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西游记》七十年的不解之缘

　　李子迟

　　毛泽东究竟什么时候开始读《西游记》，读了多少遍?至今尚未见有可信的文字记载。但可以推定，他在儿时，即在几个私塾求学期间，就已接触到其中若干个故事片段，比如他曾在课桌板下玩赏孙悟空折纸。从此时起，他谈论了七十多年的《西游记》。

　　最开始读到的古典名著

　　在四大古典名著中，毛泽东最开始读到的就是《西游记》。毛泽东幼时在私塾读书，为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设法寻找各种书籍，读那些当时被人们认为是“歪门邪道”的杂书，主要是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他在读这些书时很用功，圈圈点点，写上批语，记录当时的体会。毛泽东的记忆力很强，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平时给别人讲故事或写文章，都讲得(或写得)活灵活现。

　　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在读《西游记》。屈小强在《〈西游记〉中的悬案》一书中记载，毛泽东晚年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他经常提到《西游记》这部小说与小说中的人物。几十年间，毛泽东对这部书作了不少精辟的评述。在他所写的文字和谈话、报告中，甚至在诗词里，都有对《西游记》的穿插与应用。《西游记》里汇集了我国元明时期大量的民间俗语：“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好马不吃回头草”等，我们经常能在毛泽东的文字和语言中发现这些民间俗语。

　　若干年后毛泽东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他说他和他的小伙伴：“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

　　据杨得志回忆，1928年5月，在井冈山的庆祝红四军成立大会上，当朱德讲完话后，“毛泽东站起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论述了两军会师的重大意义，指出光明的前途，特别强调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他打着有力的手势，讲了个孙悟空的故事，说我们要学习孙悟空的本领，上天入地，变化多端，大闹天宫，推翻反动统治和整个旧社会。那时，我是入伍几个月的新兵，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话中的深刻含义，但他讲的故事和比喻我却印象极深。”

　　1933年夏季，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都瑞金成为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为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红军工兵第一次在瑞金为中央领导抢修防空工事。当时，毛泽东不仅参加劳动，还针对一些战士不愿当工兵的思想，给大家讲《西游记》中白龙马的故事。他说：传说西天有条小白龙，本领不小，却甘心情愿地变成一匹白马，驮着唐僧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去西天取回了真经。白龙马这种不计名利、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精神是非常高尚的。红军工兵应该学习白龙马精神，做红军的一匹白龙马，驮着革命走向胜利!

　　“我们要学孙悟空”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为抗日军政大学师生作报告，他说：“孙猴子大闹天宫，把天兵天将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学孙悟空，大闹反动统治者的天宫……”

　　1937年8月，毛泽东在论述矛盾的互相转化时，分析了许多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他说：“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转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

　　1938年4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城外接见了抗日军政大学的两千多名师生并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的最后，他要求大家努力学习和掌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对这三条指示作了具体的阐述，还引用了《西游记》中的人物作譬喻：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关键时刻不怕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智，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地提到了那匹白龙马，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939年3月15日上午，毛泽东在延安城西北的凤凰山脚下的住所院子里，接见了柯棣华大夫在内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毛泽东在与他们交谈时说，在古代，佛陀传扬恢弘的教义，保佑普天下之太平无恙。现在印度医疗队来到中国，是来传播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团结友谊的。毛泽东还讲了《西游记》中唐僧在孙悟空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到印度朝圣取经的故事。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里指出，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他说：“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了一批“小民革”(即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从吃晚饭谈起，谈了十个小时。毛泽东兴致很高，开怀畅饮，旁征博引，穿插引用《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名著里的故事，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毛泽东以古喻今，妙语连珠，在场的人都听得入了迷。

　　1945年9月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遇见了刘仲容。刘仲容是国民党桂系的幕僚，抗战前夕成为桂系与中国共产党秘密往来的联络人。自1937年他在延安与毛泽东相识后，思想变化很大。毛泽东在红岩村与刘仲容促膝交谈，刘仲容对国共谈判表示担心，认为谈判即使达成协议，蒋介石也会撕毁。毛泽东笑了笑，风趣而乐观地说：“唐僧去西天取经，还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我们要争取和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来，也需要唐僧那种百折不回、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平总是可以实现的。问题在于，现在抗战胜利了，但是中国民主力量发展不快，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他望着刘仲容，脸上漾出鼓励的微笑，“国民党内部进步力量也在增长和发展，你们组织的‘小民革’，就干得很好嘛。在目前反动派还很强大的情况下，更应该钻进臭壳子(指国民党)里去，去抵制和抵消反动力量，不要怕别人说你们是国民党，不要怕臭。孙悟空也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造反嘛!”说着，他伸出手往前画了一个弧(模拟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声情并茂，饶有风趣。

　　“要提倡唐僧西天取经精神”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苏联看望正在养病的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他说：“要紧的是抓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定了方向，关键是人才。要选派人来学。要提倡唐僧西天取经精神，多出些孙猴子，少些唐僧的‘愚’气。”

　　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视察黄河。据王化云(时任治黄委员会主任)回忆，在火车由河南兰考向开封行驶的途中，他向毛主席报告了查勘队行走万里查勘黄河源的情况;同时为了了解从长江上游引水入黄是否有可能性，也查勘了金沙江上游通天河的情况。毛泽东笑着说：“通天河就是《西游记》里猪八戒去过的那个地方吧!”大家都笑了。在王化云汇报准备将来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给西北、华北水源的不足时，毛泽东笑起来，幽默地说：“你们的雄心不小啊!通天河那个地方猪八戒去过，他掉进去了。”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比后代困难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经。”

