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追记刘胡兰生前身后事
孟 红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刘胡兰的生命钟摆永远停在了1947年1月12日，大义凛然走向国民党反动派铡刀的她还不到15岁。毛泽东曾为她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虽然71年过去了，但她鲜活年轻的生命、宁死不屈的精神和形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她“死也不屈服”的英雄誓言，彰显了共产党员信仰如柱的可贵风采。
胡兰如何英勇就义
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继母积极投身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一个多月学完后回村任妇救会秘书。1946年5月调到第五区“抗联”任妇女干事;6月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调回本村领导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年仅14岁的她，在已成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阎锡山军队。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军派粮抢粮、递送情报、派款抓丁、迫害革命家属、勒索百姓财物，无恶不作，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将其处死。阎军恼羞成怒决定报复。
这年冬天分外冷。随着我军主力的转移，云周西村这些原先的老根据地，失去了往日的欢乐，街上很难见到几个人，寒风呼啸着从村中墙头、树梢上扫过，只有那每天各家屋顶升起的袅袅炊烟才透着些生机。
▲ 刘胡兰（油画）冯法禩作
1947年1月8日，阎军七十二师师长艾子谦亲率驻文水县大象镇二一五团一营二连及该镇的地主武装“奋斗复仇自卫队”突袭云周西村，抓走了我地下交通员石三槐、民兵石六儿等及村原农会秘书石五则。在严刑拷打中，石三槐、石六儿坚贞不屈，毫不动摇;石五则却屈膝投降，供出了云周西村的革命干部和党组织。
1月11日晚，文水县第五区区长陈德照向刘胡兰传达了让她立即上山的紧急决定。也就在这天，阎军也敲定了更恶毒的阴谋。据刘胡兰纪念馆陈列的1947年1月11日艾子谦给二一五团一营的指令所写：“该营此次开展工作进行松懈，做法太软……今后做法要硬，去掉书生习气，勿存妇人之仁，速将陈德照、刘胡兰等扣获归案法办……”这封密信上明确写到要将刘胡兰法办、为死去的反动村长报仇等动机，证明了阎军对革命者的赤裸裸的迫害和残杀。
12日早上，东方刚露鱼肚白，刘胡兰早早起来想外出进行革命活动，并将她不准备转移上山而留下来的决心告诉了父母，她的心情愉快而激动。
就在这时，盘踞在大象镇的阎军二一五团第一营营长、副营长及其所属机枪连连长、指导员带队杀气腾腾忽然包围了云周西村，封锁所有路口，严令不许任何人出村。
刘胡兰已无法脱身。她为了不牵连群众，放弃了继母让她到隔壁坐月子的邻居家暂避的建议，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这三件宝贵纪念品交给继母。不久，她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
刘胡兰被带到村头的观音庙里接受审问。阎军机枪连指导员大胡子张全宝问：“你是共产党员吗?”刘胡兰回答：“是。”他问：“你们村还有别的共产党员吗?”她答：“没有了，就我一个。”他问：“你为啥要参加共产党?”她答：“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他问：“你不知道做共产党是要掉脑袋的吗?你小小的年纪就不怕死?”她答：“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了!”他问：“你自白不自白?”她答：“要我自白办不到!”……说罢，她带着不屑的神情大踏步走向刑场。
她阔步走向刑场时，另外6位同志被打得遍体鳞伤已站在那里。阎军连长许得胜宣读了7人的“罪状”。她站在庙台下面向南，离铡刀1丈远。随后，大胡子威逼村民道：“你们说，这7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村民们连连回答：“是好人，是好人呐!”阎兵慌了，把机枪调来冲着村民，不准他们再说下去。气极败坏的阎军首先当着广大群众和刘胡兰的面，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当场用铡刀将那6人全铡死，造成重大惨案，企图震慑群众，以达摧毁人民民主政权的险恶目的。
铡刀旁只剩下刘胡兰一人，铡刀底座被鲜血染红了，刀刃被崩卷了。一些村民不忍再看，偷偷背过身去。这时，大胡子走到她面前，问：“你怕不怕?自白不自白?”刘胡兰眼冒怒火，坚决地回答：“我死也不屈服，决不投降!”寒风中，她慢慢把头转向母亲和小妹爱兰的那个方向，深情地望了一眼，然后似在人群中寻找着父亲的身影。阎兵强行把她的头扭转过去，不让她回望亲人们。
面对阎军的凶残和革命群众的牺牲，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愤怒地瞪着大胡子大声喝问：“我咋个死法?”大胡子恶狠狠指指那6位身首分离者说：“一个样!”阎兵再次威逼村民充当刽子手，但依然没人响应，于是他们再次架起机枪，企图伤害村民。
▲位于刘胡兰纪念馆内的刘胡兰雕像
刘胡兰见状厉声喝道：“我一个人死好了，不能叫众人死!”说罢，她甩开押解她的阎兵，腾、腾、腾地走到铡刀跟前，从容躺在洒满烈士鲜血的冰冷铡刀上，面朝向东深情地望向她的亲人们。叛徒石五则害怕了，抓了把稻草盖在她的脸上，但被她扯了下来。
铡刀落下，鲜血喷洒，浸红了白雪掩盖的黄土地……刘胡兰就这样献出15岁的花季生命。
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给了小小年纪的她以巨大的精神支柱，这种敢于胜利和不怕牺牲的巨大力量，使她在白色恐怖和险恶环境中不惜舍弃生命，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铮铮气节!
