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统一大业的开创者，“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奠基者。
毛泽东在谋划建国大业时提出了以解放台湾为总目标的国家统一战略，后根据朝鲜战争引起的历史条件的变化，把战略重点确定为反对美国占领台湾，阻碍中国统一和分裂中国的外交斗争。他在建国初期前瞻性地制定了“一个中国”的建交原则和入联政策。经过中国几十年的外交努力，一个中国的原则渐被各国接受，成为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60年代，他跳出美苏冷战的格局，把目光投向了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依靠第三世界兄弟的支持，突破美国布下的重重障碍，带领新中国昂首步入联合国，接管了台湾长期把持的一切中国权利。他在中国四面受敌的不利国际环境下，再次作出震惊世界的外交大调整，以小球拨动大球，化敌为友，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为美国对台撤军、断交、废约创造了条件。
新中国的统一自1949年以来实际走了两步。第一步是解决美国侵占台湾的问题，第二步才是实现两岸统一。毛泽东在他执政期间接近完成第一步。
一、谋划国统战略，反对美国侵台
新中国的统一问题，还在毛泽东筹谋建国大业时就提出来了。毛泽东最初确定的战略重点和最终目标是解放台湾。
1949年2月，他在西柏坡向斯大林特使米高扬系统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基本设想。关于全国解放后的完全统一问题，他着重谈了香港、澳门、西藏、台湾四个地方。他指出，在目前情况下急于解决港澳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相反利用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比较麻烦的是台湾和西藏。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
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他分析了三方面原因：国民党残余力量全部撤到台湾；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台湾实际上在美国的保护下。这时解放军还没有过江，毛泽东就作出惊人的预言：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
究竟多少时间，毛泽东没说。无论如何，这次谈话确定了中国统一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台湾和两岸统一。这一任务在今天已成为两岸几代人的共同事业了。
解放台湾是解放战争的一部分或继续，主要任务是消灭国民党军队。外交方面的任务是揭露美国侵占台湾，分裂中国，干预中国内政的企图，向联合国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不给美国出兵干涉提供口实。毛泽东指出，必须把美国直接出兵的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新中国成立前三个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即着手渡海作战的准备，把攻台时间初步定在第二年夏天。
12月，毛泽东访苏请求军援，要求派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协助攻台。他签发了《中共中央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指出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是解放台湾，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1950年上半年，攻台准备逐渐加快。5月，三野奉命成立以粟裕为首的前线指挥部，决定动用3个兵团50万兵力对台作战。上述部署，攻台第一，外交第二。只要解放军一举拿下台湾，外交问题迎刃而解。遗憾的是，就在攻台蓄势待发之际，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政府找到了干涉中国的借口。
6月27日，杜鲁门总统宣布出兵朝鲜，下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这一举动使新中国“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把抗美援朝提到了首位。美国侵占台湾根本改变了中国的统一战略。解放台湾从“消灭国民党军”变成“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朝鲜停战后，中国政府重申了解放台湾的决心，不再具有直接军事行动的意义，而是表明一种外交立场。
1954年7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会后，他致电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就解放台湾问题指出：“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斗争是复杂的，因为这个斗争有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对内，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除了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以外，还必须在宣传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同时加紧努力……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孤立美国侵略集团，最后达到解放台湾。”
毛泽东领导的这一战略转变可以概括为四点：1、在对象上，由集中对蒋变成集中对美；2、在方式上，由军事打击变成外交斗争；3、在时间上，由短期变成长期；4、在步骤上，由一步到位变成两步走，先解决中美台湾问题，后解决两岸统一问题。
反对美国侵占台湾和分裂中国是一场外交斗争。而毛泽东也通过内政方面的努力来造成外交目标的实现条件。一是加快经济建设和海空军建设，超英赶美，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力量对比。由于美国侵占台湾，解放军渡海作战的对象由蒋军变成美军。美军战斗力依赖军事装备，这是优点也是弱点。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
战胜美军未必在战场，亦可通过发展经济和军力不战而屈人之兵。朝鲜停战后，他即把目光转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出了“边打边建”，加强海空军建设，“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等方针。1957年他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了超英赶美的设想，即争取10-15年和平时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使战争打不起来。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超英赶美没能如期实现，但是以国力发展来反对美国介入台海和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战略在今天仍然有效。
