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管家吴连登沉重发言：我一辈子都信毛泽东

欧阳海燕 陈  焱

吴连登，毛泽东最后的管家。从1964年开始，他陪伴毛泽东度过了最后的12个春秋，直到1976年9月，把这位伟人的遗体送到纪念堂。

1961年在中南海颐年堂，作为一名普通服务人员，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时他19岁，是个刚刚从乡下进城的毛头小伙。第一次给主席端水，吴连登感觉自己的手都有点颤抖。“因为兴奋和紧张，跟主席的第一次简单对话并没有出彩的地方。”回忆那难忘的一幕，吴连登至今说起这些都神采飞扬，“我当时只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主席为什么会挑我去给他管家，我到现在也不很清楚，我也没问过。”

忙碌的管家生活冲淡了吴连登初入毛泽东家的好奇心，但那些难忘岁月里的往事却让这位年逾七旬、精神矍铄的老人一辈子难忘。

新华门影壁题字的由来

为什么要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镌刻“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它又是什么时候被刻上去的，关于这些，知道的人不多，媒体也少有披露，吴连登认为把这个来历告诉后人很有价值。

“汪东兴(原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多次跟我提起这五个字的由来。”吴连登回忆说，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入驻中南海，除了对已经非常破旧的中南海做一些必要的修缮和装饰，中南海里一直没有大的布置，很多砖墙仍保留着上个世纪初的外貌，上面什么装饰都没有。新华门的影壁也还是袁世凯修建时的样子，深灰色的砖壁，中间有一个椭圆形图案，四个角上刻着花纹。

“1961年的一天，主席和汪东兴乘坐前苏联赠送的‘吉斯’防弹车经过新华门，毛泽东对汪东兴说‘门口的影壁是不是考虑给它用起来？’汪东兴当即说好，就写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另外还可以写上‘艰苦朴素’。毛泽东问汪东兴‘写我的话好吗？’汪东兴说，这是我们党的宗旨，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主席点点头，示意同意。”吴连登回忆称，随后，汪东兴安排中共中央警卫局的工作人员周启才和武建华两人负责此事。不久，在中南海新华门和中南海东门的影壁上便出现了毛泽东体的“为人民服务”和“艰苦朴素”。

“给主席管家，好管也不好管”

吴连登到毛家“帮帮忙”的头几年，仅是做一些杂务：搞搞卫生，清理书房，收拾收拾衣物，再就是管理主席家的仓库。

“一想起主席家的仓库，我就难受得想哭。”事隔多年，吴连登回忆刚到毛家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仓库里一没有豪华服装，二没有金银首饰，三没有一件礼品。“好多东西都是从延安带过来的，像主席穿的大棉袄啊、一些旧衣服、换下来的毛巾、袜子、衬衣什么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就是毛泽东50年代初出访苏联做的大衣、深色中山服、礼帽、皮鞋。主席回国后就再也没穿过，成为仓库里最珍贵的摆设。”

吴连登1968年正式担任毛家管理员，主席的生活和家里所有的事都属于他管的范围。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负责管理毛泽东、江青的工资及日常支出，负责毛泽东的衣食住行，还要管理江青和孩子们的家务杂事……

据其介绍，毛泽东的工资原为一级，1958年后，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毛泽东就提出来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三级，变为404.80元，一直到1976年他去世，这个数目都没有变过。江青的工资是十三级，243元。毛泽东和江青每人一本细账，他们各花各的钱，这也是主席的交代，就是通常所说的“AA制”。

“主席这个家好管也不好管。”回想当年在毛家当“财务总管”，吴连登的记忆里至今仍是一本清楚的账。“说好管，主席一分钱不拿，也不过问钱怎么花。说不好管，该花钱的地方太多：党费10元，房租水电、地毯家具80多元，这是每月必交的;每月伙食100元左右;还要负担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开始每人每月15元，后来加到30元。孩子们因事派公车，主席要付车费;再加上有时招待民主人士、故交老友及家乡亲戚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就已经超过300元。此外，毛泽东还有两项花费，吸烟和喝茶，每个月烟钱至少几十元，茶叶支出也要30多元。这些钱全部都要从工资里支出。也许一般人想不到，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喝一杯茶，管家的都要去结帐，我们也都为维护主席的形象，维护党的形象，严格按要求去做，不落一毛钱。”