据当时做妇女工作的县干部吕铭1997年1月13日在《山西日报》载文回忆：
作为刘胡兰的入党介绍人，每当想起和刘胡兰烈士在一起的情景，我的心情便总是久久不能平静……(她)学习班结束后，先后担任过云周西村妇救会的秘书，文水县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在工作中，她积极肯干，勤奋学习，党指到哪里，她就干到哪里。参加“土改”工作队工作时，她访贫问苦，和贫下中农一起斗争地主恶霸、搞清算、分配土地，阶级立场坚定，密切联系群众，政治觉悟一天比一天高，深受群众的赞扬。1946年6月，刘胡兰被文水县五区区委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由一名农村小姑娘锻炼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她在入党时庄严宣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人类求解放，坚决听党的话，革命到底!”刘胡兰烈士虽然牺牲已经50年了，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她。我的名字原来叫吕雪梅，后来改为吕铭，其意思就是为了铭记历史，铭记刘胡兰。
据2001年“七一”前夕新华网乌鲁木齐6月25日电中所载吕铭回忆称：
我是看着刘胡兰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姑娘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刘胡兰入党时曾这样对我说：“你放心，入党以后，我保证经得起考验!”说完这话不到7个月，她就用生命验证了自己的誓言。
云周西村当时属文水县第五区，据时任该区区委委员和二、五、六区武工队负责人及解放后曾任山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杜杰2007年1月12日接受《山西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
我曾与刘胡兰同志在一起工作，虽然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她那无限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崇高精神，却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我是1946年6月由吕梁区党委赴文水县工作的，在云周西村第一次见到刘胡兰时，她穿着芝麻叶花样的土布大襟袄、黑细布裤，浓黑的短发上罩着一条白毛巾，眼睛炯炯有神，透着一股刚毅劲，端庄、大方、秀美，站在姑娘堆里挺出众的。不久，刘胡兰当上了村妇救会秘书，随后参加了大象村土地改革试点工作。1946年10月后，我和胡兰在大象村、东堡村一起工作了3个月。她在土改、支前、备战等各项工作中，表现得非常出色。记得在大象村工作时正逢中秋佳节，我们到村里石仁虎家做饭吃。刘胡兰、苗之灵两位女同志为大家做饭，吃得是烙饼和稀饭，还有保贤村的牛肉。大象村的工作结束后，我和胡兰又到东堡村进行土改。这时文水的形势开始恶化，敌人经常到各村骚扰。区委要求做好敌人进犯后的应对工作，为此吕雪梅同志(胡兰的入党介绍人)决定开一个各村妇女干部会议，动员大家做好防范工作。有些妇女干部不太重视，迟到早退，刘胡兰严肃地批评了这一现象，使会议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刚从延安到山西工作不久，才21岁，衣服穿得整齐好看，不像当地老百姓。为了我的安全，胡兰将她父亲的一件黑色旧土布对襟褂子给我换上，我心里觉得暖融融的……我与胡兰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敌人水漫文水平川时。大批干部群众跑到三区南安村外的开阔地带。敌人离我们很近，我与胡兰没说几句话就被冲散了。胡兰就义的当天下午，我就得到了噩耗。云周西村的民兵跑来告诉我，刘胡兰被敌人用铡刀给铡了，就义时表现得十分刚烈。我怒气冲天，恨不得马上去捉拿元凶。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晋绥分团敬立“刘胡兰烈士永垂不朽”墓碑。
文水县云周西村当年的亲历者白天广(1930年11月16日出生，1955年入党，解放后曾任云周西村党支部书记)回忆称(据2015年由记者王学涛、梁军和赵丹丹采写的新华社北京6月14日新媒体专电，陈德邻的回忆也节选自该专电)：
刘胡兰的确是被国民党铡死的。刘胡兰死得可刚强哩!就义前，敌人来拉她，被她一胳膊甩开了。她几步走到铡刀前，把头上戴的围巾紧了一下，又望了望乡亲们，一下就躺到了铡刀下面。太残忍了!记得那是腊月二十三，还过啥年呢，过周年吧。有人说刘胡兰是被群众铡的，老百姓还能杀自己人么?这没有问题，就是敌人杀的!
