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无论你们整我到什么程度，整错了，对于我有极大的益处，激发我研究一下，激发我想一下，激发我来对抗这种意见。”
作为亿万国人敬仰的领袖，毛主席在晚年回忆起年轻时的遭遇时，他感慨地说出了这句话。
从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特别是在江西的那7年（1927-1934），他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谈起那一段历史，毛主席自己也说过：
“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
“记得起来的有20次。”
20多次！
对于和平年代的许多人来说，即使只有几次打击，都可能难以承受，更别说是在那个弥漫着战火、时刻都有生命危险的年代。
但毛主席依旧用他超凡的意志，在一次次艰苦的革命斗争中，迎难而上、越挫越勇。
最终，他带领着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开辟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
一、路线之争，“临阵脱逃”的委员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在1921年浙江嘉兴的红船上，毛主席与另外12人一起，他们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召开中共一大，见证党的成立。
在诞生初期，这一支新兴的政党，就以拯救国家和民族的重任而努力。
然而，当时经验尚浅，对于中国革命所面对的各种迫切问题，并没有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许多人将苏联经验视为“真理”，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只是盲目地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
他们将苏联十月革命的“城市中心论”搬来，用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
“城市中心论”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发动工人起义，先占领城市，后进攻乡村，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统治。
俄国的十月革命，证实了这条道路的可行性。
当时党中央主张“夺取首都，一击而中”，快速夺取中国首都，结束中国战乱。
但这种方法，并不适合城市力量强大、且集中的中国。
初期，国共两党经过苏联的牵桥搭线，团结在孙中山的领导之下，“城市中心论”的问题并没有显现出来。
相反，北伐战争时期，攻打大城市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仅在上海就成功发动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大肆屠杀。
面对反动派的进攻，当时党中央继续沿用“城市中心论”的策略，掀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结果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虽然期间有阶段性的胜利，但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直在湖南搞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委员，深刻意识到“城市中心论”的问题所在。
早在1925年，他就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刻的认识。
1927年，毛主席担任秋收起义军第一师的前委书记，他放弃党中央要求攻打长沙的计划，从文家市（属于镇级）决策之后转兵，从此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重读历史，我们明白，这条新道路代表着中国前进的方向。
可在当时，这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方向，并不被大多数同志接受。
不仅如此，在转移过程中，毛主席在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结果文家市转兵事件，被中央认为这是不接受指挥、临阵脱逃。
两个月后的中央临时会议上，毛主席因此受到惩罚，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他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位。
在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上，井冈山会师是一场胜利辉煌的“朱毛会师”。
在这里，毛主席实践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建设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可在这辉煌背后，是毛主席的“受难开始”。
当时，“临阵脱逃，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位”的消息，传到井冈山时，竟然变成了他被开除党籍。
这使得毛主席直接变成党外人士，许多重要活动都不能参与。
直到朱德上井冈山后，这一误会才被澄清。
作为我党的创始人、高级领导人之一，毛主席文家市转兵，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保存了我党的军事力量，结果却被如此对待，这要是一般人，哪能忍受这样的委屈？
但毛主席顾全大局，默默地承受下来。
