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什么样的人？

聂  焱

　　毛泽东是伟人，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多数中国人的普遍认识。

　　后来掀起了一股非毛化抹黑浪潮，在一波合法、非法出版物的“以讹传讹”影响下，毛泽东的形象被彻底颠覆，在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心目中成为负面人物。

　　许多人即便承认毛泽东对国家社稷有功，也要怀疑他的人品，或者简单用“成王败寇”的逻辑来解释他。

　　毛泽东到底是怎样的人?本文从毛泽东的少年与青年时代的一些小事，尝试去解读。

　　毛泽东是至善之人。

　　他对善的追求与践行，始终如一、贯穿终生。

　　回溯毛泽东的一生，只要是他认为正确的理念，他就会坚持到底，并付诸实践、推而广之，坚定、坚强、坚韧、知行合一是他最鲜明的性格特征。

　　而信善向善，是他幼年时便认定的人生观，来源于她那笃信佛教的慈母。

　　毛泽东曾在1936年冬回忆说：“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时，常常送米给他们。”

　　小时候，他认同并跟随母亲信佛，曾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母亲乐善好施，但在向乞丐施舍时，常遭到父亲的反对。

　　9岁时的毛泽东曾“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之后好几次想把父亲转变过来，但都没有成功，反而遭到父亲的责骂。

　　但父亲的反对与阻挠，并没有改变毛泽东行善向善之心。韶山冲至今还流传这样的故事：

　　秋收时节天落雨，幼年的毛泽东不管家里的谷子，先帮一家佃户去收谷子。父亲生气了，毛泽东说：人家家里很苦，还要交租，损失一点就不得了。我们自己家里的，自然不大要紧些……

　　一个冬天，毛泽东离家去学校读书。路上遇着一个穷苦的青年，他在风雪的冷天里只穿着一件单衣，冷得打战。毛泽东和他谈了几句话之后，就脱下自己一件夹衣给了他。

　　春节前夕，父亲叫毛泽东去别人家取回一笔卖猪的钱，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了一些乞丐，毛泽东就把手中的现钱都给了他们。

　　一位姓毛的乡邻，把自己的猪卖给了毛泽东的父亲。说好了价，也交了定金。十来天后，父亲叫毛泽东把猪赶回来。毛泽东到了邻家，得知猪价涨了，不愿让对方吃亏，就做主原价退猪，空手而回。

　　毛泽东的家庭出身是富农，他对于穷苦人的感情，并非出自于自身的相同经历，而是发自于悲天悯人的内心、立志要匡扶正义的豪情。他见不得世间的苦难与不平，甚至对那些在饥荒中抢走他们家粮食的饥民们也寄予无比的同情。

　　这种情感是超越了个人得失的，他的心始终靠近受欺辱、受压迫的人一边，始终靠近不甘受欺辱压迫而奋起反抗的人一边。

　　许多年后，他在延安窑洞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到湖南农民当年在饥荒中，掀起抢粮暴乱，农民反抗运动领袖彭铁匠等人被镇压时，双眼含泪。这一细节，被斯诺敏锐地记录了下来。

　　毛泽东是至刚至韧之人。

　　他革命一生、战斗一生，无论是个人命运，还是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在受到挫折、处于低谷时，他的意志都不曾塌陷，他的目标都不曾放弃。

　　即便是晚年，革命道路上越来越孤独，他也不曾放弃自己的“继续革命”理论，向高层多数派妥协。因为他始终记得1949说的那些话：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特里尔写的《毛泽东传》记录了这么一个小故事，来看青年毛泽东遇到流氓抢劫时的反应，感受一下他不轻易言败，不轻易放弃的倔强性格。

　　1924年，31岁的毛泽东，与张国焘因劳动公会的事，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去，“在甲板上，一伙流氓把毛和张逼到一个角落，手中挥着刀子要钱。毛不愿屈服而想较量一番。张劝说毛不值得为几个小钱拼上一命，由于力量的悬殊，加上别人的劝解，张才劝住了他那火爆脾气的湖南同事”。

　　如果说过刚易折，那么毛泽东的刚强之外，还有坚韧，这体现在他从小就敢于斗争、并善于斗争上。

　　毛泽东曾向斯诺自述十岁时的逃学经历。当时他在小学堂读书，因国文教员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他有一次逃学反抗，但“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

　　这次斗争的结果是，父亲与老师的态度都改善了。这次“罢课”反抗，获得胜利，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十三岁的毛泽东，在与父亲的斗争中取得了另一次的胜利，而且小小年纪，竟然良好地掌握了斗争的度，和妥协的度，斗争不过激，妥协不过多。对于这次的斗争，他是这样总结的：

　　“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毛泽东，在成年之后建立和壮大了一支人民军队，凝聚并壮大了中国的革命力量，赶走了祸害中国一百多年的各种压迫势力，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改头换面，建设成了独立自主、平等解放的新中国。这是中华民族的幸运，更是世界上所有受压迫受剥削民众的福音。

　　毛泽东是至情至性之人。

　　据他的贴身卫士李银桥回忆，毛主席很少哭，但1958年在上海视察期间，晚上到礼堂看京剧《白蛇传》，却当众落泪。

　　老和尚法海一出场，他的脸色就严肃下来。随着剧情的展开，许仙和白娘子开始了痛苦的生死离别。毛泽东完全进入到戏的情节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水在眼圈里悄悄积聚，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顺脸滚下，落在胸襟上。

　　当看着法海把白娘子压到雷峰塔下，硬生生地阻断了美好的爱情，毛泽东再也忍耐不住了，大力拍了一下沙发，啪的一声站起来了，情绪失控地当场吼出来：“不革命行吗?不反抗行吗?”

　　在与演员握手时，毛主席用两只手紧紧地与青蛇握手，用一只手与白娘子和许仙握手，而到法海时，根本没有跟他握手。

　　毛泽东就是这样赤子般的爱憎分明，至情至性。

　　电视荧幕或电影银幕上，为何我们看到的毛泽东总是觉得扮演得不够像，总是觉得形似神不似?或许就因为毛泽东的不凡是无法扮演的，他的谋略睿智、博学多才、至刚至韧、至情至性，所有杰出的、优秀的品质结合在一起，超越了我们所能想象的所有固定模式、刻板印象。

　　斯诺1937年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第一印象是“天生精明”，但接触后他这样描述毛泽东：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毛泽东是高尚、纯粹、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曾分享自己曾经有过的小资感情与意识，并最终转变过来。

　　“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

　　“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以自己的经验，真诚笃信人是可以改造的;人的自我改造对个人、对社会都是大有益处的。

　　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广大党员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其实也正是他本人的写照：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