即便有一位精打细算的管家，当时的毛泽东家也常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提起毛泽东的稿费，吴连登说那也是不能随意支配的，“主席说，我的稿费是人民的，不是我的，最终还要用在人民身上”。但是一年中也常常有那么一次，吴连登请求从主席稿费中支出一些钱作为生活补贴。支出稿费要经毛泽东批准，吴连登必须拿着主席的签字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领出钱来。

毛泽东一生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过着勤俭的普通百姓生活。他没给儿女留下一元钱、一垄地、一间房子，临终时他的全家生活费只有几百元钱，最后也都上交给国家。

“毛主席家没有浪费的地方”

毛泽东对于饮食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一直跟随他身边的吴连登评价：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浪费。

“一次吃饭，主席夹起掉在桌上的饭粒，我说‘主席，不要了’。主席马上很严肃地说‘你们知道农民吗？农民苦啊，农民不容易啊。我们不能浪费。不是一粒饭的问题，我们要提倡这种精神，就是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主席爱喝猪骨头炖汤，五六斤的猪骨加上一只三四斤的老母鸡，汤可以做菜，也可以调汤。熬到一定程度，拆下骨头上的肉，鸡拿出来炸成香酥鸡，孩子们回来就可以美餐一顿了。如果吃不完，就拿到中南海食堂卖了，拿回来钱收到账里头。主席家没有浪费的地方。” 吴连登回忆说。

毛家家规很严，就是不能搞特殊。毛泽东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用的、花的。但是如果我毛泽东白吃、白喝、白拿，下面的人都会照着做，这个国家还有法治理吗？”1970年，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庐山，江西省委送来了一条六七斤重的娃娃鱼。吴连登说你们不要给我了，主席不会吃。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心意，让吴连登给毛主席做着吃。因为东西特殊，吴连登向主席作了报告。主席说，放了它。他说娃娃鱼是在山沟沟恶劣的条件下生存的稀有动物，不能吃。而这一点，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江青也不能例外，“江青怕胆固醇高，吃鸡蛋不吃蛋黄，主席就让做饭师傅把蛋黄留起来，等李讷来了，拿它给李讷炒饭吃。”吴连登澄清说，“事实上，江青在生活上没有过多的享受，主席对她限制很多。过去的一些不实报道把主席太过神化了，同时也把江青妖魔化了，说什么江青用牛奶洗澡，那是不可能的，当时家里人都不够喝，怎么可能这样浪费呢？江青最贵的化妆品就是一瓶外国发胶。”

“孩子们一个星期也只能跟主席吃一顿饭，平时只能吃食堂。主席说，这是个待遇问题。他们大灶上吃饭也是我掏钱，可在我这吃就不同了。我为人民做了一点工作，这是人民给我的待遇，他们无权享受。”吴连登说，平时外地给主席送来的少量土特产，主席也都是叫他送给幼儿园，或者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他没把这些东西送给江青，也没有送给自己的孩子们。

毛泽东家里有一辆二六自行车，天津自行车厂送的，工作人员建议给李讷骑，可是毛泽东说不行，这辆自行车只能工作人员用。李讷的自行车是主席自己掏钱买的。“主席家的孩子在中南海有口皆碑，”吴连登说，“他们时时处处维护主席的形象。”一次李讷去西楼看电影，走进西楼发现自己没带钱，转身又出来。工作人员认识李讷，示意她进去，李讷不肯，最后打了个“欠西楼两毛钱”的欠条，第二天就把钱还了回来。

曾经发生在吴连登去毛家前的“毛家整风”事件，对吴连登的影响也很大，“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但我明白即便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也不能打着主席的旗号为自己谋私利”。吴连登说：“主席曾说‘我能做到，你们必须做到。我是主席，我就不能穿补丁衣服吗？我们家里用的，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一分钱都不能少。我毛泽东不贪、不占、不受贿，不白吃、白喝、白拿。’”

吴连登说，自己在主席身边工作12年，学到最多的是勤俭，“我一辈子都信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