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不仅领导党和抗日根据地军民同日寇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同时也对党的宣传战线、新闻战线的工作给予极大关注，倾注大量心血，很多具体工作他都亲自参与、悉心指导，特别是“对《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领导，显示了毛主席对新闻工作的历史贡献”。

知大事而谋全局

从江西瑞金红色中华通讯社(以下简称“红中社”)时期开始，毛泽东就非常重视每天收到和编印的国内外电讯，当时先后称《无线电材料》《无线电日讯》，后来发展为《参考消息》等刊物。曾任红中社编辑的李伯钊回忆，毛泽东对红中社工作常亲自过问，每天都到编辑部来看消息，对工作要求很严格。

中共中央到陕北后，陕甘宁边区长期处于被封锁、被包围的状态，新华社抄收的国内外新闻电讯，成为党中央和根据地军民了解国内外大事等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为制定对内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材料。

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并通过无线电台播发新闻。图为江西瑞金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

毛泽东对新华社工作一直非常关心，多次指示新华社要重视搜集国内外的重要情况。据曾任新华社负责人的廖承志回忆，延安初期新华社社址在一座破庙里，“每天晚上11点至12点钟的时候，毛主席一定来看当天第一手消息。他看国民党的消息，看国际的消息，看来自解放区的消息，每天晚上和我们在一起，坐上一两个钟头，一面看，一面问一些问题，一面谈一谈”。新华社在杨家岭办公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也住在这里。当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新华社抄收的各国电讯，均先送中央负责同志参阅。毛泽东每晚都要看新华社当天译出的电讯稿，经常在电讯稿上圈圈点点，对某一重大事件的认识和分析，不仅有批示，还指出处理方法，并亲自动手为新华社撰写消息和评论。遇有重大事件发生时，毛泽东会随时把新华社电讯稿要去看，有时还批示“注意抄收后续消息”，发现有的译文不通，就亲自指出。他还经常查询新华社抄收外电的情况，派秘书到新华社来探问最新消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晚，新华社还在延安城内办公，电台抄收到国民党中央社关于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当地驻军奋起抵抗的几条消息。时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负责新华社工作的廖承志看到消息后，当即吩咐担任编辑工作的向仲华和左漠野，把这几条消息送给毛泽东。两人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仲华简单报告了日军已向卢沟桥发动进攻的消息，并将几份电讯稿呈上。毛泽东看过电讯后，就叫秘书拿来一张地图，用放大镜观看。之后对向仲华说：“你们今晚要继续抄收这方面的消息，不要遗漏，有什么消息，随时送来给我看。”第二天，新华社播发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民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

油画《毛泽东与廖承志》(画家戴泽创作)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这天傍晚，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到新闻台查看消息时，刚好收到日本投降的急电。吴文焘飞步走出窑洞，赶往社长博古的住处，不巧博古外出了。吴文焘当即通过电话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听到后非常高兴，嘱咐新华社有新情况时继续汇报。不久，博古从枣园打来电话，要吴文焘在电话机旁等候中央指示。约在半夜时分，从枣园传来朱德总司令签名的勒令敌伪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我军应即进占所有城镇、交通要道，实行军事管制的第一号命令，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

对于新华社在为中央提供决策参考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肯定。1944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博古陪同下，来到清凉山，看望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厂的同志们。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但主要还是靠《解放日报》和新华社。”

将重大新闻发布权集中于延安

在抗日战争中，除陕甘宁边区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创建了一批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的地方党组织、军队等先后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刊物，还相继成立了一些新华分社和地方性通讯社组织。

毛泽东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的纪律性，统一全党的宣传思想，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5月15日，他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事业的党内通知，指出：“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至为至要”。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事业的党内通知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初期，一些新华分社和地方性通讯社的电台也对外播发电讯，与新华总社的业务联系不够紧密。针对此种情况，以及当时一些新华分社和地方性通讯社组织发表的若干不适合党的政策的稿件，1942年10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重视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的指导，“抓紧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使各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各地报纸的通讯社一律改为新华社某地分社，其电台广播内容与广播办法，受延安新华总社直接领导。1942年下半年，新华社统一了全国的新闻广播，加强了对地方分社的业务指导，各地新华分社的建设逐步走向正轨，并取得较快发展。在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封锁、分割的条件下，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的组织系统将重大新闻的发布权集中于延安，由此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发布。

