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神秘的“640工程”，毛主席深谋远虑决胜千里！
要闻揭秘
1964年2月6日，毛泽东邀请钱学森到中南海菊香书屋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有矛必有盾”思想，指示研制反导弹武器。实际上，毛泽东邀请钱学森谈话之前就开始长期思考反导问题；此次谈话之后，反导弹武器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而“有矛必有盾”也成为其指导思想。历经十余年，研究人员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但研制工作最终因种种条件的限制于1982年停止。从历史的角度看，“有矛必有盾”思想的提出符合当时的客观要求，充分体现出毛泽东的决断力和毛泽东思想的博大精深。更为重要的是，若对比世界大国仍在研制的反导系统，依然可见毛泽东“有矛必有盾”思想对当下中国研制反导系统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对反导问题的长期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决定研制导弹、原子弹以及氢弹等尖端武器。他在1958年6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什么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能的。”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更加强调：“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研制尖端武器的信心和决心。中国也在此后数年内完成导弹、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且在1966年实现两弹结合，成为拥有核导弹的国家。
毛泽东其实在此过程中一直从“矛”与“盾”的关系思考可以反制导弹、原子弹以及氢弹等尖端武器的方法。早在1957年10月毛泽东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之际，观看苏联研制原子弹、氢弹等尖端武器的纪录片时，他对坐在身旁的彭德怀说：“我看矛和盾总是同时产生的，有矛必有盾呀！对吗？”彭德怀答道：“一种新武器的出现，总有对付它的新办法。”毛泽东点头示意。此时，毛泽东从哲学高度提出“有矛必有盾”思想，但尚未有明确措施，因为其时中国科技水平尚不足以为毛泽东提供决策依据。
1960年以后国际局势的恶化，尤其是美苏两国对中国进行的核武器恫吓和威慑，使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1960年9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墨西哥著名社会活动家、墨西哥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哈拉将军相比斯塔时，就指出：“美国不但在日本有军事基地，在南朝鲜、菲律宾也有，在台湾也有。我们处在包围之中，在美国原子武器的射程之内，在美国的炮口的下面。”从毛泽东的谈话可见，他对美国的军事意图了如指掌，而且开始思考具体的反制措施。1962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部长武元甲时，就提出“要很好地分析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的问题。毛泽东虽未明言，实际已经包含着准备应付核战争的思考；而美国一些高级将领也不停地叫嚣要用战术核武器打击中国，且在日本布置F-105D型核飞机、核潜艇等武器。
1963年7月25日，即美、英、苏三国代表草签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的同一天，美国第七舰队还在台湾北部海面举行投掷原子弹的演习，向中国炫耀其核力量。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两国从政治和外交冲突，逐渐扩大到军事对抗。苏联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在中苏边境上布置重兵，而且“全苏1/3的战略导弹也指向中国的重要设施”，战争一触即发。更加严重的是，当美国侦察得知中国正在研制原子弹后，竟计划拉拢苏联对中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摧毁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设施。此计未成，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又在1964年4月起草一份名为《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绝密报告，提出4种摧毁中国核设施的办法。虽然报告中提出的军事行动并未实施，但真实地说明中国的糟糕处境，已经处于受到核打击的战争边缘；再者，当时中国的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都处于研制的最后试验关头，一旦受到摧毁，必定会产生严重后果。
在此背景之下，毛泽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思考防御问题，并决定在现有导弹技术的基础上研究反导问题。1963年12月1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第一次提出研制反导弹武器的想法。他说：“我们的原子弹、导弹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别人搞得多，同时，我们又是防御的战略方针，因此，除搞进攻性武器外，还要搞防御性武器。搞一批人专搞，让他们吃饭不做别的。我们要从防御上发展，要研究反导弹武器。在数量上我们搞不过他，这个问题要研究一下。”
