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的贡献
肖光荣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一位造诣深厚的伦理学大师，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楷模。他深入思考执政道德建设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执政道德建设理论体系。
一、阐明了道德的一般特点和地位
毛泽东曾经指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1] (P84)道德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社会经济基础服务，随着经济和政治变化而变化，反映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水平，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程度。他深刻地揭示了道德产生的社会基础，指明了道德的基本特征，进而说明了道德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地位。
第一，道德是社会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毛泽东从唯物史观出发，把人看作“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指出：“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1] (P83)，人的道德自然具有社会性。同时他又特别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2] (P283)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思想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不同阶级的实践决定了不同阶级的道德观和道德原则，因而没有“超阶级”的道德。在他看来，“思想情感”产生于“社会存在”，具有阶级性，所谓“超阶级”道德是不存在的。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观点，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道德和阶级的辩证关系。
第二，道德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毛泽东认为：我国传统的思想道德“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太深”。但是，道德绝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时代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毛泽东指出，我们绝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替代自己的创造。他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3] (P708)。“继承”、“尊重”反映出道德的传统性，“创造”、“发展”反映出道德的时代性。一定时代的道德尽管吸收了传统道德合理的内核，但是，更多的是容纳了时代的内容，体现着时代精神，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第三，道德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道德评价中的动机和效果的问题 ，也是历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动机论和效果论两大派。不论哪一派，他们都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同时都脱离实践，所以都不能作出科学的评价。毛泽东既反对动机论，也不赞成效果论，而主张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他指出：“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主义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群众的动机和被群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5] (P825)。道德行为的动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产生，没有实践，就没有人的动机。动机不但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而且也受到实践的检验。人的道德行为，是一个从动机到效果的转化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所以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使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5] (P825)
第四，道德是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毛泽东认为，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五个性即无共性”[2] (P320)。道德与经济、政治分不开，个体道德与整体道德分不开;但又是相对独立的：一是尽管道德发展与政治经济基本一致，方向和步调趋同，但有时也相互错位。毛泽东指出，即在封建社会中，也同样有“民主性精华”。二是尽管个体的道德素质与社会主体的道德素质密切相关，互相联系，但往往相互矛盾。他多次教导我们，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准是参差不齐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3] (P522)
第五，道德是批判性和继承性的统一。毛泽东对中外历史道德遗产持批判地继承态度。首先，他充分地肯定和总结了劳动人民优秀的道德品质，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3] (P623)中华各族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的刻苦耐劳、酷爱和平、富于创造精神，敢于革命、勇于反抗侵略、反抗剥削和压迫，追求民族平等、互助团结等优良的道德品质，应该继承和发扬。[3] (P623)还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3] (P706)就是对于剥削阶级的道德，也要给予历史的科学的分析。剥削阶级刚取得政权后的一段时间，是革命者是先进者;剥削阶级内部存在不同的阶层、派别和集团。所以对他们的道德问题，不要笼统地全盘否定。
第六，社会主义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道德。毛泽东指出，在新社会中，人民“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社会主义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道德，“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4] (P1516)。总体上，相对剥削阶级社会而言，社会主义道德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高尚的道德。
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应当而且必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职责和宗旨，唯此才能证明其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党执政的“合法性”亦即党执政的法理基础问题，是执政党建设理论中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的一个前提性命题。它所回答的是党执政的根据以及党同人民的关系问题。党为什么必须而且能够执政?最根本的有两条：一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当然包括现时代的选择)，一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必然选择。而后者则是决定执政党地位的更带根本性的法理根据。人民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意愿、有能力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为绝大多数老百姓谋幸福。党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为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因此，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党唯一的目的，而党的存在和发展不过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或工具。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伸手向人民索取特权的权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质就是代表、维护和发展中国最广人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既是作为执政党执政的最深刻的法理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与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观相对立，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毛泽东作出了一种全新的回答：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就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5] (P809)在《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说中，他概括了党的宗旨：“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5] (P1004)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5] (P1094-1095)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执政地位之后，毛泽东最为关注的就是怎样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在国体上，毛泽东决定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而在政体上，则采取了与资产阶级三权分离的议会制完全不同的形式，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毛泽东非常满意“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名称，并要求各级政府和权力机关都要加上作为定性的“人民”二字。