刘胡兰展示在外的多是凛然无畏、至刚至强的形象，实际在烈士15年的短暂生命中，曾有两次订婚经历和一段真挚的恋情。那个年代村里有早定亲的习俗，在刘胡兰不知情的情况下，双方家长为她和陈德邻订了亲。然而当时在外地工作的陈德邻已经有了恋爱对象。于是他找到刘胡兰说明了情况，两人一致同意各自回家说服父母，解除婚约。陈德邻回忆说：
刘胡兰很开朗，品德相当好。令人感动的是，刘胡兰不仅归还了订婚礼，还参加了我的婚礼。由于政治原因刘胡兰后来又退过一次婚。直到1946年，解放军某团连长王本固负伤被送到云周西村疗养，刘胡兰因常去为他做饭、敷药，接触多了，两人产生了爱情。后来两人订了婚，王本固还在刘胡兰家吃了饺子。大家都知道在临刑前，刘胡兰把王本固送她的手帕交给继母，并叮嘱她把东西还给王本固，让人家不要等她了。她那么小，就下定了牺牲的决心，面不改色地躺到铡刀下，真是可歌可泣。组织观念强、处理问题果断，是革命的积极分子。她曾瞒着家人自己跑去贯家堡村参加了“妇女干部训练班”的学习。此外还领导云周西村妇女积极为前线子弟兵做军鞋。当时，一个地主婆交来一双底薄量轻、针脚敷衍的鞋，被刘胡兰发现后指出其欺骗行为。为了教育群众，她一斧头剁开那双鞋，里面的草纸、麻布等都露出来了。地主婆当众检讨并受到处罚。
刘胡兰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在附近战斗的解放军纷纷派代表前往当地进行一系列安抚英灵的革命活动，记下了这个血海深仇。据时任八路军独立二旅宣传科长的黄绍奎在1957年1月1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怀着渗透着鲜血的土块战斗》一文所载：
旅里派我和其他七八十位代表一齐追悼刘胡兰同志……我们慰问了所有烈士们的家属，在胡兰同志家仅剩下的小屋里坐得很久。胡兰同志的母亲悲痛地告诉我们刘胡兰牺牲前后的情况，战士们和老乡们不作声地静听着。后来我们一齐到观音庙前烈士们牺牲的地方。这时天气很冷，刘胡兰同志和其他烈士们的鲜血已经和泥土凝固在一起了。在这片血地上还放着那满是血痕的已经卷了刃的铡刀。旁边还有许多沾着血迹的高粱秆，那是铡人时垫铡刀用的。我参加革命十几年从未这样难受过，同来的许多战士们沉痛地跪了下去，每人拿起一把渗透烈士鲜血的泥土，放在胸前、装在口袋里。在祭奠烈士会上，刘胡兰的母亲和乡亲们要求我们替刘胡兰等烈士报仇，多打些“勾子军”，要求一定把杀害刘胡兰的凶手大胡子抓住，交给他们自己处理。我激动地代表同志们回答说：“我们都包了一块血，这块血将时刻督促我们更快地消灭敌人，更快地替烈士报仇!我们马上就要战斗了，乡亲们!你们等着听我们的胜利消息吧!”……我们30多个同志被批准为一支突击队，大部分是去祭奠刘胡兰的代表……部队开始接近敌人的城堡，距离城墙二三百米处是一片无障碍的开阔地，要用炸药去炸城堡的城门，只有依靠后面火力的掩护。3位战士接受了这个光荣的爆破任务。他们拿起炸药包就向前跑，可是敌人的机枪非常猛，瞎着眼乱放射，把去路封锁得很紧。两个同志倒下去了，就把炸药包交给另一位同志说：“别管我们，赶紧完成任务……”第二爆破组很快接上去了……这样几次三番后，当我们冒着危险架上云梯最终爬上城时，看见无数敌人死伤在地上。
据时任晋绥军区《战斗报》随军记者赵戈回忆：
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报道，就是我在文水前线通过军用电台拍发到延安去的。当时，我是晋绥军区战斗报前线特派记者。我目击过许多敌人整师整团的覆灭。然而，我从来没有见过解放文水那样迅速彻底的溃灭，只因为当时我军指挥员高呼着“为刘胡兰报仇”的口号，全军奋不顾身地严惩敌人……我们没有什么优异的武器，但是我们有革命意志。就凭这种意志，我们仅仅用五分钟的时间，严惩了恶贯满盈的二一五团。
1947年2月，山西《晋绥日报》等连续两天刊登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消息，使其英名在华北大地不胫而走。随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她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其英雄事迹进一步在全国广为流传。刘胡兰牺牲半年后，1947年8月1日，中共晋绥分局决定破格(通常年满18岁方可转正)追认她为中共正式党员。
