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别人说起他们在第一次核试验中的功劳时，父亲总是说：你们注意了吗，电影一开始演的是农业丰收，工业生产的成就，人民生活欣欣向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核试验。核试验的成功，可以说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次核试验要花多少钱啊！以爆心为圆心，每公里都修建了各种工事，摆放了各类武器、装备，还有动物，用来测试核爆炸的威力。国家没有一定的实力，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当时国家的实力还不是特别强大，如果不成功，那将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啊！我们是抱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信念投入工作的，相信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事实证明我们一点也不比外国人差！
我的父亲葛叔平，去世12年了，他为国防科研奋力拼搏的身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父亲1921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工人家庭，小学毕业后因生活困难，先当学徒，后到天马电影公司管道具。工作中他对电影录音设备发生了兴趣，为了彻底了解录音机的原理，他不仅自学中学课程，而且到大学旁听机电系课程，掌握了电子设备的性能。抗日战争时期帮助新四军修理电台，在送往指定地点时被日本宪兵抓捕，他坚持说，自己只是收了钱送东西。日本鬼子把他关了一周，抓不到把柄就释放了。
抗战胜利后，他按照地下党的指示考入了中国航空公司，担任了电气工程师，负责飞机通信设备的检修。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有些东西需要从香港购买，地下党给他的任务是将金条放置在民航机上的检修孔里，到香港后由专人取走。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不给新中国留下任何技术干部，逼迫父亲离开大陆，甚至派特务上门，把手枪掏出来进行威胁。父亲根据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用种种借口进行拖延，坚持不离开大陆，迎接了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5月27日，上海刚解放，党组织立即根据父亲的专长将他安排到第23兵工厂工作，后又到华东军区兵工厂。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调到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兵部研究所。国防科委一成立，父亲先被调到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后又调到第十研究院，从事国防尖端科研工作，一直到离休。
一
1949年8月到1950年5月，为了解决部队的海上通讯问题，父亲克服了解放初期器材缺、加工设备少的种种困难，和其他同志一起研制出了第一代我军海上通信设备，为解放舟山群岛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抗美援朝战争中，随着我军大规模战役的展开，为了解决各部队间的通信联络，在父亲的主持参与下，研制出了我军自己的新一代短波步话机和坦克通信电台。那时我上小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经常看到父亲课题组的叔叔、阿姨分成两组，开着吉普车在公路上朝相反的方向行驶，并且在车内不停地呼叫，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测试电台的通信距离和性能。抗美援朝结束后，他们中间不少人到家里看望父亲，说起自己研制的电台在朝鲜战场的使用情况时，都是眉飞色舞，一脸的兴奋。由于父亲领导的课题组研制的电台，保证了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通讯，父亲立了三等功。
父亲曾跟我说，在50年代中期，国民党凭借空军优势，经常派飞机对大陆进行侦查和骚扰。由于我们的侦查、监听设备落后，往往是敌机临空了才能发现，非常被动，为此我国请求苏联帮助。可是苏联的设备运来后，他们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只让我们的技术人员干体力活，根本不让我们操作。鉴于这种情况，总参下决心自己研制，当时在通信兵部研究所工作的父亲作为课题组长接受了这个任务。父亲主持并参与了为沿海边防空军研制的高频及超高频多路通信和侦察电台设备。他们研制的设备技术性能明显优于苏联同类设备，使我国自己有了第一代军事监听设备。父亲为此立了二等功，进而创建了我军第一个侦察干扰研究室，他被任命为我军第一个负责电子对抗、信息战的“通信侦察干扰”研究室主任。
二
父亲去世后，我看到了他过去的助手樊子麟在《峥嵘岁月稠》一书中发表的回忆第一次核试验的文章。从中知道了父亲在第一次核试验的遥控遥测中起的关键作用。
