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对中国过剩生产对美国企业影响的担忧，显然更多的是政治而非经济。”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访问中国首日，美国得克萨斯州贝勒大学语言与文化系亚非语言专业主任、亚洲研究专业主任王欣就在《南华早报》上发文，直接指出“美国电动汽车进展缓慢不应归咎于中国”。
在和观察者网的进一步对话中，王欣副教授以美国国内政治、文化为背景，再次分析了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他看来，拜登政府内阁内没有对华的鹰派鸽派之分，只有鹰派。区别只是一部分可能更强硬，而另一部分更加偏中立。中国在和美国的竞争中，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
观察者网：王老师您好，作为一位在美国长期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您对于美国国内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和进口国，在通胀依旧高企的背景下，耶伦为什么会在访华期间抛出了“中国产能过剩论”?为什么是由耶伦做出这一论断?
王欣：我的主业是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并不是经济学，所以我会从美国国内文化、社会角度变化对此事进行分析。
此次耶伦访华是她一年内第二次到访中国，也是今年首位访华的拜登政府内阁成员。很多人认为，在美国内阁对华态度逐步转鹰的背景下，拜登派遣耶伦这样一个相对鸽派的内阁成员，无疑是在释放一种偏鸽的信号。一般认为耶伦与中国的上层沟通比较通畅，她邻家老太太般的外貌也相对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所以她的访华之旅可以被视作拜登正在释放一种相对温和、促进中美接触的信号。
但是我个人觉得，在拜登政府内阁内，没有对华的鹰派鸽派之分，只有鹰派。区别只是一部分可能更强硬，而另一部分更加偏中立。
此次耶伦抵达中国后，其言辞并不温和。比如她在访问期间就表示，任何为向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输送军用或军民两用货物等重大交易提供便利的中国银行，都有可能受到美方制裁。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措辞，而且美国确实有在类似情况下进行制裁的充足记录。
回到产能过剩话题，虽然很多美国经济学家也从专业的角度批判了耶伦对中国的指控，包括争论中国现有情况是否符合经济学或者他们认知中对产能过剩的定义等问题。但是无疑，耶伦此次访华已经从宣传角度给中国相关产业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这样不但方便民主党执行其选举策略，同时也方便美国要求其盟友在一些公开场合采用这一词汇。
耶伦此次最早吹风将在访华期间向中国官员提及“中国产能过剩论”，是在3月27日佐治亚州的一家太阳能电池制造工厂里。众所周知，佐治亚州是一个战场州，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拜登在佐治亚州仅仅赢了不到12000张票。而由于当时第一轮选举没有候选人得票率超过50%，该州在2021年1月5日举行了第二轮选举。最后是由两位民主党人获选该州参议员，民主党也因此获得了一半，共50席的参议员席位。
而根据规定，当参议院投票出现平票时，作为参议院议长的当选副总统哈里斯可以投票。也就是说由于佐治亚州胜选，民主党才能控制住参议院。但有意思的是，该州的众议员又以共和党人偏多。所以显而易见，耶伦选在佐治亚州首次提出新能源产业“中国产能过剩论”，就是希望能在战场州票为民主党催票。
在耶伦提出“中国产能过剩论”后，包括《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彭博社等欧美主流媒体就开始向全球广播“中国产能过剩论”。同时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也向欧洲吹风：中国的替代战略让美国和欧洲的经济难以正常生存。未来我们可能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会更多地试图让中国商品和生产过剩划等号。
至于为什么是耶伦，我个人的看法是，虽然耶伦是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人，但是美国人有一个习惯，他们不时会在出访前为对手造一个下马威，以获得高姿态、建立心理优势，最后在博弈中转化为谈判桌上的筹码。耶伦此次访华前说出包括“中国产能过剩论”在内的言论，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惯例。
观察者网：正如您所说，耶伦的表态和美国国内的对华态度息息相关。此前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HR.7521法案，要求强制剥离TikTok。一旦该法案通过，会对多数在美投资、拥有业务的中国企业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您看来，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开始了从制造业到新科技行业，对中国企业的全面绞杀?
