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方面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毛泽东在读书和学习方面有这样五个特点：刻苦、在人民群众和社会实践中学习、反对本本主义、敢于和善于从错误和挫折中学习、组织全党共同学习。这些特点体现出了毛泽东的学习态度和学风。
毛泽东读书学习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刻苦
在中国共产党人才济济的队伍里，同样是读书学习，为什么毛泽东学问大，成果大呢?因为毛泽东的学习方法与众不同。方法不是个孤立的东西，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因而也体现了一个人的学风。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军事名著里，毛泽东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是善于学习”这样一个命题。[①]所谓善于学习，决不意味着有捷径可走，想不费力气就学到真东西，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再科学的方法，也得投入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才能学到所要的东西。所以刻苦是善于学习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这一步，就没有后面的一切。毛泽东在读书和学风上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刻苦。所谓刻苦，首先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舍得为读书学习投入大量的时间，自觉地牺牲或放弃其他一些有益的活动。无论是钻研马克思主义，还是博览群书，为什么毛泽东懂得多，水平高呢?就是用在读书和思考上的时间比别人多。时间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一天就24小时，在这件事上用得多了，在其他事情上自然就少了。参观过毛泽东故居的人们，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看法，毛泽东是实实在在地在那里读书和思考问题。他的书房，他的书籍，不是徒有其表的摆设，而是他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毛泽东读书有那么一股子劲头，正像他自己说的，“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②] 正是这种拼搏精神，这种时间和精力上的巨大付出，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学等多个领域做出开拓性的、辉煌的建树。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是有他大量的读书笔记和亲笔著述的丰富的手稿为根据的，写下这么多的文字，一定要占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向人民群众学习
毛泽东特别重视经验。毛泽东读书，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寻找和发现生活经验、工作经验和政治斗争的经验。
要认识到什么是有用的经验，就得调查社会、调查群众，到群众中向群众学习，在实践里向人民学习，只有在实践和人民群众中行得通的经验才是真正的经验，所以毛泽东重视经验就是重视社会实践、重视人民群众。毛泽东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③]这是他学风和学习方法又一个特点。
毛泽东读书和学习的目的非常明确。所以他强调，读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④] 毛泽东就是带着问题读书和学习马列主义的，密切结合实际，在生活里学习，在斗争中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边学习边思考问题，边解决问题。关于学习，毛泽东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言：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⑤]
——“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⑥]
毛泽东读书和学习马列主义注重多思、多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⑦] 等一系列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为什么同是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能够把握住其中的原理，运用于实践，发展队伍，开拓地盘，创造出一片新天地，而有的同志就看不出也不会实际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呢?这是因为毛泽东学习马列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与那些同志不一样。
毛泽东这样总结了自己学习马列主义的经验：“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⑧]
理论联系实际是一句传播非常广泛的术语，也不难理解，但真正做到就不那么简单了，往往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过程。毛泽东是怎样解决理论联系实际呢?毛泽东是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他的做法与众不同，首先是时间长。就拿调查农村来说，毛泽东搞调查不是一时一事，而是调查了一生。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1945年去重庆谈判，仅这段时间，靠两条腿，从南走到北，在十几个省的农村工作加生活，整整18年!在毛泽东看来，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多，农村占中国地域之广，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之重大，要真正彻底地了解农民，了解农村，使农民相信和依靠中国共产党，绝非一朝一夕，三年五载所能做到的。
如果以为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认真读书，冥思苦想;或者下到基层，短则七八天，长则个把月，搞出个调研报告，就算理论联系实际了，是万万不够的，有的甚至是自欺欺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毛泽东告诫全党：“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新的革命。过去我们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但是怎样去取得这种经验呢?是用坐着不动的方法去取得呢，还是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呢?不实行五年计划，不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我们怎么能够取得工业化的经验呢?五年计划中就有农业合作化的部分，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一个至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试问‘干部的经验水平’从何处得来，又从何处提高呢?”[⑩]
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毛泽东首先倡导并毕生实践着这样一种深入群众并向群众学习的观点和学风：“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1]
反对本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阶段，经历了从反对教条主义发展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历史实践，透视毛泽东用马列主义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是怎样读书和学习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是在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中读书和学习马列思主义的。可以说，始终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的学风和学习方法的第三个特点。
在中国共产党里，毛泽东总结出一种富有成效的学习方法：“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12]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方法，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不是别的人，而是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马列主义的原则：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3] 所谓在人民群众和社会实践中学习，就是把学习与调查研究相结合，而调查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历史和现状。同样是做社会调查，毛泽东与他批评过的“钦差大臣”不同在哪里呢?在鲜明的立场，在坚定而明确的出发点，即毛泽东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脚踏实地走出了一条群众路线，——而群众路线也是一种学风。
毛泽东一生都在刻苦读书和学习马列主义，即使在1928年到1935年开辟根据地的艰难动荡的斗争中，都在千方百计搜寻马列著作，其中特别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列宁总结十月革命经验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由于毛泽东亲身参加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各个阶段，亲自指导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各个方面，从而在运用十月革命的经验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理论思想。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那么不把农民发动起来，不依靠农民还能依靠谁解决呢?既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那么解决农民问题不到农村去还去哪里呢?既然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只有到农村去才能解决农民问题，那么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进而一步一步解决全部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问题。可是在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思想的同志那里，对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逻辑觉得不可思议，认为“列宁没有讲过”![14] 在他们的思想里，“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15] 十月革命的道路只是从城市到农村。但是在毛泽东的视野里，十月革命的道理在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6]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把十月革命的经验，做了一番中国化的加工，提炼，用群众化的语言表述为更易于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原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失败，经历了红军与农村根据地蓬勃发展和“左”倾机会主义指导而使红军与根据地遭受的巨大挫折，经历了抗日战争初期右倾机会主义干扰的局部损失，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毛泽东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想和办法：“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7]毛泽东的这段文字，鲜明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上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继承创新的态度。这是毛泽东有意识地、自觉地做成的一件大事情。正是毛泽东的以身作则，培养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继承创新的马列主义学风。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什么样学风就会有什么样学习成果。毛泽东在读书和学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做了悉心的揣摩，用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语言，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加工、提炼，产生了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和新内容的马列主义的新原理，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渗透到中国的民族文化里，不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从错误和挫折中学习
