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革命战争年代，在整个中国，朱德是最被民间神化的一个人物，是最富传奇色彩的大英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战士们视他（朱德）为神明，中国民间流传他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本领：四面八方能够看到百里以外，能够上天飞行，精通道教法术，诸如在敌人面前呼风唤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枪不入……也有人说他有死而复活的能力……”。德国人王安娜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也写道：“农民们说，他（朱德）是千里眼，能够看透远处的东西；他又是道教魔法大师，不但能够在敌人面前放起烟幕遁走，甚至可以在空中腾云驾雾。”署名“绍源”的一位作者在他编译的1946年4月出版的《朱德自传》的小序中这样写道：“朱德在中国，已跟三国里的古代英雄们一样变成传奇式的人物了。进退迅速，难以捉摸的军事行动，在敌军看来，正如幻影一样不可思议，而非凡迷信的人们就说他，作为共军总司令的朱德，是一个魔术家。朱德的形象，被裹在各种富有色彩的幻想的外衣里。”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地方老百姓都流传说：朱德是天上的武曲星下界，他的掌心长着一颗常胜痣，每当八路军与日本鬼子打仗的时候，只要朱德一挥手，八路军便无往不胜。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有这么一句话：“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象我是三头六臂……”。处于统治者的对立面，在大量丑化宣传的背景下，朱德的被传奇化甚至神化，完全是其所创造的一个个军事奇迹造就的！连他所带的部队中的将士，都对他“带点神秘式的信仰”（肖克回忆），也就难怪那些对他并不了解的普通老百姓对他的神魔化的想象了！但现实中朱德本人的形象，却是一个显不出有任何英雄色彩，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物。德国人王安娜描述初次和朱德见面，朱德给她的感觉时说：“就像一个劳累过度的老农民。……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像英雄，不像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爱泼斯坦谈到他对朱德的印象时说：“从他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和身经百战的战略家。”海伦.福斯特也说：“朱德没有什么军人气概”。

无疑，人的外部形象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的性格和思想。有的人喜欢突出自己，便总是着意于处处将自己表现得不同凡响、高人一等，有的人不希望引人注意，各个方面便都力求普通，与众人混同；有的人精于演戏，表情动作便丰富多彩，有的人朴素实在，便给人感觉呆钝痴憨；有的人注意小事，总是事事精明，看起来便很是伶俐聪明，有的人不拘小节，常常小事糊涂，看起来便有点愚笨无能；有的人喜欢显示自己的男子气概，便在众人面前总是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有的人意识到刚强的害处和谦下的好处，便时时注意让自己表现出温和谦恭。总之，性格和思想，由内在而外表，显现于言谈举止，表现于打扮装饰，即使是同等智力、能力或勇力的人，久而久之，也会形成完全不同的形象：有的人会给人以杰出的印象，有的人则会给人以平凡的感觉。但一个人真实的本质，在有洞察力的人的眼里，总是会透过表面的形象，最终慢慢或突然显露出来。抗战时期，一位中央社记者在报道朱德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虽仅有一天的晤谈，他那起初给我的平凡形象，已经给不平凡的谈话，特殊的风度完全冲破了。的确是的，世界上有许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种平凡的外表下隐藏着。”史沫特莱在描述了见到朱德后的第一印象，“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很快接着写到：“我在这一瞬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论以他的哪一部分来看——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