二是倡导国共谈判和第三次国共合作，向台指出美援不可靠，回归才是出路。1956年1月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要搞第三次国共合作。1958年炮击金门期间，毛泽东会见了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请他转告台湾：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这个谈话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
三是创造了炮击金门的两岸接触模式。美国协防台湾的目的是“以金、马换取澎、台”，划海而治，使台湾与大陆脱离接触，永久分离。这个阴谋受到了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反对。1958年，毛泽东亲自指挥了8.23炮击金门战役，“意在击美”，“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后来他决定把金、马等沿海岛屿留给蒋，实行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的方针，双日不打单日打，武打变文打，把炮击金门变成了长期的制度性安排。
当然，只要美国赖在台湾不走，无论采取和平方式还是使用采取武力，都不能根本解决两岸统一。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清楚的。毛泽东倡导国共和谈和炮击金门，意在破坏美国策划“两个中国”的阴谋，使这一阴谋长期脱离两岸关系实际，无法得逞。而国际社会，原来对炮击金门反应很大，说什么的都有，后来也习惯了，打不打都是中国人的事，与他人无关。
二、制定邦交规则，打造“一中”原则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当局承认前两点，但主张“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美国的立场与两岸都有差距。它试图否认“一中”原则，长期鼓吹台湾地位未定，应由国际托管，策划“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碍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为中国进入联合国设下重重障碍。
毛泽东怎样通过外交方式迫使美国就范，最终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撤离台湾，与新中国建交呢？下围棋需要“设局”和“谋势”。研读毛泽东的外交战略也可以观察到这两个部分。“设局”就是制定“一个中国”的外交规则，“谋势”就是运用外交战略推动各国政府和人民接受或遵守这些规则，使之成为国际法。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了三大外交方针。其中“一边倒”可看作“谋势”。而“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则与“设局”有关。“一中”原则是通过毛泽东的两个“设局”体现出来的。即在双边领域规定中国的建交条件，在多边领域提出中国进入联合国及一切主权组织和会议的条件。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各国政府宣布了“一中”原则：“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随后，他在访苏期间通过电报指示国内，提出了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程序和条件。1949年12月19日的电报谈到缅甸要求与中国建交必须经过双方谈判，强调“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1950年2月8日的电报谈了中英谈判建交的问题。当时英国为保香港急于与中国建交。
毛泽东提出了三个条件，即英国必须与国民党政府断交；在联合国安理会及其他组织中接受新中国的代表，不承认国民党代表；把国民党政府在港官方机构和财产转交新中国政府。一个程序和三个条件使“一中”原则可以通过建交途径转化为国际法。毛泽东为世界立下规矩：如果承认“一中”原则，接受条件，履行程序，就可以与中国建交。如果不承认不接受不履行，就不能与中国建交。但是，半承认这个原则，只接受部分条件怎么办？如英国虽与台湾断交，却在联合国随着美国的对华政策。那只能与中国建立“半个”外交关系。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周恩来专门设计了一种邦交形式——代办级，以反映这“半个”。这样一来，新中国初始就与各国形成了四种关系。一是建交关系。二是半建交关系，如与英国和荷兰。三是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的非建套规范本身还不算国际法，但有极强的约束力。它从根本上杜绝了在双边国际法领域制造两个中国的可能。
你可以不承认新中国，但你不能不受“一中”约束而在大陆和台湾之间进行选择。即使不作选项，也改变不了“一中”现状。随着中国建交国数量的增长，“一中”原则将自然生成为国际法原则。上述规则也有柔性一面。有些国家对华友好，但受美国胁迫一时难以满足建交条件。对此，毛泽东也十分谅解，一是主张中国可以等待，二是认为这不影响贸易。
1950年9月，周恩来在一份《外交报告》中指出：“我们不仅要同已建交国家开展贸易活动，同时对于那些尚未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要它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也愿意和它们建立通商贸易关系”。这种灵活性后来发展成区别官方关系与民间往来的建交政策。
多边领域是国际公法的另一重要领域。毛泽东为“一中”原则也设下一局。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新中国成立后应接替被推翻的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的一切席位。1949年11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主席，声明新中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已丧失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和事实根据，要求立即取消其代表中国的资格。
1950年1月8日，他致电联合国及其会员国，要求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安理会开除出去；19日又照会联合国，声明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安理会首席代表。毛泽东开出的入联条件是联合国在接纳新中国代表的同时必须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将其席位交还新中国。这个原则同样适合于其他主权组织和会议，即只要有台湾的代表，中国就拒绝加入和出席。联合国和这些组织、会议必须在中国和台湾之间进行选择。
对于中国来说，入联比建交的难度要大。中国必须获得多数甚至三分之二会员国的支持才能入联，况且议案中还须满足中国为联合国规定的驱蒋条件，否则通过了中国也不会接受。不过，毛泽东的建交和入联是一个连环设计。中国要求建交国在联合国必须支持中国入联。这样，中国就可以在联合国之外通过发展建交国来影响联合国内部的力量对比。
