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延赤曾向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提出，“毛主席不主张对外开放吗？”李银桥说，无稽之谈。莫非提倡独立自主、坚持自力更生就是反对对外开放？“反思”是可以的，不用历史的观点、不看当时历史背景的“反思”就是“书生空议论”，废话一堆。“那时候你还小吧？”“嗯，还穿开裆裤。”“那你问问你父亲，能向谁开放？他们带来的不是投资，不是贷款，更不是技术转让，也没有什么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他们只给你带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你不要？兵舰和大炮打开你大门叫你要。你不承认他的兵舰和大炮？他就封锁你。全面封锁！”“封锁！你还向谁开放？封锁的目的就是扼杀！”

今天能够实行对外开放，首先是因为毛主席领导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活下来了，发展了，强大了。我们站起来了，站稳了，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尼克松来北京，同周恩来握手，又同毛主席握手。而不是相反，毛主席或周恩来去华盛顿找尼克松握手。历史发展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也发展了，但是，不能否认为适应过去历史条件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那样做就是否认历史，也是否认现在，因为现在最终也会变成历史。

6月15日，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讲话，郑重声明:“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这个声明能说是不同意对外开放吗？只能说是不同意卖国，要求尊严。要求平等互利！

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向全世界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公告，明确地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愿意同任何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然而，客观形势怎样呢？帝国主义国家容不得我们有尊严，不答应平等互利，不尊重我国的领土主权，不承认我们的政府，公开扬言要封锁扼杀我们。就连社会主义的苏联，也曾怀疑我们的生存能力，曾劝阻我们大军过江，直到我们解放了南京，他们的大使还跟着国民党政府迁到了广州，是唯一跟随国民党政府的大使。这就是当时的形势与实际！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日理万机，仍然抽出空去了一趟苏联。为什么？为了寻求贷款和援助，他是作了困难的准备。行前李银桥为他准备行装，他搬动手指头，搬了拇指、食指和中指，然后说:“可能时间要长些，要几个星期，也许要一个月。”而事实上，他在苏联待了近两个半月，就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恢复国家经济要一些贷款，他做了一些违心的让步，终于获得苏联答应五年内每年给中国贷款六千万美元。

六千万美元！听有的首长议论，远低于苏联给任何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而那些国家还不如我们一个省大，不如我们一个省的人口多……要知道，美国“战时和战后的对华（蒋介石）援助”，据白皮书所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我们要到的贷款跟这些数字没法比。就是这每年六千万美元的贷款，毛主席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真诚感情，称赞为“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可见我们当时面临的封锁与困难是多么叫人难忘！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来那天，毛主席失眠了，吃安眠药也睡不着。他写了《最伟大的友谊》一文，深情颂扬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与建设所给予的支持和援助。

毛主席是声明愿意与“任何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建立外交关系，其中自然包括美国政府。但是，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杜鲁门总统下达“中立”台湾海峡的命令，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阻挠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这是公开向中国人的挑衅，与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敌对，毛主席的愤怒是可想而知。

1950年的6月、7月、8月三个月，毛主席没想过会去朝鲜作战，因为我们自己的事情还有一大堆急待解决。只是当美国人在仁川登陆，将战火迅速燃向鸭绿江，毛主席才把主要注意力转向朝鲜战场。那是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他的烟灰缸几乎是两个小时就要清理一次，几天几夜无法入睡。研究出兵的那一天上午，毛主席服了三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起身下床时，他用沉重的声音喃喃道:“看来是没别的办法了，只好横下一条心，打过这一仗再说……”会议是在毛主席的东屋召开的，研究了一晚上，屋子里烟雾腾腾像失了火一样，出兵后，毛主席又是几天几夜没睡好。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字，毛主席在那天走出屋门，响亮地唱了一嗓子京剧，这个场面给我和许多卫士留下了深刻印象。毛主席高兴的时候常用这种方式抒发他欣慰愉快的心情。

从这一年始，毛主席每年都要到海边去一次。卫士们都了解他一个喜好，就是观潮。每次观潮胸脯都会和着潮水的节奏起伏，这时，他的眼睛就会湿润，目光那么深邃，那深藏心底的情感是什么？有一次，他跟警卫员讲，“世界大洋中有两条重要的暖流。一条是墨西哥湾暖流，再一条就是台湾暖流。”这时，他又久久地遥望大海，忽然抬起一只手指向遥远的远方，说:“台湾，我们还没有解放台湾……”由于美国的插手，毛主席留下了这个终生之憾！1954年，中国和印度缔结了体现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条约，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条约的真正设计者是毛主席。其中两项原则甚至是逐字逐句重复了毛主席在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作为人民政府外交关系基础的原则。

1955年，李银桥跟随毛主席到苏联展览馆，因为日本人在那里办了工业展览会。毛主席认真参观了展览，日本人送给毛主席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当时我国还不能生产这种半导体收音机。毛主席在参观过程中和参观结束后，反复向举办展览的日本人呼吁友好往来。政府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他呼吁扩大民间交往。他热情赞扬了展览会办得好，希望加强贸易往来，双方都要做出努力扩大经济交往。李银桥当时就感觉到，毛主席强烈地希望打破封锁，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大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往来。与敌对政府来往不了，就寻找民间的渠道。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参加美苏戴维营会议之后来到北京，晚上，中共领导人与苏共领导人在颐年堂发生了激烈争吵，当时的情景，可以用“吵得一塌糊涂”来形容。第二天，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告诉毛主席，停止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议。随后不久，撤专家，毁合同，逼债便接踵而至。这一切使毛主席以及当时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同志式的援助”也是靠不住的，每个国家必须主要通过本国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发展它的经济。

据说，1954年在讨论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相遇。周恩来伸出手来准备握手，杜勒斯却一摇脑袋走出房间。那是对抗的年代，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安全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结成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国的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让美国人丢了脸，杜勒斯在日内瓦的会场上发泄出战场上发不出的愤懑。总之，那时的形势是对抗，而不是对话。到了70年代，形势变了。毛主席曾经坚持在改善国家关系前，应该解决所有的原则问题。但是，一旦看到形势的变化，毛主席便果断地开展了现在众所周知的乒乓外交。可以说，是毛主席首先看到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对抗变成了对话。

1972年，毛主席和尼克松以非凡的胆略打开冰冻20多年的中美大门，走到一起来了。一个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领袖，一个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统、资产阶级利益的总代表，对抗20多年，现在握手，开始对话。对话，为今天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随着历史发展，毛主席与尼克松握手对话，就愈加显示出其深远意义。应该说，我们的对外开放就始自这一刻！

（本文节选自《毛泽东史实热点释疑》第29篇，孙宝义、刘春增、邹桂兰编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