王欣：我个人认为，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和绞杀TikTok应该分开看，两者相对平行。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依旧处于快速上升的趋势中。所以在美国政界，将中国视作假想敌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在这样一个美国国内政治大环境下，美国现在已经将与中国的经贸、政治、科技往来视作一种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但是具体到TikTok问题上，则不完全一样。虽然该相关法案涉及中国公司所有权的剥离，但更重要的是，该法案涉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等有关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法律。
根据皮尤中心2023年11月发布的一份统计显示，在所有受访的18-29岁美国人中大约三分之一表示他们会经常从TikTok上获取新闻。而在所有使用TikTok的受访美国人中，大约43%表示他们会从这个APP上获取新闻，这一比例仅低于X平台。由于其在美国国内巨大的影响力，所以TikTok在美国国内更接近于一个传统国内政治议题。
今年为了吸引年轻人关注并投票，拜登此前已经入驻了TikTok平台。而其他依赖年轻选民的政客，也需要通过TikTok向其潜在支持者传达信息。
但是另一方面，去年10月以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屠杀行为对于美国国内舆论的冲击极大，可以堪比上世纪60年代美国普及电视后，美国观众在电视上看到著名的美莱村屠杀案报道后的反应。
美莱村大屠杀 图片来源：新华社
1968年，美军在越南广义省美莱村制造的“美莱村大屠杀”，杀害了许多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根据事后统计，当时遇难人数在504人左右。这件事在1969年11月被新闻媒体曝光，引发全球愤怒。很多人在电视上看到美莱村屠杀案的照片后，对于美军的光辉形象产生了幻灭。随着越南的悲惨画面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美国在越战中后期的反战情绪进一步提升，最终加速了越南战争的结束。
而这次，新一代的美国年轻人在TikTok上看到以军的暴行，同样对他们的认知产生直接冲击。此次不断增长的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区暴行的声音是很罕见的，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对拜登在巴以问题上的无作为，以及美国事实上对以色列毫无保留的支持非常不满。他们认为美国给以色列提供武器和援助就鼓励了以色列去屠杀巴勒斯坦难民、妇女和儿童的战争丑行。同时，政届、金融届与学界关于巴以问题的争论也突然上升，直接导致两名藤校校长的被迫离职。这些负面新闻必将影响原本依赖美国年轻人投票的民主党选情。
因此，这样的现实让很多政客面临两难，也让TikTok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且棘手的美国国内政治议题。
资料图：短视频应用程序TikTok
在特朗普时代，一些政客就已经开始针对TikTok进行打压了，2023年参议院还提出过一个S.686法案，试图控制和剥离包括TikTok在内的中国企业在美互联网业务。我个人认为HR.7521法案不会轻易通过。即使如果最后参议院通过该法案，我相信TikTok也将会启动法律诉讼来为其作辩护，而整个过程将会遵循美国国内政治规则。同时美国政界会进一步打压中国媒体，以防止在美国出现第二个TikTok。
这也是与“中国产能过剩论”不同的地方，后者关注的重点是贸易保护、大国竞争等传统的国家间竞争议题，只是“中国产能过剩论”转向了新能源领域的“廉价”产品供应以及对欧美的“倾销”。两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从美国国内议题的视角来看是相对独立，却又异曲同工。
观察者网：美国指责中国“产能过剩”，并且以此抨击中国的产业政策和政府补贴，但同样的事情，美国自己就在做。根据Atlas EV Hub网站2023年1月的报告，仅《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和《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美国就为电动车发展规划了至少830亿美元的贷款、赠款和税收抵免，两个法案总共涉及电动车相关产业的资金上限可以达到2450亿美元。您如何看待这种反差?
