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军事和政治才能超凡出众，举世公认。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其军事和政治谋略使中共屡屡出柳暗而见花明，常立不败之地。他制胜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那慧眼识珠的统帅才能，颇善于领导身边聚集着的那一批足智多谋、生死与共的将领。他深谙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并多次应用于党和人民事业中；视会用干部为领导者的两大责任之一。他在抗战初期就曾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4.5亿人的中国里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若领导者是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远见和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为此，他还提出一个著名论断：“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967年6月7日，他又谈到，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原因之一就在于用人得当。他更称赞唐朝女皇武则天“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其实，这也是他的用人之道。限于篇幅，本文仅撷取他智用军事人才数例来对其高超用人艺术窥斑知豹——他对军中诸将领的品质特长、指挥才能、谋略水平知之甚深，因而能大胆睿智地循其特点委以重任，用其所长发挥奇效。

慧眼识才 统将有方

毛泽东很重视也极善于识别干部，为此，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练就了一双明察秋毫的火眼金睛。他常用历史上刘邦、曹操的典故教育全党，要“唯才是举”“人尽其才”。他多次讲：领导干部要明白“善用物者无弃物，善用人者无废人”。如何识别干部，在他看来，一是“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即要对干部的社会关系、经历和工作表现作全面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以点掩面、以偏概全。二是在实践中识别和考察干部。“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三是依靠群众。识别和考察干部必须走群众路线。干部好还是不好，有何特长和能力，群众最有发言权。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等（右起）。

毛泽东以上用人原则，最典型地体现在周恩来身上，主要源自他对周的长处极为洞悉。遵义会议前，周在党内的地位高于毛。遵义会议后，周成为毛的主要助手。其后的40余年二人一直维持着这种肝胆相照、心有灵犀的合作关系格局，究其因，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抱负使他们走到一起，由相知而相互信赖及智能互补。毛认为周“是个好人”，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也从不拉帮结派，而且精明能干，办事极负责任。于是，毛统筹全局，着重于战略设计，周负责具体组织和政策的执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周还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加拿大学者切斯特·朗宁在《中国革命年代回忆录》中写道：“周自己没有个人野心。他在毛身上，看到作为领导人应具备的品质，而这些品质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人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农民阶层，并已为导致现代革命的变化献身，只有这种变化，才能使国家现代化和挽救中国。在周身上，毛看到对事业全心全意献身，准备做任何牺牲的一个聪明过人、宽容大量、第一流的组织者和政治家。他在周身上看到鼓舞别人献身革命的卓越才能，而这样的革命能把中国从外国压迫和内部一蹶不振的状态中挽救出来。”遵义会议上毛被推举为党和红军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这决非偶然。对从事武装斗争的政党来说，军事才能是决定谁成为领袖的最关键因素。周就是最早把毛当作一个军事天才来看待的。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期间，毛受排挤，周却尽力争取让他留在前方指挥作战。周在给中央局的电文中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当然，周也是个很有战略眼光和重大决策能力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经常扮演两个角色：不仅在政策决定前当顾问，而且在政策决定之后当执行者。在不少宏观问题上，他的思想和毛有差别。周多次说过，毛是搞战略的，他自己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尽管是自谦之词可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实施政策的过程是一个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因而也需要讲求方式、方法和策略，有时还要加以必要的修正。从这点看，毛确实“慧眼识珠”，发现认识到周方方面面的才干且将其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解放战争时期，毛将统战、作战计划等事宜都委托给善于出谋划策和灵活具体推进的周，自己只关注最关键的问题和最主要的战场。周所起的实质上是副统帅和总参谋长的作用。

毛在宏观决策上有办法而足智多谋，周在中观微观决策上在行而睿智周到。毛总是确定某种理论和某项计划的大轮廓，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例如，毛的统战谋略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当然高明之至。可此宏观上的统战谋略毕竟还很抽象，要将其贯彻下去且收效则须将其分解和具体化到各个方面、层次中去。周根据毛的上述统战谋略及其在各个领域的论述，制定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军事工作、民众运动、地方和党派关系等各个方面的更加具体的对策，既符合目的性又有可操作性。二人正是难得的既能看到“森林”、又照料每颗“树”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最佳搭档。1949年3月13日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讲话时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12月2日在给柳亚子的信中又写道：“周公确有吐握之劳。”后来他曾对许多人感慨：我们的总理，“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