青年时期，特别是滇军时期身着军装的朱德，其相貌给人以极其刚毅威猛的感觉，那是一个一眼就能让人感觉到杰出的朱德形象，但中年和老年的朱德则让人感觉平凡普通，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朱德所经历的一些非常的苦难或者伤心经历，以及在受到佛教影响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后的思想变化和行为变化（佛教和共产主义都主张人人平等）。所以，朱德外表的“平平无奇”和“没有什么军人气概”，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长期有意识地克制自我，不突出自我，追求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的思想导致的结果。朱德的思想中包含着相当明显的隐士思想的成分，对应于外表，朱德的平凡相貌也正像一个隐身衣，这个“隐身衣”，一方面常常能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保护他免于危难，另一方面也常常会使他在当时或以后被人忽视甚至轻侮。在率领南昌起义残部转战赣南的那段时间里，朱德曾因被当地土匪误认为伙夫头而逃过一劫；在红军长征期间，朱德也曾被手下的红军战士当做伙夫支来使去。直到如今，在个人崇拜、突出以致神化一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30多年之后，很多人依然认为朱德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空头司令，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朱德平凡的、甚至有点“愚人”特征的外部形象。

无疑，笔下的文字总是远比形貌更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在本质。那么，这里，就让我们透过朱德的诗句，看一看朱德这个“平平无奇”的形象下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一个朱德：

“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1909年）

“千年朽索常虞坠，一息承肩总未休。物色风尘谁作主？请看砥柱正中流。”（1916年）

“泸阳境内数名峰，绝顶登临四望空；立马五峰天地力，群山俯首拜英雄。”（1916年）

“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写于1939年,改于1941年）

看看这些诗中的气势，看看这些诗中所表现出的自信和气概，这是只有旷世英雄才能写出的诗句，这是只有旷世英雄才会有的气概！“千年朽索常虞坠，一息承肩总未休。物色风尘谁作主？请看砥柱正中流。”——数千年中，敢说这种话的能有几人？“物色风尘谁作主？”——多么让人容易想起另一位旷世英雄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的诗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请看砥柱正中流”的回答，又不由得让人想起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结尾“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朱德和毛泽东，他们都是俯视历史、雄视天下的旷世英雄，他们都是上天安排的在这个风尘中作主、在这个苍茫大地上主宰沉浮的人物，他们都是承载着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命运的中流砥柱！朱、毛之所以能够并称，根本原因便在于此！在同一个国家，而且在同一个阵营内，两个人能同时享受“万岁”称呼，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差不多已经是绝无仅有了，但更奇的是：这两个人在领导工农武装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过程中，竟然能以这种基本并列的地位融洽相处约二十年之久！这个奇迹之所以能够发生，是两位伟人的无私品质所共同成就的，但更与朱德的大度、对权力的淡泊，以及在功名上的有意识的自隐紧密相关。

1926年朱德在给朋友艾承庥的赠诗中这样叙述自己的心迹：“我本江南一鲰生,十年从事亚夫营。身经沧海羞逃世,力挽狂澜岂为名。……锦绣山河坏虎狼,火热水深民望救;我欲回天力自强,安危度外不思量。”

从这几句诗里我们可以看出，朱德对于名利、权位的淡薄，首先根源于他本来就有的隐士性格和思想，所以，诗中抒怀时就有“逃世”的说法；而他终于“羞逃世”，要“力挽狂澜”，要“回天”，乃是因为国家和人民的苦难，使他这个“十年从事亚夫营”、“身经沧海”的人不能坐视不管。所以，他投身革命的目的完全是无私的，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正如海伦.福斯特所说，“战争在他看来并非一种建功立业而是一种结束苦难的手段”。如果是为了一己之名利，以他当时的名位，又何必投身革命，“安危度外不思量”呢？这也就难怪海伦.福斯特说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也就难怪当革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或者取得了一些大的胜利，各方面的颂扬接踵而至的时候，朱德就开始不断地推功。

1944年，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朱德说道：“我们切不可居功。群众风起云涌，烈士牺牲性命，如果有功，功是他们的。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像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中的一个而已。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功，功是党的，是群众的。”

在1948年5月，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朱德说：“解放军打了很大的胜仗，很多人说是我的功劳，我就知道他们把我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来说的。我个人应当认识，解放军的胜利是全体同志的功劳，我不应该夸大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我的能力有限，做的事情也很有限，怎么能承受得起这样大的荣誉呢？人家把功劳归给我，我就把功劳往下面推，我想你们也要这样推才好。”

