被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而最终难免破产的局面下，奥德布莱希特接受了与美国司法当局的“合作”，承认了在巴西和其他国家的腐败行为。
另一家大型建筑企业OAS的董事皮涅罗也在2014年被判监禁16年，在减刑谈判过程中，他供称自家公司为卢拉装修海边公寓。法官莫罗和检察官达拉格诺迅速据此给卢拉定罪。但2021年9月，皮涅罗声明没有卢拉受贿一事。
根据《反海外腐败法》受到调查惩处的还包括巴西石油公司和全球最大肉类加工商巴西JBS的母公司J&F。2018年9月，卷入“洗车行动”的巴西石油公司宣布同意支付8.53亿美元，以换取美国官方及监管机构停止对其发起的司法调查。2020年10月，J&f公司承认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同意向美国司法部支付1.2825亿美元刑事罚款，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支付2700万美元民事罚款。此前J&F已因行贿丑闻被巴西当局处以创纪录的103亿雷亚尔（约合18.5亿美元）罚款。
值得注意的是，配合美国政府在巴西实操《反海外腐败法》的机构和人员得到了相当的回报。据《世界报》和《巴西利亚邮报》等媒体报道，巴西石油公司罚款总数的80%被拨付给参与调查的巴西相关机构。“洗车行动”的检察官们获准参与对巴西石油公司和奥德布莱希特公司部分罚款的管理工作。莫罗本人则在辞去博索纳罗政府司法部长一职后，进入私营公司工作，雇用他的正是奥德布莱希特公司司法重组的负责人阿尔瓦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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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的“政变学院”与“政变技术”
在政界、商界和司法系统之外，美国政府长期以来还通过军方渠道影响巴西政治议程、干预巴西政局。
7月28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参加美洲防长会议期间与巴西时任防长诺盖拉会晤，指出拜登政府希望巴西继续保持公平和透明选举的传统，并强调支持两国关系走近的共同价值包括尊重人权法治、信守民主承诺、保证公平选举，等等。8月初，美国决定暂缓向巴西武装部队交付200多枚标枪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巴西媒体O Tempo称，原因是美国国会因博索纳罗对选举制度的攻击而对巴西民主的未来感到担忧。
不过，在敲打博索纳罗的同时，美国与巴西的军事合作步伐并未停止。8月上旬巴西陆军第12轻步兵旅和美国陆军第101空降师第3旅的“联合作战和轮换演习”，仍如期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波尔克堡举行。巴美两军除进行以改进陆军战备系统为目标的演习外，还分享防务经验、部队组织、训练方法、操作流程和技战术，以提升两军协同性。据悉，2022年有219名巴西陆军官兵参加了该演习。根据两国签署的合作计划，这一年度双边演习将持续至2028年。
实际上，巴美两国军事合作源远流长，特别是在经历了二战期间并肩作战的考验后，尽管经历政府更迭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两国仍在作战、科技和后勤等多领域签署了双边军事合作协议。2019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授予巴西“非北约主要盟国”地位，大力推动美巴军事技术合作，在特朗普下台后，巴美军事合作仍得以延续。
然而，巴美军事关系从来都不局限于联合军演和对外军事行动的范围。上世纪60年代，一场军事政变曾将美国通过军方渠道干预巴西内政的图谋和方式大白于天下。
对此，卢拉曾公开指出，美国要对在巴西等拉美国家发生的一系列政变负责。圣保罗州立法会网站文章也指出，巴西1964年军事政变的背后有美国军方和中情局的身影。而巴西主流媒体UOL新闻网站一篇题为“山姆兄弟行动——1964年政变得到了美国支持”的文章，更是详细阐述、分析、揭露了美国插手巴西军事政变的来龙去脉、利益考量和多样手法。
文章指出，在冷战大背景下，位于美国“后院”的巴西从1950年代中期推行相对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古拉特政府被右翼人士称为“南美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版本”，美国政府由此认为巴西有发生“共产主义政变”的危险，干预苗头由此而生。
一些巴西媒体和专家学者认为，美国对他国军事政变的干预，往往是通过一系列经过周密谋划的多重复合手段实施的：
一是惯常采用的一边撤资、一边给钱的经济手段。
在直接干预巴西军事政变前，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对古拉特政府的资助，同时却对巴西政界进行大量投资，主要目标为民间右翼团体。当时，巴西社会调查研究所（IPES）和巴西民主行动研究所（IBAD）是该国保守派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司令部”，它们通过高等战争学院与巴西军方保持联系，试图通过包括动用军队在内的诸多手段将古拉特赶下台。这一复合体得到了美国政府支持。在1962年巴西国会选举中，中情局通过该渠道向巴西反对派政客提供了超过500万美元的资助。
二是利用“政变技术”发起准军事行动。
巴西新文化网站刊载的巴西政治学者、历史学家路易斯·班德拉撰写的报告指出，1960年代初，美国在巴西采取了一系列秘密的准军事行动，包括破坏、暗杀、训练小型军队等。“这些行动是典型的‘政变技术’。中情局于20世纪60、70年代在巴西和其他几个拉美国家开发应用了这种技术，人为激化社会矛盾，导致政治不平衡，对不服从美国战略方针的政府进行破坏……人为诱导从政治冲突到激进行动。”
三是通过所谓教育、培训传授“政变知识”，这也是美国政府在干预拉美国家内部事务时惯常采用的一种手段。
时任巴西驻美洲国家组织代表团团长马里尼奥曾表示，他对在美国的压力下创建、遭到古拉特反对的美洲防务学院感到担忧，因为这个机构有可能成为“政变学院”。实际上，自成立至今，美洲防务学院的美国教官们一直向他们的拉美同事施加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目前，这个在美洲防务委员会架构下设立的学院院长一职仍由美国人担任。
四是发动心理战、舆论战。
这主要是通过媒体、学生组织、工会、专业和文化团体以及政党进行，通常由中情局人员以外交官、商人、学生或退休人员等身份策划、督导。
五是令人瞠目的大规模人员渗透。
新文化网站文章指出，在1960年代初，大量美国公民以宗教人士、记者、商人、和平队等身份伪装进入巴西。1962年，社会民主党议员乔菲利谴责了这种渗透。1963年初，记者弗雷雅特透露有超过5000名美军人员“伪装成平民”，在巴西东北部进行密集的间谍活动和解体工作，并指出如果巴西爆发内战，驻扎在加勒比地区的美军海军舰队将准备好支持所谓“美国平民”的行动。据官方统计，1962年抵达巴西的此类美国人达4968名。
六是向政变者提供声援和支援，并做好直接军事干预准备。
随着1962年巴西国会选举以古拉特阵营获胜结束，美国政府开始了其介入巴西政治议程的决定性阶段——支持对民选政府的军事攻击。负责美洲事务的时任助理国务卿曼恩1964年3月宣布，“美国将不再寻求惩罚军政府推翻民主政权的行为”。就在当月月底，巴西军事政变爆发。
UOL网站文章指出，政变发生后，美国驻巴西大使戈登要求为政变策划者提供后勤支持；美国政府授权动用100吨轻武器弹药、油轮、战斗机中队、直升机运输船、航空母舰、六艘驱逐舰、战列舰、一艘运兵船和25架运输机。
班德拉文章则透露，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兵变成功，甚至决定紧急派出一支航母特混编队前往巴西桑托斯港，准备一旦巴西爆发内战，可以为叛军提供支援。
不过，由于古拉特总统最终选择流亡国外，巴西军事政变没有发展成内战。对此，戈登表示“非常高兴”，“因为它避免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是需要美国对巴西进行军事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