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不知道在职场中，你是否遇到过这么好的部门负责人？

你向他吐槽你的工作太累、太忙，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而且责任重大，都远远超过其他部门，更要命的是收入和付出完全不成正比，本埠生活负担又越来越高，吃喝住用都在不断涨价，而自己的工资水准还在低阶徘徊，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能不能看我的实际工作成绩，给我升职调薪？

就在你给这位领导递上这封信之后，开始惴惴不安，反思自己是不是太不成熟，领导会不会对你有看法，毕竟他只是本部门的代理负责人，还没有经会宣布正式任命，替你争取政策，他是有可能得罪财务和人事部门的。

你可能绝对想不到，收到你的信之后，他二话不说，当天就给相关部门负责人写了信，希望本周就抓紧上会通过。到了周五例会召开，他又主动在会上提出此事，做了详尽说明，请求批准。

“毛部长”的信封

仅用了九天时间，从你给他写信，到他为你提交申请，求爷爷告奶奶，盯着走完全部流程，正式文件下发各部门，这效率杠杠的！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是他一辈子的人事管理作风。

写信的这位青年叫张克强，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书员，收信的也是一位青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32岁的毛泽东。1925年10月25日，毛泽东收到张克强的这封信，当天就给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的徐苏中写信。

“苏中先生：

宣传部管书员张克张（强）同志因工作繁忙，请求由录事地位升为干事，增  加薪水，以维持生活，是否可行？请编入星期五的会议日程，届时提出讨论为荷！

此颂

大安！

弟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号”

毛泽东写给徐苏中的信

这封信和相关文件，原藏于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

国民党的党史会为什么会藏有毛泽东同志的信函，共产党员毛泽东又是怎么当上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这还要从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说起。

此前的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决定全体党员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要求党员保持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说白了，我们是来帮忙的，只求做大事，不求做大官。

当时的国民党是个什么样子呢？来帮忙的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我党的“七大”预备会上吐槽过：

“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

国民党“一大”会场

既然共产党要帮着改造国民党，那就需要派精兵强将，这其中就包括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作为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的秘书，两人共同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这个秘书具有相当大的权力，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除了日常事务性工作之外，中央的一切函件须由陈独秀与毛泽东联合署名才能生效。此外，毛泽东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

从制度史的角度而言，党的“三大”特设“中央局秘书”，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制度化建设之路，真正有了负责全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务工作的专职主持者。

换言之，“南陈北李”之下，就是毛泽东同志了。

为什么毛泽东能够脱颖而出呢？

张国焘曾经说过，陈独秀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在党内干部中，从学历来说，毛泽东并不突出，既没有前清功名，也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海外留学背景，然而陈独秀却慧眼识人，对毛泽东关注最早，用力最多，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性的指导、引领和提携作用，这完全因为毛泽东真的是一位“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行动派。

中共“三大”会址

中共“三大”上，陈独秀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 唯独肯定了毛泽东，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非常喜欢毛泽东，从1921年建党之始，他就发现毛泽东与众不同，不但组织能力超强，而且宣传工作也厉害，而且有大局观念，以致被视为“马林的人”。

颇让人感觉，“中央局秘书”这个新设岗位，简直是陈独秀和马林为毛泽东而搞的。如果毛泽东同志是个唯上不唯下，更不唯实的“乖宝宝”，也许不出意外，他很早就会被扶上一把手的位置，但显然这不是毛泽东这辈子的风格！

共产党开完“三大”，国民党的“一大”也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4年1月召开。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受孙中山委托，担任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曾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踊跃发言，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同为两党“一大”代表的张国焘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常依据孙先生说法发挥他自己的意见，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异的目光注射着他，似乎在欣赏这样的青年精神。汪精卫称赞毛泽东，究竟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发言踊跃，态度积极。”

电视剧《光荣与梦想》里的陈独秀和毛泽东

这必然给国民党高层带来极深极好的印象，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时候，孙中山亲自起草了一个名单，钦定毛泽东为候补委员。并任命他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后来又兼任文书科主任。由此共产党中央局秘书，也成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核心人物。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五省市党务工作，是广东根据地之外最重要的机构。毛泽东同志一人兼任国共两党的核心要职，能力优秀可见一斑。