随后，毛泽东又在1964年初约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问他“敌人如果用导弹打我们怎么办”，同时要求张劲夫“约有关科学家谈对付的办法”。当1964年1月7日毛泽东看到罗瑞卿送来的《新闻天地》上刊载的《“反飞弹”时代到来！》一文时，又批示“是否送聂荣臻同志一阅”。罗瑞卿送阅的这篇文章介绍的是美苏两国在研制反导弹方面的军备竞赛，以及由此将引发一些国家解决本国在反导弹时期的国防问题。
纵观上文，毛泽东从战略防御角度，指示“搞一批人专搞，让他们吃饭不做别的”，研究反导问题，充分展示了毛泽东的决断力；而为了听取专家的意见，毛泽东决定邀请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钱学森就反导问题进行一次交谈，以获得更加专业性的依据。
二、毛泽东与钱学森谈反导问题
自从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指示聂荣臻研究反导弹问题后，聂荣臻就于12月26日召集王秉璋、钱学森、王诤、张劲夫、安东等人召开会议，研究反导问题。聂荣臻在会议上首先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又作了工作部署。他说：“毛主席提出研究防御弹道导弹的问题，我们要着手探索研究。这项工作，现在不是立即摆开很大的摊子，而是先成立一个小组考虑采取什么探索研究的方向及如何培养生长研究力量。现在还谈不上搞什么型号。这个小组由钱学森挂帅，小组成员请钱学森提出，包括从事用莱塞(笔者注：指激光)方法反导弹的探索研究的人员在内。这项反导弹探索研究任务，不要影响五院当前的科研生产任务。这项任务的情报研究工作由五院情报研究所承担。这个小组可配1-2名秘书。”
实际上，这次会议将研究反导弹武器的重担交给了国防部五院副院长钱学森负责。钱学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聂荣臻的工作部署，组织人员对反导问题进行预研并向聂荣臻作了汇报。与此同时，聂荣臻也在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的会议上多次强调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希望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对国防部五院研制反导弹武器给予支持。
经过近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1964年1月24日，聂荣臻在听取钱学森汇报的基础之上，就开展反导弹的技术问题向毛泽东提交报告。报告指出：“向您汇报科学技术十年发展规划时，您指示研究防导弹问题，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年前我曾找钱学森、王秉璋、王诤、张劲夫、安东等同志做了专门研究。由于当前对反导弹的技术途径还摸不准，具体任务还提不出，同时，正在研制的几个型号任务也很紧，因此，暂时还不可能专门投入更多的力量。决定第一步先成立个小组，由钱学森同志负责，在不影响当前型号研制的情况下，立即着手搜集研究资料，探讨我国发展反导弹的任务，技术途径、技术力量的训练培养等问题。”此外，聂荣臻还在报告中就美国、苏联研制反导弹的情况和苏、美、英、法、日等国异常重视对“死光”的研究情况，以及我国如何解决对导弹的防御而初步考虑到的几点意见作了汇报。虽然没有文献记载毛泽东看到聂荣臻的报告是否作了批示或指示，但不久之后，毛泽东就决定邀请钱学森就反导问题进行一次交谈，听取其意见。1964年2月6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民俗中的“小年”。下午一点钟，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召集钱学森、竺可桢和李四光三位科学家到中南海菊香书屋谈话。毛泽东先后与竺可桢、李四光两位科学家聊天，随后就与钱学森谈起原子弹和导弹研制问题，但话锋又一转说：“总要搞防御。搞山洞，钻进地下去就不怕它了。”钱学森回答：“我们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的小组，准备研究一下防弹道式导弹的方法、技术途径。看来第三个五年计划中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谈话最后，毛泽东说：“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矛”是导弹，“盾”就是对付导弹的反导弹系统。
从毛泽东和钱学森谈话可见，毛泽东对于研制反导弹武器的态度明确，并从哲学高度提出“有矛必有盾”思想。当天，一同受到毛泽东接见的竺可桢也在日记中写到：“问钱学森反导弹有否着手，目前毫无基础，毛主席以为应着手探研。”但是钱学森受到毛泽东接见后，因为忙于“东风二号”等现行型号的研制工作，一直未向别人提及此事。直到2月29日聂荣臻办公室来电话问：“聂帅听说毛主席和你谈了导弹和反导的事，具体内容是什么呀？”钱学森才将谈话内容整理出来，并呈送给聂荣臻。
3月23日，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国防科委安排钱学森主持召开“弹道式导弹防御科学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四机部、国防部五院、十院、中国科学院以及炮兵等单位，经过讨论最终初步确定三种反导弹途径：导弹反导弹、超炮反导弹、激光反导弹，并确定把导弹反导弹放在首位。国防部五院还根据这次会议决定，在二分院成立“防御规划小组”和“反导规划小组”，作为研制反导弹武器的机构。
三、反导弹武器的研制概况
从1964年到1966年，国防科工委等部门召开一系列反导弹武器研制的会议。1964年3月23日弹道式导弹防御科学讨论会的召开，标志着反导弹武器研制的正式启动。5月12日，钱学森向聂荣臻递交开展反导弹武器研究工作的报告。报告主要指出研制反导弹武器的关键问题，称：“我们的防御对象是帝国主义从潜水艇发射的中程弹道式导弹和从本土发射的洲际弹道式导弹。他们可以连续多发、多方向地向我突然袭击，并带有迷惑作用的若干假弹头或其他干扰手段，因此我们的防御手段必须能尽早发现目标，精密地跟踪，并尽快识别真假弹头。反导弹的防御体系主要包括：发现、识别目标和击毁目标两大系统。在整个反导系统中，雷达技术是关键问题之一。”
