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近一个时期以来，各地举行了很多相关的纪念活动。但是，也有一些人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出现了偏差，甚至夹带私货，宣称“民国大师胡适是五四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就是要同西方文明接轨，近年来弘扬传统文化的做法背离了五四运动的精神”，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笔者想在这里简单就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不是一回事

其实，这些人所犯的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混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两个概念。应该说，两者之间的确有着一定的联系，像五四运动的很多领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但是，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从时间上看，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开始的，五四运动则发生于1919年。从性质上看，在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其主题的确是鼓吹向西方文明接轨，带有明显的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后相关的文化运动则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弘扬马克思主义已逐渐变为主流，成为了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从结果上来看，五四运动之前的早期新文化运动，以鼓吹“公理战胜”被巴黎和会打脸为标志，证明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而五四运动开启的马克思主义新潮流则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中国革命斗争通往胜利的基石。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讲话当中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事实上，区分开五四运动和早期新文化运动的观点并非中国共产党所独有，以胡适为代表的亲西方的民国大师也同样承认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方向明显不同。只不过胡适等人的看法则和中国共产党人相反，认为五四运动是对于新文化运动向西方接轨方向的干扰和破坏：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一九一九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胡适：“五四运动”——场不幸的政治干扰-搜狐文化频道

http://cul.sohu.com/20160308/n439764453.shtml】

因此，我们只能说胡适这样的民国大师参与过早期的新文化运动，绝不能说这些人领导了五四运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些人始终停留在五四之前的时代。

今天中国某些亲西方公知未必真的不清楚这一点。像从80年代开始公知们就经常鼓吹的“救亡压倒启蒙”，其实也是继承了胡适等人的观点。虽然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相反的，但是两者都看到了五四运动和早期新文化运动性质不同这一事实。现在这些人又把五四运动和早期新文化运动混淆起来，将胡适等亲西方的民国大师说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借纪念五四运动鼓吹全盘西化，与其说是无知，恐怕更大的可能是在刻意混淆视听。

二、继承五四精神和弘扬传统文化并不矛盾

如果我们能够把五四运动和早期新文化运动区分开来，很多问题其实就迎刃而解了。虽然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的5月4日，但是如果抓住“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这个核心性质，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每个人的“五四”都是不同的。

比如说，李大钊本人的五四严格说起来则是在1919年之前，其早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当中就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热情欢呼布尔什维主义“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实际上已经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发展的方向了。另一方面，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接受和转向马克思主义则需要一个过程。像文学界当中最早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名家是郭沫若，他在1924年到1925年才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未来的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鲁迅还要更晚一些，他在晚年的杂文当中表示，是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才使他从梦中惊醒，彻底抛弃了以前主张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可参考《二心集·序言》）

在此基础上，我们如果把这些人在发生思想转变之前和之后的作品做一下对比，就会发现其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大多鼓吹西方文明否定传统文化，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往往能够对传统文化持一种辩证的、科学分析的态度。

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鲁迅，他在《狂人日记》当中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是非常激烈的，认为过去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所宣扬的“仁义道德”，只不过是“吃人”而已。这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无反封建的积极意义，但是显然也有偏颇之处。

但是在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主流的儒家思想看法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像他晚年的小说《故事新编》当中的《出关》一篇，就对于孔子做了比较正面的描写。后来其在解释这篇小说的杂文《<出关>的“关”》当中，又明确指出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行者，他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进步性：

【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

这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社会历史条件进行辩证分析的做法，显然要比早年盲目照搬西方思想批判传统文化的做法科学得多，也公正的多。

至于郭沫若就更不必说了，在早年时曾经非常热衷于个性解放的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很快就写出了一篇名作《马克思进文庙》，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后来，这篇文章中的一些章节还在2015年的时候做过考研政治题的材料。

也就是说，继承五四精神和弘扬传统文化并不矛盾。今天我们之所以认为五四时代的一些人主张全盘西化，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些人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上还停留在前五四时代。

三、早期新文化运动中“全盘西化”的观点不足为训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由于近年来很多人把五四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前的早期新文化运动混淆了，所以导致很多方面盲目拔高早期新文化运动当中人物的成就，导致出现了鼓吹西化的民国范儿在某些方面而沉渣泛起。

比如说，为了鼓吹“全盘西化”，胡适为代表的某些坚持早期新文化运动观点的民国大师，提出了“屈原不存在”等等盲目否定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点。这些毫无依据的观点在当时就沦为笑柄，但是现在却又被一些人重新抬了出来。关于这个问题，今天已经有不少朋友批驳过了，笔者在这里就不再详细论述了。

再比如说，早期新文化运动当中，文学界流行的一个很重要的论调就是鼓吹西方的“去政治化”理论。像胡适为了否定《诗经》政治性，就宣称《诗经》当中只有一些爱情诗写得好，《氓》就是其中的代表，有政治性的诗写得都不好。而在中国古代的传统论述当中，认为《诗经》的最大成就就在于其政治性，政治性越强的诗往往成就越高。像李白就认为，《诗经》当中写得最好的就是《大雅·文王》和《王风·黍离》。

究竟是胡适的观点对还是李白的观点对呢？我们可以把他们所认为的《诗经》当中写得比较好的诗拿出来对比一下：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氓》）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王风·黍离》）】

我想，即使是不需要多高文学素养的人也能够感觉出来，后者那种对于国破家亡的悲愤感慨堪称千古绝唱，要比前者强的不是一点儿半点儿。胡适等参加过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民国大师真实水平，也就可见一斑了。

甚至像鲁迅、闻一多这些后来转向社会主义的进步人士，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也有不少错误。像鲁迅在他早年的《中国小说史略》当中就完全拘泥于形式，对于《三国演义》等很多古典名著评价不高，认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一点甚至还不如清代的旧文人章学诚火眼金睛，其虽然也反对《三国演义》，但是却是因为其看出了其中对于刘备、诸葛亮等人的平民化描写对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威胁。闻一多则在他的诗论当中从形式主义出发，宣称《春江花月夜》“孤篇盖初唐”，后来又被一些人进一步发挥为“孤篇盖全唐”。这显然是过誉了。之所以古代的人大都认为《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张若虚水平不如初唐四杰，更不如李白、杜甫，主要依据是初唐四杰的诗均有社会政治性，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和杜甫的“三吏三别”更是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春江花月夜》单纯追求去政治化的形式主义，在格局上已经明显落了下乘……这些事实表明，受西化思想影响的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于古典文学的看法，甚至还不如古代人深刻。

当然，这些人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思想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像闻一多晚年在《艾青和田间》等文章中就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认为自己当年对于文学的看法属于“鸳鸯蝴蝶派”的水平。鲁迅更是写出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一系列战斗檄文，完全抛弃了早年的形式主义，认为文学评论必须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础上。

因此，我们今天也应该认识到这些进步学者思想上的转变，抛弃其早年时期的一些错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问题。至于胡适等始终鼓吹全盘西化的民国大师的若干论调，就更是不足为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