朝鲜战争后，中国声望大增。一些国家对美国在联合国一手遮天非常不满，希望中国尽快入联，占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同苏联一起发挥制约美国的作用。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面见毛泽东，建议中国降低条件，先入联再驱蒋。他解释说，建交与入联是两回事。入联后，中国可以反对帝国主义控制联合国，而且中国入常后，台湾就没权了，只能代表它自己。他还说这只是一种过渡安排，不影响两岸统一。毛泽东拒绝了这个建议，指出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我们要借这个题目做文章。我们天天要求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不讲时间。我们天天说要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交，包括美国在内。有些人讥笑我们，说中国人总是慢慢来。我们恰好就是这一条。
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对不急于建交入联又作了精辟论述。他指出：“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三、争取中间地带，推动中国入联
推动美国就我之范围，光“设局”还不够，还须“谋势”，通过外交战略请君入瓮。毛泽东的第一个战略是“一边倒”，站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在建国初期是必要的。“一边倒”对中国统一和“一中”原则提供了重要支持。
中国的第一批邦交国清一色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一战略也有局限性。1949年至1959年，中国与34个国家建交。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满打满算也只有12个，而亚非国家则占了16个。另一头是6个西方国家，不含英、荷两国。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敏锐地观察到中间地带国家具有反帝反殖的潜力。朝鲜停战后，他把这一理论上升为外交战略，为中国在苏联和阵营国家之外争取更多的反美同盟军。中间地带的范围很广。
1954年毛泽东向英国工党访华团指出，美国反共是为了“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中国与印缅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派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积极参加万隆会议都体现了中间地带战略。波匈事件后，周恩来向苏联领导人介绍了中间地带战略，建议他们采用。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再次指出：“中间地带这13亿人口，两个阵营都在争取。”毛泽东主张阵营各国应独立自主地支持亚非拉国家的反帝反殖行动，充分利用英法等国同美国的矛盾。这一策略并不完全符合苏联的冷战模式。赫鲁晓夫认为，在缓和与反帝问题上，阵营各国应与苏联保持一致，不能另搞一套。1958年，苏联为约束中国，提出要与中国搞长波电台，成立联合舰队，遭到毛泽东的断然拒绝。而毛泽东为牵制美军、支援中东人民斗争而实施的炮击金门，也引起了苏联的担忧和恐慌。1959年，赫鲁晓夫来华参加国庆招待会，指责毛泽东不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些分歧很快导致了中苏破裂。毛泽东决定放弃“一边倒”，甩开束缚，寄希望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专心经营中间地带战略。1963年，他提出“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
1974年，他超越冷战格局和意识形态界限，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主张依靠亚非拉国家，争取发达国家，反对苏美两霸。毛泽东20世纪60年代实施中间地带战略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大力支持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在这方面，他最重要的决策是援越抗美。从1965到1973年共8年时间，中国倾其国力，对越南提供了军事、经济、人员、物资、资金等全方位的援助，直到美国从越南撤军。
二是加强对新兴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非洲，宣布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遵循八项原则，主要精神是平等互利，尊重主权，不搞特权。毛泽东要求中国专家的待遇应同受援国专家一样，“最好低一些”。1965年他批准援建的坦赞铁路是中国援非的成功范例和中非友谊的见证。该项目是坦赞两国总统向西方和苏联求助无门的情况下由中国承接的，历经11年完成。铁路全长1860公里，建成桥梁320座，隧道22座。中国付出10亿元无息贷款，运送100万吨设备材料，派出5.6万人次的援建队伍。
三是加强与西欧的关系，开展对日民间外交，推动第二中间地带摆脱美国控制和对华友好。1964年中法建交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突破。法国是西欧大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法建交动摇了美国对盟国和联合国的控制，对其过时的对华政策造成了巨大压力，正如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所说：“如果巴黎与中国建交,我们很快将面临着一些非洲国家、比利时、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国家承认北平的危险。”
20世纪60年代，中国多灾多难。但是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战略仍然在两大阵营之外为中国撑起了一片天。1960-1971年，中国建交国的数量增长了一倍，达到69个。其中亚非拉国家43个，占了多数，阵营国家和发达国家各13个。在联合国中，中国建交国的数量也在相应增多，至1971年达到了62个，占到成员国总数的47%，成长为支持中国入联的强大力量。台湾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是美国进驻台湾的法律基础，一旦发生变故，美军驻台将失去合法性。所以美国要极力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存在。20世纪50年代，它是通过多数票阻止联大审议中国代表权提案。从1961年起，美国变换策略，不再阻挠提案上会审议，而是提出中国代表权是一个“重要问题”，须由联大三分之二多数决定。但是这条路也越走越窄。从1963年起，亚非国家取代阵营国家成为支持中国提案的主力军，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中国入联。1970年第25届联大首次出现了支持中国的多数票，虽然不足三分之二，但预示了美国“重要问题”策略已走到尽头。