可好景不长，正在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鼓动红军进攻湘南。
因为当时内部一盘散沙，各自为政，最终遭遇惨败，导致了红军历史上著名的“八月失败”。
最后毛主席率领红军力挽狂澜，接应残余红军，才减少损失。
这件事情，让担任前委书记的毛主席，注意到军队内部的许多问题，导致一向生死相依的朱毛开始产生分歧。
在之前的三湾改编，毛主席就在秋收起义军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但后来其他会师的部队并没有这个观念。
所以，在井冈山上，他要求军事指挥权集中到前委。
这遭到党内的许多同志反对，纷纷指责他要搞军事独裁的“家天下”。
1929年6月22日，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甚至指名道姓地对他进行批评，不留半点余地。
会上众人投票选举，毛主席落选前委书记一职，由陈毅代替。
而毛主席之所以落选，与其他几人在军事理念上的分歧，以及军队内部众人的排挤有关。
经此一事，他对军队一盘散沙的情况十分失望，于是主动辞职到福建地方做工作。
后来，红军经过接连失败的打击，逐渐明白了原来毛主席的主张才是正确的。
最终，陈毅亲赴上海，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当面汇报详情，并写了“五万言报告书”，他在里面充分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陈毅带着“九月来信”回到井冈山，向红军和各级领导宣布了中央的决定，此后，毛主席在古田会议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二、忍辱负重，中央苏区的“受难”
1930年，李立三批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一种“农民意识”，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并写信给毛主席，要求他认识自己的错误。
同时为了实现他“回师武汉，饮马长江”的主张，着力推行“城市中心论”，强制要求“朱毛”带领红军进攻南昌等地，对此，毛主席只能被迫服从。
幸好，周恩来和翟秋白带来苏联的指示，才遏制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之风。
可李立三才刚“倒下”，王明又上台，而且他比李立三有过之无不及。
因此，阻碍其推行“城市中心论”的毛主席，成为他们眼中的绊脚石。
毛主席因此被打压、排挤，还被扣上“狭隘经验论”等黑帽子。
不仅如此，毛主席的兵权被剥夺，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权也被取消。
就这样，他再次被架空，和家人一起被安置到瑞金东华山上的一座古庙里，美名其曰“休养”。
对此，毛主席很生气，但他没有反抗，也没有像后来张国焘作出分裂红军的行为，他平静地接受组织安排，在山中享受“清闲”时光。
当时，朱毛红军大显神威，多次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开创了根据地建设的新局面。
1931年10月，王明前往苏联，虽然他人不在国内了，但各种事物仍由王明遥控指挥。
正因为这种盲目的相信共产国际，任由王明等人瞎指挥，红军主力被安排去攻打赣州，损失惨重。
国民党部队趁机对红军实施反包围。
王明等人没有办法，只能让项英出马，请毛主席出山。
为了顾全大局，毛主席舍弃“清静”日子下山了。
但因为没有兵权，他只能以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指挥作战，其中的局限性很明显。
不得已，王明只好恢复他在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职位。
重新掌管兵权，毛主席改变红军进攻路线，打退了国民党的包围，又东征福建，打了几个漂亮仗，很快挽回红军颓势。
如果此时他学会圆滑、世故一些，以毛主席的功劳，肯定不会遭遇那样对待，但他宁折不弯，坚持真理。
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毛主席当场指出：
过去7个月的军事行动，从总的战略方向上来说，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都是错误的。
这引来王明等人的反扑，他再一次被排挤，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位再次被夺，毛主席只能继续回去“休养”。
在“休养”期间，毛主席保持乐观态度，坦然应对这一切，他发挥手中仅剩的权力，一边积极处理政府工作，一边等待重回前线的机会。
1933年，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由上海搬到瑞金，苏联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也来到中央苏区。
王明、博古、李德组成三人团，主持全党全军大权。
可他们不仅对军事一窍不通，对中国的国情也完全缺乏认知，他们傲慢的认为苏联经验是真理，教条地在苏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
三人团在苏区指手画脚，毛主席的境遇更加艰难，与他相熟的一批干部，也跟着遭到迫害和打击。
中央苏区根据地在三人的“英明领导”下越来越小，许多年轻的红军战士，因为他们的策略，白白失去生命。
面对这一切，毛主席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不计前嫌，给三人出谋划策，得来的却是嘲讽和打击。
无奈之下，毛主席拍着桌子怒斥众人：
“你们听不进意见，拿红军战士的生命开玩笑，看你们今后怎么向全党全军交待！”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造成了严重后果。
我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但在行军途中，接连遭遇敌人的顽强阻击，红军损失惨重，众人呼唤毛主席的声音越来越高。