如“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等，而我们的军队也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在1954年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在讨论这个宪法草案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他多次提出的“人民民主”概念加以准确界定：“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把对人民的民主与对敌人的专政统一起来。他在1957年《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中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6] (P800)这里讲的“全心全意”、而不容“半心半意的”为人民服务，是对党、军队和革命队伍中的先进分子提出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境界和行为要求。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从政治上说，它是党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从道德观的角度说，它是党的政治宗旨在道德观上的反映，是无产阶级科学的人生观和道德观的核心内容。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集中反映了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和一切先进分子所奋斗追求、为之献身的新道德与新政治的核心理念，是一种新型的执政伦理和执政道德。
深入分析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概念，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要反复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并把它上升到认识论的原则和方法——“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5] (P899)由此才能理解，毛泽东对黄炎培先生希望中共找到一条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率的新路时那样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也由此才能深刻把握，为什么毛泽东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三、指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
共产党人执掌政权的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实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作为执政党，作为受人民委托由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选择的专门管理社会的权力集团，行使管理社会、协调利益的功能，执政的实质是保证执政党按照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行事，并尽其所能地向人民提供服务。这是共产党人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政权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区别。当代美国政治学家托马斯·戴伊在其《民主的嘲讽》一书中坦率地承认，治理美国的是精英，而不是民众。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建立的政权，与人民不再构成对抗关系，它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不是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所以共产党人要尊重、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这既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问题，也关系到党是否真正忠于人民的道德问题，更标志着共产党人是否真正坚持人民本位的伦理价值取向的问题。
党在执政时期坚持人民本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伦理价值取向，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正确处理干群关系。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包括开明的君主、廉政的清官，不过是为民父母，替民做主，都是把人民作为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工具。而共产党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要做人民的公仆，不是当官做老爷。毛泽东一再要求党的干部树立公仆意识和服务意识。站在这个高度处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就能做到“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3] (P361)，真正关心和解决一切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这就从根本上为我们指明了执政道德行为选择的方向和标准，也为我们提供了评价共产党执政道德行为善恶的尺度。
为了确保共产党人民本位的伦理价值取向，建国以后毛泽东一再强调，人民政府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府。他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几十年里，一直坚持不懈厉行廉洁政治，并成功地领导了建国后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初战胜利，形成了20世纪50～60年代为世人仰慕和国人怀念的清新优良的党风、政风和民风。
为政清廉，包括政治、组织、经济、作风、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在组织上，坚持正派公道的作风;在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要精兵简政，克服官僚主义;在经济上，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反对贪污浪费;在作风上，要光明正大，严于律己;在生活上，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在对待子女问题上，应从严要求，不能恃无功之尊，不能受无劳之禄。
毛泽东历来反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反对领导干部搞特权，主张干部要“同人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他告诫党的高级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7] (P358)。他主张干部要定期参加劳动，并抽出一定时间到基层调查研究。毛泽东本人就是廉政的坚定践行者。他终生艰苦朴素，克己奉公，把毕生精力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垂范全党，德泽后世。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他带头不吃肉，不吃蛋。
为了确保共产党人民本位的伦理价值取向，毛泽东提出了“任人唯贤”、“五湖四海”的思想，反对任人唯亲和宗派主义。他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3] (P527)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建国后，他对要求安排工作的亲朋好友，都坚持了“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的“四不”原则，充分显示了一代伟人大公无私的高风亮节。
为了坚持党的性质，确保执政的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确对待权力，坚持人民本位的伦理价值取向，毛泽东提出了“民主新路”——“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新思路。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和发展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健全民主的决策制度，建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问题。
四、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的规范要求和具体方法
在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中，非常重视执政道德建设。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的基本原则，毛泽东高度概括为集体主义。他强调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3] (P522)根据毛泽东的一贯论述，他提出的集体主义原则的基本要求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和全党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同时，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实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相结合。
毛泽东对党员、干部应具有的执政道德品质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和集中概括，从而也成为对从政者提出的执政道德规范。主要有：
第一，忠诚老实，实事求是。毛泽东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3] (P332)“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3] (P522)“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7] (P131)