斯沫特莱说：“从前早就有人对我说过，他（朱德）是一个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

王安娜说：“要让朱德谈他自己的事情是很困难的，但当请他谈红军的事情时，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滔滔不绝。”

追随朱德参加南昌起义的赵镕（中将）说：“有人认为‘十六字诀’是毛主席创造的，其实是朱德创造的。……朱总是从来不讲他的贡献和他的优点、长处的，无论如何也不讲。我就曾问过他：‘十六字诀不是您提出的吗？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的了？’他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注：事实上，毛泽东、朱德对“十六字诀”都有贡献）

朱德的女儿朱敏说：“他（朱德）在我们子女面前，从来不谈自己几十年来的革命事迹。有时候，我的孩子们要他讲讲他的经历，他或者摇摇头，或者摆摆手，对孩子们说：‘我没有什么的，就是跟着毛主席。’‘你们应该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历史。’‘我们这一代人，以毛主席为代表。’”

解放前，朱德推功，把功劳推给工农群众和普通士兵，因为大家把功劳放在他的头上；解放后，朱德甚至在亲人面前都从不言功，或者就把功劳推给主席，毋庸置疑，除了本身的谦虚和无私，这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和对时代的顺应。

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说朱德“一天总司令都没有当过”，朱德笑着答道：“那就请你批评好了！”后来，朱德对康克清谈到他当时的想法，说：“说我连一天总司令也没有当过，这没关系，这对别人一点损害也没有，只是否定了我自己。”

文革时期，“朱德的扁担”被改编成“林彪的扁担”，朱德听到后笑道：“扁担可以先借给他用几天，迟早还是要还的嘛。”

看看朱德对待个人功劳和名誉的态度，没有无我的精神，没有非同一般的善良，没有“腹中天地宽，常有渡人船”的度量，没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内在的力量和智慧，如何能做到这样的豁达呢？动物中，最有力量的大象、狮子、老虎等，平时都显得迟钝而温和，而兔子、老鼠等弱小动物则非常机灵，稍有风吹草动便会立即产生剧烈反应，力量并不很强的狼或者狗，则动不动就嚎叫或者狂吠不停。所以，外部的温和和貌似愚钝常常是内在自信和强大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康克清在延安对海伦.斯诺谈到朱德时说“他喜欢和普通战士一起生活，他常常和他们促膝谈心。……他过着普通战士的简朴生活，必要时也和战士做一样的工作。他的绰号是‘伙夫头’，他看上去就象一个普通士兵。……有时清闲下来，他就去帮助农民种地。他还常常从河谷挑粮上山。”

老八路刘玉珠回忆说，在延安时，他记忆最深刻的是经常能在延安的便道上碰到捡粪的朱德，“当大官的一点架子都没有！”

1942年，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到延安考察，当他见到仰慕已久、威名远播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时，不胜惊讶。他万万想不到作为总司令的朱德，竟然穿着跟普通战士一样的粗布衣衫，跟普通农民一样地锄地种菜、担尿挑粪，举止形象跟一个老农完全没什么区别！续范亭大为感动，挥毫赋诗曰：“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炼一英雄；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朱德农民情结之谜》中说：“在老家马鞍公社，他（朱德）见到小孩就拉到自己怀里，见到老人就让坐在自己身边。在他家的院子里，他的腿上、背上爬的全是小孩，常常是他人一到，院子里就人声鼎沸，笑语喧哗，谁主谁客，难分难辨，好个热闹景象。”

