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善于逾矩的毛泽东
伏牛石
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第一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了六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在解释决议关于建党以来党的组织和领导者个人功过是非的评定结论以及关于自己的工作过失未能体现在决议上的缘故时，意味深长地说道：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了七十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
毛泽东的话，既充分体现了他矢志不移、毕生追求真理永不停歇的坚强个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启迪警示全党同志必须永保革命斗志，一刻也不要停止前进的脚步。
纵观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伟大一生，他每时每刻都能站在人类发展进步的时代制高点上，以其烛照千古的敏锐目光和穿越历史与现实的深邃思辨能力，把握时代的脉搏，对乱云飞渡的时局作出合乎规律的预判，进而采取恰如其分的应对措施，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时刻立于于我极其有利的境地，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正因为毛泽东胆识过人，机敏善断，非凡的思虑与超常的行为均远超同时代其他人很多，也就难免常常出现他的正确思想很容易遭受到党内领导集体否定的局面。为此，他在中央苏区时甚至接连受到无情的排斥与打击，一度陷入政治生涯中极端孤寂无助的境地。
说白了，毛泽东生前所遭受的排斥打击以及他身后几十年来所遭遇到的诋毁、污蔑与谩骂，都是他个性中不断“逾矩”的思想与行为导致的。他有一句非常著名且振聋发聩的话：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现如今的许多屑小之辈们，经常拿这句话极力诽谤说毛泽东这是目中无人狂妄自大。而仔细看看，这些诽谤他的人又哪一个不是肉眼凡胎的凡夫俗子？他们总是喜欢标以燕雀之心妄揣鸿鹄之志。他们哪里知道，自己赖以生存且自鸣得意的树丛、屋檐下的雾霾疠气或者炊烟，怎能与九天之上斑斓的彩霞与洁白的白云相提并论？
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从来就不乏目光短浅、智慧枯竭、缺乏自知之明的凡俗之辈。唯一缺失的是个别能够时刻站立时代潮头引领人们正确向前的高明向导与舵手。而每一个高明的向导与舵手，又无不是以其对前进方向正确无误的恰当判断与果断无误的坚定行为，带领跟进他前进的人们走向最终的成功，而绝不会使大家跌入深渊或触碰暗礁。
世间的真理时时刻刻都沉睡在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高山湖海中。缺乏敏锐犀利的探求目光，你就永远难以发现它；没有深邃智慧的独特思想，你就永远认识不清它的真正面容。惟有二者兼具之人，才能及时发现它，准确解读它，并能巧妙利用它来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人类发展进步的每一个时期，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善于发现真理、准确解读真理，更能巧妙利用真理战胜一切困难的人的存在，才使得今天的人类社会由茹毛饮血的洪荒远古时代，步入到今天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至高境地。毛泽东，就是此类人物中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
可以说，毛泽东的一生从来就没有绝对不逾矩过。
儿时在家里，他就没有一般人家孩子那般对父母之命绝对服从的习惯。父亲在家里的专制独断，他深为不满，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总是极力反抗。一次，当着客人的面，父亲对他表现得言行过于粗暴，他没有遵从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旧礼教铁律，而是对父亲的行为立刻表现出强烈不满。因此伤害了父亲的尊严，以使他准备对儿子动用家法。父亲把他从家里追出门外，他飞快跑到门前的池塘边站住，转过身对着凶恶且大怒的父亲厉声说道：你再往前追一步，我就跳进池塘!毛泽东逾矩了，他的父亲却退让了。最后，父亲悻悻地放下了手中的棍子，不得不停止了自己的家暴行动。
在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凭着出色的成绩前后考进了几所中等专业学校。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农村孩子，能有一个学校上，能学到可以养家糊口的一门技术，就万事大吉了。毛泽东偏不这样，他对所考进的学校一一甄别，既看其专业，也看其管理，还看其校风，更看其学习环境。他先后几进几出，几乎没有一所学校令他满意。其中，在一所学校已经学习了很长时间后，他又毅然中途退学。原因是毛泽东觉得学校死板的学习规律严重束缚了自己强烈的求知欲望，经过权衡，他认为自学要比在学校学习有更广阔的自主空间。辞学后，他沉迷在图书馆里，独自遨游在书籍的海洋里，尽情吸食着丰厚的知识营养。
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时，他由于他才学过人，又具有非凡的组织号召能力，很快就成为师生眼中闪亮的明星。风流倜傥、书生意气的毛泽东，当然也吸引了学校里不少进步女子的目光。被同学们誉为江南第一才女的陶斯咏，才貌俱佳，出身富贵之家，对毛泽东情有独钟。搁在一般人眼里，获得如此绝配佳偶及其殷实的家境，农村孩子出身的毛泽东何异于攀龙附凤，跃身豪门？可毛泽东再次逾矩，坚决不答应。其因就是陶斯咏的个性与情趣与自己的理想志向差异太大。