第二，大公无私，不谋私利。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应做到“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奉命利益”[3] (P361)，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具有“大公无私”的精神[3] (P522)。
第三，大仁政与小仁政相结合，以大仁政为主。毛泽东认为，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7] (P105)，“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7] (P105)，但“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7] (P105)。
第四，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毛泽东历来要求党员要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多次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5] (P1027)同时，还把谦虚谨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之一加以强调。教导全党同志务必“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而是“把架子收起来”[7] (P422)，与人民一道奋斗。
他还要求执政者“不做寿”、“不送礼”、“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并且说“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7] (P97)。
第五，清正廉洁，艰苦奋斗。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3] (P522)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醒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尤其要预防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 (P1376-1377)。“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7] (P317)
第六，作风正派，公正行政。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着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着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5] (770)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有错误，就要敢于开展民主斗争，促进公正行政。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中就强调要“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7] (P20)。毛泽东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说：“(我们执政党)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8] (P297)
第七，埋头苦干，勤政敬业。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应具有“埋头苦干的精神”[3] (P526)，我们的党员和党的干部应该具有“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4] (P1162)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品德。毛泽东强调党员、干部要在工作中保持热情、干劲。“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7] (P420)要具有“积极努力，克己奉公”的精神。[3] (P522)“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7] (P213)
第八，团结合作，顾全大局。毛泽东经常强调，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我们的党员、干部，应该团结合作，顾全大局，他说：“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必须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3] (P526)
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培养党员、干部执政道德的途径和方法。
第一，讲学习、讲政治。毛泽东历来认为，不论什么人，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在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7] (P97)。另外，还需要“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7] (P139)。毛泽东认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社会主义道德不可分割。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早在《永久奋斗》一文中，毛泽东就说过，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有坚定的道德。有些人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气，但在政治上不坚定，中途会变节，这是无道无德的表现。革命先烈之所以能够做到无私无畏、宁死不屈，就是因为他们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革命前途和共产主义理想充满信心。
第二，加强党员、干部自身道德修养。首先，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毛泽东经常说，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向自己思想当中的各种私心杂念、错误思想进行斗争;要敢于批判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在斗争中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其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一再号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常说：“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在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5] (P935)再次，在社会实践中锻炼和改造。毛泽东特别强调，学习必须同社会实践相结合，要在社会实践中锻炼和改造。他常常把社会实践比作大风大浪，强调“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5] (P933)。最后，持之以恒。毛泽东指出：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坚持持久的道德修养，才能够实现真正学到老，达到高尚的道德境界。主张一个人要“活到老，改造到老，革命到老”。
第三，树立道德典型，坚持正面引导。毛泽东认为：“应当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到邪气。”[7] (P74)毛泽东树立并大力提倡的道德典范有两类：一类是雷锋、焦裕禄等先进个人;另一类是大寨、大庆和人民解放军等模范团体。这些道德典范既有共同的优秀品质，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如雷锋精神主要体现互助友爱和共产主义精神。大寨和大庆人以艰苦创业精神为主。人民解放军以热爱祖国，忠于人民“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革命精神和纪律严明、步调一致而无敌于天下。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所需要的优良品质和道德境界。通过道德典型的树立和大力提倡，促使了共产党执政道德的提升。
第四，加强民主监督与接受监督。人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和理想人格的形成，主要凭借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及优良传统三种力量发生作用。毛泽东非常重视发挥社会舆论和民主监督力量在党员、干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他时常强调必须在党内外实行广泛的民主，他说：“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8] (P307)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阐述了相互监督的思想：“互相监督是个好办法，可以促进党和国家事业的迅速进步。”对于民主党派的监督，他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还十分重视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他说：“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7] (P73)毛泽东希望以此来养成广大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品质。
毛泽东关于执政道德的光辉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有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是毛泽东思想保证了我们党在建国初期取得的一系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崭新国家;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使我们中华民族巨人般站起在地球的东方。今天重温毛泽东的这些谆谆教导，仍然感到他的高瞻远瞩与循循善诱。我们应该永远继承与弘扬毛泽东这一宝贵思想遗产，中国共产党背叛了毛泽东思想就会步入歧途，中华民族抛弃了毛泽东思想就会步入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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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8]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