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核试验的遥控遥测任务在1963年夏，下达给了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院长孙俊人将军亲自点名，由父亲作为专门组建的第十二研究室主任，负责以原子弹铁塔为中心，半径几十公里内，不同角度、距离的八个被控制站和主控站及地下装甲防护室，实施可调整、变更程序的自动或手动遥控，并且能够遥测重要参数的整个系统工程。当时世界上美、苏等有核国家对我国进行严密技术封锁，没有任何核试验遥控遥测资料可资参考借鉴。上级要求父亲带领研究室在一年内完成任务。正在北京休假的父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位于石家庄的研究所。因北京至石家庄的铁路被大水冲垮，军委派直升机将父亲和其他几个同志送回石家庄。研制开始后，父亲亲自组织研讨总体方案。经过反复思考、论证，父亲提出了我国独特的分频制遥控方案，并带领研究室的全体同志日以继夜地在7个月时间内研制出来。该套遥控遥测系统，保证了核试验的成功。文章说，
【“现在从电影上看到主控站一排排彩灯闪亮的控制屏，被控站一个个像礼帽似的接收终端，正是葛主任的构思和他们的设计相结合的杰作。”】
文章这样描述父亲：
【“葛叔平主任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一代专家，每天和我们一样加班到深夜。他平易近人，坦诚热情，又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十二室的小伙子们既亲近、尊重他，又有点‘怕’他。他能一眼看出你工作中的疏漏，能拿起镊子把你虚焊的元件拔出来批评得你哭鼻子，又会请你原谅他心急言重，说他年轻时还不如你有出息！引得你发笑。常听到：‘这样子，能过了葛主任那一关吗？’这使大家自觉把好质量关，也培养出了严谨、认真的战斗作风和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确实，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在父亲的带领和培养下，后来都成为了这个领域的骨干、专家，完成了大量国防尖端科研工程。在研制开始时，周总理亲自批准并授权父亲，可以直接申请和使用当时极其紧缺的国家外汇，购买国外的先进仪器和设备，用于研制工作。但是，父亲精打细算，凡是能够用国内产品替代的，一律不用外汇购买外国产品。在60年代国家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国家节约了几十万美元。有些人对此颇有微词，说他傻，认为应该借此装备一下研究所。很多年后，我问他当时怎么想的，他说：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国家用外汇的地方很多，而且国内有些产品完全能用，何必非要买国外产品呢？
从1963年夏到1964年5月，连过春节我们都没有见到父亲。
1964年5月底，父亲突然回到了北京家里。接下来的几天，天天由专车和警卫接送，早出晚归。父亲离休后告诉我们，那是向中央汇报核试验遥控遥测系统的研制情况，并奉命准备带队去“靶场”（父亲习惯把试验基地叫靶场），出发前他向毛主席和周总理立了军令状。
1964年6月4日，父亲带队出发了。走之前只告诉母亲是到新疆去执行任务，什么时间回来不一定，同时告诉了母亲一个新疆乌鲁木齐的信箱。父亲走后我们问母亲，父亲执行什么任务，母亲说她也不知道。父亲到了新疆后，只来过一封报平安的信。
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成功，《人民日报》的号外一刊登，举国沸腾，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激动不已。此时上高二的我觉得，父亲去新疆执行的任务一定与此事有关。几天后到国防科委二分院（我们家当时住在二分院）的一个同学家玩，他父亲见了我就说：“你们家有喜事了。”
现在从樊子麟的文章中才知道：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上将曾和基地的“国家核武器试验技术委员会”的委员们商讨，试验后立即要给两家记功，别的回去总结后再说。他建议：一个给飞过蘑菇云的飞行员；另一个他只提条件：“关系全局，成绩突出”。
在由朱光亚、王淦昌、李觉、邓稼先、吴际霖、陈能宽、程开甲等人组成的委员会上，委员们异口同声地说“给遥控！”提议以国防部的名义给父亲记个人一等功，他所领导的第十二研究室记集体一等功。经父亲提名，给他的助手樊子麟记了个人二等功，给彭光华、叶良发、蒋文修记了个人三等功。父亲自己也是该委员会的委员，并且是控制委员会的主任。事后回忆时父亲说，当时他没有想到委员们会那么一致地要求给他记一等功。他说，自己只是觉得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自己的任务，打破了核大国对我们的封锁，为中国人争了气，兑现了自己向毛主席，周总理立的军令状。90年代我回家看望父亲，看到了1987年全国科技大会给父亲颁发的由国防科工委评定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核武器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证明材料。
