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毛泽东抬棺下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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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光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曾有过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为战友抬棺下葬。享此殊荣者，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张浩烈士。

　　张浩(1897—1942)，原名林祚培，字毓(育)英，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林家湾一个手工染织工人家庭，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林仲丹，化名张浩。张浩和党的早期杰出领导人、“龙华24烈士”之一的林育南是同一个曾祖父的堂兄弟，还和林彪是堂兄弟。张浩年长林育南一岁、长林彪10岁。林彪是在张浩的直接影响和帮助下走出家门、考入黄埔军校的。张浩在林家排行第八，林彪等弟弟们都尊称他为“八哥”。

　　化名由来

　　张浩1 9 2 2 年2 月入党。第二年，即被党组织派往安源，担任路矿消费合作社营业主任。由于他心系民众，又精明强干，为工人办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深受大家拥戴。同时，也开创了我党抓经济工作的先河。

　　1924年5月1日，安源1万多名工人隆重集会，纪念国际劳动节。张浩担任大会总指挥，并在会上作了精彩的演讲，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同年8月，他被安源地委选派到苏联学习。1925年5月回到上海，参与上海地委工作;1927年1月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官兼特务队队长;随后，受命去长沙重建湖南省委。1928年春，又去安源秘密建立交通局，领导和组织湘赣边人民，从人力、物资、药品等各个方面支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29年1月，曾调任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不久又返回安源工作。

　　1929年8月中旬，湖南军阀何键和江西军阀相勾结，命大批军警突袭安源。在危机关头，张浩化装成和尚，隐藏在当地古刹慈云寺，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为不引起敌人注意，他隐姓埋名，与众僧一道吃斋念佛，白天砍柴种地，夜里下山四处活动。

　　3个月过后，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到慈云寺抓他，寺中主持释朗觉出于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掩护他躲过了敌人的搜捕。但是，释朗觉却被敌人带走。凶残的敌人把释朗觉关押折磨了好几个月，始终未能从他口里得到需要的口供，最后将他押至萍乡杀害!

　　张浩脱险后，以和尚装束作掩护，芒鞋破钵，一路化缘乞讨，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并于1930年春被派往满州省委工作。其间，他得知释朗觉为了掩护自己而被害，十分悲痛。为纪念这位恩人，他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浩”：姓张，是因为释朗觉俗名为张仲华，名浩，意指革命的洪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在此后的岁月里，张浩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也曾使用过不少其他化名，如张植三、张至善、张新甫、张志山、张开照、张春生等等，但使用最多、历时最久的，仍是“张浩”，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还是用这个名字。

　　钢筋铁骨

　　张浩1930年4月任满洲省委常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6月任省委书记。数月后，即11月9日，由于叛徒出卖，张浩被日本宪兵逮捕。随后，敌人对他威胁利诱，严刑逼供，甚至将他手脚捆绑起来，用棍子撬开他的嘴，往肚子里灌水，直到灌不进去为止。接着，又在他肚子上踩杠，冷水和着血从鼻、口往外流。数九寒冬，敌人还把他的衣服扒光，用皮鞭抽打，然后再将血肉模糊的他丢到缸里……即便如此，他也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敌人用尽了酷刑，还是拿他没办法。他们想不到共产党人的骨头有多硬，反而认为他神经不正常。于是，渐渐放松了对他的监管;而他，居然又巧妙地抓住时机，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张浩逃出敌人魔掌后，于1932年2月任全国总工会常委，1933年1月赴欧洲，3月抵莫斯科，担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从此，他和斯大林开始多次接触，并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5年7月，张浩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亲耳聆听了“七大”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8月1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张浩参与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当时，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早已失去电讯联络，共产国际遂派张浩回国与中共中央接上联系。于是，他同在苏受训的赵玉珍一起踏上了艰难的回国旅程。

　　张浩从外蒙古入境，逢山越山，遇水涉水，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历时1个多月。其间，伤口时常发作，诸病也乘虚而入。但他凭着顽强的毅力，硬是挣扎着前进，终于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带回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密码。在12月17日召开的瓦窑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从而为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奠定了思想基础。

