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这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决战决胜之际提出的响亮口号；也是中国革命夺取全国规模胜利之际，毛泽东将军队行动、生产保障与纪律要求更紧密地统筹绑定的战略思考和战略部署的凝练概括。这里面，最关键的环节是“加强纪律性”！

毛泽东当时特别强调“加强纪律性”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所以，这个二十字口号又被简称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纪律建设保障伟大胜利的一个根本性要求和标志性口号！

这一要求是怎么来的呢？

▲1948年12月，《中国青年》复刊时发表的毛泽东为《中国青年》的题词。

在历史关头“建立报告制度”

1948年底，我军战略决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毛泽东在奔赴北平前夕为复刊的《中国青年》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副题词至今仍陈列在西柏坡纪念馆，成为后人缅怀和纪念那段峥嵘革命岁月的重要历史标识。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个口号的前提，是人民军队凯歌向前，但它反映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

1948年前后，解放战争进入新的战略进攻阶段。毛泽东在1947年底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书面报告，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形势从老区到新区、从农村到城市、从局部到全局的发展，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工作的正规化等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而过去由于长期处于农村斗争环境以及被敌长期分割包围在一些地方形成的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工作习惯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1948年1月7日向全党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即“子虞电”），由此开启了解放战争时期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实践。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里面的规定清楚明白，其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必须由“一把手”直接报告。指示在重申各地依旧要作“临时性的报告和请示”的基础上，提出一项新的要求，即：各地党政军一把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内容侧重于政策性——汇报该地各项活动动态，各类问题、倾向及解决办法。

二是，充分认识“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指示解释说：之所以规定这项制度，是因为七大以后，“仍然有一些（不是一切）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难以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而那些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中央局或分局，则避免了或减少了这样的损失。”指示严肃提出：全党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各中央局和分局必须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

三是，明确综合报告的具体写法。指示对报告的具体写法作了明确规定：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等。

报告制度的建立，顺应了新的阶段特点对党的工作提出的迫切要求，是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为全党加强纪律性以进一步集中力量、团结一致夺取中国革命最终胜利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借批评东北局“无纪律思想”，强调“目前工作之中心环节”

一项制度建立后，是不是有效，关键还要看执行的结果怎么样。

对于报告制度的落实执行，毛泽东不抓则已，一抓到底，以连续的、系统的、钉钉子的精神和做法确保这项制度在党内落地生根。而对于未按要求执行或者执行得不好的情况，毛泽东则抓住典型，督促其整改并坚决推进。批评东北局未按要求作综合报告，就是一个突出事例。

东北解放区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重点发展的一块根据地，各方面工作都走在全国前列，为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当东北局未按要求作综合报告，毛泽东照样提出严厉批评。

1948年3月25日、8月9日，毛泽东连发两电催促东北局作报告，指出：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各中央局、分局的负责同志“均已严格遵照实行，惟独东北局没有实行”，“三月，五月，七月三次报告均未做亦未声明理由。前已电催一次，你们亦承认应当作报告，但仍未实行，是何原因，究竟你们何时间开始作第一次综合性的报告，望复。”

8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去电，对东北局8月13日复电中的“敷衍态度”提出严厉批评，并且质疑其中所提理由：东北局“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深陷具体事务，“故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毛泽东拿关内和东北局作比较，指出“关内各中央局领导同志所处环境，均不如你们好”，“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中央认为“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督促下，林彪和东北局于8月15日和19日向中央先后提交了综合报告和有关检讨报告，深刻剖析发生错误原因在于“对于按期给中央作报告，没有提到政治的组织的原则高度去认识”，“没有完全自觉的意识到不按期向中央作报告，就是一种政治上的错误与组织上的违犯纪律的行为，这是主要的一方面”。“今后保证定期向中央作报告”，“与各种无纪律观念继续作斗争”。

8月22日，毛泽东复电东北局提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这样才能“取得主动”。在这份电报里，他首次提出：加强纪律性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

事情到此还未结束，毛泽东决定借批评东北局一事推动全党纪律落实更进一步。他随即起草指示向党内转发了和东北局的上述往来电报，要求关内各局“不能因为做几次综合报告，就不检讨这个长期在党内首先在各高级领导机关内存在着尚未解决仅在近来才开始认真解决的关系重大的问题”，要求他们在“克服自己及自己属下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方面，“依照东北局办法”，在“一次至几次会议上加以认真检讨，实行自我批评，规定克服办法”，开展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党内斗争。

批评东北局一事立即在党内引起很大震动。当时在西柏坡准备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在一份电报里就说：“毛主席几次谈到加强纪律性系目前工作之中心环节。此种精神，从最近中央对东北局的批评和几个电示可以看到。”对其他未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单位和个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同样严加批评和督促，又经过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的总结和提升，加强纪律性的意识和有关规定在全党全军扎根深化。

决战决胜之际，“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称“九月会议”）在西柏坡召开。9月12日，也就是在九月会议召开期间，辽沈战役开始打响。这次会议是决战决胜之际，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研究部署了解放战争夺取全胜的各方面工作，同时着重强调了全党加强纪律性和集中统一问题。

▲“九月会议”旧址

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了全党加强纪律性的重要性：“上面说了许多条，还必须有这一条，没有这一条，那许多条实行起来都不会顺畅。”“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会议通过的基本决议再次强调“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是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从1948年初子虞电开始，中共中央不断发出指示完善报告制度。3月25日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拓宽了报告的范围，即各地“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长者摘要电告或函告”；“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6月5日又发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强化了宣传纪律。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

九月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则更进一步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形式，全面强化了请示报告制度的落实执行，超越并涵盖了此前的综合报告制度。决议充分肯定了请示报告制度对于加强纪律性的重要支撑作用——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全党全军所执行的各种政策的完全统一、及军事计划的完满实施，克服目前党内军内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同时对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办法做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并且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在各重大及具体事项上的“决定权”，在决战决胜之际系统梳理了全党各方面的工作权责，历史影响极其深远。

值得指出的是，九月会议还从民主集中制的角度审视了加强纪律性问题。任弼时在会上讲到：“加强纪律性绝不是减弱地方的积极性，而是去掉盲动的积极性，发扬有条理有系统的积极性”；“强制应该是在民主基础上的”；“党内缺乏基层组织生活，应加强组织部。基层组织生活不健全，就不能加强纪律性”。而毛泽东对“权力统一”于中央这一提法，特别加上“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的限制性定语，也反映出他的有关思考，即“统一”要尊重客观实际——“可能的”，同时要保护地方主动性、积极性——“必须的”，正如他在会上说的，“不是一切都统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时不统一。”这一系列深入思考把党对加强纪律性的讨论带入到加强民主集中制的更深的层面，九月会议后不久中央专门做出《关于健全党委制》决定就与此紧密相关。

加强纪律性，大大增进了全党在政治上的集中统一，对当时解放战争的决战决胜起到重要保障作用。蒋介石在反思自身力量失败的原因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国军“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成败，几乎漠不关心……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消灭的道理”。败退台湾前夕，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还写道：共产党的优点之一，就是“执行纪律、主义第一”。

蒋介石集团之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根本原因在丧失民心，而要害的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关键在无纪律性、无精神气！

胜与败，关键看纪律！

（作者：吕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