1964年底，父亲从试验基地回到北京。春节期间，和他一起去基地参加核试验的助手们集体到我们家里来拜年。从他们兴高采烈的谈论中，我了解到了一些父亲在核试验基地的工作、生活的片断。他们说：葛主任身体真好，在戈壁那么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到各被控站检查工作，吉普车在大沙漠上一跑大半天，我们年轻人都被颠得受不了，下车都头晕，可葛主任没事，下车就开始工作。现在我才知道，当时在基地中一共设置了1个总控站，9个被控站，而这9个被控站分布在方圆几十公里的无人区内。父亲作为遥控系统技术总指导，在总控站负责全面工作。父亲多次说：
【“周总理要求‘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所以我必须要到所有被控站检查，了解设备安装和调试情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试验时整个系统万无一失。”】
这也完全符合父亲一贯严谨、科学的工作作风。父亲晚年时告诉我们说，总控站是整个核试验的心脏，你们在电影上看到的在试验开始插入总控制台的钥匙，平时一直由他亲自保管，怕别人乱动，造成设备损坏。当时，周总理出于对他们主要研制人员的保护，曾经指示：
【“主要研制人员，不能在电影和任何媒体上露面，以免遭遇不测。”】
所以直到试验开始，他才根据命令将钥匙上交，由上级交给专门的操作员。他还告诉我们，当时参加的单位很多，有国防科委的几个研究院、所；有国家科委、中科院的研究所；有解放军三总部和各军兵种的研究所，他们都有自己对遥控遥测数据的要求。所以，从进场开始联调直到试验开始前，一直在对整个系统进行增加和改动，每改一次就要对系统进行一次全面联调。在系统联调到100多次的时候，突然总站发出的信号分站收不到了。经过分析，是总站的设备出问题了，试验时间越来越近了，而毛主席指示“早试为宜”，指挥部特别着急。很多同志检查后都没有能够发现哪里出了问题。在大家觉得束手无策的时候，父亲亲自对设备进行了检查。他从下午3点一直到凌晨2点多，一条一条线路地捡查。终于发现由于不断开机、停机的震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金属毛刺扎穿了导线的外皮，造成了短路，使得信号发不出去。在这次故障的排除过程中，最使他感动的是，国防科委的秘书长张震寰将军亲自端着面条，一次次地催父亲吃饭。虽然父亲顾不上吃，但张震寰将军始终陪伴着他，直到故障排除。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技专家的关心和爱护。
当一些同志说起在试验基地的艰苦生活条件，喝的水是用水罐车从很远的地方拉来的含黄泥的苦水；早上的洗脸水要留到晚上洗脚，洗脚水还要留下来洗衣服；白天温度四五十度，晚上又冻得穿棉衣时，父亲说，比起防化兵来说我们好多了。因为他在总控制站亲眼看到防化兵每次演练回来，从防化靴中倒出汗水来。当时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能从靴子里倒出那么多汗水，后来在电影中看到这个画面，才知道当时父亲他们的生活环境是多么艰苦。即便如此，也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抱怨基地的生活有多艰苦。父亲总是以非常乐观的态度，讲述他利用到分站检查工作的途中在戈壁滩上发现化石时候的心情；告诉我们，炊事班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在博斯腾湖中用手榴弹炸鱼，把鱼震昏了，一片一片地浮在水面，战士们兴高采烈地下湖捞鱼的场面；晚上吉普车在戈壁滩上遇到黄羊，大灯一开，黄羊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的情景。
每当别人说起他们在第一次核试验中的功劳时，父亲总是说：你们注意了吗，电影一开始演的是农业丰收，工业生产的成就，人民生活欣欣向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核试验。核试验的成功，可以说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次核试验要花多少钱啊！以爆心为圆心，每公里都修建了各种工事，摆放了各类武器、装备，还有动物，用来测试核爆炸的威力。国家没有一定的实力，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当时国家的实力还不是特别强大，如果不成功，那将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啊！我们是抱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信念投入工作的，相信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事实证明我们一点也不比外国人差！
第一次核试验后，父亲就收到了国防科委以“机密”件发来的蘑菇云照片，并且附有专门说明，要求在新华社没有公开发表前，不要传播。我当时问父亲，一张照片为什么还要保密？父亲告诉我：从照片上，可以测量出蘑菇云的直径和高度，就能推测出原子弹的当量。我这才明白要保密的原因。
