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国庆斯诺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埃德加·斯诺：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

美国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1905—1972)，1928年首次到中国上海，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1930年后到中国东三盛内蒙古和西南各剩1933年至 1934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新闻系教授，并学习汉语。

1936年6月，他从北平出发，经西安赴陕甘宁边区，是第一个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记的西方记者。7月8日在安塞百家坪遇见周恩来。经周恩来安排，于11日抵保安会见毛泽东。

斯诺记录了毛泽东给他留下的印象：“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他觉得在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在“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 ——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斯诺形容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

在保安的采访活动中，斯诺知道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16日夜，斯诺就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等问题同毛泽东进行长谈。后来许多夜晚，毛泽东回答了关于他个人生活经历和中国红军的历史。10月中旬，斯诺离开保安经西安返回北平。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发行。1938年2月中译本改名《西行漫记》，在上海用复社名义出版。此后，1939年、1960年6月、1965年初、1970年10月，斯诺多次来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70年12月18日，斯诺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在日内瓦逝世，弥留之际说“我热爱中国”。

斯特朗：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1946年8月6日，在雨后初晴的延安杨家岭，毛泽东接受了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陪同斯特朗前去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和担任临时翻译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为了表示礼貌，毛泽东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蓝布衣服。他们坐在窑洞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周围，娓娓而谈。

毛泽东先向斯特朗询问了许多美国国内的情况，然后同她就国际国内形势作了重要讲话，其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通过列举俄国沙皇、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说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斯特朗问到如何看待美国使用原子弹时，毛泽东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最后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经提出，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使他们极大地增强了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这篇谈话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1960年，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一文中，回忆起这次谈话说：“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基辛格的毛泽东印象：高深莫测的主席

亨利·基辛格是美国著名学者和外交家，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充当过极为重要的特殊角色，是两国最高级会谈的先行官。他与毛泽东有过多次热情的会见，进行过长时间的真诚而无拘束的谈话，毛泽东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高深莫测的主席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谋求访华，以实现中美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可是，1970年5月，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国政府对此迅速作出反应，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读过毛泽东的声明后，尼克松愁眉不展，满腹心事，以为刚见缝隙的中美关系的大门，又将重重封闭，自己为此所作的努力，将要付之流水。他心烦意乱，立即让基辛格研究毛泽东的声明，基辛格毕竟是国际问题专家，自有独到的理性思辩，他很快便送来自己的见解和分析：

实质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从策略上看，毛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

——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动大肆宣传。

——以毛的个人威信加强中国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基辛格的分析可为一家之言，也有不无道理之处。然而，四个多月后，当毛泽东传递另一重要信息时，他却和尼克松一样，也是姑妄听之，如风过耳。1971年10月1日，中国举行例行的国庆活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他的夫人，斯诺夫妇分别站在毛泽东身旁，共同观看广场上人潮涌动的游行队伍，新闻记者立即拍下了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这张照片。可是，如此重要的信息却被尼克松和基辛格忽略了。这一切使基辛格感到思维的愚钝，后来，他在回忆录里感叹道：

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没有哪一个美国人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

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毛泽东或许知道西方人的粗心大意，12月18日，又将斯诺请到中南海，两人长谈5个小时，毛泽东让斯诺公开传递这样的信息：“我欢迎尼克松上台”。欢迎尼克松来中国，“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至此，基辛格才体会到毛泽东为中美关系进展，可谓是煞费苦心，寓意深刻。于是，1971年7月9日，他以极为秘密的方式，悄然访华。这次，毛泽东没有接见他，周恩来等和他进行会谈，谈的很成功，双方约定同时发表公告，基本确立尼克松的访华日程。学者的隐居处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当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是基辛格第一次与毛泽东会晤，那天11时27分，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等前来迎接，并把他们接至钓鱼台国宾馆。用过丰盛的午宴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又由周恩来陪同，乘坐红旗牌轿车，来到毛泽东的中南海书房。基辛格回忆说：

轿车一直开到正门前的门廊下。走过过道，我们来到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上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 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的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毛泽东站起身来，和尼克松、基辛格握手，表示热烈欢迎。他目光敏锐，面带嘲讽，毫无避忌地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毛泽东因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经常咳嗽、喘息。他和基辛格握手时，久久地注视着，还用下额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基辛格高兴地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毛泽东还调侃着说要和基辛格谈论哲学问题。基辛格似乎已经领略到毛泽东的风采，感觉到他和戴高乐一样，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典型个性的魅力型的领袖人物。

