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领导艺术的突出特点
何 载
一、发动群众
毛泽东领导艺术中突出的特点，是善于发动和团结教育最广大的群众。他的信条是坚信人民，坚决依靠人民。他的英雄气魄之一，是在任何困难面前从不低头，从无悲观。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充分地信任群众。每当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就去发动群众。
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用数十万大军封锁陕甘宁边区，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给，财政经济十分困难，面临着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境况。毛泽东立即亲自动员，号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终于渡过了难关。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太平洋战争空隙，大肆封锁和扫荡，妄图消灭我根据地。毛泽东及时发动精兵简政运动，较快地消肿了机构，壮大了自己，军队和政府轻装上阵，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无数事实证明，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坚决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放手开展群众运动，把敌人淹没在亿万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即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革命胆识与魄力。
毛泽东当年指导群众运动，不但有一系列高超的领导艺术，而且善于根据每个不同运动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策略。这些策略艺术据我观察和体会，主要是：
（一）强调政治动员，每次重大运动都是他亲自政治动员，亲自挂帅，亲自出征。
（二）十分重视运动中的口号，既要打动人心，激发千百万群众，又要稳妥谨慎，争取最广大的人民进入角色。例如，大生产运动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抗美援朝时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等，都是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愿望，又能鼓舞和引导千百万人民勇敢行动。
（三）从始至终很抓政策和策略不放。紧紧掌握斗争的主要方面，不四面出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四）和敌人斗争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力戒干部发生急躁和蛮干。
（五）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并不断给以教育。
（六）对整个运动采取波浪式地推进，一浪赶一浪，不可齐头并进。
（七）运动开头绝不可泼冷水，气可鼓而不可泄，只能站在运动前面积极引导，而不可站在运动后面指手画脚。
（八）运动行将结束时，要提出新的口号，布置新的任务，连续作战，不断革命。
（九）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培养、提拔积极分子，通过运动培养出一批骨干力量，建立、健全好坚强的班子，巩固运动成果。
（十）尽力保护必须保护的人，力求不使受到伤害。
二、善抓时机
毛泽东同志喜欢给身边工作人员讲春秋战国时曹刿再衰三竭和《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时林冲的故事。
他形象地讲曹刿善战，等对方三次击鼓进军，士气由盛而竭时，才下令勇猛反击，一鼓作气打败了敌人。他绘声绘色地讲述林冲第一次碰到祝家庄狂妄自大的教师爷时，先让其一着，避开其张牙舞爪的锋芒和骄气，待看出其破绽，然后一拳击中要害，将教师爷打翻在地。
1954年高岗事件发生时，一些同志忧心忡忡，怕引起党内分裂。他说：让他们先跳吧，问题愈暴露愈好解决。果然不久，高岗的阴谋彻底暴露，人们的眼睛亮了，觉悟提高了，思想统一了，然后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顺利地解决了问题，并使党的团结更坚强了。这是毛泽东和中央解决党内分裂问题成功范例之一。