毛泽东的学风和学习方法的第四个特点是，敢于和善于从错误和挫折中学习，敢于和善于向对手、向敌人学习，特别看重反面教员的作用，体现了毛泽东对待社会生活的辩证思维的科学态度。下面几段话，非常深刻地表明了毛泽东的这个学习特点和思想方法：
——“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我们要感谢何应钦，他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18]
——1956年，毛泽东告诉拉美国家一些党的代表，“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我们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19]
——1956年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指出“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20]
——1957年1月，他对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讲话，“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21]
重视挫折与困境，重视反面教员的在理论学习、政治思想教育和制定路线政策上的重大警示作用，是毛泽东能够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必经的环节和步骤，不经过这一步，没有这样一些反面教员帮助我们党检验思想与政策的正确与否;不能认真研究敌人、对手是如何反对和打击革命同志和革命队伍的，就难以辨明和坚定革命前进的方向。非如此，不仅对马列主义理解得不深，认识得不透，这样的马列主义也很难被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和接受。“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22] 真是千真万确，毛泽东道破了认识和掌握真理的规律。毛泽东很多经验的取得，是来自对手的启发和帮助，很多经验实际是从反面教训转化成正面经验的。
组织全党一起学习
发动和组织全党一起读书和学习，是毛泽东学风和学习方法的第五个特点。
毛泽东不是党的哪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而是全党的领导人，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委书记。他从来没有把读书和学习马列主义当作个人的事情。他深知，“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仅仅一个人或少数人努力读书和学习马列主义，纵有天大的学问和天高的水平，也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只有全党的理论水平提高了，革命才能胜利。作为全党的党委书记，毛泽东郑重地提出并号召全党，“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23]
怎样培养全党读书和学习的风气呢?所谓风气是一种有群众基础的范围较大的精神状态，是从一部分人的热情中培养并发展起来的。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创办了中国军政抗日大学等二十多所学校。但是除了这些有形的学校之外，毛泽东还创办了一所无形的学校，这就毛泽东说的“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把全党办成终身读书和学习的“无期大学”。[24]
为了“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发动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运用了体育活动中的竞赛形式，实行比学赶帮，看谁学得多，学得好，从而把原来是书斋里个人的读书学习，搞成了一个群众性的读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人人都动起来，人人都参加进来，人人都来读书学习，互相交流，成为深入持久的群众运动。毛泽东说得好：“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25]既然全党的事情全党办，就要让全党行动起来，放手让大家都参加到他们自己的事情中来，相信全党，相信人民群众是一定能够找到他们自己喜闻乐见的方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样也能把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搞好。
毛泽东深知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个普遍法则：“物之不齐，物之情也”。[26]任何事物既不会齐头并进，也不能搞平均主义。“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是一种有益的学习形式和办法。通过竞赛、比赛这种方式，既能调动人们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形成群众性的热潮，又能在公开、公平的竞争中发现和培养优秀人才，“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因而培养不同理论水平的梯队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毛泽东特别重视，“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27]
任何一种竞赛活动，既要搞得好，又能持久下去，光口头号召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专门的组织。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毛泽东是这样做的：“同志们不仅看看书就算了，而且要有组织地学习。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都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来领导并进行学习。在军队里也是一样，要设立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这样的学习制度，中央要在全国推广，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28] 1940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第13条规定：“决定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以集体奖励为原则)。今年‘五五’为第一届节日。”制定学习的节日，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个创举。在全党发动马克思主义的读书运动和学习运动，“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成为终身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无期大学”，这是毛泽东的一个伟大创举，是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的伟大贡献。
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1958年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要求党的各级干部有条件的要读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历史和法学、文学、文法、逻辑等方面的书籍;并“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29]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会的同志们写信：“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30]毛泽东号召全党学，而且自己带头学。《毛泽东文集》第8卷节选了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部分内容，从中不难看出，他一方面组织身边的工作人员认真读书，一方面自己又学习得那么投入!
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毛泽东为全党干部开列出需要阅读的马列主义书目。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整风开始，直至70年代，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把组织和培养“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31]发动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32]当作自己后半生努力做的一件大事，以自身的读书和学风影响和教育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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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2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1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1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547、542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392页。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
[2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
[2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24]《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
[2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2页。
[2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28]《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2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页。
[3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页。
[3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