当基辛格说到尼克松访华必然要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时，毛泽东说：“正是如此。有些人反对你。我国国内也有反动集团，反对我们与你（指尼克松，作者注）接触。结果呢，他们跳上飞机逃往国外去了。”“放眼世界，美国的情报比较正确。其次是日本。苏联呢？他们最后总算跑去挖出尸体了（指林彪等人坠机案）。”毛泽东还告诉尼克松和基辛格，“咱们的共同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赞成这个。”“其实，我们跟他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还长。”在谈到中美最高级会谈时，毛泽东郑重地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虽然中美之间已经开始最高级会谈，可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于中方的态度和立场，还是不甚了了，心中无底。然而，听罢毛泽东的一番谈话后，心中的疑虑随之消释，他们相信，尽管中美友好关系的进程是艰难曲折的，可是，前景却是可以开云见日的。基辛格把与毛泽东的会谈比喻为“瓦格纳歌剧的序曲”，他说：“后来，我慢慢体会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好几层意思，就像紫禁城内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例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而他最后的那个意思只有在长时间思考以后才能从总体上把它抓住。”例如，在谈到中美20多年没有民间往来和贸易时，毛泽东说是由于“官僚主义”所致，他甚至坦率地承认：“后来我看到还是你们的做法对，我们就打乒乓球了。”基辛格认为，毛泽东“不仅是回顾历史和作出委婉的道歉，还意味着在首脑会谈中双方的贸易和交流问题将取得进展”。

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时，看到到处是“打倒美帝国主义！”等标语口号，他对此很不愉快，曾经向中方有关部门表示过不满。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次，毛泽东竟然提起此事，并且笑着说：“我认为，一般地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放了许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毛泽东还说：“你（指尼克松，作者注）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作者注）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基辛格认为，毛泽东说自己“放空炮”，实际上是在暗示，不要认真看待中国到处墙上写着的喊了几十年的口号，“中国领导人在和我们打交道时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他们实际上是同我们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

谢伟思：与毛泽东很自然地交谈

1944年至1945年，谢伟思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派驻延安期间，毛泽东与他有过多次重要谈话，谈话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到国共之间的矛盾、中共对美国的政策、战后中国的发展等重大问题。这些理应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讲话，谢伟思原原本本地向美国政府作了报告，并提出了与中共开展全面合作的建议，但并未得到美国最高决策层的重视。谢伟思本人反倒因为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良好关系，遭到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嫉恨，被排挤出中国。在其后的20多年间，谢伟思一直受到美国反华势力的攻讦与陷害，经历十分坎坷，但他始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真挚的感情，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致力于中美两国的友好交往。

毛泽东问谢伟思，美国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

1944年7月22日，谢伟思与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共九人飞赴延安。谢伟思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是在7月26日晚八路军总部为观察组举办的宴会上。毛泽东出席了晚宴，谢伟思就坐在他身边。席间，两人很自然地交谈起来。毛泽东对谢伟思参加观察组表示高兴，说他从周恩来和董必武那里知道谢伟思是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朋友。毛泽东问谢伟思，美国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谢伟思回答说，这有一些实际困难，首先是在这一地区的美国人太少了。毛泽东解释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抗战一结束，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那将是国民党打内战的最危险时刻。谢伟思不失时机地表示，他有许多问题想与毛泽东探讨。毛泽东听了之后笑了起来，答应以后会有充分的机会交换意见。观察组第二批人员抵延安后，《解放日报》于8月15日正式公布了美军观察组全部到达的消息，并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改定的，标题上的“战友们”几个字也是他特意加上去的。

7月27日，谢伟思拜访了周恩来，两人进行了约三小时的谈话。当谢伟思询问在中国设立盟军最高统帅的可能性时，周恩来的答复是，时机尚未到来。谈到美军观察组扩大活动范围时，周恩来表示，为走向积极合作而实行的扩大，自然会受到共产党人的欢迎，但必定会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反对。现在门开了一条缝，只要遵循渐进的、谨慎的方针走下去，向着有限的合作前进还是有可能的。从8月3日起，谢伟思与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等听取中共军队领导人介绍敌后战场的情况。叶剑英参谋长从总体上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彭德怀分三次讲述了华北战场的情况。林彪、陈毅、聂荣臻、贺龙等也分别介绍了八路军一一五师、新四军和晋察冀、晋绥根据地的历史和概况，介绍了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谢伟思是观察组中最忙碌的人。身体颀长的他，总是穿一身没有军衔的美国陆军军服，活跃在各种场合，在人群中格外醒目。谢伟思在延安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他结识了众多的四川籍“同乡”，每当谢伟思与朱德、吴玉章、陈毅、聂荣臻聚在一起时，大家就用四川话摆起“龙门阵”，乡情浓浓，分外亲切。性情豪爽的陈毅少年时曾在成都的基督教青年会念过书，每次见面，总是风趣地称谢伟思为“我老师的儿子”。8月23日，在谢伟思对延安的情况有了初步认识后，毛泽东邀他正式谈话。谈话的地点是在枣园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毛泽东知道谢伟思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话题围绕如何避免国共之间的内战展开，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说到国共关系、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而且还谈到了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