师范毕业后的毛泽东，无论开办学校还是搞社会改良，如果能恪守一端，不仅自己可以终生衣食无忧，也可帮助家人过上不错的生活。可让他从来就不喜欢按照常规出牌，他的心思绝不在一人一家的安乐荣华，而是志存高远，心系天下。由于毛泽东胸藏珠玑，才华过人，年轻的他在湖南全省也算得上崭露头角，致使省府大员们也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身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曾设家宴款待他，希望他能为自己所用。毛泽东哪里看得上这些，他很快就委婉地拒绝了。如果毛泽东愿意，他以后的安逸荣华生活，一定会令许多人眼馋得流下三尺长的口水。可志在天下的毛泽东就是不愿意寄身权贵，独享庸俗的富贵生活，还是果决地与之诀别了。
二十几岁时期的毛泽东，风采出众，不仅名满三湘，即使在整个中国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师范毕业后，他主办过在当时影响颇大的《湘江评论》并兼任主笔，他还同时兼任当时湖南南至全国不少大报的主要撰稿人。他的词采文章，既花团锦簇，又犀利泼辣，曾得到青年革命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高度评价。如果凭他的文学才华和出色组织能力，如果专注于新闻或者文学中的任何一样，他都有可能无可置疑地能成为该领域里的佼佼者。可毛泽东心之所系不在一隅而在天下，他的一度专注于新闻写作，绝不是为了养家糊口挣稿费，完全是为了抨击黑暗的时政，唤起民众的觉醒，力图振兴中华。
在著名的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期，若论做学问，毛泽东仅凭着自己已经相当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广采博取的丰厚知识储备，不要说做北大的学生，就是做北大的教员，也绝不是太难的事情。毛泽东寄身北大，非为作学问，业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什么前程，他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孔庆东曾说过，如果让毛泽东到北大作教授，他起码能做几十个专业上的博导。我想此言绝不是虚夸，就毛泽东自身的才学而论，如果担负这样的差事绝对是绰绰有余的。毛泽东的逾矩，完全是抛却个人利益一心为了国家民族的逾矩，是一种彰显着恢弘大气俯仰天地的豪迈逾矩。他置身北大，根本就不是为了促狭的学业，而是为了早一日觅得振兴华夏的火种，好更快地烧毁百年来积淀在华夏大地的一切蒌蒿野草，还一个伟岸自主的朗朗乾坤给中华子民。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作为共产党一方的代表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召开的执委会议。常言说，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的。就是在一次会议讨论中，毛泽东的精辟独到发言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他对这位青年共产党人的见识大为赞赏。就连孙中山彼时最器重最依赖的下属汪精卫，也对毛泽东刮目相看。可能有鉴于此，在国民党中央执委选举中，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委员。再后来，由汪精卫的极力推荐，毛泽东很快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到了这一步，在许多人眼里，如果毛泽东沉身其中，不要说保住现有位置一点问题也没有。如果他再稍作努力，在国民党内部继续发展，其前程一定不可限量。可毛泽东一旦把自己的事业定格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他就义无返顾，绝无反叛与改弦易撤之理。他坚定的逾矩精神，在那个极其特殊的年代，和许多共产党人一样尤其难能可贵。也正是他们不计个人名利与富贵的牺牲精神，才有了后来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才有了中华民族彻底打败帝官封三座大山压迫后的再次崛起与复兴。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终于走出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阴影，在血的教训面前，共产党人第一次认识到了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单靠其他政党是难以完成民族解放与中华振兴任务的。著名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惊雷一般在一度惊慌失措的共产党人头顶响起。自此，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便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守的革命手段。就在此时，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希望毛泽东能到中央机关工作。在一般人眼里，到神经中枢工作，总比到地方要好得多便利得多。必定那是一个指导全国革命的核心机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对自己都是十分有利的。