毛泽东所以重视后发制人斗争方法，还由于在通常情况下，事物的本质开头总是不够明显。待问题的本质暴露出来了，人们看清了，认识了，然后狠狠抓住要害，迎刃而解，就是所谓等、忍、狠的办法。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处理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阴谋，就是一套完整的高超领导艺术。当其阴谋还未公开暴露时，先提出全部红军北上抗日的军事方针，在政治上与机会主义划清界限；当其坚持挥军南下，一方面晓以大义，耐心劝说，同时率先带领一、三军团北上，让群众从实际行动中认识北上的正确性和南下的错误；当其成立伪中央时，一方面严斥其分裂党的罪行，同时主张保留其党籍。终于争取张国焘撤销了伪中央，和二方面军一起到达陕北。最后争取到了全国红军的大团结，全党的大团结，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英明主张。
毛泽东采取这个办法，还为了使正直的人们做好战斗准备，组织和调整好力量，不打无准备之仗。因为群众对事物的认识总有个过程，开头往往不一致或很不一致，让对方暴露无遗，认识也就一致了，从而激发起群众义愤，意气会风发，同时还可以让敌人造成错觉和失误。然后，抓住时机，猛攻猛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鼓作气，聚而歼之。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高潮和另一些斗争，几乎都是采取这个方针获取胜利的。
这些，大概就是毛泽东所称道的斗争哲学。
三、任何人有了错误必须检讨和改正
高岗的事情对我的再一个教育，就是共产党有了错误必须认真检讨和改正，这就是党负责的问题，也是对自己负责的问题。
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运动，带着各种不同动机的人进入党内不足为奇，但入党后必须学习和改造。必须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极端个人主义，抱着个人野心的人如果不认真改正，必然在这个长河中翻水。毛泽东一再对身边的人说，不怕犯错误，怕的是有了错误不检讨、不做自我批评、不改正。
我一生有幸听到毛泽东自我批评的讲话不少，其中对我教育意义最大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44年延安的审干结束时，他先后在中央党校、行政学院对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做了严肃的恳切的自我批评。他不但当场向大家鞠躬赔不是，使许多人感动流泪，还风趣地讲了《三国演义》中《古城会》上张飞审查关云长的故事。他非常巧妙地用张飞因不了解关云长在曹营的言行(因传说曹操对关十分优待，上马金，下马银，每餐由十美女进膳)，便借曹军大将蔡阳进逼城下的紧急情况，对其兄进行必要的审查(考验)，但审查的方法方式不好，引起关云长不快。经过一些工作，张飞赔情道歉，最后达到了兄弟间的谅解。他引用生动的故事，幽默的语言，恳切的态度，使大家解开了思想包袱，消除了怨气。
第二次是1953年8月12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财经工作扩大会议，我列席了。毛泽东在最后的讲话中围绕财经工作做了六条自我批评。不但说自己对经济工作生疏，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有他一份，而且逐一说到他的财经工作抓得少、抓得迟和没有钻进去，凭老资格吃饭，凭过去革命工作的丰富经验吃饭的缺点。他的自我批评态度诚恳，语言确切，使到会的人极为感动，也使我永生难忘。
第三次是1962年1月30日的七千人大会上，对当时全国出现的冒进和失误，他从思想认识上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这部分自我批评最初没有传达，他知道后还问为什么就不传达?“主席错误为什么就不能传达”。说明了毛主席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直作为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是对党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
我每次听了毛主席的自我批评，感慨万端，经久萦绕于脑际。不但觉得在思想上和他更亲近了，而且对革命增加无限勇气。他的自我批评之所以那样感人，首先是能实事求是地对待错误，不夸大，不缩小，不说违心的话，更不诿过于人。广大干部听了，不但感到亲切、愉快，而且增加了理解，沟通了思想，消除了隔阂；犯错误的同志听了增加了改正错误的勇气和诚恳态度，给我们党树立了良好风气。但是，高岗最重要的错误之一，就是他始终缺乏这种精神。
四、严肃与慎重
高岗事件使我受到的再一个教育，是中央和毛泽东对犯错误干部的高度原则性和宽大为怀精神有机结合。既严肃认真，又很稳妥和慎重。
在处理高岗问题的过程中，我听到毛泽东一些指示，其中重要的：(一)高岗问题只限于他在北京和东北的事情，限于一定的人以上，不株连其他地区干部。(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是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发展了，这就是他黑暗的一面。(三)在他认真检讨之后，中央还要考虑给安排适当工作。(四)别人要去帮助他。记得毛泽东还动员一些领导同志和高岗谈话。
