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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电影厂厂长，但不是资本家”

　　1983年初春，一个庞大的美国电影代表团到北京访问。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汪洋谈笑风生地引领他们在明媚的厂区漫步，给他们指点那条人工搭成的旧北京市街，请他们观看录音、剪接等设备，带他们到各个摄影棚里探访，然后请他们到小放映室里观看了几部新近摄制的影片。这些见过大阵仗的美国电影行家吃惊了：“原来你们有这么大、这么好的制片厂！”一位白发苍苍的美国电影人拥抱着汪洋，激动地说：“先生，您是位大亨，红色的电影大亨。”

　　听了这话，“大亨”哈哈大笑，亮起粗嗓门儿说：“我领导着一个大电影厂，可我不是个腰缠万贯的资本家，也不是个制片商。我这儿从创作剧本到制成拷贝，配套生产，还有一个演员剧团，外加一个劳动服务公司，是艺术创作基地，也是生产基地，很像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制片公司。可是，现在你们美国那边已经没有我们这样的制片厂了，导演、演员、编剧都组成工会，由制片人和他们签订合同，人与人都以金钱为纽带。我们这儿不同，是肝胆俱全的电影厂，有雄厚的创作和生产能力，人与人之间不是金钱的关系，大家共同努力生产影片。我与不少欧美、日本的电影家们谈过，他们都很怀旧，留恋过去的制片厂制度。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同他们一样怀旧，但我愿意跟每一位真诚的艺术家合作。”

　　汪洋的话，引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美国代表团团长宣称，汪洋的“外交家风度”征服了自己，在赠给汪洋美国导演工会的象征——一只导演的小板凳后，他表示：“汪洋先生一定也是位了不起的大导演。”不错，汪洋确曾梦想并且也亲自做过导演，但是他最终还是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导演的“板凳”，坐上了电影厂厂长的“椅子”。在电影事业上，汪洋确实担当得起“大亨”二字，但他本人，却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红色战士的本色。

　　2016年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原厂长、党委书记，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中国影协第一届委员、第二至四届常务理事汪洋诞辰100周年。3月27 日，由中影集团主办，汪洋家属协办的汪洋诞辰百年纪念活动在京举行。百余名电影界人士和汪洋家属亲友齐聚一堂，共同缅怀这位新中国人民电影事业的开拓者、红色电影事业家的卓越人生。

　　汪洋出生于江苏镇江，1935年进入明星影片公司，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转战各地开展抗日救国的文艺宣传活动。1946年，经晋察冀军区党委批准，汪洋受命组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记录和拍摄了许多重大战役和事件，多次获得嘉奖。1949年10月1日正式成立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从筹建、生产计划、人员组织到电影创作，无不倾注着汪洋的心血。在担任北影厂厂长的35年间，汪洋组织创作的《祝福》《早春二月》《红旗谱》《林家铺子》《小兵张嘎》《烈火中永生》《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小花》《骆驼祥子》《茶馆》《末代皇帝》《红楼梦》等优秀影片，对一代代观众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汪洋还把北影厂办成了培养电影人才的大学校，以水华、成荫、凌子风、崔嵬为代表的“北影四大帅”名震影坛，将北影厂打造为中国电影的一块金字招牌。1998 年，汪洋在北京病逝。

　　汪洋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岗位上工作了35年。在这35年间，北影厂从一个仅有200多人、以拍摄纪录片为主的装备简陋的小厂，发展成中国电影的生产基地之一，并在“文革”前达到繁荣阶段。汪洋曾在《我在北影三十五年》一文中写道：“北影厂之所以会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一是有上级领导的支持、关心，二是有一支好的电影队伍。”

　　从革命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汪洋，是一个讲政治、顾大局的电影管理者。1959年，为了说明舞台剧《万水千山》的电影改编问题，汪洋专门给十分关心这部影片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去信，内容细致而坦诚：“……有些地方我们还准备作一些修改，如开始一场再加重敌人对苏区进攻，红军在严峻的敌情下撤离江西的气氛。其中‘遵义参军’那场戏，有一个由于贫苦而沦为小偷的人参加了红军，这一点将改变一下。还有下集‘腊子口’一场戏，罗副营长在改编的本子中是牺牲了，这些也将改变一下……”正是得益于汪洋这种高度的政治直觉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北影厂出品的大多数影片才能保证艺术性、思想性与观赏性的统一。

　　除了把握政治方向，汪洋也极其注重抓管理。1960年11月25日晚，他在北影厂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制度50条”，从各个层面规定了电影厂的管理细则。其中，第一条是“剧本定稿才能投入生产，不允许边改边拍，停停拍拍”，第4条是“每部影片结束后，要有艺术总结、摄制组工作总结，会计要及时做出结算”，在第15条中规定“每周六上午召开生产会议，生产办主任汇报生产情况，解决各办公室存在的问题，传达上级指示及全厂的各种工作问题”，甚至细化到第49条“加强安全工作，防火防盗防损坏，灯架、灯板要确保安全”。从这50条可以看出，汪洋一心想以制度管理电影厂，使全厂各项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

