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善于从长远出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预见；他也善于从全局出发，进行战略部署，绝不因小失大；他还善于把握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及时调整外交战略，最大程度地为中华民族赢得利益。
着眼长远的科学预见
毛泽东曾经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这可谓对毛泽东战略思维的最好注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一时处于低潮，而反革命力量却异常强大。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用各种手段残酷镇压革命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倒在了血泊之中。
中国共产党人不甘于坐以待毙，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但是反革命的力量异常强大，红军在强敌的“围剿”之下处于危险境地。面对这种敌强我弱的严峻局面，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以及党内其他一些同志对红军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长远出发，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科学预见。1930年1月5日，他写了给林彪的回信，就是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信中，毛泽东除对右倾悲观思想做了批评外，更多的是阐发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毛泽东写道：“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认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他强调指出，红军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苏维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目的是勉励林彪及其他一些红军指战员振作精神，克服悲观心理，激起他们对于在农村创造大片红色割据局面的热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走了毛泽东所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如果没有毛泽东这种科学预见，就不能回答当时广大党员心中的疑惑，就不会有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不可能使中国革命在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条件下胜利发展。杨尚昆在《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书中说道：“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什么？中国革命用什么方法才能取得胜利？长期以来，我们党包括中央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是毛泽东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常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是毛泽东以其深邃的历史眼光顺应了历史潮流。抗战时期，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曾经提出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能够成功地战胜他的众多对手而成为公认的领袖？”通过接触和深入的了解，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他目光远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武力，中华民族能不能抵挡住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将敌人赶出国门，这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疑虑。“亡国论”和“速胜论”颇为流行。国民党亲日派到处扬言“亡国论”，说什么“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而共产党和革命阵营内部的盲目乐观派则低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鼓吹“速胜论”，甚至认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为了揭露“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撰写了军事名篇《论持久战》。毛泽东通过考察、分析、比较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并描绘出抗日战争战略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三个阶段的蓝图，坚定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和信心。1945年9月2日，在日本投降正式签订投降书的当天，美国的一家报纸发表了这样的文章《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文章说，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泽东永远都是正确的；毛泽东的科学预见就像总设计师似的准确，而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也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的审时度势、高瞻远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随着重庆谈判的进行，中国一度出现了和平局面。但是自恃拥有美国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蒋介石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很快发动了内战。当时蒋介石的兵力，包括陆军的正规军、非正规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以及后方机关、军事院校，总数达430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只有61万的正规军、66万的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127万，双方兵力对比悬殊。
蒋介石对发动这场大规模的战争充满了自信。1946年6月，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部队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特种兵以及空军、海军，而共产党没有这些兵种。”他还提出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声称“因为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而他们匪军则是绝对没有的”，因此“我们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战争是敌对双方实力的竞赛。面对国共双方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战胜蒋介石军队的大规模进攻？这是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首先需要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出回答的问题。
毛泽东科学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揭露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他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得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1946年8月6日下午3时，雨后初晴的延安空气格外清新。在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斯特朗见到了毛泽东。看到客人来了，毛泽东走出窑洞，来到院子里欢迎。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礼貌，他那天特意穿了一件稍好的蓝布衣服。他们一起坐在窑洞门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旁，娓娓而谈。
毛泽东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很多问题。他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列举了俄国沙皇、德国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反动力量从表面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当斯特朗十分担心地问毛泽东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看法时，毛泽东爽朗地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原子弹当然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最后又谈到蒋介石发动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期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论断，一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种预见是多么正确。1960年，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这篇文章中，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这次谈话。文章说：“毛主席十四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一生，就是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面对现实、回顾历史、预见未来的一生。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着眼长远，都对革命和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前景做出过科学预见。这些科学预见，作为行动的先导，一次又一次使中国人民看清了前进的方向。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胸怀全局的战略部署