　　力挽狂澜

　　早在瓦窑堡会议之前，张国焘就自恃人多枪多，一直拒不执行中央北上进军路线，还于1935年10月5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强行成立“临时中央”，自任主席，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的党籍，同时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张浩遵照瓦窑堡会议精神，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极力协助党中央做争取张国焘的工作，帮助他更改主张，走到正确路线上来。

　　首先，张浩给张国焘发电报说，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国际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接着，张浩又发去电报，希望一、四方面军消除分歧，团结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该电明确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此后，张浩向张国焘频频发电，不但重申“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线”，而且明确表示：“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等等。

　　张国焘读罢电报，大为震惊。他南下已遭失败不敢继续一意孤行，从而背负“违背共产国际”的罪名。再加上朱德、徐向前等人的抵制、斗争，中央又反复给他做工作，张国涛不得不和陈昌浩、朱德、徐向前等联名致电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及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等表示尊重，并同意北上。

　　随后，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陈昌浩、张琴秋等19人任委员，从而使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彻底破产。

　　193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等领导机关移驻延安。3月27—31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和整个红军在开展同张国焘的路线作坚决斗争中要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以完成当前的伟大任务。张国焘表面上承认错误，但实际上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最后走向叛党道路。

　　自1937年2月起，张浩又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工农部部长。

　　安定军心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即一一五师、一二O师和一二九师。由于一一五师师长是林彪，一二九师又由张浩任政委，所以毛泽东有一次不无调侃地对张浩说：“假如林育南还在，干脆八路军这3个师都由你们林家包了。”

　　张浩任一二九师政委时，工作困难很大，原因有三：第一，一二九师的基础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又统治红四方面军多年，还一直挂着马列主义知识分子招牌，长期在军内实行愚民教育，所以张国焘的问题被处理后，很多干部、战士的思想都非常复杂。而原来不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却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多是张国焘提拔起来的，执行张国焘路线也很卖力，这一部分人也应处理。第二，几乎所有的干部战士都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想不通，特别是对身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头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非常反感，有的人还将领到的衣服、帽子摔掉了，吵着要回家，不愿当兵。第三，红四方面军过去善于打大仗、打恶仗，长于阵地进攻和阵地防御，抗战开始后，要以打游击战为主.干部战士一下子难以适应这个变化。而张浩以前一直在白区工作，未带过兵，在部队没有任何基础。但是，他却以自己的高尚风格和卓越的领导才能，通过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很快就赢得了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的信任和爱戴，把全师干部战士的思想统一起来，解决了以上存在的三大困难。

　　张浩在一二九师工作到1937年年底，因脑伤时常发作，不得不带着健脑器坚持工作。后来，他实在坚持不住，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刘伯承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报告了张浩的严重病情，建议将他调回延安治疗，另派一位同志到一二九师任政委。毛泽东接电后，当即与张闻天等人商量，决定调张浩回延安，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一二九师政委一职，这是此后出现 “刘邓大军”称谓的由来。

　　1938年2月底，张浩从前线返回延安，一边养病，一边工作。其间，他创办了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和延安工人学校。但是，他的病久治不愈，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迹象，不得不住院治疗，从而引起延安各界的关切。

　　舍己为人

　　对于张浩的病，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尤其是毛泽东更为挂念。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就与张浩相识，而且毛泽东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张浩给过他许多帮助;在井冈山根据地期间，也得到张浩的多方支持。此后，他们虽然不在一起共事，但建立了很深的友谊。特别是张国焘另立中央时，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做工作，使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未能得逞。对此重大贡献，毛泽东和党中央是十分清楚的。

　　有一天，朱德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商量工作，二者又谈及张浩的病情。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请苏方派专机将张浩接到苏联治病。他们还一致认为，“只有采取这样的做法，才能治好他的病。”当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与苏共中央取得联系后，斯大林和苏共当即表示同意，并很快派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