我作为工作人员，奉命按照这种精神给《人民日报》起草三篇社论，有乔木同志修改过，其中一篇叫《保持谦虚态度，反对骄傲情绪》，毛泽东同志加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话：“那种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他们打的天下，因而居功自傲，实质上是贪人民之功，争夺人民胜利果实的剥削阶级反动思想，是一种反人民的思想。”“恶劣的个人主义如果不予纠正，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成为帝国主义反动派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这是对高岗的批评，对我也很有教育意义。
据说，高岗看过社论和其他文章后，当初有所震动，但最后仍然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即使这样，中央还是坚持宽大为怀，未给他戴叛党的帽子(当时一般党员自杀都叫叛党)，允许他的骨灰安置在八宝山。说明中央和毛泽东对犯错误的人的处理是极为严肃认真、慎重稳妥的。
五、打歼灭战
1985年5月，受全国政协委托，去意大利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士大会”。会毕，意中友协安排我们和几个意、法退役的高级军官会晤，他们曾是戴高乐将军的得力部将和助手。
会晤中，这些人不但激情满怀地赞扬毛泽东的军事天才，而且自称是毛的崇拜者，竟然整段引证《毛泽东选集》上关于军事著作中的许多论断和警句，使人感到某些外国人对《毛泽东选集》的钻研，不比我们差。他们特别谈到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理论超过了孙子，运用这一理论的实际指挥超过了拿破仑。
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确实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最重大的创造和军事指挥上最成功的业绩之一。从井冈山斗争时起到粉碎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从陕北直罗镇战役到蟠龙、羊马河、青化砭这著名的“三战三捷”，差不多每一卓越战例，没有不是采用这一手段赢得的。“伤其十指，不如短其一指”，毛泽东的这一指挥才能，使敌军丧胆，我军军威大振。到了抗日战争，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中发挥的淋漓尽致。
在工作中，毛泽东也常采取这种战术。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当他研究解决某一重要问题时，集中精力，全神贯注，一鼓作气，通宵达旦，甚至废寝忘食，直至攻克才获休息。在此期间，除非特殊紧急事情，一般文件、报告、文章、信件都不送，送上去也得不到看。书记处其他成员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虽然同住中南海，近在咫尺，但出于对他的尊重和爱护，这时也尽可能不去见他，这几乎是中南海当年人人知道的无形规则。
毛泽东在工作上采取这种战术，由来已久。据了解，在写,《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是如此，在写《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更是如此。1944年毛泽东为了研究解决陕甘宁边区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曾在一个月的时间，集中精力亲自找人谈话，查阅大量资料，我当时临时受命供应材料，有时一天就要送两三次，深切领会到其工作效率之高、强度之大。最后在李富春协助下，写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书，给当时的所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50年代初，毛泽东先后制定宪法、研究合作社、探讨工业问题时，集中精力，甚至集中一切可能收集到的材料。夜以继日，刻苦笔耕。当时核实后知道，他翻阅的材料之多，付出的劳动之大，十分惊人，令人赞叹。
1952年他研究解决西藏问题时，他要我们通知中央民委、中央统战部尽量把有关材料送他。自己还从别的方面找到一切有关西藏的历史、地理、人物传记、风土人情等历代文献，甚至民间艺术、医药等文章都要送上去。在那些日子里有关西藏问题的电报、请示、反映、报告和来信，即使几十个字的重要资料，他都浏览。真是事无巨细，亲躬尽力，直到西藏问题大局已定，才松了手，交给别人去办。
1956年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时，毛泽东不但先后找了34个部委听取汇报，而且翻阅了10多万字的资料，又集中精力刻苦钻研，反复考虑，最后写了《论十大关系》。当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时，只见他手里捏着几页纸的提纲，会后，他逐渐修改，成为巨著，就是第一次印发前，还亲自修改三次。这是他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提出的纲领性文件，也是他给党和人民留下的一份宝贵财富。
