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红色家风的几个侧影

张保军  孙婷艺

1951年夏与侄子侄女在颐和园谐趣园

红色家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家庭风尚或生活作风，是红色足迹、红色文化、红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周恩来高度重视家风建设，身体力行，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为红色家风的形成与发扬，增添了几分厚重积淀。

要求晚辈子侄根据国家需要择业

1961年夏，周秉钧高中毕业。一天，邓颖超托人转告周秉钧，明天到西花厅来一趟，伯伯有事找他谈。

第二天，周秉钧兴高采烈地来到中南海西花厅的周恩来伯伯家。在当天的饭桌上，周恩来说：“秉钧，如今你高中快毕业了，恭喜你，我请你吃饭！能给我说说下步有什么计划吗？”周秉钧想，伯伯找我来，一定有他的想法，就直截了当地说，想听听伯伯有什么提议。周恩来说：“秉钧，你能不能不考大学？”周秉钧反问道：“为什么？我平常品学兼优，论成绩和表现，老师说我考清华大学是有把握的！”

周恩来解释说：“如今国家蒙受自然灾害，需要重点恢复农业生产，所以，今年征兵的重点是城市，怎么样，你还是报名参军吧！”周秉钧爽声答应：“行！”周恩来立即笑了，兴奋地说：“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跟大家讲了，今年的征兵对象主要是城市青年，我们既然都是当兵出身，是不是也让我们的孩子到部队里去锤炼锤炼？你们可以说敢情你说话轻松，你没儿子嘛！对，我是没有儿子，但我有侄儿，我可以送我侄儿去部队参军！”

这时周秉钧才告诉伯伯周恩来，他在学校里已经参加了空军飞行员的招生体检，身体各项指标都符合标准，只等最后政审了。周恩来感到有点可惜：“一开始希望秉钧去当陆军，在野战部队里摸爬滚打，锻炼会更大。当然，如果在学校里能选上空军的飞行员，也不容易，那就当飞行员。”最后，周恩来还说：“秉钧，你能不能答应我，如果选不上飞行员，就到陆军去服兵役，怎么样？”周秉钧说：“好！”接着，周恩来又专门交代成元功：“秉钧当兵的事情，你们谁都不要插手，要是服兵役，让他自己到武装部去报名。”

结果，周秉钧政审合格，被选上了飞行员。

1968年，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侄女周秉建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去内蒙古插队。

正是得益于周恩来对晚辈子侄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的教育引导，在那段艰苦的岁月，他的晚辈子侄虽然经历了更多的苦难与磨炼，却始终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在逆境中艰苦奋斗，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对秘书的“六项要求”

新中国成立之后，按照相关制度规定，周恩来配备了秘书工作班子。可以说，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是除邓颖超之外，另一群与周恩来朝夕相处的“家人”，而周恩来更是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家庭成员。在与身边工作人员相处的过程中，周恩来的红色家风主要体现为严守纪律、奉公正己的政治品质。

1968年8月，在中央警卫团工作的纪东接到通知，调到周恩来处担任秘书。据纪东回忆，当时，他在一名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同周恩来见面，周恩来没有他曾经想象中的那样高高在上，而是毫无官架子，主动同他握手，见他有些紧张，便让他随意聊一聊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

在听完介绍后，周恩来没有因为纪东文化水平低而批评他，而是以党内一些领导同志为例，鼓励他不要因为文化水平低而气馁，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强文化知识的学习。

谈起秘书工作，周恩来面色严肃，郑重其事地谈起了“六项要求”，也就是工作人员必须掌握的秘书工作的六项要求：

第一，秘书要广学博览。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希望你们抓紧一切时间阅读各种书籍和资料，尤其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对经济类及文艺等方面的书籍由于专业性比较强，一般配合工作需要，作常识性的学习和了解。与此同时，更要及时统览反映国际动态的参考资料，并且选择出有用的内容讲给我听。

第二，秘书要替领导把关，特别是要把好政治关。你们要帮助我把把关，要经常提醒我不要误了事。对毛主席批的重要文件或交办的事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马上向我报告。

第三，秘书遇事要勤恳，不能凭主观臆断。

第四，秘书遇事要多联想、多设问。你们在汇报工作时，我可能不时要问许多有关的问题，所以，你们不能有半点敷衍和应付，“大概”“可能”“差不多”之类的回答是绝对通不过的。如果对有些问题、情况不甚了解，你们应该先去弄清楚。

第五，秘书要具备综合概括能力。你们在信息和资料的收集过程中，要多些综合，少些分散。

第六，秘书要严守党的秘密。虽然工作环境、工作岗位变了，接触的事情多了，但不该说的不要说，这是纪律。

最后，周恩来还特意交代：事要分轻重缓急，急事不能当慢事办，有急事就不要顾虑他本人的休息。

从初次会面中，纪东体会到了周恩来忠诚为民的政治品格。

带头践行不请客、不送礼

新生人民政权建立后，要改变的，不仅仅是旧中国的屈辱历史，更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建立一支为人民服务、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执政队伍。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立下“十条家规”，其中更是明确提出不准请客送礼。周恩来虽然身居高位，但从不接受礼物。凡是送给他的礼物，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或交有关部门处理。

1956年5月，周恩来到太原进行考察。在考察结束准备离开太原时，见有人搬上一箱太原产的葡萄汁，就问是怎么回事。当地同志说：“能降血压，让总理尝尝。”因为飞机已发动，不可能搬下去，周恩来便急忙在机门关闭前亲自留下了30元人民币。

1970年1月，邓颖超陪外宾到延安，回京时，当地同志商量托邓颖超给周恩来带点小米。有的同志说：“带上20斤让总理多吃几次，总理吃着延安的小米就像回到延安一样。”还有的同志说：“干脆多带点，让其他老首长也尝尝。”考虑到带多了邓颖超一定不会同意，最后决定带2斤。当地一位负责人把2斤小米用一个小布袋装起来，捧着小米对邓颖超说：“大姐，总理爱吃延安的小米，请您带一点回去……”没等这个人说完，邓颖超就笑着对他们说：“延安的小米，恩来同志见了一定很高兴。吃上延安的小米，就像回了一趟家。”说得大家都愉快地笑了起来。接着，邓颖超又说：“不过粮票和钱你们得收下。我们党有规定，不送礼。要不我带回去恩来同志要批评我的。”就这样，邓颖超留下粮票和钱，才带走了2斤小米。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到洛阳参观龙门石窟时，看到了北魏时期的《龙门二十品》拓本。周恩来一边翻阅，一边说买一套带回去。于是，他问明每套的价钱后，便问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说钱带得不够。这时，洛阳市一位陪同的负责人提出送给周总理一套。周恩来严肃地说：“国家的财产怎能随便送人！”周恩来又问外交部的一个人：“你带了多少钱？”这个人也说钱带得不多。秘书看出周恩来确有喜欢之意，便建议说：“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给一套，以后把钱汇来。”周恩来认真地说：“不行，那样他们就不要钱了。”就这样，周恩来最终还是没有带《龙门二十品》拓本。

周恩来在担任总理期间，以身作则，率先践行“十条家规”中不请客、不送礼的要求，不仅为晚辈树立了榜样，更是为各级领导干部作出了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