因刘胡兰就义时文水县尚未解放，烈士忠骨被安葬于村外坟地。1951年9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晋绥分团专程赴云周西村慰问家属时，为烈士举行隆重迁坟仪式，将其忠骨安葬于就义处东面空地，并敬立一块“刘胡兰烈士永垂不朽”墓碑。1956年，在山西文水县建起刘胡兰纪念馆，在云周西村修建了烈士陵园，永志纪念。后来她的事迹被写成书，改编成戏剧、电影、电视剧，所在村曾被改为“刘胡兰村”。
谁最先树她为典型
杜杰后来回忆(据2008年9月由文水县史志办公室编纂、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文水解放纪事》一书，郭维屏的回忆也节选自该书)：
胡兰同志就义的噩耗，我是在她就义的那天下午得知的。那天下午，我们武工队正在二区一带活动。云周西村一个民兵跑来告我，说胡兰子被敌人用铡刀铡了，就义时表现得十分刚烈……回到神堂村(注：中共文水县委驻地)，我立即向当时文水县委书记作了汇报。书记说：这种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要向广大干部、群众大力宣传。
随即，文水县五区区委书记王瑞编写了一篇刘胡兰就义的小教材，教育党员向刘胡兰学习。
时任中共文水县委组织部长郭维屏也曾回忆：
刘胡兰1月12日牺牲，2月2日我军就重新攻克文水县城。一天，当时的县委书记说：延安各界慰问团张仲实、吴满有等同志，昨天听了我关于刘胡兰同志生前和牺牲情况的汇报，明天要我们作详细情况的汇报。待第二天汇报后的晚上，县委书记向县委副书记石玉、宣传部长刘光和我传达了慰问团的意见，其中一项是文水县要修建刘胡兰烈士陵园。
据现有资料看，杜杰最先将刘胡兰慷慨就义的事情报告给文水县委，而文水县委最先主张让干部群众学习刘胡兰的革命精神。
刘胡兰等壮烈牺牲不久，新华社吕梁分社记者李宏森随人民解放军某部挺进文水县阎占区。当他听到云周西村这一流血大惨案后，立即赶到云周西村，采访了知情的陈德照、石世芳等区干部和村民，很快写完报道刘胡兰等人英雄事迹的文章。
此文经新华社吕梁分社负责人审定后，向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发了两条消息：一是《刽子手阎锡山屠杀文水人民，云周西村农民多人惨死于阎军铡刀铁蹄之下》;二是《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后一稿用400多字，既颂扬了刘胡兰面对凶恶的敌人顽强斗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又揭示了阎军惨无人道的罪行。
这两条消息，经过晋绥总分社编辑修改后转发新华总社。总社分别于1947年2月3日、4日向全国解放军各报发了通稿。紧接着，延安《解放日报》和《晋绥日报》于5日、6日先后刊登了这两条消息。《晋绥日报》在详细刊登关于刘胡兰英勇就义有关报道的同时，还配发了一篇评论，号召全国人民、全体党员向刘胡兰学习，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解放日报》也于同日登载了题为《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的文章。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7年3月也广播了这则电文。2月6日《晋绥日报》所载“新华社吕梁4日电”称：
文水阎匪军于1月12日屠杀我云周西村居民(见5日本报)，17岁(注：指虚岁，实际15周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同志，威武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崇高的无产阶级品质。阎匪军将我刘胡兰同志等逮捕后，当众审问。阎军问：“刘胡兰是否共产党员?”她答：“是!”阎军再问她：“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她回答：“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做事的!”阎军又问：“今后你是否还要给共产党办事?”她说：“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这时穷极卑鄙之阎匪，想用酷刑威逼她投降，当着她的面前，用切草铡刀铡死了70多岁的老人——我陈区长之伯伯陈柱天(注：指陈树荣)及石世辉等几个人。阎匪以为这样就可使刘胡兰同志屈服，当即对她施以诱骗，说：“只要今后不给八路军办事，就不杀你。”我们的这位女青年同志坚决地回答敌人：“那是办不到的事!”阎军又问：“你真的愿意死?”刚毅的刘胡兰回答：“死有什么可怕!”英勇坚强的刘胡兰同志从容地躺到切草刀下面，大声地说：“要杀就由你们吧!我再活17岁，也是这个样子。”在场的全村父老，对阎匪暴行怀着深沉的愤恨，痛悼这位人民女英雄的英勇赴义。为表示对这位中国人民最勇敢的女儿的崇敬，全村决定为她立碑来永远纪念。