毛泽东在工作上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是有其优越性和一定的深邃道理的。一些人说，由于毛泽东过去当过编辑，打过游击战争，习惯于夜间生活。恐怕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集中精力，首先贵在集中思想。毛泽东要解决的问题，都是极其艰巨复杂而又十分棘手的，没有大量精力。钻不深，看不透，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尽管他有渊博的知识和很高的天赋，但不排除一切干扰，集中全力多思苦想，也难以研究和写出高质量的杰作。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因为只有高度集中精力和思想，才能考虑得全面周到，提的方针、政策切合实际，针对性强，办法积极，步骤稳妥，他写的文章全面确切，重点突出，说理性强，影响深远。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佩服他的重大原因之一。
毛泽东把指挥军事斗争艺术运用在工作上，还是利用自然界的某些特点之意。许多人知道，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如果没有重要会见和国事大典等必须遵守的时间外，一般在中午起床吃饭，下午两三点开始工作，再到次日的4点左右上床。这叫晏睡，但对他来说，在夜间工作的好处是环境安静，干扰较少，易于高度集中精力和思考问题，效率高而质量细。在心理和情绪上也有某些好处。我们常常看到当他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的欣慰心情。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享受，在精神上起到一张一弛的调节作用。从而使精力更加充沛，以利于进行下一次战斗。
毛泽东这个工作方法，被有的领导和从事文字工作的人仿用了，都有效率高、质量优的感受，但是这样做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例如当年周总理是我们国家10亿人民的总管家，每天有千机万要待他决断，不能也不可以抛开日常事务，集中一两个月的时间只从事一件工作。至于一般工作人员要遵守上下班制度。而且长时间坚持夜间工作，对身体不无害处。但毛泽东在工作上采取集中优势力量攻克一点的工作方法，影响深远。中央机关和一些省市委从50年代起，常常为了突击撰写一个重要文件，集中一定人力，在一定地方，全神贯注。深入钻研，提出方案，往往收到效率高、成功率大的益处，这不能不说是人们从毛泽东那里学到的一个好方法。
六、不苛求前人
回想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许多人饶有兴趣地谈论三民主义和孙中山。我们几个初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的毛小子，也发表议论，说孙中山不是彻底的革命者，他虽然组织过16次暴动但不去接触工农群众，只是依靠少数勇敢分子所以失败了。他从同盟会起，长期作为奋斗目标的“驱逐鞑虏”的主张根本没有民族主义味道，更谈不上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建国大纲零乱无章，建国方略随心所欲。
我们这种肤浅、狂妄的议论不知怎么被毛泽东知道了。他说：“不能苛求古人，要从时代背景看问题。孙中山是一个气派很大的民主革命家”。1938而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暨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不但高度赞扬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且指出孙中山“从为着推翻清朝而联合各个革命派别与会党，发展到为着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而采取联合苏俄、联合共产党与联合工农的新政策。……表现了孙先生的伟大革命家风范。”从此，使我们逐步懂得了对待历史人物，必须历史地、客观地对待。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在学习路线问题时，我看到陈独秀因采取机会主义路线，葬送了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和工农武装，义愤填膺。对陈独秀产生了深恶痛绝和全面否定的思想。后来听到毛泽东在谈到党史时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宣传民主，宣传马列主义，还“是有功劳的。”这使我再次增长了观察和对待历史人物的本质，批判不到要害，更吸取不了历史教益。据说，陈独秀在抗战后期流落在四川乐山时，中央请他回延安。大概由于陈不愿意检讨，因而未成为事实，但我觉得这大抵是毛泽东教导我们的那种思想的具体反映和体现吧!