长征时，党和军队跟共产国际断了联系，在这个背景下，召开了遵义会议。
没有“外人”高高在上的指挥，全党全军从实际出发，组成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他们不负众望的带领红军战士取得长征的胜利。
而接下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
从李立三等人到王明三人团，对于毛主席在江西这7年的经历，有人评价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
有人赞扬他相忍为党，理想信念不动摇；
也有人佩服他每次蒙受冤屈、受到错误批判、处分免职时的坚强。
在这些磨难中，毛主席的境界已经超越了常人的理解，他的意志坚韧而又顽强。
这一切，与毛主席童年经历有极大关联。
三、性格刚强，为国家民族而改变
1893年，毛主席出生于湖南韶山。
早在少年时期，主席刚强的性格便已经初露端倪。
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曾经当过兵，后来利用攒下来的钱，在韶山经营粮食生意，他的性格十分精明。
不过对于孩子的教育，因为他当过兵，所以有些粗暴严厉。
1936年，毛主席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说道：
“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某种程度上，正因为父亲的严厉，养成了他做事严谨精密的习惯。
1913年，毛主席在《讲堂录》手稿中写道：
“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不然，小不谨，大事败矣。”
也正是这种严谨精细的作风，使得毛主席在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创下远迈前人的伟业。
毛主席也并非是逆来顺受的性格，相反，他的脾气十分暴躁。
他曾说过：
“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说坏话，就一肚子火气。”
对父亲的粗暴对待，他也敢于抗争！
在毛主席13岁时，因为毛贻昌在宴席上当着众多客人的面，骂他懒而无用。
他当众顶撞父亲，在逃避追打的过程中，少年毛泽东跑到水塘边说道：
“如果你再往前走，我就跳到池塘里。”
在母亲文七妹的劝和下，父亲答应以后再不打他，这场风波才归于平息。
从这桩小事，毛主席少年时期的刚强性格，可见一斑。
因为与父亲同样强硬的性格，两人生活中不免有许多“摩擦”。
直到毛主席离开韶山，母亲去世后，他把父亲接到长沙居住，父子间的紧张关系，才得以缓解，但也仅过了一两月，父亲便驾鹤西去。
1910年，在表兄文运昌的帮助下，毛主席进入东山学堂读书，他因出身不好，时常被富家子弟奚落。
年少而敏感的他写下《咏蛙》一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在年少的不良处境下，毛主席以诗喻己，发泄心中的情绪。不过，也从这首诗中显现他的胸怀气魄。
后来，在北大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时，因一口南方土话被人瞧不起，但他始终乐观坚强。
在与人交流时，毛主席刚强的性格不免出现一些问题。1921年，他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yín），讨人嫌恶。”
“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这是自己“一最大缺点”。
他的这些缺点，其实在许多人身上都有显露。
一般人可能遭遇现实的打压后，失去锐气，泯然众人；而有的人却备受磨砺，焕发光华。
毛主席显然属于后者，他带着未经打磨的刚强性格踏上革命之路，敏锐地发现时代的弊端，并试图通过努力来改变。
初期，每次他发表的各种意见，也会遭到批评和否定。
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和政治路线的对抗等原因，使他饱受各种不公正待遇和打压。
在长征前的一段较长时间里，他也曾陷入被孤立、不被理解的痛苦。
尽管如此，他还是一次次忍辱负重，一次次顾全大局，一次次力挽狂澜。
身上肩负的重任，让他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上的领袖，也是同行者思想上的导师。
邓小平在晚年时也承认：
“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没有毛主席，我们的革命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
面对困境，性格刚强的毛主席，开始学会包容、忍让，从大局上思考问题。
他开始“收敛”性格，在发表意见时，即使自己的正确意见被否定了也不在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组织上服从，意见上保留。
周恩来曾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
“当他（毛主席）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
对此，毛主席自己也曾说：
“像路线这样的思想问题，短期是不能解决的，要很长时间。”
“要用很科学的很有说服力的语言才能说服人，单单大喊大叫‘打倒’是不行的。”
在待人接物上，他也逐渐变得更加沉稳、练达。
俄语翻译家师哲曾对他说：
“主席，我很佩服你的沉着冷静，有涵养，不发大脾气。”
他笑着回道：
“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几乎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勿现于辞色。”
后来，他坦然地说：
“无论你们整我到什么程度，整错了，对于我有极大的益处！”
毛主席从一个革命路上的青年，逐渐走向成熟，成为我们所敬仰的伟大领袖，这条路，他走得并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