毛泽东对罗荣桓的选用重用也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用人之道。1930年，林彪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但谁当军政委令毛泽东颇费脑筋。因林彪军事才干虽英年勃发，可性格孤僻倔强，少言寡语，别人很难与他交流共事。即使如此，毛泽东仍然一分为二看待并发现、挖掘他的优点，想办法令其扬长避短。经在众多军中干部群里逐一排查比较，慎重考虑权衡再三后，毛泽东最终选中了红四军第二纵队的党代表罗荣桓，“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毛泽东就发现了罗许多可贵的品质：凡是要求战士做的，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时掩护在后；行军时为病号扛枪，宿营时下班查铺……罗任红四军政委后果然不负所望，十分注意遇事与林彪商量，大事讲原则，小事讲谅解，尽心竭力、睿智得法地将红四军的政治工作包括后勤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即便是林彪，对罗也无可挑剔。二人配合相得益彰，使林军事指挥才能得到很好发挥。罗之后又任东北野战军政委等职，与林一道领导指挥了东北解放战争。也正是由于毛泽东的量才施用委以重任，罗后来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成就卓著，从而成为唯一一位政工干部出身的元帅。1963年12月当毛闻悉罗病逝时不无惋惜悲痛地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当年，在山东的时候，我说一个罗荣桓去了活了一盘棋。东北战役的时候，他主张打锦州，和中央保持了一致。这是一个好同志啊，永远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12月19日他亲自参加了罗的追悼会，深深地向这位从秋收起义就开始跟随他、解放军政治思想战线的奠基人之一的元帅三鞠躬。甚至一连几天夜不能寐而感叹写下那首著名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充分表达了他对罗荣桓的高度评价和痛惜之情。

毛泽东对粟裕的发现和重用更是党史军史上的佳话。抗战时期，粟卓越的军事才能已为毛觉察。不说别的，单提粟在1939年初8分钟奇袭天险芜湖官陡门一战，即可明证。他在敌人重兵合围的心脏地带指挥上演了一幕“天降奇兵”的“活剧”，尽管它只是屡出奇谋、用奇兵、建奇功戎马生涯中的一个小战绩，可其百里奔袭、虎口拔牙的铁军豪情，至今令人叹为观止、拍手叫绝。如此多年战斗实践的积累，锤炼其指挥艺术到抗战胜利之际得到升华。毛对麾下这员大将的捷报频传和雄才大略看得十分清楚，1945年9月任命粟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内战爆发后，粟在苏中战役中率3万人迎战国民党军12万人，七战七捷，被予以很高褒奖。解放战争初期，粟在南线屡战屡胜。随后华中野战军与粟的老上级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会合，这就产生了如何行使军事指挥权的问题。1946年10月15日毛明确电令：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从而使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粟创造出一系列彪炳史册的重大经典战役。当陈毅将首个战役方案报军委时，毛还专门去电询问此案是否和粟研究过，可见对粟极重视信任。后来粟裕具体组织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战役，均获大胜，其中莱芜战役创3天歼敌7万余人的纪录，陈毅称赞粟的指挥“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毛泽东称朱德“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并在许多时候都将军事交给朱具体挑大梁。遇有大事急事也常委托朱办。解放战争初期，他曾让朱以总司令身份去晋察冀解决一度作战胜利不大的问题。朱不负重望，指导和帮助晋察冀野战军连续取得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探索了攻坚战的经验。毛泽东曾用“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高度评价彭德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大无畏的作战精神。每遇危急关头他都重用彭：1929年让彭保卫井冈山；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最艰苦，任命彭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朝鲜战争爆发后又任命其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毛泽东还极其推崇刘伯承的军事才干。长征途中任命刘为长征先遣队司令员。也十分看重邓小平举重若轻、大刀阔斧和干脆利落的工作才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毛让他们二人搭档，一个举轻若重，一个举重若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屡战屡胜。1947年让二人一道挺进中原，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决战中又任邓为总前委书记，随后让其指挥渡江战役。毛泽东后来曾对赫鲁晓夫由衷地说过：“此人很会打仗。”说的此人就是邓小平。邓在国民党高层得有“虎”将之名，源自淮海战役。此战中，刘峙麾下先后投入的7个兵团、两个绥靖区34个军86个师共约80万人，结果被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前委指挥的50万解放军打得一败涂地，被歼55万人。蒋介石赖以起家的黄埔嫡系绝大部分将领被此战来了个一锅端。当过蒋介石参谋长的国民党军学泰斗杨杰在一次演讲时感慨总结说“：徐州是四战之地，必须是四战之军。共产党方面高级指挥者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是龙、虎、豹、彪。蒋介石用刘峙，此人连一条豺狗都不如，焉有不败之理。”