我们在延安学习近代史时，曾对太平天国责备很多，简单地认为洪秀全农民帮派意识太重，没有政治远见，打到南京就不乘胜北上，夺取北京。丧失良机，坐以待毙，内起内讧，外遇强敌，以致失败。但毛泽东却在一个场合说，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苛求古人，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看太平天国运动。既要看到太平天国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也要看到他们对动摇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促进农民觉悟，以及某些革命新措施的重要意义。
通过毛泽东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指点，使我逐步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掌握和运用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今天研究如何历史问题，必须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内外的实际和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出发，不可偏缺。
七、用两分法看人
据章含之回忆：毛泽东曾深切的教育她，要全面地看待她的父亲章士钊。
章含之在一次和毛泽东谈话时，提出她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因为她(一)已经入了党；(二)上学时读鲁迅《纪念刘和珍君》和《论费厄波赖应该缓行》的文章时，都点了章士钊的名；老师在课堂上进行批判，同学们用白眼看她；(三)章士钊是封建余孽，当过北洋政府段祺瑞的教育总长，反对学生的民主运动，还雇了一批老妈子把罢课的学生赶了出去，学生被迫砸了他的家。
毛泽东听了她的汇报，却一方面故意取笑她说：“了不起啊!”“这么严重啊!”同时又恳切指出：“你只说了事情的一面，还有事情的另一面，章士钊一生还是做了许多的好事情哩!”
章士钊在青年时代赠和孙中山一起推翻了清王朝。曾在《苏报》上发表了很多激进的文章，鼓励青年起来革命。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就是章士钊的反清事情。
1920年，需要筹备和资助一些进步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较大的经费。毛泽东去上海找了章士钊。章慷慨应诺，即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向社会名流募捐，很快就筹足了两万银元，支持了毛泽东的事业。
1945年，毛泽东去出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蒋态度暧昧，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毛泽东征求民主人士意见时，章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走”，然后对毛泽东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重庆不可久留”。毛泽东认为章的意见中肯，便采纳了他和其他人的意见，适时地回到延安。
因此，毛泽东告诉章含之，要全面地看一个人，要全面地看待你父亲。你加入共产党背叛了你父亲的阶级，这是对的，但并不是就去造他的反，去斗争他。应该代表党去团结他、照顾他、爱护他。
毛泽东为了照顾章士钊的生活，还以曾借过他二万银元的名义，每年送2000元作生活补助。直到临终，为了祖国统一，中央还派章去香港做台湾国民党的工作。这是后话。
八、好文章来源于调查
毛泽东曾给身边人员说，他写的比较满意的文章，都是经过认真调查的结果，他不满意的就是未切实调查或调查不够。
1956年，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们看到他尽管日理万机、殚精竭虑，夙兴夜寐，考虑国内外大事，但是还用近两个月的时间，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写出了《论十大关系》这一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著名纲领性文件，对过去和今天，对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他在《论十大关系》中，着重讲了关于我国经济建设中农轻重比例的关系问题。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也是一种创新。他担心当时思想状态不被引起应有的重视，在一个小会上，还幽默而风趣的讲了这样深邃有意的话。他说，现在的问题，看你想发展重工业?或者想得厉害，还是想得差一点?如果你是不想，那就去打击轻工业，打击农业；如果你想得差一点，也就对轻工业、农业少投一点资；如果你想得厉害，就注意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使生产品更多一些，积累更多些。这是用激将的办法，使人提高对政策的认识。由于他的深入调查，正确解决了当时关于农、轻、重的关系问题，使我国顺利地而未走弯路地逐步实现工业化，这是应当感激他的。