胡汉民虽是上海执行部的组织部长，但实际工作，基本由毛泽东承担。后者主持了各地党组织的调查，对党员实施重新登记。两个月时间，就帮助国民党建立起了相关省市县区的各级组织。国民党元老谢持，仗着自己是中央监察委员，给孙中山当过秘书长，拒不登记，胡汉民和上海执行部宣传部长汪精卫都劝不住。机关里的共产党员硬怼回去，毛泽东却宽严相济，给了谢持台阶，说找人把表送到家，给人家好好解释一下，愣是感动了谢持，带头填了表，从此再没有人敢摆老资格，大家都得按规矩办事。

但国民党真不按规矩办事，毛泽东同志在上海执行部工作期间，任劳任怨，宁愿得罪人也要把工作干好，自己都累得脑贫血、神经衰弱，病倒了。陈独秀和包惠僧都看不下去了，说：“润芝气色不太好, 身体很瘦弱、很不好, 经常是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你能认出里面的几位共产党员吗？

可国民党却欠发他6个月的薪水720现大洋。从1924年2月到12月，毛泽东为国民党工作了整整11个月，你们却只给了5个月的工资，是不是太不像话了？更不像话的是毛泽东因病退出上海执行部，接任胡汉民担任组织部长的叶楚伧，特地在上海执行部宴请职员, 以志庆贺。

饶是如此，1945年重庆谈判，毛泽东再次见到已经靠边站多年的叶楚伧，却仍是以礼相待。

好在汪精卫对毛泽东青眼有加，而且毛泽东的恩师，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是汪精卫的挚友，早就向汪精卫引荐过自己的学生。从广州国民党“一大”到上海执行部，汪精卫对小自己十岁的这个年轻人的实际能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所以当孙中山病逝后，汪精卫成为国民党的二代目，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同时身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便以政府事繁，难以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为由，提议由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汪精卫的提案，迅速得到通过，大会对毛泽东的唯一要求，就是请他立即到宣传部主持工作，越快越好。

孙中山手书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名单

没办法，汪精卫太忙，职务太多，他留在中宣部里的，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真的都是垃圾，这不是我夸张！汪精卫这个怕老婆的怂货，这么要害的机关，你不管事儿也就罢了，却委托给陈璧君家的远房亲戚陈春圃和所有升天而来的广东籍鸡犬，他们连按时上下班都做不到。

更要命的是这帮宝货，连个工作计划都没制定过，甭说掌握媒体动向，引导舆论风气，他们没有出版过任何宣传三民主义的书籍、小册子和报刊杂志，连一张传单都没有，也从不关心国民党的政策方针能否及时传达贯彻，是否得到群众，特别是青年人的认可和支持。大家很忙，忙着贪污公款和虚糜公帑，忙着吃喝玩乐，打茶围、叫姑娘……

为什么偏偏要选共产党员毛泽东来负责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呢？

这其中除了汪精卫对于毛泽东才华和能力的认可之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相比起他负责的国共党务和组织工作之外，宣传工作才是他的老本行。“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在湖南创办的《湘江评论》，虽然只搞了一个月，出了五期，就被反动军阀张敬尧给查禁了，但其影响力和毛泽东的行动力、执行力，都由此得以极大的展现。

《湘江评论》创刊号

《湘江评论》的《创刊号》，除了两块豆腐块和豆腐丝大小的文章是“子暲”，也就是萧三写的外，都是毛泽东亲自撰稿。五期文章，绝大多数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一个月能写40篇文章，谁不服气，自己试试能不能做到？撰稿是他，审稿、编辑、校对、排版、联系印刷、发行，也都是他，甚至有时候还得上街卖报。

《湘江评论》问世后，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在湖南各地，许多进步青年、中小学教师和各界人士，都喜爱阅读《湘江评论》。除了湖南外，上海、北京、武汉、广东、四川等地都有它的读者。李大钊看到创刊号，评价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连胡适也在《每周评论》上，评价《湘江评论》是“意外的欢喜”，评价毛泽东的文字“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所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请共产党员毛泽东出掌国民党的中宣部，实在是实至名归，眼光相当老辣精准。

1925年10月7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1925年的汪精卫和陈璧君（右）

尽管汪精卫打过招呼，隆重推荐了这位湖南年轻人，升天鸡犬仍表示情绪稳定，对新部长不理不睬，照样啥正事不干，仿佛这世间从来没来过毛泽东一般。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岂容这帮废物占着茅坑不拉屎？