此外，钱学森还在报告中依据技术条件指出，击毁导弹可以采用三次拦击方式：第一次以导弹反导弹进行拦击，第二次以超级高射炮实施拦击，第三次使用光炮，争取在20公里高空烧毁来袭弹头。但钱学森也提出：“当前的重点仍然是两弹为主，为了争取时间，应该在搞两弹的同时，开始用可能的力量进行反导弹武器的探索研究和科学实验，并逐步加强这项研究工作。”最后，钱学森建议按照雷达、导弹、超级高射炮、光炮四个组分头研究，制定规划方案。
5月13日，聂荣臻将这份报告呈送给罗瑞卿以及中央军委，并说：“根据(毛)主席要研究解决反导弹问题的指示，钱学森同志与有关专家研究后，提出了一个如何进行工作的报告，我觉得可行，并在前面附了一个简短的信。请你及军委常委同志先予审阅，看有无不同意见，如同意，请转报主席核批。”罗瑞卿、林彪、贺龙、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审阅钱学森的报告后均表示同意。5月20日，聂荣臻将钱学森的报告呈送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还附了一封聂荣臻写给毛泽东信。聂荣臻在信中说：“主席去年12月16日、今年2月6日曾两次指示要搞一些人，专门研究对导弹的防御。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了一个专家小组，搜集资料，探讨技术途径。今年3月小组已开了第一次会议，提出了一个初步意见。我觉得可行。如主席原则同意，即可着手展开工作，并由国防科委具体制定方案，组织实施。”
5月20日上午，钱学森在谈及美国、苏联导弹研制现状以及我国导弹发展问题时，又再次就反导弹问题说：“目前的反导弹导弹，可能还不是一个武器，只是形成了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发现和明确了如何解决反导弹导弹的问题，现在都在重新进行研究。”但也强调：“反导弹导弹是极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双方势均力敌，这个就是主要矛盾了。”5月25日上午，聂荣臻和罗瑞卿听取路扬汇报国防科委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安排、投资分配和存在问题时，再次提及：“反导弹问题，钱学森和一些专家研究了一下，提出了三个主要的方向。一是受控激光发射，现在已经开始探索，还要做很多工作；二是从地空导弹发展为反导弹导弹，现在已在打基础；三是利用超级大炮发射导弹，现在尚未动手，将来可把这个任务交给炮兵。这些带方针性的工作，计划上要有体现，并且要报告中央。”
毛泽东和钱学森关于“有矛必有盾”的谈话，以及提出“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指示后，相关部门立即开展技术论证和制定工作计划，反导工程由此启动。1964年8月，中央专委会将研制反导弹武器列为国家重点项目。1965年5月10日，中央专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四机部、五机部、七机部、中科院等单位把研制反导弹武器纳入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和长远规划。翌年，七机部下发通知，研制反导弹武器的整个项目代号为“640工程”。至此，反导弹武器的研制开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七机部二院也在1970年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改组为“反导弹反卫星总体研究院”，专门从事反导弹武器的研制工作。
从技术上看，导弹再入速度可以达到4到8千米/秒，在实战中留给反导系统的反应时间仅有几分钟，期间却要完成大量复杂计算和操作，因此对反导系统中的预警系统、跟踪系统、识别系统、指挥系统、武器系统等众多子系统的自动化及其彼此间的协调性提出严苛要求。
从研制概况来看，整个工程被细化为一个防区和五个子系统，其代号分别为“640防区”、“640-1工程”、“640-2工程”、“640-3工程”、“640-4工程”、“640-5工程”。参加研制的单位包括国防科委、国家计委、国防工办、总参、空军、炮兵、一机部、二机部、四机部、五机部、七机部、中国科学院等十余个单位。客观而论，某些技术确实已经超出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正因如此，又由于1972年美苏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降低了中国研制反导系统的紧迫性。1982年航天工业部正式决定除激光破坏原理和核电磁脉冲技术两个项目保留外，其余反导项目全部停止。
回溯1964年前后的历史情境，毛泽东邀请钱学森到中南海菊香书屋谈反导问题，绝非偶然。可以说，中国自从进入1960年代以后就处在“四面楚歌”的政治环境中，局势日益严峻，尤其是面临着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双重军事压力，且有可能进行的核武器打击。在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毛泽东从战略防御角度提出“有矛必有盾”思想，指示派人专门研制反导弹武器，充分展现出毛泽东处理复杂问题的决断力和毛泽东思想的博大精深。虽然限于当时国内科学技术水平以及国际局势的逐渐缓和，反导系统最终并未完全取得预期成果，但反导工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我国基础工业和元器件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在载人航天、预警雷达、航天测控等科研领域取得不少关键性的突破，“为我国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测控网的建设，以及航天服务事业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中国已建成了由陆地、海洋、太空一体化的导弹航天测控网，还在海外建立了观测站，这也是反导建设方面的一大成就”。不宁唯是，若比较世界大国仍在研制的反导系统，如美国“陆基中段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安泰-2500反导系统”，依然可见毛泽东“有矛必有盾”思想对当下中国研制反导系统所具有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