可毛泽东偏不这样，他主动请缨，希望回到对他来说早已是险境的家乡湖南。毛泽东深知中国的国情实际，他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里，革命的主体是农民，革命的主要天地是农村。离开了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地方，任何罗曼蒂克式的革命幻想都将会破灭。他的逾矩精神再一次在革命危急关头鲜明地表现出来。也正是他的执着与坚持，才终于为中国共产党最终拨正革命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毛泽东一手创建的苏区中央根据地里，毛泽东机动灵活忠于实际的指挥方法，使得苏区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力量的扩大如鱼得水，风生水起。熟谙历史，了解国情的毛泽东，虽极具诗人潜质与情怀，可他在现实中却始终紧接地气，从不虚妄与浮夸，从不盲动与浮躁。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才逐步走向规范，党指挥枪的宗旨才得以确立。然而，当在大上海站立不住脚跟的临时中央机关移居苏区后，激进的领导者们就看不惯毛泽东式的革命方法了。攻打大城市，像苏联十月革命一样迅速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幼稚单纯思想，使得这些对中国革命性质几乎一无所知的领导人们理直气壮地就把毛泽东看成是右倾保守主义者了。在接连夺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之后，红军和根据地的境况每况愈下，很快就走到了不得不实施大转移的地步。毛泽东人在乡野，心系革命，时刻关注着他创建的苏区的一切变化。如果不是他过早为红军的大转移埋好伏笔，恐怕在跨越广东的第一道防线上，红军就要付出惨重代价。按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更何况毛泽东的“位”是被这些瞎指挥的人武断且无理拔掉的，此时的他要是乐得站在一边看个笑话，也属于正常人的心理。可天降大任于肩上的毛泽东，是绝对不会如此狭隘与凡俗的，他反复的不顾一切地为革命而逾矩。惟其如此，才能使革命力量避免了覆灭之虞，至少避免了巨大损失。
残酷的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损失过半，由出发时的八万七千人锐减到三万多人。苏区时能征善战的红军主力已经所剩不多，再这样继续下去，谁也保不定哪一时刻已经剩余不多的革命力量不会不被敌人全部吃掉。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再次倔强走出来，他一点也不考虑自己有无发言权的事情。那一刻，他之所思完全被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所占有。就在李德博古等人坚持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时，毛泽东挺身而出，力陈利害，对他们的主张表示坚决反对。他力主红军往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直言说道，湘西是蒋介石为我们布好的口袋，如去无异自投罗网。由于毛泽东的坚持，党内大多数人也一直赞同他的意见，才使得中央红军避免了一场生死之灾。
当红军行至乌江天险时，面对着滔滔江水，李德博古们不禁想起了湘江上的血雨腥风，畏惧情绪占据了上风。他们再次改变了已经决定好了的行军计划，再次私自决定带领队伍回身转向湘西，还在要喊叫什么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毛泽东再次不避风险，打破所谓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规矩，对他们的错误决定大加斥责。并再次就向两个相反的地方行军之事向所有人晓以利害，最终使李德博古不得不接受多数人的意见，继续进军贵州，使得红军再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虽然回到了军事指挥层，并进入中央核心领导机构，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在军事指挥上仍然受到中央政治局集体研究并最终做出决定的制约。就是否攻打打鼓新场一事，愤然退出只有他孤掌难鸣的会场，并声言不再担任前敌指挥部政委职务。他深知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指挥员的决心是事关战局结果的，战机也是稍纵即逝的。如果一味坚持所谓的集体意见，指挥员就不能很好发挥战场上的主导与机断作用。回到驻地后的毛泽东，气消之后再次泛起对革命事业和红军危亡的高度责任心，连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那时的周恩来是党内对所有军事行动下最后决心者。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解释和刚刚获取的情报显示，周恩来转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耐心说服大家，放弃昨天的集体意见，不再攻打蒋介石早已布下口袋的打鼓新场，使红军再一次免遭全军覆灭的危险。
