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如何炼成的

补刀客

　　1943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出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作者是王稼祥，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之一。

　　这是个命题作文，初衷是纪念中共诞生22周年和抗战6周年。　　

　　大概半个月前，毛泽东找到抱病休养中的王稼祥约稿，方向是“总结经验教训，再针对目前党内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当时，延安整风运动正深入开展。在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水平、纠正错误思想的过程中，一个共识也在党内逐渐建立起来：

　　毛泽东，已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杰出代表。

　　纪念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领导同志，都写文章、作报告，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但对这套革命理论的提法不一。

　　王稼祥早年留学莫斯科，1931年回国后长期与毛泽东共事，抗战期间直接协助毛泽东处理党政重大事务。多年朝夕相处，使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

　　接受任务后，王稼祥立即动笔，用了一周时间，7月5日就写好了文章。他让警卫员交给毛泽东审阅，第二天，毛泽东就批示报社发表。

　　在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中，王稼祥明确提出两点：

　　1、是中国共产党，为抗战和中国民族解放找到了正确道路；

　　2、这个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概念首次被提出来。　　

　　王稼祥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生长成熟，与中共22年的成长是同一历史过程，都经过了1925年—1927年的大革命、苏维埃运动和抗战。

　　文章中专门有一段，回顾了毛泽东自中共一大开始，如何与左的、右的错误思想和主义做斗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正确道路。

　　这段描述道出了结果，但略去了历史的一些曲折与细节。

　　比如在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中，尤其遵义会议毛泽东确立领导地位之前，他个人经历的“三落三起”，尤其在低谷和逆境中，一个伟人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和方法。

　　“四不”

　　一是，不消极对待。1931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央名义调整苏区领导机构，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被撤。

　　对红军和苏区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却受到不公正的打击，一般人就消极了，但毛主席呢？　　

　　被撤职后，毛泽东当时就对周恩来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就来。结果没过多久，赣州打不下来，项英去请毛泽东，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还帮着解决了困难。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连献三计破围，虽被置之不理，他也没把自己置之度外，而是始终关注作战进程。

　　另据毛主席自己说，那段时间，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

　　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

　　1957年，毛泽东曾感慨地回忆：我没吃过洋面包，没去过苏联，也没留学别的国家。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工作，就埋头读马列著作，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那两年读马列著作时形成的思考。　　

　　就是这山沟里出的马列主义，成功指导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二是，不放过机遇。在毛泽东成长为伟人过程中，他曾在多个关键时刻抓住机会，甚至主动创造条件，改变处境乃至改变历史。

　　长征一开始，毛泽东坚决要求，与支持他意见的王稼祥、张闻天同行，而不是分散在不同队伍中。

　　长征路上，毛泽东一个人一个人的谈话做工作，让大家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最后争取到多数支持，在遵义会议上重获领导权。

　　在张国焘公开搞分裂，率部南下成立“第二中央”时，毛泽东巧妙利用张国焘的堂兄张浩，做张国焘的工作，，克服了危险的分裂。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正是因为抓住了一系列的机会，努力去工作、去斗争，毛泽东才屡次化解了事业和人生中的险境。

　　三是，不简单行事。毛泽东处理问题，总比别人考虑得更周到细致，更着眼长远。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完全可以成为党和军队的总负责，但他却推荐张闻天先干一段时间。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武汉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领导同志谈到遵义会议时说：

　　“遵义会议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那不行，那样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那就会弄僵了。我们在第三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来出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

　　历史证明，这一考虑不只对斯大林有用，对团结当时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后来开展与张国焘斗争，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与张国焘斗争中，包括博古、李德、凯丰还有后来的任弼时等，都坚定地站到毛泽东一边。

　　在与王明做斗争时，也没搞得势不两立，而是等待大家在实践中觉悟，派出王稼祥、任弼时去苏联汇报真实情况，使共产国际了解真实情况后发话，王明最后不得不低头服输。

　　最后取代张闻天当党主席，也是在王明回来后不设总负责，把他排成第九位常委，后来在整风中连他自己都认为不合适当领袖时，才水到渠成取而代之。

　　四是，不动摇信念。毛泽东早年曾说自己：“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意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即使在遭受打击的岁月，他也是不改变自己的意见。

　　在十年内战时，党内主要领导同志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红军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而应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

　　但他的意见没被接受，结果打败了，毛主席又赶快提出意见，当大家还不接受时，他只好再等待。

　　正因为这种坚持、忍耐和迂回，他的意见最后才得以实施。这个等待的过程是痛苦的，但转折，又往往是在最后的坚持中。

　　“二对”

　　光有“四不”的态度，还不足以让毛泽东克服逆境。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毛泽东成长为一代伟人，还在于两点：思想认识要对;措施办法要对。

　　一句话，你必须是正确的，被人最后才能服气，才能引导事业走向胜利。

　　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思想认识是对的？

　　毛主席多次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的成功，很重要的一个要诀，就是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大量别人没掌握的情况。

　　刚上井冈山时，他在调查中了解到，从前这里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官府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几十年都抓不住他。为什么呢?朱聋子的诀窍是，在井冈山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

　　据说，毛泽东由此受到很大启发，后来发展成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他说，我们把这位山大王的办法改进一下，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保存自己，又可消灭敌人。

　　另一个例子，是1931年2月，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间隙，毛泽东写了近10万字的《寻乌调查》，长征路上那么艰苦，许多东西都扔掉了，但有几份调查报告手稿，却一直珍藏在他身边，最后带到了延安。

　　怎样保证自己的决策办法正确？还是要调查研究。

　　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在广州一次会议上说：凡是忧愁、没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办法时就去调查研究。他讲到第二次反“围剿”时，敌我悬殊很大，不知该怎么打，就与彭德怀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看了很多地方，做出如何包抄敌人的计划，最后打胜了。如果不去看呢？那就每天忧愁，不知道怎么个打法。

　　毛泽东说，调查就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在总结自己的失误时，他说，我这个人是官做大了，像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

　　1943年至今，又过了整整75年。

　　这个7月，当我们再次细读王稼祥的那篇纪念文章，仍能感受到，作为伟人的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一道生长成熟起来，何等不易。

　　(文章主体内容“四不二对”，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王立华的总结，本文由刀贱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