我党著名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仲实，在发现和提议往更广大范围内树刘胡兰为榜样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不仅立即指导和建议当地干部要开展学习刘胡兰的活动，而且还及时上报中央并建议中央大力宣传。中央同意了这个建议且提请毛主席给烈士题词。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刘胡兰英勇牺牲的革命事迹后来才得以因毛泽东的著名题词而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获知英雄就义的消息后深受感动而宣传其事迹者不乏以上革命干部及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有着澎湃的革命激情和敏锐的职业灵感及责任。
1947年，董小吾任晋绥军区战斗剧社“土改宣传队”队长。2月，剧社随晋绥独立二旅在文水县开栅镇驻扎。离此不远的文水县云周西村发生国民党屠杀刘胡兰等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恶性事件后，在武装人员的保护下，战斗剧社立即派成员魏风赶赴云周西村调查了解。经7天调查，刘胡兰牺牲时的情况逐渐清晰，他很快(仅在她牺牲后22天内)写出五幕话剧《刘胡兰》。此剧在为解放文水的参战部队演出期间，演到敌军连长要用铡刀铡死刘胡兰这一段情节时，台下群情激愤，有个战士甚至突然推上子弹，对准敌连长扮演者就要开枪，幸亏旁边的几个同志及时阻拦才未出事。
1948年初，战斗剧社随部队从晋绥根据地向南来到山西吉县的一个村子并成立了由魏风、董小吾、刘莲池、严寄洲等人组成的创作组，开始创作歌剧《刘胡兰》。在编写演出过程中，贺龙指示：刘胡兰是“中国的卓亚”，剧社一定要编好演好她。
为尽快创作出新剧本，导演董小吾等人白天一边演出一边讨论细节，晚上就趴在老乡家的小炕桌上突击写剧本并完成了谱曲。几乎每天写一场，仅用10天就将剧本写好。随即投入排练。当时村子里的老百姓都来看排练。当排练到刘胡兰被杀害这场戏时，在一边看的老百姓就开始哭，演员们和导演董小吾也开始哭。在吉县排练几天后他们赶赴山西河津县继续排练并准备首场演出。万万没想到首场演出非常成功。演出时，台下观众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特别是战士们不停地高呼“为刘胡兰报仇!”首演后，战士们纷纷请战，群众们哭个不停。
随后，《刘胡兰》剧组又随军渡过黄河来到陕西，为战斗在一线的解放军战士演出。董小吾清晰记得，那次，一直不爱看戏的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彭德怀坐在他身边一根木头上看完整个歌剧《刘胡兰》，边看边不停地擦眼泪。次日散步时还专门把几个主创人员叫过去说：“昨晚这个戏很好，就是要排这种鼓舞战士士气、增加战斗力的好戏，这就是文艺工作者对解放战争最大的贡献。”
歌剧《刘胡兰》前后演出100多场，主要是在战役打响之前给战士们演出，效果非常好，战士们往往都高喊着“为刘胡兰报仇!”义无反顾地冲向战场。严寄洲当时演大胡子连长，因塑造人物特别逼真形象，常有战士会对着正在演出的严寄洲要向他开枪，好在都被及时制止了。为了保证演员的安全，董小吾在每次演出前都会告诫观看的战士，让大家检查一下枪中是否有子弹，避免发生意外。
主席缘何两次题词
194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延安各界慰问团”，前往山西孝义、汾阳、文水、交城一带，慰劳与阎锡山军队作战并获得重大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王震纵队和陈赓纵队。慰问团由延安各界和各单位代表共十几人组成。陕甘宁边区工会的崔田夫担任团长，党中央直属机关的张仲实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黄静波为副团长。