王欣：美国近年来不断推进的各种法案，比如《芯片和科学法案》(简称《芯片法案》)、《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简称《基建法案》)和《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等，其提出的背景都有与中国竞争的因素。或者说，相关法案的提出就是指向中国在高科技、新能源，包括太阳能电池、锂电池、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的投资。这也说明美国已经认识到以现有的发展速度，无法到达其原本设定的目标。
从美国政府和立法者的角度，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他们都必须展开一些行动以证明他们正在争取实现他们定下的目标，这样才能在大选中获得优势，所以近期相关的补贴发放非常多。
今年3月，美国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发布的一篇报告就指出，在《降低通货膨胀法案》通过后的18个月内，美国新增了约十万电动车相关就业岗位，同期全球汽车制造商为美国电动车产业投资达到1140亿美元。
今年3月，美国商务部提议通过《芯片法案》向英特尔提供高达85亿美元的直接投资，以推进英特尔在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俄亥俄州和俄勒冈州的商业半导体项目。英特尔还预计，未来五年内，美国将对英特尔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这笔资金的投资税收抵免有望达到250亿美元。最后英特尔还可能获得高达110亿美元的联邦贷款。
此外在4月8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基于《芯片法案》决定向台积电提供66亿美元资金。1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计划向三星电子在美芯片业务提供超60亿美元补贴。
这些补贴的直接目的就是美国希望将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产业留在美国的掌控之下，最好是留在美国。
但是这种补贴也可能非常低效。《华盛顿邮报》3月底就曾爆出拜登在2021年11月通过《基建法案》后，拨出了75亿美元用于全国范围内的汽车充电站投资。但本可以建设大约2万个充电桩、5000个充电站的资金，在经历两年后只有4州7个充电站共38个充电桩投入了运营。剩余州中，只有12个州已授予充电站建设合同;17个州尚未发布提案。
这简直是在开玩笑，也侧面说明美国经济已经完全脱实向虚了，现在很多的发展都是基于金融服务业，并且其增长依赖于华尔街创造出的很多金融衍生品。
很多人觉得美国经济好，是因为A股跌而纳斯达克涨，但是如果对股票进行细分就会发现，纳斯达克上涨的核心动力来自于AI股票以及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带动相关板块股票的上涨。而美国国内涉及新能源、传统工业等企业的股票，其自身发展、造血的能力已经濒临枯竭。
美国私人部门制造业雇佣人数(1985-2023)。图片来源：Statista
从长期来看，在冷战中后期开始产业转移后，美国私企制造业部分的雇佣能力是整体出现下降趋势。虽然在新冠以后雇佣人数有了反弹，达到了约1500万人，但其整体雇佣人数相比于1985年的2000万人仍然处于低位，尤其是相对美国人口总量的比例下降不少。
美国由于进行去工业化，脱实向虚。制造业可以容纳的工人数量相对有限，适应新能源产业需求的熟练工供应则更加缺乏。这进一步导致其缺乏国内相关产业生产能力，工作效率低。
这时候，美国却将相关问题归罪于拥有相对完整供应链的中国，很明显是错误归因。
观察者网：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源地，美国近三届政府却一直违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在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多个层面推进产业回流和供应链重塑。考虑到耶伦的“中国产能过剩论”和近年美国在关键战略产业进行的天量补贴，这是否说明美国已经放弃基于市场调节的产业竞争模式，而以行政等非市场力量来主导与中国在未来战略性产业的竞争?
王欣：我不是一名经济学家，无法就经济概念做出准确定义。但从近两届政府来说，美国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经济体，反而充满了大量的非市场手段干预，包括动员盟友针对特定公司进行国际打压。
美国思想和文化界已经出现一些声音，批判美国对中国经济采用非市场手段打压的行为，并不是所有西方学者都支持美国利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打压中国的行为，但这种声音比较小、比较弱。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国内很多阶层并没有在冷战中后期以来的全球化中获得相对收益，反而因为产业外流等导致中产阶级萎缩，不少美国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有所下降。根据皮尤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生活在中产阶级家庭的成年人比例，从1971年的61%下降到2021年的50%。而低收入阶层的比例从25%增加到了29%。制造业萎缩导致失业工人过多。而与之同时发生的是，近年来，全球顶级富豪们，尤其是金融家、科技精英们的资产快速膨胀、屡创新高。这种经济落差，推动着西方内部民粹主义抬头，并且伴随着保护主义思潮回归。
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显示美国中产成年人比例，从1971年的61%下降到2021年的50% 图片来源：皮尤中心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文艺作品都在反映这种社会现实，例如之前获得多项奥斯卡奖提名的《无依之地》，就讲述了一家石膏公司在受到全球化和去工业化冲击后，关闭了在当地的工厂，一名失业工人随后因病去世，他的遗孀变卖家产，开着一辆汽车在全国游荡的故事。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政治家会很自然地选择将责怪中国作为一个非常好用的政治借口，从而进行政治性操作。
观察者网：您在《南华早报》的文章中，将中美现在的竞争与发生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日美竞争相类比，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异同?