毛泽东不仅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通讯社和报纸的工作，而且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经常对党报和新闻广播工作给予具体指示，特别是直接领导了《解放日报》在延安整风中的改版，使报纸在各方面呈现出新的面貌，逐步成为具有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的党的喉舌。

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领导和关怀下，新华社事业不断发展，相继办起了口语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和对外英文广播，逐步统一了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广播，同时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一系列分支机构。至抗战胜利时，新华社已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通讯社，来自各地的新闻信息每天源源不断地汇总到延安总社，又由这里通过电波发往全国和世界。

以笔为枪开展宣传斗争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宣传家。抗日战争时期，他不仅对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的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还亲自为党报、党刊及新华社撰写了不少新闻稿和评论。这些作品随着新华社的电波传遍神州大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发挥了运用新闻武器指导革命实践的重要作用。

1941年1月，毛泽东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发表命令与谈话》手迹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开动宣传机器，妄图欺骗舆论。中共中央立即领导全党在政治上进行坚决反击，在军事上做好迎击顽军的充分准备，并发动了广泛的抗议活动。围绕皖南事变，新华社除播发中共中央的一系列声明外，还播发了大量的消息、通讯和评论，有力地揭露和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1月22日播发的由毛泽东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发表命令与谈话》。毛泽东在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发言人身份发表的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破坏抗战，实行反共，阴谋分裂和投降的罪行，向他们提出了严重警告。由于中央在宣传报道中注意了把国民党中的进步分子与中间派同顽固派严格分别开来，把打击的矛头始终对准后者，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争取了全国人民也包括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对我党的同情。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了解到皖南事变的真相后，社会舆论普遍对蒋介石政府表示不满，国际舆论也对这种“磨擦”行为进行谴责，使得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被迫在国民参政会上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毛泽东撰写的新华消息《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手迹

1943年3月，国民党以蒋介石名义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提出反对共产主义的主张。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大肆制造反共舆论；同时，调集大军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面对严峻局势，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战，同时在军事上做好准备。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也紧急动员起来，投入毛泽东亲自领导的这场宣传斗争。7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毛泽东起草的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指出：“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9日，毛泽东又致电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速将‘七七’宣言，朱总致蒋、胡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今日发出)密印分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并注意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是为至要。”同日，又致电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周子健：“速将朱总、萧主任致蒋、胡等电报，新华社揭发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本日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设法密印数十至数百份，密发社会各界。此种工作甚为重要。”在中共中央的统一指挥和组织下，这一时期新华社先后播发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和报道，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内战阴谋，使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暴露无遗。其中包括毛泽东撰写的《解放日报》社论《质问国民党》和新华社消息《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声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撤退军队，表示无意进攻陕甘宁边区。之后，毛泽东又指示从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暂时停发一切揭露国民党的稿件，以示缓和。

新华社编辑人员在延安窑洞内工作

1945年8月11日，新华社新闻台抄收到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对朱德总司令第一号命令的“指责”，称：这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又同时抄收到蒋介石发出的两道“命令”：一是要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二是要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新华社及时向中共中央提供了这些情况。毛泽东连续为新华社撰写文章对国民党的指责予以批驳。8月12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写的《新华社记者评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的评论及蒋介石的“命令”》，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8月16日，新华社又播发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新华社记者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这篇评论批驳了蒋介石发言人15日下午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指责共产党违反蒋介石命令的言论。评论指出：“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事所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反对内战。”“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华社先后播发了多篇新闻和评论，对蒋介石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舆论斗争。

除以上提到的这些作品，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和评论还有：《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1944年10月11日)、《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1945年3月8日)、《中共不出席四届一次参政会》(1945年6月15日)、《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1945年7月10日)、《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1945年7月12日)、《爷台山战事扩大》(1945年7月25日)、《关于赴重庆谈判问题复电蒋介石》(1945年8月16日、22日)等。此外，毛泽东还亲自为新华社编辑、修改、审定了不少重要消息和评论，如《韩钧谈晋西事变真相》(1944年8月13日)、《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周恩来同志返延安》(1945年2月17日)、《新华社记者再评赫尔利政策》(1945年7月19日)、《新华社记者论时局：内战危险空前严重》(1945年7月22日)等。

毛泽东撰写和修改的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新闻作品，体现了他在领导宣传斗争时的高度策略性和斗争艺术，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不朽传奇和经典名篇。

(作者：新华社研究院新闻史研究室主任，高级编辑；本文选自《百年潮》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