1月13日，慰问团携带慰问信和慰劳品从延安出发，17日到宋家川过黄河进入山西，20日从吴城开始活动，到3月7日结束，历时47天跑遍离石、孝义、汾阳、文水、交城等地，对我军王、陈两个纵队所辖旅部、团部、营部及驻在各地的连队、伤兵、医院等广泛慰问。
2月4日至18日，张仲实等在文水县活动期间，了解到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详情后，表示积极支持吕梁区党委将她作为人民英雄来纪念的决定。他们建议应将其作为在党内进行气节教育的榜样。时任中共吕梁区党委副书记解学恭对张仲实说，决定在烈士墓前立碑，希望由他撰写碑文。但张仲实谦虚地表示：“等我回到延安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后，还是请中央负责同志为刘胡兰写碑文，这样有利于宣传刘胡兰的事迹。”慰问团为向烈士表示敬意，派白凌云等人携带慰问品：晋绥钞票1000万元、白洋布2匹及其他用品，前往云周西村慰问烈属。驻文水城附近的独立第五旅旅长贺炳炎虑及该村刚解放还不安全，特派一排战士将慰劳品送去，代慰问团表示慰问。另送挽联一副，表示沉痛哀悼。
3月中旬，在延安各界慰问团完成任务解散后，张仲实回到陕甘宁边区子长县东吴家寨子(1946年11月间延安形势紧急时党中央办公厅和其他中央直属机关曾经疏散到这里及附近一带)。几天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也从延安到此。张仲实向任弼时汇报了慰问团的活动经过和刘胡兰的英勇就义情形及吕梁区党委要求党中央为刘胡兰烈士题词的意见。张仲实说：“最好请毛主席写个匾，或题几个字。”任弼时答应将其意见转报毛主席。
▲毛泽东为刘胡兰题词
3月26日，毛主席听取任弼时的汇报后，对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十分敬佩、深受感动，心情也非常沉痛。据目睹当时情景的毛泽东当年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说：
题词稿送达文水后，却因战事不慎遗失。
同年，吕梁地委为加强党的阶级教育，通知各级党组织，将有关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印成专册作为学习材料，号召全体党员学习刘胡兰的革命精神，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奋斗。
1956年12月，共青团山西省委作出纪念刘胡兰逝世10周年的决定并编写宣传提纲。还作出恳请毛主席为烈士重新题词的决定。12月底，团省委宣传部宣传科长杨小池带着团省委恳请毛主席重新题词的报告来到北京，交给团中央办公厅转交中共中央办公厅，由其呈交给毛主席。
1957年1月9日，毛主席再次为刘胡兰亲笔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题词于1月12日早晨送到云周西村(据2007年1月12日《山西日报》载文)。这8个大字奔放遒劲，落款是他那洒脱的“毛泽东题”4个字。这幅题词未注明年月日，为的是体现“重写”的含意。它随即被送到云周西村刘胡兰烈士陵园。根据当时形势分析来看，毛泽东之所以二次题词深意还在：为了通过弘扬刘胡兰精神，在山西乃至全国继续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对毛泽东曾两次题词的这一重要史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中也书了必要的一笔：1月12日，这一重新题词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于不同年代为一个人两次题写同样内容的词，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凶手咋被绳之以法
自从刘胡兰壮烈牺牲的事迹传播开来，人民群众在深切缅怀烈士的同时，对杀害烈士的刽子手恨之入骨，纷纷强烈发出必须尽快追查和法办叛徒与杀害英雄的主谋及主犯的呼声，以伸张正义，为英雄报仇!