1960年，毛泽东为了纠正农村中出现的“反右倾”“共产风”，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和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兵分两路带头下去调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为“三北”组(华北、东北、西北)，挂帅又出征下去调查；他亲率一路人马，奔赴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同时，又派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组织三个调查小组，分头调查一个生产队。自己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闭幕后的次日(1月26日)，即乘火车离北京，路经天津、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南昌，2月24日到达广州。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听取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湖南和广东七个省市的汇报，并主持了“三南”(中南、华南、西南)会议。最后，综合了全国的调查，形成了著名的农业60条。充分显示了实践出真知，和他一再教导我们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须亲自尝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为了了解情况深入现场，亲自调研的事例不胜枚举。他那种强烈的求知欲，亲临其境探索真理的精神沁人心脾，令人永记不忘。他为了熟悉冶金工业，仅在1958年就考察了重庆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钢厂、大冶铁厂、上海一钢、马鞍山钢铁公司、合肥钢厂、邯郸钢铁厂，等等。对马鞍山钢铁公司还去过三次。
他为了了解和研究我国发机械工业建设，花费的功夫更大。1950年从苏联访问回国途中，即视察了哈尔滨机车车辆厂，1953年视察了天津机械厂，1956年1月视察了天津第一机床厂，1956年5月视察了广州重型机械厂，1957年7月视察了上海机床厂，1958年视察了沈阳213机床厂和长春第一机床厂，同年6月视察了武汉重型机床厂，1960年3月视察了长江电器厂，1965年5月视察了上海电机厂，等等。他为了了解这一项工业，竟在百忙中挤出这么多时间，花这么多功夫去调研，这种革命毅力，刻苦钻研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在他的精神鼓舞下，冶金工业部和机械工业部的领导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制定《鞍钢宪法》《发展机械工业的70条》。再次证实了他关于“理论就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的著名论断。
九、领导要亲自动手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多次对他谈话的同志说，领导干部不但要下去调查，而且要亲自出马，反对老爷式的调查方法。他多次提出：“省委一把手不了解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又说：“不作调查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总有一天要走‘霸王别姬’的路。”他经常把调查研究比作打仗。打仗先要搞侦察，侦查敌情、地形、天气、火力配备；然后判断情况，下定决心，组织后勤，部署部队。还说：“历来吃败仗，都是调查不够，情况不明的结果。”
在他的号召下，党中央曾把1961年定为调查研究年。党的领导同志几乎全体深入基层去蹲点调研。据登记，1961年3月刘少奇去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的炭子冲大队调查；周恩来去河北省武安县调查；朱德去四川、河南农村调查；陈云到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邓小平、彭真到北京市顺义县调查。同时中央还派出许多调查组，有杨尚昆的河北徐水安国调查组；习仲勋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胡耀邦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英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的黑龙江双城调查组；平杰三的山东泰安调查组；陈正人的四川简阳调查组；谢富治的河北邯郸调查组……几乎所有的领导都投入的热火朝天的调查研究中。
他们都轻装简从，走家串户，不公开身份，吃住在养猪场或养牛场，找干部群众谈话，召开大小会议，仔细了解山林、水塘、水库、禾场、食堂、医院、学校、企业，以及社员家庭生活，等等。这在当时是激动人心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对转变党的作风起了深刻作用。
十、政策源泉于下面
20世纪50年代，我们曾听到毛泽东多次说，“中央机关就是加工厂，把各地的情况、问题、经验，收集起来。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表及里，找出规律，才制定政策。因此，真正的知识在下面。政策源泉于下面”。
20世纪50年代，他几次把身边人员派下去了解情况，成为一种未明文规定的制度和工作方法。这些同志下去后（一）了解了情况，向群众取了经；（二)增长知识，学习了实事求是作风；（三）和工农群众交了朋友，学会联系群众，会做群众工作。
毛泽东厌恶那些浮在上面，不会实际工作，说起话来尽是“学生腔”的人。什么是“学生腔”。为了让我们明了问题的重要性，他讲过一个延安时期的笑话。一位自认为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一天去给老百姓讲话，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讲完后，还虚心地问老乡：“讲的好不好”，“讲的妙不妙”?答复说；“好”!“妙”!就是“一满解不下”(一概没听懂)。
在延安，毛泽东还给那些只空谈书本而不联系实际的人，送了一幅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20世纪60年代初，他几次动员警卫战士下去做调查，也收到了多种效果。(一)这些战士来自农村，能密切联系群众，群众愿意给他们讲心里话，反映真实情况；(二)战士思想纯洁，作风朴实，能调查到民间真情和实事；(三)培养战士学会做群众工作；(四)战士回家省亲，增强军民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