在1971年第26届联大上，美国为保住台湾作出最后挣扎。它再次变换手法，一面表示赞同中国的代表权，建议让中国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另一面又坚持台湾继续拥有代表权，提议把驱台列入“重要问题”,要求联大接受“双重代表权”。这是两个虚伪的提案，不会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局面，不过可以阻止中国入联。美国丧失了正义。它不敢拒绝中国入联，反而指望中国坚持“一中”原则来达到它的目的。但是它没有机会了。10月25日，联大会议否决了“重要问题”提案，接着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9票弃权通过了23国提案，做出了纳中驱台的第2758号决议，使“双重代表权”案胎死腹中。
中国在联合国之外获得联合国之内的胜利，体现了争取中间地带战略的成功。毛泽东分析了26届联大投票情况，指出：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弗朗哥的西班牙投弃权票。
除了这四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他对身边人员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四、把握历史机遇，启动中美建交
20世纪60年代末，中美台湾问题的解决与中美关系正常化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中国要求美国对台实现“撤军、断交、废约”三原则，两国才能建交。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两国关系的改善，美国即使失去了国际法和国际舆论的支持，也很难主动或被迫退出台湾。解开这个死结不仅有待于中美战略利益的趋同，更需要双方政治家的远见和魄力。
1968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处境谨慎地表达了谋求与中国接触的意愿。但是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他都面临着重重困难。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有非常透彻的了解和全面的把握。他大力支持各国人民的反美正义斗争，争取一切同情赞成中国统一大业的因素反制美国。同时他也十分清楚，迫使美国从台湾撤退，光开展反美斗争还不够。在一定阶段取得一定成果之后，必须寻找机会打破僵局，通过中美谈判解决问题。
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寻找机会。1959年，他通过美国友人向大洋彼岸发出了“想到密西西比河游泳”的信号。在1967年的“文革”高潮中，他读到了美国总统候选人尼克松的一篇文章，其中说：“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他请周恩来阅读此文，预言如果尼克松上台，美国可能改变对华政策。从那时起，他就选中尼克松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伙伴，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喜欢美国右派和共和党甚于左派和民主党。1969年珍宝岛冲突使中苏关系进入对抗，中国面临北方威胁和四面受敌的压力。毛泽东却将此视为中美接近的绝好机遇，认为这“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
他指定陈、叶、徐、聂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局势，商量对策，为调整战略联美抗苏做党内准备。但是中美又起对抗。1970年，美国策动柬埔寨政变，派兵入柬。毛泽东发表“5.20”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971年，美国轰炸老挝九号公路，把战火烧到整个印度支那。中国政府作出强硬声明，支援印支抗美“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在全世界沉浸于反对美国扩大侵略战争之时，只有毛泽东观察到了，尼克松在为打不赢的战争寻求“光荣的撤退”，中美接触的时机正在到来。
1970年国庆节，他邀请斯诺上天安门亮相。通过他向美国白宫透露“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1971年4月，他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以民间外交推动中美关系。7月，基辛格秘密使华，新华社公布了中国回应尼克松的愿望邀请他访华的消息，指出“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总统接踵美国乒乓球队要来访华是一个震惊全球的新闻，直接推动第26届联大作出中国入联的决定。这一连串重大事件的叠加使中国再次迎来建交高潮。英国、荷兰由半建交提升为全建交；日本、西德、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惟恐落在美国之后而抢先与中国建交；有些国家受美国压力一度与中国断交，现在一看势头不对，纷纷与中国复交。中国的建交国几年内很快超过了联合国成员国的一半乃至三分之二，于1976年达到了111个。
中国利用建交高潮，创造了日本、加拿大等多种建交方式。“一中”原则被明文载入建交公报、联合声明、国际决议等各种国际法律文本之中。
1972年2月，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中国土地与毛泽东商谈关系正常化时，美国除了抱怨不能丢弃老朋友外，竟已找不到一条国际法依据和像样的理由在台湾驻军。相反，毛泽东、周恩来则握有强大的“一中”话语权。在双边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或正在接受“一中”原则而与中国建交；在多边领域，中国排除台湾恢复了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正在把这一原则推行到一切主权国际组织及会议中去；在国际规范方面，毛、周还握有一大法宝：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已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为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在两岸关系方面，美国也只能面对现实，承认分割台湾的想法实在不对中国人的胃口。
当尼克松一行离开中国时，不得不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做出如下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从1950年起，毛泽东为反对美国侵占台湾，实现国家统一，领导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了26年的外交斗争。这是一场持久战。他从制定建交入联政策入手，先是借助一边倒稳住阵脚，然后转向广大中间地带，诉诸亚非拉国家，争取发达国家。当历史出现转折时，他抓住机遇一举扭转局势，在国际舞台上再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毛泽东的兵已经光临美国城下。他向尼克松总统提出订立城下之盟，条件是：美国必须履行建交三原则。如果不是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下台，他一定能目睹中美建交这最后一幕。
毛泽东为中国统一大业所作的努力以及展现出他的雄才大略，确实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