毛泽东不仅多次称赞说，贺龙有3条：“对党忠诚，对敌斗争坚决，联系群众”，解放战争时期布置陕北工作时他将前方交给彭、后方交给贺，贺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全力支持和保障了西北战场的作战；而且毛欣赏和喜欢陈赓的智勇双全和豪爽乐观，解放战争初期陈赓率太岳纵队歼灭胡宗南王牌整编第十一旅等部5万余人而受毛表彰，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他让陈赓配合刘邓、陈（毅）粟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汊，朝鲜战争后期又选陈赓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培养技术军官的军事工程学院首任院长兼政委。

集思广益 从善如流

毛泽东主张军队要有军事权威、作战时须审机独断的同时，又倡导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因此，凡战前他除自己深思熟虑外还十分注意倾听各级指挥员的意见建议。

1948年初，在南线中原战场，刘邓、陈（毅）粟、陈（赓）谢三路大军犹如三把钢刀插入敌腹，完成了战略展开。但此时国民党军队在中原战场仍占有一定优势，还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对我三路大军实施战役性进攻。为改变这种处境，中共中央根据战略形势决定，抽出部分兵力渡江南下，以调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力部队，把战争进一步引向敌后方。

1月27日，毛致电粟，确定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由粟率领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以吸引敌人二三十个旅回防江南，迫敌改变战略部署。粟接令后经反复思考，研究再三提出不同看法：其一，渡江南进虽可威胁牵制敌但也可能遭敌围追堵截，不便抓住有利战机打可能打胜的仗，难达预定战略意图。其二，要改变中原战局，势必要同国民党打几个大歼灭战，而若我3个纵队渡江南进，则势必分散我军兵力，增加我打大歼灭战的困难，从而难以在短期内改善中原战局。不如集中兵力于中原地区大量歼敌从而改变整个战局。为此，粟3次致电直陈中央。当然，其间他也表示做好南下的准备，等待中央的进一步命令。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 1937 年在延安合影。后排左 三、左七分别为毛泽东、罗荣桓。

毛很重视粟提出的不同意见建议，将粟叫到中央直接详细汇报，并在河北阜平城南庄召开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最后采纳了粟的合理建议。此重大战略决策的变动，对之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中也展示出毛广纳众言、从善如流、将帅协谋的指挥风格。后来，战争的实际进程恰如粟所料。

这一重大决策构成淮海战役最初蓝图。接着，粟3次关键性建议，又促成此役由小到大的推进演变。豫东战役胜利后，粟即向中央军委提出发起淮海战役的建议。经一天慎重考虑，中央军委发出毛起草的答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10月31日粟又致电中央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毛等当即研究同意。战役发起一天后，粟等分析认为须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使其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并立即电告中央军委即著名的“齐辰电”。11月9日深夜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正因毛数次采纳了粟建议，才促成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从而成就了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迹。这给粟留下深刻印象，后来谈到毛作为军事统帅的优良作风时十分感慨地说：“他总是既通观和掌握战争全局，又处处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十分重视战场指挥员的意见，给予应有的机动权和自主权，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能动作用”，“这是我军得以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军指挥关系的优良传统，是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本质的生动体现”。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歼灭黄百韬兵团后，毛于11月曾设想依势先打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一部或先克徐州；若徐州之敌不撤，则第二仗打黄维、孙元良以孤立徐州之敌。14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以集中中野、华野8个纵队“歼灭黄维为上策”。毛次日复电，需待歼灭宿县之敌后再定下步作战方针。19日战役关键时刻，刘、陈、邓致电军委：“我们决心先行黄维。”毛复电说，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和刘陈邓大体上一致的”。23日战场情况明朗，黄维急进，邱清泉、李弥部缩回徐州。刘、陈、邓又致电表示：“歼灭黄维之时机甚好。”24日毛采纳此建议，复电总前委：“完全同意先打黄维。”

在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顺利发展之际，蒋介石加紧从华北撤退的准备。为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毛1948年11月9日致信周，指示杨得志、罗瑞卿、耿飚部主力16日参加太原作战。同时收到电报的林彪认为，因傅与阎锡山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打太原必使傅惶恐不安，对抑留傅于平津地区极为不利。15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致电军委：华北部队可否暂不攻太原，而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切断其与北平的联络。此建议引起毛重视，翌日便致电征询太原前线指挥员徐向前对推迟进攻太原的意见。徐回电同意。此举对稳住傅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能如此胸怀宽广、高屋建瓴、海纳百川地重视听取麾下将领意见，目的完全是要充分让他们发挥所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以利党的军事建设蓬勃发展。