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后，张国焘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拥兵自重，向党中央要官要权，并执意反对中央北上陕甘的决定。毛泽东对张国焘可谓苦口婆心仁至义尽，但终究没能改变张国焘日益膨胀的分裂野心。危急关头，张国焘竟然密令已经跟随毛泽东走出草地的陈昌浩再次劝说毛泽东南下，如不答应就要他对中央机关领导人实施严密监管，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召开中央高层会议，立即作出决定，必须立即带领右路军独自北上。毛泽东的果决行为，避免了一场有可能导致两支红军出现火并的灾难。如果毛泽东那一刻依然循规蹈矩，继续和张国焘搞什么沟通与劝解，那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早已视枪夺人多就应该是党内老大的张国焘，很可能藉此铤而走险，抢班夺权，把红军彻底带入南下西进的死亡之谷。这一切，都有张国焘后来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事实所证明。
到达陕北后的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会师后，处境依然十分危急。毛泽东审时度势，开展积极的攻交结合策略。他正确分析判断周边敌人的异同点，果断采取打、拉、团结相互结合的措施。和东北军以团结抗日为方针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并努力做好西北军工作，同样与之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对阎锡山，既打又拉，使其逐步消除与红军对立的情绪。国难当头之际，毛泽东排除异议，以最大努力极力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他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红军的战略方针，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这中间需要做党内很大的思想工作。必定国共十年内战留下的巨大伤痕，短时期内是很难在党内多数人心中得以愈合的。但由于毛泽东天才的说服力，很快就使得党内就此事达成了共识。在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后，毛泽东依然做出他的逾矩行为，他不仅赞同释放革命公敌蒋介石，还很好借此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毛泽东海纳百川的阔大胸怀，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仅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极大的政治声誉，更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抗战初期，长期驻守共产国际的王明回到国内。此人当年在苏联遥控中国革命，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是其在国内的代理人。回到国内的王明对中共党内既成的领导格局心怀不满，时时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自充老大。他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于不顾，一味提出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公然顺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意愿，由当年的左倾极端滑向今日的右倾极端。他把中央治下的长江局视为自己的个人平台，公然与党中央唱反调。他控制下的党内报纸甚至不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面对王明的挑衅和党内多数人对他的盲从，毛泽东依然不墨守既成的规矩。他艰难地对党内同志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使大家拨开迷雾明了真理。最终，在妥善处理了皖南事变后，终于使全党同志认识到了王明路线的危险与错误，彻底回归到了毛泽东正确思想路线一边。如果毛泽东那时候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在王明等人把自己几乎彻底孤立起来的情况下，放弃了肩负的使命，屈就王明的主张，那中国共产党还能有后来兴旺发达的局面和夺取全面胜利的可能吗？
关于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还是坚持跟在国民党后面进行所谓的死打硬拼的阵地战，党内一度意见不一。毛泽东一开始就处于绝对的少数，许多跟随他多年的老战友老部下都坚决反对他的正确主张。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惯例，毛泽东应该遵从大家的意见，这样就会一好百好。可毛泽东就是坚持真理不让步，他用极大的精力在任何场合反复给大家陈述自己观点，终于逐步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正是执行了毛泽东这一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才能够在抗日战争那样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仅战胜了强大的日本侵略者，还有效牵制了它大部分有生力量难以它顾，有力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更使自己的力量在不断抗战中得以发展壮大，为以后夺取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迫于自己的军队大部集结在大西南，一时间不可能顺利到敌占区接受日军投降，也迫于国内外一直呼吁国共两党和平谈判避免内战的形势压力，不得不做出和谈的样子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按照常理，蒋介石此人反复无常，出尔反尔，一贯耍两面派手法。