石五则原是村农会秘书，过去因包庇地主段二寡妇，受到过刘胡兰的批评。后来文水县五区区党委为纯洁组织，撤销其职务并开除其党籍。1946年12月21日，伪村长被镇压后，大象镇恶霸、复仇队队长吕德芳等人来云周西村摸情况时，石五则就出卖了区长陈德照等人。1947年1月8日，云周西村的石三槐等人被捕，石五则也是其中之一。敌人对他名为逮捕，实质是在保护。在这次“受审”时，他再次将刘胡兰等人全部出卖。
惨案发生后，与石五则一道被捕的石三槐、石六儿都同刘胡兰一起被阎军残忍杀害了，石五则却平安回家，这引起公安机关和许多人的怀疑。因此，1947年10月，我公安机关将其抓获。然因他拒不承认出卖过刘胡兰，加之当时战事频繁，没来得及对其进行周密侦查，未获得有力证据，便只好于12月23日将其暂时释放了。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难者家属及干部群众心中疑团未释，一直向公安机关反映相关情况。1958年底，公安机关对此案重新进行了严密侦查，终于查清此案。在法庭上，石五则百般抵赖，可是在大量证据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1963年2月14日，石五则被枪决。在参与屠杀的罪人中他是最后一个受到惩处的。
那么，直接组织和参与杀害刘胡兰的刽子手又是怎样先后被缉拿归案的呢?
据曾在山西新军决死队工作、新华社吕梁分社随军记者马明后来撰文称：
在云周西村农民举行的一次控诉阎军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罪行的会上，一位农民揭发说了“在祁县贩枣时见到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许得胜”的情况。许得胜是亲自指挥并用铡草刀杀死刘胡兰等烈士的阎军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二连连长。公安部门发现这一线索后，当即派人驱车赶赴祁县进行深入调查。从多方面证实许犯在文水解放后逃回原籍，继续作恶;1949年，祁县解放后，许得胜又窜到祁县贾令镇，潜伏进“万和堂”药店当了炊事员，进行反动会道门破坏活动。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经群众检举被逮捕，同年4月4日在祁县武乡村被枪决。新华社及时对这一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播发了题为《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许得胜伏法》的消息。
随后不久，其他两个凶手阎军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副营长侯雨寅和二连指导员张全宝也于1951年6月伏法。原来，新中国成立后，侯雨寅隐瞒了云周西村惨案的真相，畏罪潜逃外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被人民政府逮捕，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强大攻势下，他才坦白交待了在云周西村犯下的罪行，并且供出了张全宝躲藏在山西万荣县家中的情况。后经公安机关将张全宝捕获归案。
▲1951年6月，杀害刘胡兰的凶手张全宝、侯雨寅伏法。
1951年6月24日，在云周西村惨案发生地村南观音庙及其西边广场，先后举行了五六百人参加的公祭刘胡兰、文水县各界两万多人参加的公审侯雨寅、张全宝的大会。
公祭开始后，主祭人宣读祭文：“刘胡兰同志，你是人民的好儿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好榜样，你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自从你牺牲后，全国人民都在天天怀念你，都在一心一意要为你报仇。现在杀害你的凶手张大胡子已抓住了，我们马上就要为你报仇了，请你安息吧!”这段祭文说出了普罗大众的共同心声，是代表参加公祭者、代表全山西和全国人民向刘胡兰英灵告慰。