1945年6月，中央曾任命朱瑞为军委副总参谋长，但他却找到毛要求去从事炮兵建设工作，理由是他在苏联上过炮兵学校，对炮兵较熟悉。毛极看重他在炮兵建设上的能力，且赞赏他不计较权位的品德，任命他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率炮校迁往东北。经他积极努力，东北部队不久即组建了10个炮兵团、6个炮兵营和20多个独立炮兵连，这些部队在历次大的战斗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10月他荣任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1948年东北炮兵已发展到16个团且拥有4700余门火炮，为辽沈战役的胜利立下大功。他领导的炮校还给其他军区输送了几百名干部，为全军炮兵建设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从而使炮兵成为我军的一个重要兵种，他也因此成为功勋卓著、当之无愧的中国炮兵部队的奠基人之一。

1950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闻讯后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辞去现职去主持学院工作。了解刘的军事教育才能的毛很快复信表示同意。毛很清楚：刘的军事才能及军事理论研究一直伴随其战斗实践生涯而锤炼得越发炉火纯青、蜚声中外，更何况刘曾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一向主张“治军必先治校”，在他率领的部队中常办有轮训队、随营学校和军政学校。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他还任过中央红军学校校长、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故而让他担任军事学院院长一职再合适不过了。他欣然履职，竭智尽力，如鱼得水，这一干就是7年，培养了大批新型军事干部，推动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在中国革命史和军事史上建树颇多、贡献卓越。

不用其长 反用其短

毛泽东的用人之道还达到一种哲学高度，大有深意，却有时不免让常人费解。

他在“善任”方面的高明之处，有时还出人意料地在于善用那些有“污点”“恶点”者，从而使之改过自新。井冈山斗争初期，军队人数不多且战斗频繁、伤亡较大，而兵源又难以补充。为此，部队征兵时常吸收些俘虏充实队伍。这些俘虏原先沾染了不少恶习，还有不少人抽大烟。对这部分人许多工农出身的战士很反感。可毛未轻易放弃，而是对他们教育、帮助、改造，引导其按红军规矩办事。甚至充分利用他们抽大烟的“特长”将其编成侦察队化装成烟客深入敌占区烟馆搜集情报。后来，这些人大都被改造成合格的红军战士。把旧人改造成新人，是毛善用人的神奇之处。

更令人叫绝的是，他“反其道而行之”的思维在军事用人上运用得出神入化。他让晕船的萧劲光任海军司令、让晕飞机的刘亚楼任空军司令，成为军事史上的奇特佳话。

1959年，毛泽东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在中南海亲切交谈。

刘亚楼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1949年4月，解放军靠着木船、舢板，千帆竞发、日行千里、浩浩荡荡，上演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千古奇观，这历来被认为体现了人民解放军的大无畏精神。毛看得更长远，他认为大无畏精神不可少，但一支正规海军更重要。因此，他火线征调时任四野第十二兵团司令萧劲光入京筹建新中国海军。萧一听当即傻了眼，他不止是一只“旱鸭子”而且就连坐船都晕得不行，怎么可能去筹建海军？毛看出其顾虑，笑言：“我就是看中了你这只‘旱鸭子’，要是你精通水性，我还不用你呢！”萧越觉莫名其妙，急忙又说明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实不适合担任此职。但毛大手一挥说：“让你当海军司令，是让你去组织建设，又不是让你天天坐船出海打仗。中央已定了，海军司令你是逃不掉了！”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刘亚楼身上。1949年5月的一天，时任四野参谋长刘亚楼接到中央军委通知火速进京讨论筹建空军事宜。他非常困惑：几十年来跟空军也没怎么打过交道，更何况自己还晕飞机，怎能当空军司令呢？但毛泽东没理会他的顾虑，坚决任命他为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后来，毛在一个非正式场合解释说“：当一个人把他最大的弱点克服了，那这个弱点就会反过来成为他最强的一点，而且在这转变过程中，会锻炼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以后面对任何困难就都会游刃有余了。”毛不愧是伟大战略家和哲学家，对人性的了解达到惊人程度，而且颇擅长辩证地看待和处理问题，灵活有效。的确，任何人都有弱点、平时不愿碰触之处，当然，很多时候这弱点也并无大碍，但若能把它勇敢地克服掉，那就会迅速获得极大的自信心，变废为宝，所向披靡，自己的人生也将进入一个全新境界。