毛泽东与他斗争二十余年，还曾与他有过同事之交，对他的性情是了如指掌的。去重庆，毛泽东自己也知道确实是要冒巨大风险的。但毛泽东还知道，蒋介石就是以为他不会去重庆才频发邀请的。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打得很美，我邀你和平谈判你不来，那随后的战争责任就推向你。毛泽东何等人物，老蒋这点小计谋其能瞒得住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善于逾矩的毛泽东果断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毅然飞往重庆。临行前，毛泽东对自己去后遭遇的各种可能都一一嘱告给中央其他领导人，并对如何保卫解放区的相关事宜一一作了交代。毛泽东的反常举动，反倒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极大不安与忙乱，他们根本没有和谈诚意，也没有预料到毛泽东真的敢来重庆，几乎在事前对和谈毫无准备。手忙脚乱之中，值得勉为其难，不得不边上马边裹脚。毛泽东很快就在重庆赢得了主动，令蒋介石倍感不安的是，毛泽东在重庆广交各界朋友，以自己的坦诚与智慧展示了共产党人的非凡风采与和谈诚意，很快就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与尊敬，为彻底戳穿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中，毛泽东身处西柏坡狭小的指挥室里，指挥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他是最高统帅，不仅指挥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军事工作，还兼顾到各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事宜。在对各解放区战场的指导上，他既有宏观的战略大局筹划，也有对具体战役上的战术指导。该放的权力，他一点也不把持。对一线指挥员在紧急关头给予充分的指挥自由权，嘱告他们不必事事请示，紧要时可以根据情况机断处理。但要求他们必须每天或者每两天至多不超过三天要把具体战况汇报给最高统帅部，以便把握全局，及时作出战略战术的调整。作为最高统帅，毛泽东既有胸怀全局挥洒自如的高超运筹能力，又有在具体战役上细致入微锱铢必问甚至提出具体要求的精细耐力。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他在指挥三大战役上展现出出神入化无所不能的绝对掌控调度才能，也使他在把握全局之时，能敏锐捕捉到事关战争全局的任何一个关键节点，进而促使整个战争朝着自己预定的方向发展。毛泽东的许多做法，都无前例可资借鉴，全是他审时度势打破常规之后全新的创造。也就是说，是他善于巧妙逾矩的突出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大西南的战事仍在进行，国内剿匪反霸的斗争如火如荼，百废待兴基础上的各种建设已经摆上共和国的议事日程。在此紧要关头，美帝把战火烧到了占新中国工业基础大半壁河山的东北鸭绿江边。是战是和，连强大的苏联都一筹莫展。精明自私的斯大林面对朝鲜的请愿，也不敢轻易接过接力棒，而是指点金日成求助于新中国。按照常理，新中国立足未稳，百端待举，哪有机会与能力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叫板。在绝大多数人心里，毛泽东肯定不会接受朝鲜请求，顶多答应在一定程度上给它提供一点支援就不错了。然而，毛泽东必定是千古难见的一等一伟人，他敏锐地洞穿了出战不出战对新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将产生的久远意义。在深思熟虑后，他力排众议，依然决定出兵朝鲜，誓死要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一决雌雄。正是这一超大胆的惊人决定，为新中国赢得了广泛的世界盛誉，更奠定了新中国百年稳固的发展与建设基础。今天，除了那些美帝的孝子贤孙之外，没有谁不为毛泽东当年的逾矩举措由衷敬佩，拍案叫绝的。正是那一仗，苏联不再轻视自己阵营里的这位小兄弟，美国不再小觑这个昔日的东亚病夫，亚非拉美人民树立起了敢于跟美国人叫板的信心，全世界性的殖民地国家与民族的独立运动自此风起云涌。
1962年，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七千人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本次会议主要是总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历史教训，研究制定下一步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关事宜。谁都知道，此前，毛泽东早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就退到了国家建设的二线，一线工作全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等人主持实施。而五六十年代交接的三年中，中国接二连三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浮夸风，反右扩大化，自然灾害饿死人现象等，也该到了好好梳理头绪明确责任的时候了。严格说，毛泽东在其中负责甚少，应该负责的是刘周邓三人。一向宽厚仁慈以大局为重的毛泽东，在会上主动承担责任，声言自己作为党的主席，对国家前几年出现的重大问题要负首要责任。这种胸怀按说应该令当时的一线领导们大为感激，可某些领导人不仅没有如此，反而借此大加发挥，以什么三分成绩七分错误之说，委过于人，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在常人眼里，毛泽东的性格是绝不允许有人如此这般的，可毛泽东还是很大度地忍下了。因为一线的人是他倚重的人，更是他将来要委以大任的人。在毛泽东心里，维护他们的威信，是自己这个党的主席义不容辞的责任。可事实恰恰相反，正是毛泽东的豁达大度，滋长了一些人对他的大不恭，导致了后来日益严重的党内路线分歧。毛泽东这一次的反常逾矩，揽过于己，委功与人，不仅没有迎来他期望中的党内团结，反而招致一定历史时期中，党内出现了空前的不平静甚至某种危机。