　　总结自己在北影厂工作的35年，汪洋认为一个要点在于抓精品的意识。“要做精品并不容易。从剧本到影片完成，这是个很复杂的生产过程，每个环节都必须做到精益求精。”汪洋以《早春二月》为例，“除了导演有一定功力，演员选择非常得当外，摄影从美学角度拍出的景色如同一幅幅油画，音乐也是那样流畅、抒情，这一切的一切才组合成一部完美的影片。”所以，汪洋一直严把剧本关、制景关、演员关、审片关。为了拍出精品电影，当时的北影厂还成立了艺委会，以便解决影片拍摄时遇到的艺术问题。“精品不是说出来的，而是用辛勤劳动换来的，需要从领导到创作人员再到各部门工作人员都具有精品意识。”

电影《小花》的出炉，倾注了汪洋的很多心血

　　>> “他有火一样的热情，为电影创作倾尽心力”

　　在北影厂担任厂长期间，汪洋与厂里的众多艺术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艺术至上，平易近人，从不耍官威”是艺术家们对汪洋的一致评价。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清晰记得，1951年抗美援朝时，北影厂演员科安排自己和李百万任正副队长，带队去朝鲜深入生活和慰问放映。出发前，汪洋给于蓝下达了一个不可动摇的任务：“一个同志也不能牺牲，全部要活着回来！”于蓝心想，既是战争，就难免牺牲，所以她不敢保证。于蓝也不说话，只是瞪着眼睛望着汪洋，默默告诉他，自己会努力去做。

　　在深入朝鲜的过程中，于蓝和战友们经历了许多危险时刻，她首先想到的就是汪洋的嘱托。其间，只是翻过一次汽车，两个战士跌伤，总算胜利完成了汪洋的任务。“一提起北影厂，我就忘不了那位笑声高、嗓门大、有魄力的老厂长。正是他火一样的热情，命令和指挥着我们到人民生活斗争的前线去，去吸吮创作的源泉。”于蓝感慨道。

　　导演黄健中至今仍对汪洋指导自己拍摄成名作《小花》的情景记忆犹新。《小花》剧本原名《桐柏英雄》，在北影厂搁置两年，没什么人看好它。汪洋鼓励导演黄健中“大胆去改”，于是黄健中先后写了三稿大纲，每一稿汪洋都详细批示，最后终于定稿。拍摄期间，黄健中和摄制组从外景地回到北京，汪洋在审看了他们剪辑的样片后，声音虽小却很严厉地对黄健中说：“小黄，改了这么多戏，为什么没请示就拍了？”继而又用惯常的大嗓门对大家说：“戏不错，拍得也不错！”

　　《小花》拍摄完成后，送北影厂党委、艺委、技委审查，遭到一片斥责，几乎全票否决。主持审片的汪洋耐心地听完黄健中等主创的看法后，决定邀请电影界的老中青专家前来看片，听取他们的意见。“影片审查之前，汪洋厂长看过每一批剪辑好的样片，从没有否定过，所以我一直深信他个人是喜欢这部电影的。但那么多老艺术家都说看不懂，所以他要通过更多的专家来验证。”黄健中回忆道。钟惦棐、白景晟、罗艺军、李陀、张暖忻等20多位专家观看过影片后，与厂里三委的意见完全相左，发出一片赞扬之声。后来，汪洋又请来电影界的老领导陈荒煤看片，结果也得到了充分肯定。这下汪洋如同吃下了定心丸，《小花》终于在 1979年与全国观众见面。“有谁能知道，从剧本大纲到影片完成，汪洋厂长倾注了多少感情、多少心血？通过这部电影的多次交往，我和汪洋之间心灵有了更多的沟通与理解，成了真正的忘年交。”黄健中说。

　　在著名演员刘晓庆眼中，汪洋是一个“高而大的圆柱体，像一个罗汉果”，他所有的部分几乎都是圆的：脑袋是圆的，嘴是圆的，鼻子头是圆的，肚子是圆的，烟斗是圆的，眼镜是圆的，几个大圈小圈相互重叠，就组成了北影厂厂长汪洋。“这个可爱的‘罗汉果’因他独特的魅力、博大的胸怀、知人善任的能力，成为一个圆心，将北影厂一千多名来自各方各派的高手团结在自己周围，为北影厂的繁荣、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同心协力，任凭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刘晓庆评价说。

　　1980年，是刘晓庆调到北影厂以后最辉煌的一年，她同时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青年优秀创作奖”、《大众电影》百花奖以及“文汇电影奖”。而北影厂更是获得了“文革”后第一次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11项大奖，全厂上下都如沐春风。然而，在百花奖颁奖仪式上，刘晓庆却没有看到厂长汪洋。在颁奖后电影界的聚会上，她还是找不到厂长。后来刘晓庆才发现，这位功勋卓著的厂长缩在大厅里一个不起眼儿的角落，尽力掩饰着他那随时会发出的喜悦的笑声。“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各电影厂厂长面前要‘表现谦虚’。”刘晓庆回忆说，“这就是我们的厂长汪洋，当我们在电影战线上捷报频传时，不想出风头的他其实比我们还要欣喜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