战略思维要求着眼大局、胸怀全局，不能只盯着局部，只有这样才能够不因小失大。毛泽东也曾经说：“没有全局在胸，是投不下一着好棋的。”在井冈山时期，在黄洋界的荷树下，原来有一块小草坪，每当毛泽东和战士们挑着粮食从宁冈登上黄洋界在草坪上歇脚的时候，战士们总是喜欢围坐在毛泽东的身边听他讲革命道理。有一次，他问战士，站在荷树下能看多远。有的战士回答说：“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江西。”有的说：“还可以看到湖南。”毛泽东接着大家的话说：“对，我们革命者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站在井冈山，不仅要看到江西、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毛泽东的开阔胸襟、全局视角、战略思维溢于言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曾经一度对和平比较乐观。但是形势的发展促使中共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到了准备对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上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毛泽东对经营东北分外重视。因为东北地区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上同华北地区衔接，海上隔渤海同山东半岛相望，人口3000余万人，资源丰富，重工业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就曾经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不要以为很巩固了。为什么不巩固呢？我们的根据地，现在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打成一片。
但是抗战时期，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中共中央并没有派遣更多的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就近组织部队挺进辽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中共中央还决定由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率领千余干部先行进入东北，抓紧时间开展工作；命令原属东北军的山东军区万毅支队等向热河急进，待查明情况后准备进入东北。1945年8月23、26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都谈到了东北问题。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同毛泽东以及同在重庆的周恩来研究后，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察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立即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昼夜兼程，进入东北。毛泽东对东北部队的调动情况和干部的情况十分关注。他多次起草报告和指示，对进占东北做出战略部署。毛泽东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干部和部队到了东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斗争，就能站稳脚跟，逐步把根据地建立起来。为了争取时间，方便赶路，甚至可以丢下武器，只要人到了东北，就会有武器的。同时，他还详尽指示了各部队的具体路线、行动方针等，要求各部队以最快的速度争取和控制东北。在毛泽东的具体部署下，各路部队或乘船渡海、或轻装徒步，日夜兼程、不远万里，陆续到达东北的战斗部队有11万人、干部2万人；七大选出来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20人进入东北。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全力争取东北以奠定中国革命胜利基础的极大战略决心。
由于过度劳累，毛泽东病倒了。12月28日，病休中的毛泽东仍然不放心东北，抱病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的游击区内，“应当做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指示》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全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必须“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担到各军分区，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极富远见，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从全局出发做出的战略部署，使得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没有进入东北前，已经在东北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45年10月，这些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合编，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7日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乘苏军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军队还滞留在西满的有利时机，在1946年3月中旬占领了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已经全部处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控制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靠内线迎击大举北上的国民党军队的有利战略态势。
共产党的10多万部队和2万干部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获取了一定的重要战略物资，更重要的是抢占了进入东北的先机。尽管随后赶到的国民党军队由于实力优势把东北民主联军挤出了沈阳、长春等大城市，甚至在内战全面爆发后一度把解放军逼到了松花江以北，但中共终究还是站稳了脚跟。民主联军在控制的广大农村进行了土改，喜气洋洋的农民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获得土地的农民踊跃参军，保卫胜利果实。抢占东北的成功，为与国民党大决战的第一战役——辽沈战役的胜利，乃至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誉为“革命圣地”。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但是也成了蒋介石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转入战略进攻之际，蒋介石发了狠心，严厉要求一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
国民党军队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共34个旅25万人。由胡宗南直辖的15个旅由宜川、洛川向北推进，担任主要突击任务；以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部辅助突击，企图一举攻占延安，摧毁中共中央，或者逼迫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再在华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
当时在陕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与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当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正规军一个纵队，下辖两个旅，还有两个旅，总共兵力约3万人，武器装备也没法和敌人相比，一时延安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该怎么办？经过对形势的分析，毛泽东坚定认为，蒋介石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的时候，下这么大力气来占领延安，自以为得计，实际上完全无损人民战争胜利的大局，并不能挽救其走向灭亡的命运。但是同时应该看到，此次进攻延安，蒋介石是下了赌注的，不仅投入了自己的大量嫡系部队，还在西安集中了近100架飞机，这些飞机占到了国民党空军的3/5。而我陕甘宁边区，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和敌人相差甚大。经过认真研究，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放弃延安，全部撤出，留下一座空城。
毛泽东要放弃延安？为什么要放弃延安？这是当时延安的许多军民都想不通的，从感情上不能接受。当时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就想不通。他回忆说：“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当地的老乡更是想不通，毛泽东用更加通俗的语言耐心做他们的工作。“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不会打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和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毛泽东还鼓励广大战士说，我们打仗，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到了延安，他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1947年3月18日黄昏，毛泽东从容地吃过晚饭，同周恩来一道撤离延安。在主动放弃延安后的一个半月里，西北人民解放区以不足3万人的兵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10倍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周旋，三战三捷，消灭国民党军14000多人，拖住了胡宗南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部队，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并为西北战场和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美国政府在1949年发表的《白皮书》，对这段历史有着这样的评价：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1959年，台湾编写的《戡乱战史》也说：在西北战场上，“战斗进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进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署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则“始终凭借其严密的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系流窜……不行主力决战。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资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这些事隔几年、十几年后所作的评论，倒是多少说出了一些真情，也更加证明了毛泽东这位战略大师当初主动撤离延安决策的正确性。
审时度势的战略调整
世界上永恒不变的就是变，任何事物都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的。随着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已经做出的战略部署可能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审时度势，及时进行战略部署的调整。