对于美国与中共的关系，毛泽东说，我们以前不会提出美国承认中共的问题，时机还不成熟。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如果取得成功，就不会有内战的威胁。但是如果国民党不实行改造，那时就必须提出美国对共产党的政策这个问题……美国把武器给予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在内，这样做不是干涉；美国只把武器给予国民党，其后果将会是干涉，因为它将使国民党能够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意愿。

当谈到双方的合作时，毛泽东指出：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美国无须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我们不能冒险与你们迎头相撞――不能冒险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在缭绕的烟雾里，两个人的兴致越来越高，不知不觉间谈了6个小时。

谢伟思明白谈话的重要性，他详细记录了谈话的内容，并于8月27日发出有关这次谈话的报告，华盛顿在两个月后收到报告。正如戴维斯所说：“这次谈话……较诸罗斯福以及华莱士和蒋介石的所有谈话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但是，“毛泽东为了和美国达成一项可行性安排而作出的非同小可的提议，被美国政府忽视了。且不说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连华盛顿也极少注意到毛的主动的表示。于是，中美关系中富有历史意义的瞬间就这样未受注意而被忽略过去了”。直到1969年中美两国为关系正常化开始秘密接触的时候，谢伟思关于毛泽东谈话的报告才首次被公开发表。

20世纪60年代初，蒙哥马利曾以私人名义两次访问中国，先后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蒙哥马利通过在中国的亲历亲闻，真正了解到中国的内外政策和社会现实生活。同时，也意识到中国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必将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蒙哥马利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谈，以及在谈话中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准确分析、判断，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一语双关：你在同一个侵略者握手

蒙哥马利，1887年11月17日出生于伦敦，受封子爵，英国陆军元帅，以干练和坚强著称。1944 年6月6日指挥盟军进攻诺曼底并取得登陆作战的胜利。1951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部副司令。1958年蒙哥马利退出现役，但他对国际局势十分关注。

1959年6月，蒙哥马利访问苏联。他在同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意识到，未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可能在于中国。于是，蒙哥马利在访苏回国后即产生了访问中国的念头。蒙哥马利向中国政府提出友好访问的请求后，毛泽东表示“非常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蒙哥马利来华前，认真研究了在西方世界能够找到的有关中国和毛泽东的资料。

1960年5月27日，蒙哥马利在中国第一次见到了他最想见的毛泽东。两人一见面，毛泽东就微笑着伸出手同他相握，并说：“你知道你在同一个侵略者握手吗？”毛泽东幽默的开场白令蒙哥马利惊诧。他也十分清楚毛泽东此话中的含义。因为联合国曾通过一个谴责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而蒙哥马利在两年前所写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军人出身的蒙哥马利坐定之后，马上就向毛泽东提问说：新中国成立后，你碰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你的主要担忧又是什么？毛泽东坦诚地告诉他：共产党缺乏处理当时所面临问题的经验。多年的战乱把中国搞得千疮百孔，必须要解决工业和农业问题，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犯了许多错误。蒙哥马利又问：“请给我讲一讲对今天世界形势的看法？”毛泽东停顿片刻，从容地说：“国际形势很好，没有什么坏的，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这是美国制造的，不坏。他们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就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一样了，所以照理应该反。他们这样做，是有间歇性的。去年一年反华，今年反苏。”听到这里，蒙哥马利不解地说：“这是很坏的。那是美国做的，不是英国。”毛泽东说：“主要是美国，它也策动在各国的走狗这样做。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蒙哥马利点点头说：“是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不能再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生活下去了。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冷战中长大的，这对孩子们是坏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转为和平共处。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认为世界必须一直存在紧张。”

毛泽东问蒙哥马利：“你是英国人，你到法国跑过，你去过两次苏联，现在又来到了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蒙哥马利立刻回答说：“是的，我想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美国的领导，英、法会害怕这样做。”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后，说道：“慢慢来。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让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威胁你们和法国的是美国和西德，还有在远东的日本。威胁我们的也是这三个国家。我们不感到英国对中国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