王欣：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指责与当年美国对日本的指责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试图向美国人民贩卖焦虑、贩卖威胁。但是相比于日本，无疑对中国的指责更加严重。因为中美两国意识形态有根本区别，而日本则是美国在冷战期间扶植起来的一个盟国以及东亚“民主制度”的标杆。
冷战后期日本崛起后，在美国国内引发严重的全民危机感。当时日本人购买了包括洛克菲勒大厦在内的各种地标性建筑，这对美国人是不可接受的。同时当时日本也在收购包括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美国环球影业公司等公司，这引发了美国人的危机意识，于是对日本的打压在美国上下成为一种共识。
1987年，美国三名国会议员抡起大锤子在国会大厦前砸一台日本东芝产的收音机，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名场面。
国会议员砸东芝收音机 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而在民间，在工业城市底特律，有民众自发组织集会用铁锤砸日本丰田汽车。每砸一次还收费一美元，并宣称，所募集的款项会被用于援助因为日本汽车而失业的家庭。
民众自发组织集会用铁锤砸日本丰田汽车 图片来源：美联社
这些都是极其有象征意味的操作。当时，从顶层政客到底层的工人，全都有一种反日倾向，对日本文化和产品都存在恐惧和敌意。
当年关于日本的出版物和现在关于中国的书的内容和主题，包括书名，也很相似，都在渲染这两个亚洲国家要取代美国。这和现在美国上下对中国的态度也极其相似。但不同的是，美国对于中国的恐惧和焦虑不局限于经济文化，还包括军事、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现在贩卖来自中国的恐惧的现象相比于当年更加严重也更加普遍。
尤其是在数字科技方面，美国现在正在进入一个以数据为主的后现代化社会，所以美国上下在很多涉华问题，尤其是涉及数据、科技相关的问题，都将其泛国安化。2018年美国司法部启动了一项“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以应对所谓的来自外国的“安全和技术威胁”。很多华裔教授都受到了调查和类似指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来自MIT的陈刚教授，在2021年因为未能向美国能源部披露其在中国的工作和获得的奖励而被起诉和逮捕。虽然最终美国司法部撤销了对他的指控，但是这事实上已经在为美国人民制造一个对中国的恐惧。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您作为一位长期居住在美国的学者，如何看待未来中美经贸发展的趋势?
王欣：我有一点悲观。最近几年，美国不断提出包括“去风险”在内的各种概念和政策，推进将美国的供应链“去中国化”，这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几年美国将供应链搬离中国的政策效果并不是很好。很多供应链并没有转回美国，而是转移到了东南亚地区;另一部分也没有全部返回美国，而是由原来的中国厂商或者其他国家厂商投资在墨西哥、印度等国设厂。美国并没有完全获得理想中的收益和工业回潮，反而受困于高通胀。
但是这样一个逆全球化的议题，并没有因为经济现实和经济理性而消退。
资料图：《世界是平的》
由于在美国多年生活，我见证了美国从支持全球化到逆全球化的转变历程。在当年全球化最高潮时，很多美国知识分子都在为西方及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下的全球化摇旗呐喊，比如托马斯·弗里德曼著有多本推动全球化的畅销书，包括《世界是平的》。当时美国最流行的概念就是在全球推动自由市场、市场经济，美国人觉得全球化可以让世界越来越平，不同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是现在，美国已经成为了逆全球化的急先锋，面对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化的道路上不断退缩。近期的一些电影，比如之前提到的《无依之地》，还有美国工厂，乡下人的悲歌等，都反映了美国社会中下阶层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本质就是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但他们却要甩锅给中国。
相比之下，中国正在不断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正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建设浪潮，这是之前一轮全球化没有做到的。但是这一计划无疑会刺激美国国内偏保守、贸易保护的政治环境和政客们，这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