实干精神是共产党人的实践品质和优良传统，也是检验干部的重要标准。作为共产党内著名的实干家，毛泽东把实干作为新风，带到了国民党的中宣部，一切工作都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要落到实地，首先就要打造一个让实干者有想头、有奔头，有施展抱负、展现才能的平台，把不思进取、推诿扯皮的昏官庸官，统统撵走，换上想做事、做实事，敢担当的干部。

茅盾（沈雁冰）

比如陈春圃这个秘书职务，就换上了沈雁冰。如果对这个名字不熟悉的话，他的笔名“茅盾”，你总听说过吧？即便你没看过他的《子夜》和《林家铺子》，只要不是“九漏鱼”，至少应该学过他的三篇课文：《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白杨礼赞》和《风景谈》。

此外毛泽东还请来了萧楚女，当时广州最具人气的革命宣传家。别看他长得一脸大麻子，听名字又以为是个女生，却能把革命道理寓教于乐，通俗易懂。而且此公特别善于讲笑话，眉飞色舞，极为生动。

萧楚女 烈士

萧楚女同志的人气当时有多高呢？周恩来和陈延年的留法同学沈沛霖，就说我党在广州诸贤中，萧楚女是最善于演讲宣传者。毛泽东也曾告诉沈沛霖，同在农讲所当教员，萧楚女最受学生欢迎！

因此毛泽东同志执掌的国民党中宣部，当时被称为“人才内阁”。

有了人才，事情就好办了，毛部长遂大刀阔斧，开始了一场“宣传革命”。

国民党原来没有任何宣传工作体制可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搞宣传基本属于“一时兴起”，上下无联动，更无配合，年初没计划，年底没考核，更没有总结，上级没有宣传要点下发，基层没有工作进展汇报，国民党对于自己办的报纸，也没有思想把关和业务指导……

总之一团糟，要啥没啥，为此毛泽东重点抓了宣传工作体制建设，为国民党铺设了最初的宣传工作体制架构。

青年毛泽东

一个全国性政党，没有党报党刊作为喉舌，怎么能行？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创办了《政治周报》，作为党内最高政治刊物，由中央宣传部负责编辑、发行，毛泽东任总编辑。很快这份报纸就打开了局面，每期发行达四万份，在北上广和开封、重庆、昆明等全国大中城市及香港等27座城市，都有分销处，读者众多。一篇篇好文章，导致广州街头的报摊一报难求，大有洛阳纸贵之意。即便是我们的死敌，国民党右翼的“西山会议派”也不得不慨叹，共产派有人才，有办法！

中央有了党刊，地方党部怎么办？

毛泽东指导核心城市的党部，相继创办了汉口《楚光日报》、长沙《湖南民报》、北京《国民新报》和上海《民国日报》。又针对国民党日益成为全国性党派，但经费、人员不足，没有成为多数地区执政党的现实，提出以补贴办报的形式，选取重点地区的重点报纸进行合作。合作条件相当宽松，只要不攻击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适当拥护，给我们正常的发声渠道就好了。

毛泽东创办的国民党第一份党刊《政治周报》

毛泽东提议国民党应该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将其视为实施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提到各级党部日常工作和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设立“宣传委员会”，讨论全国宣传事项，定期不定期地颁布宣传大纲，及时适应最新的革命形势；同时加强宣传部与各部门的横向联系，中宣部与地方宣传部之间的纵向联系；上海作为广东根据地之外的最重要的桥头堡，还要单独设立一个“上海交通局”，沟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关系，以便把重要最新的宣传材料，第一时间传递到位。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要成立一个“检阅会议”，统一审核国民党所有的对外宣传材料，以一个宣传口径对外发声，确保不跑偏、不走样，要通俗易懂，要说人话，要干人事，扎人堆儿，要赢得青年，要与人民群众达成一致，取得真正的宣传实效，而非流于形式。同时紧盯党外媒体，及时批判与革命思想相对立的错误言论，对军阀和帝国主义豢养的作者和平台，进行毫不留情地战斗。

目前可以看到的，国民党中宣部最早的宣传工作大纲，就是1925年11月27日，周恩来领导总政治部为第二次东征，由时任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设计制定的。

1927年3月，汉口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的毛泽东（二排右三）

不但是一个宣传大纲，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有了起色，制度建设迅速走向正轨。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所作的党务报告中，毛泽东领导的宣传部得到了重点表扬：