蒙哥马利问：“主席同意不同意我跟周恩来谈的关于美国应该遵守的那三条原则：第一，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美国应该从台湾撤走；第三，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和蒋介石谈判。”毛泽东回答说：“我知道，我也同意。我们不要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美国声明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问题，而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威胁。它这个话是否可靠还是个假定，还要等着看。可是蒋介石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谈判，而我们早就表示愿意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突然，蒙哥马利将话锋一转说：“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想问一下主席，中国大概需要50年，一切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人民生活会有大大的改善，教育问题和建房问题都解决了，到那时候，你看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毛泽东十分肯定地说：“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你怕我们会侵略。”蒙哥马利马上解释说：“不，至少我希望你们不会。我觉得，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以后，它应该很小心，不进行侵略。看看美国就知道了。”毛泽东说：“很对，也可以看一看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英帝国。180年前的美国呢，只是英国的殖民地。”蒙哥马利略带疑问地说：“50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泽东语气坚定地说：“那不一定。50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960万平方公里。中国没有上帝，有个玉皇大帝。50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围还是960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可是联合国却给我一个封号，叫我是‘侵略者’。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对面坐着一个‘侵略者’，你怕不怕。”

此时，蒙哥马利歉意地说：“革命前，你们曾遭受过我们的侵略。我们曾经是最坏的洋鬼子。”毛泽东回答说：“过去有过，现在那种仇恨没有了，只留了一点尾巴。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你们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同意北京政府代表中国。现在，只剩下个别问题。在台湾你们还有领事，你们的政府比较亲台湾而对中国疏远。有很多蒋介石的人从台湾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接待。此外，在西藏问题上，你们也同美国站在一起。西藏的一名叛乱分子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负责人的接见。”蒙哥马利马上回答说：“这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你提到的关于英、法、苏、中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我同麦克米伦和戴高乐很熟。戴高乐要我下个月到巴黎去同他会见，我将把这一点告诉他。戴高乐是一个很好的人。”毛泽东接过话题说：“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另一方面他的缺点也很大。他把法国的一半军队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

由于会谈气氛比较轻松，于是，蒙哥马利就直截了当地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十分敏感的问题。蒙哥马利提出：“在一定的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巨大力量的强国，那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新中国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毛泽东沉思一阵后回答说：“哦，你显然以为那时中国将向外国发动侵略吧？”蒙哥马利会意地说：“我并不愿这样设想。但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强大后，便要攫取国外领土，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我的国家。”毛泽东十分肯定地说：“下一代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我们很难预料，但在我活着的时候，中国绝不会越出边界侵略别人，也不企图将共产主义思想强加于别的国家。中国深受外国的侵略和剥削，我们只要外国不要干涉中国的事情……”在这次谈话结束前，蒙哥马利很友善地对毛泽东说：很可惜，对西方人来说，中国是一个闭门的社会，这种社会，使西方人不能很好地了解中国，造成了许多曲解。并认为“闭门的社会”对中国对世界都不利。

1960年6月12日，蒙哥马利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我同毛的会谈》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称赞了中国人民的干劲，要和平、不侵略，50年内大有可为。并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中国军队给他印象“太深刻”了，有“充分的高素质的人员供应”，民兵组织遍及全国，因此，入侵中国，一定“要大倒其霉”。

蒙哥马利认为：在中国威望最高、能指挥所有人的人只有毛泽东

1961年夏天，蒙哥马利再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访问中国的申请。 9月6日，蒙哥马利飞抵北京。

9月7日，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蒙哥马利再次访华举行欢迎宴会。蒙哥马利在这次宴会的讲话中，特别提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大基本原则”：第一，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第二，大家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第三，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还强调说：“我说的中国是指政府设在北京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从来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台湾那一套机构。”第二天，新华社就刊登了蒙哥马利的这段讲话。同一天，《人民日报》也全文刊载了这篇讲话。

9月8日下午，周恩来对熊向晖说，蒙哥马利的讲话很好，他很有政治头脑，提出的“三大基本原则”抓住了国际局势的关键。同时，周恩来还要求熊向晖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名义参加陪同，结合实地参观访问，并对蒙哥马利做些工作，帮助他从本质上认识中国的内外政策，进一步了解英国上层人物对国际局势的观点和对中国的看法。从9月9日开始，蒙哥马利对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进行了参观访问。在此之前，这些中国内陆城市不曾向西方政要开放过。

