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对美斗争的六则论断及其启示

戚义明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笫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谴责美国于涉朝鲜内政、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侵略行径。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近年来的中美战略博弈，就是我们进行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美国作斗争，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并不鲜见。早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我们党就进行了坚决的对美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先后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正常化等重大事件和重大斗争。在此过程中，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作出一系列有关对美斗争的重大论断。回顾这些重大论断，对于我们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妥善应对中美关系变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具有积极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战略上要轻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

首先要明确，我们所说的对美斗争，针对的不是广大的美国人民，而是少数的美国政客以及他们操弄下的帝国主义行径。帝国主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说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等等，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

关于美帝国主义，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是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的。当时，蒋介石已经全面发动内战，倚仗美国的大量援助和先进武器，耀武扬威、气势汹汹。相对而言，人民解放军武器落后，看起来比较弱小。在这种情况下，斯特朗发出“共产党能支持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豪迈地作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在他看来，反动力量从表面上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三个半月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再次强调：“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蒋介石也是如此，都是可以打倒的。”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多次强调，“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强调“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并不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麻痹，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战略论断。这个依据就是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就是进步势力的发展壮大。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1946年，这一趋势还只是初见端倪。但是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趋势就非常明显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深刻改变了反帝国主义力量与帝国主义力量之间的对比，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

毛泽东关于“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启示我们：虽然美国现在还是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利用其科技军事优势肆意推行霸权政策。但从长远看，和平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不断壮大势不可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步伐势不可挡，时和势均有利于我。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和长远角度来说的。从短期来看，它可能就是“真老虎”甚至是“铁老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提出，对美帝国主义在战略上和整体上要轻视它，而在战术上和局部上则要重视它。1956年7月，他在同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谈话时说：美帝国主义“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要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争夺”。1958年9月，他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中说：“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老虎还可能要活一个时期，还能咬人。因此，打老虎要一拳一拳地打，要讲究拳法，不能大意。”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启示我们：对付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既要增强信心，又要保持耐心；既要发扬斗争精神，又要增强斗争本领，最大限度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美帝国主义“手伸得太长”，成为“套在脖子上的绞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全世界各地大量建设军事基地，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对此，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多次指出，美国“手伸得太长”，到处横行霸道、压迫别人。对于美国的这种霸道政策，毛泽东有两个形象的比喻，一个是“绞索论”，一个是“跳蚤论”。

先说“绞索论”。毛泽东认为，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的几百个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1958年9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分析国际形势问题时说：“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与“绞索论”相类似的是“钉桩子”的比喻。毛泽东认为，美国在全世界建军事基地，相当于在钉桩子的同时，把自己的腿也钉在桩子上了，这使得它到处陷入被动。

再说“跳蚤论”。毛泽东认为，美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好比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结果必然是一个跳蚤也抓不住。因为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顾此失彼。与“跳蚤论”相类似，毛泽东还用过“抱鸡蛋”的比喻。1959年3月，他在同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谈话时说：美国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

毛泽东60多年前的生动比喻，入木三分，在今天仍然是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有力刻画。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打着“维护自由”“保护人权”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甚至悍然发动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乌克兰问题等等，到处都有美国的身影。物极必反。美国到处插手别国内政，表面上是主动，其实恰恰走向反面，必将处处陷入被动，不得人心，引起世界人民的反对。

50年前，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和绞索中不能自拔。如今，它在阿富汗、伊拉克也深陷困境、骑虎难下。历史是如此的相似，也是如此的无情。从历史的大视角看问题，有助于我们看清历史大势。

三、美帝国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反而使世界人民“得到教育，得到锻炼”

利用超级大国地位，肆意在全世界进行军事恫吓、武力威胁和经济掠夺，制造国际紧张，这是美国的一贯伎俩。一定程度的国际紧张局势，是美国国内垄断资本特别是军火工业集团维持利益的需要，也是它在国外攫取利益的需要。对于世界上的广大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来说，国际紧张局势是美帝国主义强加的，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不是一点好处没有呢？作为一位辩证法大师，毛泽东认为并不尽然。

在毛泽东看来，紧张局势除了有害的一面外，还有有利的一面，即“动员全世界人民”，“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1958年9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紧张局势可以使广大人民“得到教育，得到锻炼”，“他们得想一想，美国总是不好，张牙舞爪”。在他看来，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事实是，这同时也使全世界人民进一步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起到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作用，因而最后对它反而更不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蒋介石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教会我们打仗。同样地，他也经常说，美国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这些言语幽默诙谐，透着乐观自信，充满了辩证性。

今天，美国在世界到处横行霸道，肆意制造事端，损害中美正常关系，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但是，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我们希望和，但也不怕斗。从另一个角度说，美国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所作所为对我们也不完全是坏事。在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可以让我们头脑更清醒，更加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可以进一步激发我们的奋斗激情，动员全国人民进一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可以教育全世界人民，认清美国霸权主义的本质，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之路、合作共赢之路，齐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这个角度说，美国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好教员”，它使广大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得到了教育和锻炼。

四、要“破除对西方的迷信”，去掉“亲美、崇美、恐美”病的影响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对世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从“天朝上国”到任人宰割，在国民心理上造成巨大落差，中国人开始不自信了，觉得处处不如人，转而迷信西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但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影响，对西方的迷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打破对西方的迷信，去掉“恐美病”的影响。1958年9月，他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中说：“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在我们国家也要继续破除这种迷信。”在他看来，广大亚非拉国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之后，还要在思想、文化和精神上取得独立。没有这种精神上的自信，就不可能调动广大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应该说，毛泽东的这种考虑是很深刻的。