“有一件事可以乐观，就是本党在海内外的宣传工作很有进步。本党在以前，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说可以比较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

汪精卫对于毛泽东代理中宣部长的工作成绩也是非常满意，国民党“二大”，汪精卫继续当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随后就推荐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继续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毛泽东在国民党“二大”上，强调了工农特别是农民对国民革命的重要性，还从宣传工作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角度，告诫大家：

1920年1月，毛泽东（左四）与进步团体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我们如果想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必须要拥护农民的利益。宣传部应当正式指示，凡是赞成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的，就是忠实的革命党员，不然就是反革命派。中国国民革命的重心，就隐伏在大多数受剥削的农民群众。宣传部应时常指示各党员，并且命令他们趋于这个重心。”

我们假设国共不分裂，国民党沿着正确道路走下去，毛泽东同志很可能就会以我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成为国民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但是很不幸，国民党“二大”上，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妥协退让，改变了国民党高层的政治版图，右派占尽优势，左派陷入孤立，原本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不仅当上了中央常务委员，而且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这就为蒋介石全面篡夺革命领导权，最终叛变革命，把屠刀挥向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大开方便之门。由此反共势力在国民党内日益占据上风，并开始了对共产党员的大清洗。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谎称共产党人要阴谋暴动，推翻国民政府。以此为借口，调动武装，宣布戒严，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处，逮捕了海军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并扣留了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第一军的共产党员。

蒋介石和黄埔一期优等生合影

毛泽东拍案而起，冒险去找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长子），俩人的态度完全一致，再不能妥协退让下去，否则军权丢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就成了任人宰割的案上鱼肉，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就到头了，他们立即前往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团长季山嘉处商量对策。

毛泽东强调这是国民党右派的一个反共大阴谋，建议迅速采取强硬态度，打消蒋介石的嚣张气焰，他提出军政双管齐下的策略，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削其军权，开除党籍，同时利用蒋介石与其他各军的矛盾，声讨蒋介石。

陈延年 烈士

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有6个军，除第三军朱培德外，其他各军首脑都反对蒋介石，而且第一军内的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此外国民党左派完全支持我们，中间派和右派中不少人，对蒋介石的飞扬跋扈和以军权干涉政权、党权的作风也有警惕。

周恩来

但这一建议遭到了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反对，毛泽东又赶到李富春家，找到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要周恩来也去劝苏联人，大家再请示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不能再软下去了，再软人家就要拿到砍我们了。

可陈独秀却拒绝了这一正确主张，决定继续妥协，还给蒋介石写信道歉，说：

“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注：即中山舰事件爆发当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至使先生不相信我们，不相信‘仅仅外面造出来的空气就能够成功这样的圈套’，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

陈独秀的“真诚（真蠢）”没有感动蒋介石，共产党人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轻易地夺取了第一军的全部军权。

1921年10月4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的陈独秀

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要彻底撵走共产党，压制国民党左派，全面夺取党权，逐步实现党政军权的一把抓。

毛泽东等人还是主张坚决反对，而习惯退让的陈独秀，却没心没肺地认为《整理党务案》有利于国共两党的“团结”，并以中共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说这是你们国民党的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无权赞否。还积极予以配合，以中共中央决定的名义，要求在国民党中担任执委和候补执委的我党党员服从。

随后《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使共产党失去了在国民党内的所有重要职务，毛泽东也就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而蒋介石，则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全面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权和军权，为一年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员

蒋介石靠不住，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又寄希望于汪精卫，结果汪精卫和蒋介石如出一辙，限共、分共到反共的戏码再次上演，这就是“四·一二”之后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汪精卫的底线比蒋介石还低，后来又当了汉奸卖国贼，国民党反动派是一蟹不如一蟹。

油画《向井冈山进军》

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所长，全身心投入农民运动，他给所有学员都发了枪，全面加强军事训练，还告诉大家：

“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

另：这篇去年发过，团中央等有关局委也转发了，可前段莫名其妙被删了。我向来不信邪，本周再试着发一次。

顺便说，正好很巧，下周一是“八一”建军节，我会给大家献上一篇关于毛泽东同志探索新型人民军队建军思想的文章，提起预告一下。结合这篇，我想大家可以看到大革命前后，我党是如何另起炉灶的全过程，也能看到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成长过程，看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看到中国革命不同于苏联十月革命的特殊所在。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