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利曾来到街上的小吃摊上，指着用棍子串起来的油饼问摊主：“这东西多少钱一个？”摊主通过翻译告诉他：“5分钱一个。”他拿起油饼仔细端详了好一阵子又问道：“这有多重？”摊主称了后，告诉他有3两多。过了一会，蒙哥马利说：“这价钱不贵。”从市场回来的路上，蒙哥马利途径一个公共浴室，他便问熊向晖说：“我可以进去吗？”熊向晖回答说：“男部可以，女部不行。”说完，蒙哥马利径直走进了男浴室。浴池里多是中青年人，也有几个少年，他们见到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走进浴室，并同自己打起招呼来，便有些害羞地躲开了。而蒙哥马利却沿着浴池走了一圈，仔细审视着浴室内每一个人的裸体。当他走出浴室后，即对陪同人员说：“来以前，有人说中国正在闹大饥荒，饿死了几十万人……中国每个城市都饿殍遍地。说中国闹大饥荒是没有理由的。这里人的肌肉很好，丝毫看不出饥荒的迹象。”

蒙哥马利在访问过程中，特别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所有被接受访问的人，一开口总会有一句非常普遍的口头禅———“毛主席说……”有一次，蒙哥马利在郑州宾馆里，忽然向服务员提出一个看似莫名其妙的问题，他说：“在当今中国的领导人当中，你最拥护谁？最听谁的指挥？”几名服务员不约而同地回答道：“毛主席！”蒙哥马利又问：“除了毛主席之外，你们还听谁的？”这几名服务员说：“刘少奇、周恩来。”蒙哥马利在天津杨村参观某步兵师的新兵打靶时，向战士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同样是“毛主席！”由此，蒙哥马利认为：在这个国家里，威望最高、能指挥所有人的人只有毛泽东。

9月20日傍晚，蒙哥马利乘访问专机从武汉回到北京。9月21日凌晨2时许，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了蒙哥马利到各地参观、访问的情况。最后，周恩来问：“你看，他脑子里对我们还有什么疑问？他还可能提什么战略性的问题？”熊向晖回答说：“他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但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他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我是从一些迹象揣测出来的。”周恩来问：“有哪些迹象？”熊向晖回答说：“蒙哥马利很愿同群众谈话，问这问那。在包头和太原，他总是在不同场合分别向工人、农民、学生或服务员提问：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他好像是在做‘抽样调查’。而且说过，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虽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数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他还说，以前英国常为争夺王位而打仗，后来，有了王位继承法也就平静了。也许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不幸的。在郑州，他还对我说：斯大林是一位有权威的政治领袖，但缺少远见，生前没有明确指定自己的继承人，死后出现了“三驾马车”的混乱局势。贝利亚被杀掉，结果让只会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鲁晓夫取得权力，他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熊向晖说完，周恩来又问，你说了些什么？熊向晖回答说：我什么也没说，也不好说，只是听，然后把话题岔开。周恩来沉思了一会，便让熊向晖回家休息了。

值毛泽东去世30周年之际，记者赴汉堡访问了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他是唯一与毛泽东见过面的德国总理。这位老人今年9月底将推出专著《邻国—中国》，其中关于中国崛起的观点明显有别于西方主流观点。

德国之声：您于1975年访问中国，并曾与毛泽东长谈。请问，他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施密特：毛泽东见我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您是康德学派的人，而我则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谈了3个小时。当时他周围有3位女性，她们都是英语翻译。毛泽东讲中文，翻译把他的话译成英语，有时她们也不明白他的意思，就彼此商量，有时她们会把他的话写在纸条上，问您说的是这个意思吗？毛泽东点头或亲自修改纸条上的文字。

德国之声：毛泽东去世已30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以今天的眼光，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看待他对中国及西方甚至世界的影响？

施密特：在驱除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方面，他的确功不可没。说到他当年的对外关系，有一点值得称赞，那就是他没有发动战争。毛泽东曾认为，苏联和中国之间会爆发战争。但他没有挑起这场战争，战争也没爆发。在朝鲜战争期间，他的态度一直比较审慎，直到美军北上直逼中国边境，他才决定出手。在外交政策上，他的立场令人惊讶的非常克制和温和，包括对台湾。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对世界起到哪些作用？

施密特：30年前，全世界没人会料到中国经济会这样快速发展，15年前也没人会想到中国有望成为第三大国民经济体。目前，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居世界第三，排在美日后面。但几年后，中国将超过我们。最晚在15年也许20年后，中国将超过日本。中国的发展的确是个奇迹，这样的现象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先例。

这是件非同寻常的事，对外部世界而言，其意义现在还难以估量。最近几年，中国对石油和原材料等的需求把世界市场价格推到高峰。同时，中国的出口对美欧某些工业领域意味着一个新竞争者的登场。于是有些人对中国表示不满，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中国的发展令西方感到不安。但从道德上来讲，这种不安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