而刘和萧确实未让毛失望，短短几年就让新中国的空军和海军力量迅速壮大。朝鲜战争中，刘率空军给美军以沉重打击，连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也惊呼“：中国几乎在一夜间就变成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我们过去一直信赖的空中优势，现在已面临严重挑战。”萧也不甘示弱，白手起家建海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保卫我国海洋权益的斗争中屡建功勋。

1957年11月7日，毛应邀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活动。同时还派出了一支军事友好代表团，随行人员包括海军、空军司令。期间，他们去看望毛，毛望着二人笑问：“你们俩还晕船、晕飞机吗？”二人忙说：“现在好多了。”毛笑道：“海军司令晕船，空军司令晕飞机，这就是本人的干部政策！”“文革”中江青等人诬陷萧、想把他从海军司令位子上拉下来，毛果断抛出一句话：“萧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他在，海军司令不易人。”直至1980年1月卸任，萧任职长达30年，这在世界海军史上也极为罕见。

任人唯贤 德才兼备

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上高瞻远瞩屡战屡胜，除他自身拥有高超的指挥才能外，任人唯贤、用人得当是很重要方面，他正确任用了一批德才兼备能征善战、智勇双全的将才。他识人用人一贯坚持“德才兼备”的重要原则。他所强调“德”的主要内涵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的主要标准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1937年5月，毛泽东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全面论述了好干部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他指出：“这些干部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

由此，他慧眼识珠、广纳贤先地把德才兼备的领导人充实到中央领导核心中去。如1943年3月，中共中央机构调整时，调升任弼时担负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重职，形成了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大胆启用德才兼备的聂荣臻、罗荣桓、粟裕、习仲勋等成为各主要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忠心耿耿、竭尽才智地运筹帷幄，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地领导千军万马浴血奋战，大大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毛泽东还主张：只有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才可能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只有大量使用德才兼备的干部，才有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许世友当年试图带人出走反被毛泽东重用一事了。1937年3月中旬，主要由原红四方面军战士组成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延安，红军上下沉痛不已，激愤的情绪引发了对张国焘这位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的大规模批判。3月27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历数其“领导错误”“右倾机会主义”“忽视党的领导”“军阀主义”等罪状。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将领，许世友当时却想不通：老张就算没功劳也有苦劳，要不怎么四方面军还会有8万多人？后来，他在会场上说了自己的看法，立刻遭到痛批，林彪、萧华还说要枪毙他。性格刚烈、脾气暴躁的许世友气愤地说：“老子不干了，老子去学梁山好汉，落草为寇去！”毛泽东知道后亲自去找他，言辞恳切促膝交谈了3个小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此，许世友始终未正面说过，只是说：“主席真有水平，比老张强，我觉得跟着他干，能行，弯子就转过来了。”毛泽东从许世友那里出来后说：“以后，谁也不许再难为世友同志，认识错误都要一个过程。”从此，许被委以重任，党性很强的他更是对毛心悦诚服至极，坚定不移跟着毛泽东走。

1937年盛夏，原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延安。当时，一些人埋怨他把几万人马给搞光了，一个光杆司令还回来干什么？可毛泽东对他并未责备，认为，看一个人不能仅凭一时一事那么“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因噎废食，必须揭开表层面纱、看深看透事物的本质，还要综合观其长久以来及其多方面表现，故反而安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了鸡何愁没蛋呢？”言外之意还有：在极其残酷境遇下徐向前即便只剩一人，也心中有党、痴心找党归党，这不正说明他可贵的党性强、不忘初心么？徐向前作为一位杰出将领，曾屡屡立下战功；千锤百炼，久经考验。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只要将帅在，队伍自然还会有的；这样有才有德的智贤之士若随意丢弃、否决了，岂不可惜？还能从哪里觅得？！毛泽东深谙此道。后来，他派徐向前奔赴抗日前线，重担大任。徐向前率部在华北艰难的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到解放战争时期，他领导下的地方部队6万余人全部转为主力部队，仅用1个月就消灭了阎锡山的精锐部队10万人。试想若不是当年毛泽东心胸博大看重对方的内核长处、全面长远视之而正确对待徐向前，自然不会有如此的战果。

1938年底，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总结批判了类似王明、张国焘等打击排除异己，大搞宗派主义任人唯亲，给党和军队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做法。通过深刻反思提出共产党的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反对帮派和小集团主义，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全党全军开始规范、完善党和军队各级干部的管理程序和权限、提升任免、教育培训、监督、奖励、处分等制度建设，提高了党和军队干部的管理水平及能力；党内各个系统和军队内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都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目标一致、共同奋斗，最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