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周总理在人大会堂设宴庆贺，父亲也接到了请柬，但是他没有去。事后我们特别奇怪，也不理解，因为那是多大的荣誉啊！很多年后我问他为什么没去？他说，当时高空、地下核试验即将开始，作为遥控遥测系统的技术总负责人，他必须要着手准备新的测控工作，所以没去。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把党交给的工作看得比荣誉更重要的人。这张请柬我们至今保存着。不久父亲就由国防部长直接任命为研究所总工程师，并当选为石家庄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5年，父亲又两次到青藏高原。第一次，是为空中核武器爆炸试验的遥测遥控工作做准备，按照他的说法是“选场”，选择测控设备的安放地点。第二次，他去了不久，报纸就报道了我国进行了空中核试验。很快总参就又以机密文件给父亲寄来了现场爆炸的蘑菇云照片。后来父亲告诉我，这次他又是实地参加了空中核试验的测控，而且是准氢弹爆炸试验。
三
20世纪90年代父亲离休后，我回家看到了1987年全国科技大会给父亲颁发的，由国防科工委1987年3月评定的“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这使我想起了上世纪的1976年春节，我刚被从农村插队抽调到太原铁路工作后，第一次回家看望父母时，看到父亲的书架上放着300、400毫米高的胶卷。当时自己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要用多大的照相机才能装下那么大的胶卷啊！我问父亲，他什么也不说。倒是我的小弟弟悄悄告诉我，那是侦查卫星上用的，是从回收回来的卫星上拿下来的。父亲听到了小弟弟对我说的话，立即大声喝斥、制止他，并且警告他，今后不许偷听大人的谈话，不许乱说。平时我父亲是最宠爱小弟弟的，从来没有见他这么严厉地批评小弟弟。
这次，我又问起此事。他告诉我，那些胶卷确实是侦查卫星上用的，而且已经能够将苏联军队布置在我边境上的坦克拍得像火柴盒那么大了，分辨率很好。当时给卫星起的名字叫“尖兵一号”，用“长征”火箭发射升空的，目的是回收照相舱。并且说，这是我国第一次进行卫星回收，如果成功，我国将是世界上第三个能够掌握回收卫星技术的国家。那时他最担心的是怕被别的国家破译我们的控制信号，也就是控制密码。卫星上天后不久，我们已经监测到，我国的卫星受到了其他国家地面信号的不断干扰，明显是在探测我们的控制密码。控制密码一旦被别的国家破译，卫星就可能被他们控制了。而这部分控制密码是他和同志们反复研究后，由他拍板确定的，所以在卫星回收前，他天天提心吊胆，生怕出现什么意外。弟弟在一旁说，卫星回收那天，父亲和他的助手们，在我们家客厅里彻夜守在电话机旁，一直到卫星平安回收的电话打来，他们才离开回去睡觉。
父亲还告诉我，第一次卫星回收时，由于回收的照相舱晚打开了万分之几秒，使得回收舱没有在预定的四川的降落场地降落，偏移了几百公里，飘落到了中越边境。我想起一个在广西中越边境当兵的同学曾经告诉过我，1975年初冬，他们曾接到必须将我国降落下来的回收卫星找到的任务。部队和当地民兵一起，对边境进行了拉网式的全面搜索。边境另一侧的越南部队和民兵在苏联人的带领下也在寻找。
白天边境线两边人声相闻，晚上两边是火把相映，最后在我方一侧找到了。虽然第一颗卫星回收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基本是成功的，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照相舱是根据遥控指令打开的，打开的时机不对，是遥控遥测没有可参考的数据和经验造成的。在总结第一次卫星回收中测控工作的基础上，父亲实事求是地对卫星遥控系统进行了改进，使得第二次卫星回收的精度得到极大提高。回收时，落地点距理论计算中心只有不到100 米。对于6400公里半径的地球来说，误差只有百万分之七点八，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他离休后一谈起这件事就特别自豪。
父亲还指着由国家科委1985年10月评定的“卫星运载工具无线电测控系统”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奖状，对我们说，这个系统是从1966年初开始研制的，前期方案论证就是由他负责的，并担任第一完成人，还拿出了研制时记载有技术数据的笔记本。
在一次闲谈中，他告诉我，1966年初在科学会堂开会，就是讨论、确定对运载卫星的导弹和卫星的无线电测控系统方案。这套系统保证了对1970年4月发射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测控，后来的“尖兵一号”回收式卫星也用了这套系统。而西安测控中心和远洋测量船上用的这套系统，都是他亲自带人去安装，调试的。后来随着科技进步，这个测控系统也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地进行了改进。
1999年神舟一号载人航天试验飞船上天后，每次航天飞船上天，他都特别关注。特别是神舟五号、六号上天时，他已经因为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并经过了几次抢救，即便如此，他也要让护工推着轮椅去看飞船上天的电视新闻。
四
“文革”初期，军队院校和科研院所准许开展“四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居然把矛头对准了承担着国防科研工作的专家。父亲在所难免地受到了冲击。
1966年夏，我父亲应钱学森同志要求去北京商量成立“宇宙航行院”（空间技术研究院）之事，“造反派”趁机强行拆除我家的电话。上级知道后，立即让他们重新将电话装上。