　　1954年，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汤沛回忆：“一次吃饭时，主席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学医学的，不能光看医学书籍，要多看些其他书籍。’并进一步教导我们：‘我们中国人要关心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定要精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主席兴之所至，在餐桌上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解这些书中的某些片断和情节以及它们的意义。周末的晚餐桌成了他老人家考试我们的场所。当然也是我们增长知识的场所。”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在谈到“双百”方针时，他说，很多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许多新生事物，在旧社会几乎都是被打击的。接着他举了许多例子，其中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哥白尼的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且谈到了孔子、耶稣和释迦牟尼。他说，佛教怎么样?释迦牟尼怎么样?也是经过那么一个过程，受压迫，社会不承认。孙行者为什么被封为“弼马温”?把孙悟空封为弼马温就是不承认他。他自己封号、自己对自己评价、自己的鉴定是叫“齐天大圣”。玉皇大帝给他搞一个弼马温，就是说他是毒草。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在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再次谈到神话和鬼神戏。他说，戏剧中妖魔鬼怪不要搞太多。搞那么一点，可以见见世面，见识那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的意识形态。这跟神话不同，比如《大闹天宫》是大家赞成的，没有哪个反对。还有什么《劈山救母》、《水漫金山》、《断桥》之类，这些都是神话，也没有哪个反对。不要因为出了一些妖魔鬼怪的东西就着急，不要用行政命令来禁止。同志们，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这个东西，而是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要让它出现，让社会上大家公评，总有一天它会慢慢丧失，要逐步改造的。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人士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说：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蛮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他的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做“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对官僚主义”。

　　1957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当话题转向有关上帝的问题时，他说：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的官僚主义很厉害。两千年前，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专制。这个猴王虽发生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去了一样被玉皇大帝抓了去，后来他又逃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像蒋介石一样。帝国主义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的，就是人民。

　　1958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是讲清楚了的，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1953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但是做的百分之八十是社会主义的，百分之二十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例如孙行者、糖衣炮弹，这些不好公开讲。”

　　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他说：“学习马列主义要破除迷信，不要以为只有外国人才能学好。我看，我们看外国人是外国人，外国人看我们也是外国人。我们是不是神仙?我们看地球以外的人是神仙，外星球的人看我们也是神仙。要有股干劲，要有股气。气不能少，气是统帅，气就是思想。凡是讲问题都要讲思想，我们有些同志只是专心于量，说话就是数目字，不讲思想，不要学苏联那些院士。对当前问题要注意。孙行者是无法无天的，他是反教条主义的;猪八戒一辈子是个自由主义者，有修正主义，想脱党;唐僧是伯恩斯坦。”

　　“沙和尚是不是你的本家?”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听取黄克诚(解放军总参谋长)、张经武(中央驻西藏代表)、张国华(西藏军区司令员)和雷英夫等人关于达赖集团在拉萨发动全区性的武装叛乱之事的汇报。当汇报结束，毛泽东对于西藏问题的大政方针确定后，请他们吃饭。饭间，毛泽东情绪很高，分别给他们敬酒。毛泽东当时有些感冒，他有了小病不吃药，但相信酒可以治感冒，于是他破例干了几杯。趁着酒兴，毛泽东论《三国演义》，析《红楼梦》，讲《西游记》，评《水浒传》，上下几千年，纵横十万里，听得大家如醉如痴。

　　1959年春，据上海京昆剧团演员孙花满回忆，毛泽东曾和他有过一次谈话。“主席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说姓孙，叫孙花满。主席说姓孙是孙悟空。他的湖南话我听不懂。他就解释说是齐天大圣。我听懂了。他说你的名字很好，孙花满，花满了，‘百花齐放’，这样好嘛!说得很风趣。”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国庆观礼会上，毛泽东见到了沙千里，风趣地问候：“沙僧，你好!沙和尚是不是你的本家?”

　　1960年春天，北京三座门，中央军委所在地。灯火辉煌的会议厅里，出席军委扩大会议的上百名将领戎装整齐地列队静候，等待最高统帅的接见。车门打开，毛泽东走下车来，掌声骤起。“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毛泽东出口成章，在掌声中用目光扫视着每一张面孔。站在前排的将领纷纷向毛主席行军礼，毛泽东频频点头。突然，他像是发现了什么，指着后排的一位将军，提高嗓门，大声说道：“你，姓孙!孙行者!”全场的目光一下子积聚到一个蓄着银色短须、佩戴中将军衔的将领身上——这位将军就是孙毅。

　　1961年10月10日晚，毛泽东偕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毛泽东步履雄健，神采焕发，入场后在第四排略靠右侧的一个座位坐下。他随手脱掉藏青呢子上衣，只穿了一件打补丁的白衬衫，在看戏过程中不时有会心的微笑、赞许的点头和风趣的插话。当看到猪八戒从白骨精变化的天王寺中且战且走，逃出魔窟时，他仰身朗然大笑起来。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看完全剧，站起来向台上鼓掌。当他快走到安全门边时，又返身向台上谢幕的演职员挥手致意……

　　就在这次难忘的演出后一个月，毛泽东到了杭州，他向浙江省委负责同志关切地询问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演出和绍剧团的近况，还提出要见见剧团的同志们。不巧的是，当时剧团在河南一带巡回演出，一时不能回来。毛泽东听说以后，就将一篇诗章交给了浙江省委。这就是后来发表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964年1月，毛泽东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联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个人武器”。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2期，摘自2012年第10期《名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