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社会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与仇恨犯罪愈演愈烈。据美国“停止仇恨亚太裔联盟”（Stop AAPI Hate）2022年3月4日发布的数据，2020年3月19日至2021年12月31日，该组织共收到10905起仇恨亚裔事件的报告。歧视和伤害的形式，从口头辱骂、唾面、网络骚扰，到身体上的推搡、殴打乃至凶残的枪杀，其中遭受仇恨事件最多的群体是华裔（占比近42.8%）。美国此波仇亚狂潮持续时间久、波及面广、多点爆发, 其规模和危害程度是近40年最大的。
蓄意操弄，亚裔成为“替罪羊”
新冠疫情暴发和蔓延之际，正值美国遏制中国的高峰期。特朗普、蓬佩奥等一批反华政客趁病毒溯源之机，公然发表污名化中国的言论，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功夫病毒”，为美国政府抗击疫情不力开脱，转移国内疫情形势严峻、失业率高涨、族群关系紧张等矛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也煽风点火，刊发带有严重种族歧视和反华政治色彩的文章，抛出新冠疫情“中国责任论”、“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等论调，误导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美国政客将疫情污名化、病毒标签化、溯源政治化，不仅违背基本科学常识，而且不顾国内民众的生命安危，将这一极其严肃的科学问题，转化为自身捞取政治资本、在国际上蛊惑人心打压中国的重要手段。
美国政府和部分媒体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不可避免地殃及旅美华人华侨乃至同为黄种人的其他亚裔族群，使他们沦为美国新冠疫情危机的“替罪羊”，遭到侮辱、殴打甚至是残害。《美国公共卫生杂志》一项研究表明，2020年3月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中国病毒”煽动性言论，一周内被转发了数百万次。可以说，特朗普是疫情期间“反亚裔”言论的最大传播者，直接激发了美国大范围的仇亚情绪，同年仅3月至5月，美国就发生了1800多起仇亚事件。2020年，全美16个大型城市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率飙升近150%。
然而，面对此种状况，美国政府完全没有采取预防种族主义和仇外事件的必要措施。2020年9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孟昭文提出一项反对种族歧视的议案，呼吁公职人员谴责敌视亚裔的言行，并要求执法部门调查有关种族歧视的仇恨犯罪。此议案在众议院讨论时，民主党议员全票支持，而共和党只有14票支持，使得该议案最终胎死腹中。由此可见，特朗普等共和党右翼保守分子的不作为甚至纵容，助推了仇亚事件频频爆发。
2021年3月27日，美国洛杉矶爆发亚裔反歧视大游行。抗议人群手持“停止仇恨亚裔人”、“向种族歧视说不”等标语在街道上游行。图为抗议者手持“我的‘种族’不是病毒，种族主义才是病毒”标语 视觉中国/ 供图
当中国政府、医护人员和普通民众齐心协力抗疫，使得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很快复工复产时，美国却迎来新冠疫情大暴发，成为全球疫情“震中”。疫情给美国社会带来极大的焦虑、困惑和恐惧情绪，造成的次生问题，如停工停产、经济萧条、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分裂等，也深深困扰着美国人民。可是，对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党羽而言，政党利益高于民众生存权，如何赢得连任，才是他们的优先选项。由于受反华政客和部分媒体污名化中国言论的影响，加上三K党等极端排外组织的蛊惑，一些不明真相的美国民众把疫情对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生存窘境归咎于中国（人）。美国社会尤其是底层积压的负面情绪，急需找到发泄口，旅美华人华侨（亚裔）便被当成种族仇恨的靶子。
歧视亚裔由来已久
2021年3月18日，华裔历史学家、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漪莲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言中指出，歧视与暴力“反映了美国针对亚裔美国人的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漫长历史”。这种从上至下的种族主义已经持续170多年，直到今天仍未根除。
最先饱尝种族歧视之苦的，是19世纪中后期从广东珠三角到加州谋生的华人劳工。他们被白人视为“劣等种族”，是供贪婪的资本家随意掠夺的“苦力劳工”，几乎自入境之始就遭到区别对待。1850—1882年，加州政府和旧金山市政府累计出台几十种针对华工的歧视性法令；白人劳工则不时袭击华工，有时甚至是有预谋的血腥屠杀。19世纪70年代，加州排华情绪高涨，并迅速席卷西海岸，促使美国国会于1882年通过《排华法》，禁止华工入境，亦不准华人加入美国国籍。此后60年，旅美华人在就业、居住、教育、婚姻等各方面均遭受各种歧视性法令限制，基本被隔离和封闭于唐人街中，成为游离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