要破除对西方的迷信，首先要正确认识西方。毛泽东认为，西方虽然在经济上强大先进，但是“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它们在政治上害怕亚非拉国家的发展和国际影响的增强。同时，它们自身也存在很多困难和矛盾。1957年11月，毛泽东曾在莫斯科提出国际形势“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应该说，从政治上看，当时确实就是这样的形势。他的这一论断，也极大增强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信心。

要破除对西方的迷信，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对美国的迷信。1959年3月，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特别指出：“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恐惧心理”。

恐惧心理，一方面是由于弱小，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斗争经验。要消除恐惧心理，只能从斗争中获得经验、增强自信。正如毛泽东所说：“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就充分证明，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的，而且可以将它打败。1964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柬埔寨王国军事代表团时还说过：“美国人，你越怕他，他就越凶，不怕他也就是那么回事。”

历史往往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面对东西方差距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一些人又开始产生盲目崇拜西方的心理，迷信西方世界宣称的所谓“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论调，“亲美、崇美、恐美”的心理沉渣泛起，又开始认为美国什么都好，甚至认为连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要圆。这是一种典型的丧失精神独立性的表现。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人精神上获得了空前主动，更加自信地立于中华大地、吸吮中华文化营养、坚定不移地走在复兴之路上。

今天，面对中美战略博弈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我们应该具有从容应对的底气和定力。这种底气和定力，源自新中国成立70余年以来积累的发展成就，源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源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源自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了这种底气和定力，什么风浪我们都不怕，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五、要善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周总理带领中国外交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严格贯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国际统一战战略，艺术地实现了暴露和鼓励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阴谋

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团结朋友、孤立敌人，这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宝贵战略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在如何对付美帝国主义问题上，他仍然坚持这一思想，强调要善于分析，结成广泛国际统一战线，团结多数、孤立美国当局。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对美斗争的胜利，就是正确贯彻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的结果。当时，中国充分利用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内部的矛盾，积极开展外交斡旋，成功促成会议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使亚洲局势和世界局势进一步缓和，为我国国内建设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周边环境。1954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总结日内瓦会议期间对美斗争的经验。他指出，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在这个方针之下，谈判中该让的就让，该坚持的必须坚持，这样就“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

为什么我们能够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呢？前提是对形势要有正确的估计，要善于分析和利用各种矛盾。毛泽东指出：“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他提出，要广泛做工作，不仅对广大中间地带和周边国家要做工作；对英国、法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凡是有可能也要做工作，充分利用矛盾，分化孤立。同时，即使在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他提出：“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1965年4月，毛泽东在会见阿联总统外交事务顾问萨布里和夫人一行时还说：历史证明，帝国主义是可以被打败的，“我们有几句话，就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一个一个地打破，总有矛盾可以利用”。

今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波谲云诡的复杂国际形势，我们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坚定团结多数、孤立少数。要坚持正确义利观，牢牢占据道义制高点。要广交朋友，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加强民心相通。要善于把握大势、充分利用矛盾、积极做好工作，争取和团结一切积极力量共同反对某些国家的倒行逆施。

六、“不要着急”，要“两条腿走路”，“用点脑筋，有所分析”

对外谈判和斗争必须坚持原则，同时要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事实证明，在同美国打交道过程中，既不能有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也不能“乱战一气”，要做好充分准备，讲求策略。

1951年6月，美军在战场上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政治上备受国内国际舆论强大压力的形势下，不得不承认单纯依靠军事力量解决朝鲜问题已不可能，需要谋求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但是，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美方一直采取拖延破坏的政策。经过我方两年多的艰苦斗争和努力，最后美方不得不于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1953年9月，毛泽东在总结谈判过程时曾说：“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那最后停战协定为什么能顺利签订呢？原因就在于我方审时度势，坚持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紧密配合、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牢牢把握住了主动权。这是我们对美斗争的一个成功范例。

美国在对外斗争中常常使用“战争边缘政策”，即杜勒斯所说的“不怕走到战争边缘，但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这实际上是一种军事恫吓和讹诈。对此，毛泽东的做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1958年炮击金门中，我们同样采用了战争边缘政策。针对美蒋在是否防卫金门、马祖问题上的分歧，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只准打蒋舰，不准打美舰”，但只限于12海里之外，如果美军越界，照打不误。这种以“战争边缘”对付“战争边缘”的政策十分高明，使得美国进退失据、左右为难。

在对美斗争中，毛泽东强调要两手准备、两条腿走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挠，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迟迟得不到恢复。对此，毛泽东提出“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手准备：第一是坚决斗争；第二是不要着急。这里所说的“不要着急”，不是说真的不在乎、无所谓，而是要保持战略耐心，先做好自己国内的事再说。后来，毛泽东又提出，对付帝国主义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坚决反抗；另一条就是开会谈判。在他看来，帝国主义也是两条腿在走路，一条是压迫，一条是欺骗。我们支持开会谈判，目的就是要揭露帝国主义的欺骗性，“暴露它们那一条腿有病”。

1973年11月，毛泽东同周恩来、乔冠华等谈话时还指出：“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个事要用点脑筋，有所分析。但是乱战一气，也不行”。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启示我们：在国际斗争中，我们要围绕国家核心利益坚持原则，同时要讲究策略，坚持两手准备、两条腿走路。

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今天，美国无理破坏中美关系，制造紧张局势，面对的则是一个日益强起来的中国。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增强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妥善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稳步前进。

（作者：戚义明，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文章原载《党的文献》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