随后，在广场隆重举行了公审大会。两位凶犯侯雨寅、张全宝被带来并押上台的过程中，台下两万多群众忽地都站起来愤怒地挥着拳头。审判员开始审判了，第一个上台控诉的是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在她声泪俱下地控诉中人们脑海中又浮现出女英雄刘胡兰那英勇不屈的高大形象。人们纷纷义愤填膺地质问凶犯：“为什么要杀害刘胡兰?说!……”接着上台控诉的，是同刘胡兰一起牺牲的6位烈士的家属们。会场气氛悲痛愤恨到了极点。最后，侯雨寅、张全宝两犯被处以死刑。可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这一万众瞩目的事件和场面，摄影记者吴坚曾专程去采访，后于2000年在《中华魂》上发表当时的照片并配附短文说明：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到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进行采访。在一阵锣声中，我随着群众奔向公审大会会场。杀害刘胡兰烈士的凶手张全宝、侯雨寅被押上审判台后，像两只被猎获的豺狼缩作一团。第一个登上台的是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她早已哭干了眼泪，怒不可遏地控诉刽子手的滔天罪行。我拍摄的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控诉大会群众愤怒的催人泪下的瞬间。它表达了胡文秀和其他烈士亲人以及群众对国民党反动军队滔天罪行的仇恨，表达了他们的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
据山西省档案馆馆藏与刘胡兰遇害事件相关的密档“残害刘胡兰的凶手张匪全宝伏法前的供词”(结尾有张全宝画押，并注明：1951年6月24日于文水云周西村，盖有文水县人民法院印)所披露：
张全宝，乳名四儿，现名张生昊，年五十岁，山西省运城镇卫家小巷门牌一号人。夏历三十一年(即1942年)参加阎匪三十四军三团任少尉排长、中尉排长、副官、上尉副官等职，三十五年(即1946年)任阎匪六十一军七十二师二百一十五团一营机枪连中尉指导员。参加过阎匪“同志会”、蒋匪“国民党”等特务组织。
残害刘胡兰经过：夏历三十五年十月间，该营匪军窃据文水县大象镇时，该部匪军营长冯效义、副营长侯雨寅、一营机枪连指导员张全宝、二连连长徐得胜、大象镇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等，开会布置残害刘胡兰等人。
夏历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即1947年1月12日)晨，徐得胜、张全宝和吕德芳三个匪徒，带领阎匪军第二连和复仇自卫队，包围云周西村，捉住刘胡兰等七人，并强迫群众200余人到村南大庙旁广场开会。张匪全宝问群众说：“刘胡兰是好人还是坏人?”一个老汉说是好人，张匪全宝说：“你说是好人先铡你。”当时全场群众哀求宽恕刘胡兰等人，张匪全宝说：“决不能饶恕。”接着徐匪得胜就宣布刘胡兰等人的所谓“罪状”。
徐匪得胜问：“刘胡兰，你们村中还有谁是共产党员?”刘胡兰说：“再没有，只是我一个。”张匪全宝又说“你自白”，刘胡兰坚决不说。她说：“死了没关系。再过十几年我又是这么大!”匪徒铡死六个农民，铡死一个就问她：“你怕不怕?你说出共产党员来，就不杀你。”刘胡兰说：“我死也没说的。”匪徒又说：“你自白了，给你一份地。”刘胡兰说：“你给我抬一个金人来，我也不自白。”说完就自动躺到铡刀上。
杀害刘胡兰后，张匪全宝、徐匪得胜向匪军营长，当天作了报告。
同时，山西省档案馆保存的一份张全宝参加阎锡山组织的“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履历表(颁发于1947年12月1日)，详尽记录了其个人资料。他在履历表中所填“功绩”一栏所述“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间在文水做开展工作铲除奸匪地下组织工作人员七名”，正是1947年1月12日在文水县云周西村屠杀7位烈士一事。当年他洋洋得意写在履历表上的“功绩”，恰成多年后留给世人他杀害革命英烈的又一份无可辩驳的铁证。这份证据的面世，再次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在内战期间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毛泽东对刘胡兰英勇殉国事迹作出的高度评价。从她对共产主义事业和维护群众利益的坚定信仰中，我们可以看到，信念是强大的精神力量，有了坚定的信念，就能精神振奋、克服困难，甚至生命受到威胁也不轻易放弃。刘胡兰作为年仅15岁的共产党员，在敌人威逼利诱下，面对敌人的铡刀脸不改色心不跳，镇定自如，宁死不屈，用年轻宝贵的生命，挫败了敌人的阴谋;也以自己青春的热血，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质与纯洁党性，她的崇高精神和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历史将永远铭记为新中国解放事业牺牲的这些先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