1967年秋，在研究所大院里，给父亲贴了不少“大字报”，说他是“日本汉奸”，“国民党特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看后，我第一次郑重其事地问父亲：
【“外面贴了你不少大字报，是怎么回事？你有历史问题吗？”】
他说：
【“你们放心，我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总政’早就调查清楚了。如果有问题，能让我负责那么多国防尖端的绝密科研工作，进入核试验基地和导弹基地吗？”
“任何技术问题最后总要有人拍板吧，国防部，国防科委对我的任命，就是要我在技术上拍板、负责的，没有权威，工作就没法进行。”
“总不能说为了国家的国防事业完成科研任务就‘反动’吧？”】
他们实在找不到“打倒”我父亲的“反革命证据”，就冲进我家，开始抄家，并且将父亲带走“隔离审查”。
在收拾被抄家后的房间时，我第一次看到国防部长签署，任命父亲担任研究所总工程师的任命书和国防科委任命他担任我军首个“侦察干扰”（电子对抗）室主任的任命书。当晚我们全家被要求到部队俱乐部大礼堂参加批斗会。我们看到父亲和研究所所长、政委等所领导被揪到礼堂的舞台上，挂着牌子被批斗。后来几天，我们看见父亲在扫马路，想和他说话时，他摆手，不让我们接近他。
“文革”后期，我问父亲那时的情况，他说：
【“他们想从我这里了解我每次完成的科研课题情况，我怎么能对他们说？那些都是保密的。”】
当周总理知道一批对国家有贡献的科学家受到冲击和迫害时，便以学习的名义点名要他们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进行保护，父亲也列其中，后来他就去了国防科委设在河南驻马店的“五·七干校”。我问他在干校的情况怎么样？
父亲说“挺好的”。他们到干校后，那里的领导依然称他们是“首长”，除了政治学习外，让他们自己找适合自己的工作。父亲先是主动要求去磨豆腐，每天晚上把黄豆泡上，第二天早上放到机器磨上磨豆浆。磨完豆浆，就没事了，于是他又要求用豆渣去喂鸡。
他还说：“过去每年都有科研任务，压力很大，而干校的两年多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休息’”。他从不认为干校是对自己的“迫害”。
1971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后，聂荣臻元帅复出，主抓国防科研工作，父亲也从干校回到了研究所。1972年初，父亲刚一“解放”，就又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高弹道导弹”试验和“尖兵一号”卫星回收的测控工作中。
“文革”结束后，上级党委派专人来了解父亲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情况，问是否有人打他，具体是谁。父亲推托说“记不清谁打的了”。
五
父亲1991年70岁时才正式告别工作岗位，离休后他仍然挂念我国的国防科研工作。
1996年夏天我回上海看望父母，看到父亲的书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沓像高考试卷一样很长的计算机打印稿，上面全都是各种类型的导弹型号。
我问父亲：“怎么这么多导弹型号？”
父亲告诉我说：“那是全世界各国的各类导弹，是总装备部给我发来的，让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适合我军使用，而且能够自行研发，生产的型号。”
我说：“你都离休了，怎么还管这些事情？”
他说：“世界各国的导弹技术发展很快，‘总装’认为我对我国的国防科研和生产实力比较了解，所以来征求我的意见。上级这么信任我，我有责任提出自己的意见啊！”
父亲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用了好几天时间，工工整整地写出了自己的意见，让研究所按照“机要”件给“总装”发了出去。父亲写的什么意见，我当然不知道，他也不让我知道。
父亲一生主持参与多项国防军事通信重点攻关项目的课题技术开发和设备研制工作，并且进行了多项常规武器遥控系统设备的研制。原电子部五十四研究所的所史上称他是我军遥控遥测、电子通信工程的学术带头人。父亲作为工程实践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在军事通信和遥控专业领域享有较高的名望。
研究所的悼词中说，据不完全统计，父亲一生先后参加了一百多项重大尖端军事工程的研制工作，获得了26项科研成果，填补了不少军事科研的空白。其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有：由国防科工委1987年评定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核武器化”和“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由国家科委1985年评定的“卫星运载工具无线电测控系统”等全国科学大会奖3个；个人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4次，三等功1次，总部通令嘉奖一次；享有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父亲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他是值得我自豪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