除了华工外，近代日本和朝鲜劳工都曾被视为“黄祸”，遭到美国社会排斥。《排华法》通过后不久，为弥补劳动力的匮乏，大量廉价日本劳工被引入夏威夷岛和美国本土。但是不久，日本劳工也成为白人排斥的对象。1900年，旧金山劳工组织举行了大规模反日裔集会；同年，白人劳工联合会要求美国国会制定法案限制所有亚裔劳工。1905年，“排斥日朝联盟”在旧金山成立，其口号就是“彻底排斥亚洲人”。在该组织的压力下，所有来自中国、日本、朝鲜的劳工子弟都被赶到具有种族隔离性质的东方学校就读。与此同时，针对日本移民的暴力袭击也不断增加。迫于旧金山严重的排日运动，美国与日本政府于1908年谈判达成所谓“君子协定”，日本同意不再向劳工发放前往美国的护照。1924年，美国通过《移民限额法》，禁止几乎所有亚洲劳工进入美国。1952年，美国通过《移民与国家安全法》，象征性地为“亚太三角区”国家提供每年2000人的移民限额。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反殖民主义和国内民权运动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美国开始实行移民改革，并于1965年通过新移民法，亚洲移民获得相对宽松的入境机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亚裔美国人从此就不再遭受种族歧视。作为黑白之间的黄色种族，亚裔往往遭受“双重歧视”，既无法像白人那样拥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同时又被排除在政府对有色种族的补偿性政策之外。实际上他们不仅很难享受到照顾，还会遭遇“隐性歧视”。在相同教育水平和专业资历条件下，亚裔在工资待遇、工作申请、培训及晋升机会等方面与白人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为确保非裔等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一些高中和大学在录取时实行“种族配额制”，结果却使大量成绩优异的亚裔学生丧失了入读名校的机会。普林斯顿大学2017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亚裔学生的SAT成绩需要比白人高140分、比拉美裔高270分、比非洲裔高450分，才能进入美国的一流大学。美国政府和大学以牺牲亚裔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得表面上的种族平等。
长久以来，亚裔遭受的种族歧视被美国主流媒体选择性地忽略了。他们刻意突出亚裔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远远超过黑人、拉美裔甚至白人，给亚裔戴上“模范少数族裔”的桂冠。这看似是在赞扬，实际上是一种“捧杀”，掩盖了亚裔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同时也顺带“敲打”了非裔和拉美裔，讽刺他们的懒惰与散乱，进而加剧了亚裔与其他族群的隔阂。
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一系列“美国优先”、“白人至上”政策，使得美国的族群关系愈加恶化，社会分裂日趋严重，右翼民粹主义抬头，仇外情绪持续上升，进一步撕裂了美国社会。如今虽然特朗普已经下台，但是右翼保守主义力量并未减弱，美国社会中的结构性种族歧视和偏见依然根深蒂固。
亚裔仍将是“永久的外国人”
一向自诩“人权标杆”的美国，向来喜欢把“人权”、“自由”当成炫耀的资本，屡屡借“人权”、“自由”的名义插手别国内政。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的种种表现凸显了所谓“平等自由”、“人权至上”的虚伪性。据报道，美国非裔所占总人口数达到13.4%，然而在因病毒死亡和感染的人数中，非裔人群占比达到一半以上。另据美国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中81%都是非裔，而这一群体在该市的人口占比不过26%。结合亚裔在美国社会中的遭遇，可以看出，在美国社会中一直存在着等级分明的族群分层体系，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看，白人始终居于中心地位，因此，一旦有突发事件爆发，非白人群体就会承受比白人更多的歧视和伤害。
1979年，由于日本汽车公司的冲击，美国“汽车之都”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业陷入低谷，不少工人被解雇，因而引起底特律汽车工人对日本人的仇恨，由此引发了1982年的“陈果仁案”。当时，一对失业白人父子将华裔青年陈果仁误认为“日本人”，用球棒将其殴打致死。此案一审时，主审法官考夫曼仅判决两名被告缓刑三年，每人罚款3780美元。这一轻微的判决结果促使底特律的亚裔组织了“美国公民伸张正义联合会”，陪同陈母到美国各地巡回讲演，向公众陈述该案的发生过程及不公正判决；全美华人和亚裔群体纷纷声援抗议，将美国亚裔民权运动推向高潮。然而，历经五年的努力，到1987 年，辛辛那提联邦地区法院最终仍判处两名杀人凶手无罪释放。此案令美国亚裔群体认识到一个严峻现实：他们面临白人赤裸裸的“生命权”威胁，深受种族主义浸润的美国司法系统无法给他们提供保障。
在美国，亚裔始终被视作“永久的外国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亚裔的公民地位甚至不及非裔。尽管非裔现今依然遭受严重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但他们的政治认同却极少遭到怀疑，反观亚裔则不然，亚裔尤其是华人，常被认为是中国利益的代表。1999年，华人科学家李文和被安上“窃取并泄露核心机密给中国”的罪名，未经审讯便被单独监禁了278天，后得到诸多亚裔民权团体和知名人士的声援，最终得以释放。李文和在与美国华裔作家谢汉兰合著的《我的国家告了我》一书中写道，一个像他这样的华人，不论多么聪明、多么努力，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接受。
在美国，种族歧视是一个制度性、系统性的存在，它不仅表现为美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和情绪，还表现为罪恶累累的血腥历史，以及现实中美国政府和媒体为谋取一党之私而进行的刻意操弄和蓄意误导。借新冠疫情煽动排斥亚裔情绪，不过是其种族歧视传统的最新表现。可以预见，随着中美之间的竞争加剧，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亚裔的处境不会有太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