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缔造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程中，根据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政治力量及国际格局的变化，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一系列外交战略思想。从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到“反帝、反修”的外交战略，到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战略，这些纵横捭阖的外交战略构想，是毛泽东审时度势，捕捉时机，当机立断，及时进行战略调整的结果，是毛泽东战略思维的结晶。
国际形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势力受到了严重削弱，社会主义力量显著增长。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上的两大强国，分别代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力量。面对这样的国际格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如何着手建立外交关系，能否在对抗的两大阵营面前不作倾向性的选择？
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制度上的倾向性，决定了新中国外交战略上必然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此外，当时美苏处于对峙的态势，任何国家要想从其中的一方获得强有力的国际援助，就必须有明朗的外交态度，想采取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显然行不通。只有明朗的外交态度，才有可能赢得强有力的国际援助。
除了以上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毛泽东还知道，以中国和美苏关系的实际情况而言，中国也只能倒向苏联。中国共产党曾一度真诚希望各抗日盟国尤其是美国能帮助中国避免内战，促进战后中国的和平民主建设，然而，这种愿望很快被美国采取的扶蒋反共政策所打消。1949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又一度怀着希望同美国外交官进行短暂接触，但最后无果而终。由于美国长期顽固地坚持错误的对华政策，把中国推向与美国对抗的地位，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以上因素的综合，促使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
历史表明，毛泽东提出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是符合国家安全和建设的需要的。在这一外交战略的指引下，新中国成功地建立和巩固了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而在艰难的条件下，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非常坦率地说：“苏联给我国的援助是非常大的。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还要到大陆来。”
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中期，毛泽东逐渐改变了新中国既定的外交战略。
此时，主导世界冷战格局的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时而紧张时而又有所缓和的阶段，美苏双方既要争霸，又试图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把紧张局势控制在这两个国家能够控制的范围内，以便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时，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其各自内部的矛盾已经逐渐暴露了出来。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
在苏联，赫鲁晓夫主政期间，从追求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战略出发，一心想把中国纳入其战略体系，并为此不断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致使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面对苏方不尊重中国主权的态度，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毛泽东不再争取同苏联维持友好关系，毅然放弃联苏抗美的“一边倒”国际战略，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
1960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委内瑞拉加拉斯加市议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把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列在一起斥为“三个鬼”，以后又作为“三种坏人”和“国际上有三个口号”，把上述三者加以罗列。1964年1月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说，在反对修正主义问题上，我们的矛头主要对准赫鲁晓夫；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我们集中力量反对的是美帝国主义。同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朝鲜外相朴成哲和日共访华代表团时，先后提出“两条战线”和“两条统一战线”的概念，即“反帝”的统一战线和“反修”的统一战线。
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毅然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民族气概。为了顶住美、苏的压力，毛泽东一方面寻求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则侧重于增强本国实力，以加重中国与苏、美抗衡的战略地位。在这一时期与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希望中国甩掉经济弱国的帽子，成为工业化强国的心情，表现得尤为强烈和迫切。
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和潮流，再次提出了新的外交战略，那就是“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战略。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敏锐观察到旧有的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动。美苏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以往美国对苏联占明显优势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双方形成均势。此外，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复兴，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统治地位有所削弱，而东欧国家对苏联的离心倾向也在发展。
1967年秋天，毛泽东注意到，正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尼克松耐人寻味地写道：“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据此观察，如果尼克松上台，美国有可能改变对华政策。
而此时的中苏关系却发生了恶化。1968年夏季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发生以后，中国认为苏联已经堕落成“社会帝国主义”，由此进一步提高了对苏联扩张和侵略的警惕。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的发生，使原本已经十分紧张的中苏关系更加恶化。此后，苏联又鼓吹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在中苏公开处于敌对的状态下，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的任务就变得更加紧迫。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于是，急迫地想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增强美国对苏联的力量，进而维持全球均势，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作为一个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当然注意到美方所作出的姿态，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引人注目地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次日会见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种事情的发生当然不是偶然的。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向斯诺透露了欢迎尼克松来华的意思。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翌年2月尼克松亲访中国，并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逐步恢复，不仅使双方放弃了敌对立场，而且为两国联合抗苏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毛泽东敏锐观察到国际局势发生的变化：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由于美国的削弱和与中国关系的改善，中美矛盾已从主要矛盾降到次要矛盾；而苏联的扩张和武装挑衅，则使它与中国的矛盾激化，由次要矛盾升为主要矛盾。为此，毛泽东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反帝、反修”而主要是“反帝”的国际战略，适时地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战略。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基辛格博士时，提出“一条线”的思想。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思想。所谓“一条线”是指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都在这条线上；“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的所有的国家。“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思想是毛泽东新的外交战略，其主旨就是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国家，即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所作出的新的国际战略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开展外交工作的。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毛泽东制定的各个时期的外交战略是顺应国际形势及世界格局变化的，也符合国内政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