　　张浩得知苏联飞机专门来接他治病，先是惊奇，感激党中央和苏共的关心，但仔细思考后，却又决定不去。他认为，他的病难以治好，没有必要去苏联。

　　鉴于张浩的这种态度，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又轮番去医院劝他。他说：“我的伤病我心里清楚。这个样子，再好的设备，最好的医生，也治不好的，不要浪费苏联的资金、药品。有很多八路军的伤病员急需治疗，还有一些烈士的后代及其他人要去苏联，让他们去吧。他们的伤病治好了，还可以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见无法说服张浩，毛泽东和中央其他负责人只好尊重他的意愿。考虑到飞机已经来了，不能空飞回去，党中央便用这架飞机将延安的其他伤病员和一些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后来，许多老同志忆起当时的情景，无不感慨道：如果张浩那时去苏联，也许能够治好病;可他不去，而是把生的希望给了那些伤病员和其他病人!还都一再称赞他是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

　　临终铮言

　　1 9 4 1年1月1 6日，“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许多同志义愤填膺，要求同背信弃义的国民党决裂。躺在病榻上的张浩得知这一情况，心里很不平静。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尚未赶出中国，国共仍应继续合作下去;如果国共两党在此时破裂，对抗日战争大局极为不利。为此，他抱病给毛泽东写信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未赶出中国，统一战线仍要坚持。”毛泽东读后，觉得他的意见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当即给他回了信，并嘱咐他“好生保养为盼!”此后，毛泽东又代表党中央多次来看望他。而他却恳请道：“主席，我现在是老病号。你太忙，再不要来了。”

　　张浩躺在病床上，时常回忆自己参加革命的艰难历程和党内复杂的斗争。有一天，他与住在一起治病的原一二O师政委关向应谈话，谈到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为排斥异己，残酷打击迫害为党的事业作过很大贡献、又有很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丰富政治经验的重要领导干部，如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关向应完全赞同他的观点，遂一起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建议中央给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平反，重新做政治结论。

　　1942年2月，张浩在生命垂危之际，林彪从苏联回到延安，到医院看他。他对林彪说：“育容啊，今天见到你，我有几句话要说，也算是我的嘱咐，你要好好记住。”林彪一边“嗯”着，一边凑过去，恭恭敬敬地说：“你讲吧。”张浩说：“我们林家三兄弟参加革命最早的是育南，最早去世的也是育南，他实际上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他蒙冤而逝，死得太可惜，我总惦记着这件事。近来，我与关向应同志多次谈过这件事，也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映过，希望党中央对他和何孟雄、李求实等同志的问题重新作个结论。你回来了，要把这件事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再谈谈。他的冤屈，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关系到党的路线和大是大非问题。”还说：“育南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才华横溢，能文能武。在那非常时期，能发现并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没有非凡的胆略和智慧，是做不到的。而且他反对王明路线，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如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他!”林彪连忙表示：“我记住了。”张浩又说：“我活不了多久，尽管革命的路还很长，相信胜利终归属于我们共产党人;遗憾的是，我看不到那一天。我们林家三兄弟能看到革命胜利的只有你了。你还很年轻……我希望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革命信念，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想不到，这些话竟然成了张浩对他的临终遗言!

　　身后殊荣

　　1942年2月下旬，张浩的病情日益严重起来;半个月后，进一步恶化。中央领导同志闻讯后，纷纷前往探视。

　　3月5日，张浩用微弱的声音吃力地说：“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却未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深以为憾!……我死后，请组织上将我葬到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上，使我能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

　　站在一旁的毛泽东十分感动，连忙转身对大家说：“让张浩同志在桃花岭上天天监督我们吧!”

　　3月6日凌晨1点15分，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永远离开了他亲爱的同志和战友们。第二天，《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讣告，并专发了《悼张浩同志》的社论。中共中央负责人李富春、彭真、邓发以及林彪等怀着沉痛的心情前往料理后事。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成立了张浩治丧委员会，遗体移入延安中央大礼堂，供人们瞻仰悼念。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轮流为他守灵，毛泽东还写挽联“忠心为国 虽死犹荣”。许多人在遗体前泪流满面，有些同志甚至号啕大哭起来。

　　3月9日，张浩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央党校大门外的广场上隆重举行。会后，一万多人自发地为张浩送行，参加出殡。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刘少奇、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将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又亲自为他执绋安葬。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的战友抬棺、下葬。之后，毛泽东还亲自为张浩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

　　接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解放日报》连续刊发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回忆和怀念性文章。

　　在党的历史上，在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张浩享受了这一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