朱德的孙子朱和平回忆说：“爷爷喜欢在别墅一层那宽大的围廊里下棋。棋盘一摆,便围满了观战的人,连邻院的孩子也跑过来。观战者里面没一个守规矩的,这个喊“拱卒”,那个喊“跳马”,还有的嚷嚷“出车”,全都嗷嗷叫着支招,更有甚者,还把手都伸到了棋盘上,就差替下棋的人动子了。可爷爷和他的对手置嘈杂的喊声于不顾,还是静静地按照自己的棋路挪动着棋子。在北戴河,只有我家的小楼里,才会不断传出这种热闹的欢笑,同附近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周恩来住处在国务院部门的区域)院子里的宁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就是朱德！这就是那个有着显著的隐士色彩和普通人特征的朱德！正是因为有这个不喜欢出风头，不与人争名夺利，没有官架子，总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的朱德，才有了那个形象上看起来也很普通的朱德。

跟朱德有较深接触的著名军旅作家刘白羽曾动情地描写朱德说：“你面对他时，你无法想象他竟是那样一个叱咤风云、所向披靡的统帅。是的，他尽了一个统帅的责任，他从血流成河、荆榛遍地之中杀出一个新世界，但他丝毫没有沾染统帅的威风凛凛、盛气逼人的习气，他创造了那样多丰功伟绩，好像都与他无份无缘似的。”

1940年9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有一篇题目为《如火如花的老少年》的文章，其中写道：“我们在全部世界历史上，读到看到了不少气焰万丈煊赫一时的将军人物，但真正成为群众的领袖，象这样‘平淡见英雄’的伟人，却只有朱德将军一人！”是啊，纵览世界历史，还能找到第二位象朱德这样从衣着到言行如此普通，为人如此平淡，与士兵和群众如此亲近的总司令么？

黑格尔说：“仆妾眼中无英雄”。这是因为仆妾离英雄太近了，英雄的一切与他人无异的平凡之处甚至缺点，都在仆妾面前暴露无疑了。所以，有些人想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杰出，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便总是会在言谈举止上、行为上、服饰上，处处将自己表现或者打扮得非同一般，一有机会就会摆摆架子，耍耍威风，让别人感到难以接近。而朱德却不同，他将自己一切普通的地方完全表现在别人的面前，朴朴素素、平平常常，从不摆架子吓唬人、装样子糊弄人，从不让人感觉难以接近。

“仆妾眼中无英雄”，这句话还有另一个解释，那就是：仆妾终究是仆妾，他们的智力无法辨别英雄与凡人的区别。许多人往往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以为那阳气外露，动不动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就是勇敢，以为那聪明使尽，事事精明的就是智慧，以为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就是杰出。所以，他们根据朱德的形象和处事行为，便认为朱德既不威猛，也不聪明，甚至什么能力都没有。殊不知太阳升到最高的地方便会下落，麦子成熟之后麦穗就会下垂，一个人的智慧、力量达到一定程度时，他就不再求上，而是趋下，不再是逞强，而是示弱，不再事事精明，而是在许多事情上能糊涂就糊涂，不再是追求突出，而是趋向普通，即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一个人内在高明到极致的时候，行为处事便会只求恰如其分，平平常常。所以老子也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朱德的淡泊自隐，不与人争，使他在世的时候未能得到他本应当得到的更大的荣誉，使直到现在的人依然对他存有轻视，但他的淡泊自隐，也使他非常幸运地相对平安地度过了晚年，而在他去世之后，他的才能、他的功绩，也不断地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新认识。但所有这些生时死后之名，在他，应当并不是多么看重的吧！

1958年7月初，朱德来到兰州，兴致勃勃地攀登兰州的五泉山，非要鸟瞰市容不可。前往干佛阁的半路上，一座横在山道上的牌坊出现在朱德一行的视野。抬头望去，只见牌坊正面横书七个大字：“高处何如低处好。”

朱德反复琢磨：“这七个字意味深长啊！”

“后面还有七个字呢！”有人在一旁介绍。

“我们快去看看写着什么？”朱德兴致盎然。穿过牌坊，背面七个大字映入眼帘：“下去还比上来难。”

朱德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