1966年，已经七十三岁高龄的毛泽东在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某些领导人的反复交谈中，终于没有任何效力。眼见再不做非常行动，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就会付诸东流。已成牢固体系的官僚主义盘根错节地存在于党的各级组织之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实力派越来越胆大肆无忌惮甚至到了尾大难去的地步。此时的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已经是昔日的思想整顿与教育活动远不能解决的了。一生敢于逾矩的毛泽东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他首先在武汉畅游长江，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宣示，他的身体和意志没任何问题，所有有关他年事已高不便再参与党和国家大事的谎言一时间不攻自破。接着，运筹已久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华大地爆发了。世界历史上从来只有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领袖，而没有毛泽东这样主动号召人民起来向自己一手创建的政权组织造反的领袖。毛泽东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而这次运动的实质与形式也的确真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一生的追求，就是人民真正能够当家做主，他希望的是自己政权机构里，每一个手握大小权力的人都实实在在心甘情愿地做人民的公仆。一旦发现自己的期望正在被与自己一起建立新政权的人们日渐破坏甚至很有可能复辟到旧制度的藩篱中去的时候，他是坚决不愿意也是坚决不允许的。他曾几次在不同场合下发出我要带领人民重上井冈山的呐喊，这种义愤之情，这种决心意志，绝对不会因为年已七十的高龄所能局限的。文革，虽然今天依然被许多所谓的大人与高人们极力地谩骂与诟病，但随着时光流逝，它的非凡意义终将为人们所理解与接受。毛泽东一生波澜壮阔，居功甚伟，他建立的巨大历史功勋分出任何一点粘贴在其他人身上，都足以使这个人名垂千古。可毛泽东把发动文革视为自己一生所建立的两大功绩中的一半，由此可见文革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和他对文革是如何高度的重视。如果像毛泽东那样智慧绝伦的人，对这几十年来极力虚无下的文革都分不清优劣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多少事情是你那些与毛泽东相比有云泥之别的人能够分清得了的。
毛泽东从来都严格按规律办事，从来都不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七十年代，在关于中国何时能够重返联合国一事上，许多人都显得很焦急。一些人甚至建议我们应该降低身段屈就西方世界的某些无理要求，尽早加入。毛泽东对此坦然一笑，以他特有的豁达大度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稳从容，告诫大家不要急于求成。他虽身处中南海，却胸纳世界风云，对国际局势了然于胸。当苏美两国越来越交恶的时候，他敏锐把握住有利于我的时机，利用乒乓外交巧妙地给美国人释放出信息。很快就使得尼克松兴奋异常，并很快经过短暂而密切的沟通后主动跨越太平洋，把自己曾经表现得何等高傲不凡的头颅，低向了一见面就像老师教训学生那样要给他谈哲学的毛泽东。
毛泽东始终都是这样，处身高端，目视八方，胸藏万物，运筹谋划，算无遗策。他一生每每逾矩行事，除了对党内同志彰显宽容大度之外，在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无不是以逾矩之态，创造出一个个令世人称道的奇迹。
可以说，毛泽东的逾矩，是他意志与智慧的绝妙展示，是他宽厚为人品质的美好彰显，是他超凡脱俗神韵的绝佳挥发，是他惊人谋略的适时绽放。正是有了毛泽东的一系列的逾矩行为，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领导下才能够一步步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并最终夺取全国性的彻底胜利；正是毛泽东的一系列逾矩行为，才使得新中国在他在世的短短二十几年里，由一个一穷二白的贫穷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七大工业国；正是毛泽东的一系列逾矩行为，才使得中华民族真正摆脱了一切帝国主义国家曾经对我们的奴役与屈辱，真正站立在世界的东方。
今天的中国，内忧外患交相攻击。仔细算起来，内忧甚至大于外患。其因何在？盖在我们缺失了毛泽东的逾矩精神与惊人智慧。哪一天，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再次领会并扛起了毛泽东的思想与旗帜，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才能由梦想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