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与美国金融权力精英
作者：王轼颖 马睿翔 编写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2期
新闻记者马太·太比（Matt Taibbi）以这样的文字开始他在2009年7月号《滚石杂志》上的文章：“关于高盛投资公司，你必须了解的首要问题是它无所不在。这家世界最有实力的投资银行就是一只披着人皮的吸血鬼，只要嗅到钱的味道，就会立即无情地不断吮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以《平静的政变》为题目在2009年5月《大西洋》杂志上发表文章，谴责联邦政府内部的战略位置被“美国金融寡头集团”占据，这使金融部门在公共政策上有否决权”。
2009年由华盛顿当局设立的“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美国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产生的国内及国际原因”。该委员会主席，费尔·安格里德斯将其任务与20世纪30年代揭露华尔街过度投机与渎职的皮科拉听证会相提并论。2010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听证会，美国最大的几家银行——美洲银行、摩根大通银行、高盛投资银行和摩根斯坦利投资公司的高管参加了听证会。
同时，联邦政府继续其挽救银行计划。这是一个银行破产倒闭的时代，也是一个金融快速集中的时代，因为在金融体制全盛时期发展起来的那些已经“太大不能倒的公司”现在变得更为庞大了。
所有这些提出了新兴金融权力精英的问题。美国社会中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上升了吗？华尔街不断增加的势力影响了美国国家了吗？这些与当前的危机有何关系?我们将讨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美国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导致资产阶级地图的长期戏剧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的财富来自金融而不是生产，这种金融统治的增长可以在今天政府机构最核心势力圈中看出来。
货币托拉斯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存在“货币托拉斯”统治美国经济的愤怒达到了相当程度，这一时期是投资银行家催生产业巨头，开创垄断资本的新时代。作为回报，投资银行获得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希法亭在其巨著《金融资本》（1910）中所称的“发起人利润”。希法亭与美国的激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凡勃伦是垄断资本和金融控制上升新时期的两个最伟大的理论家。凡勃伦声称“投资银行家是负责经营的参谋部。银行在他们管理财务事务的公司中获得控制”。
1907年金融恐慌期间，由于缺乏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业，摩根本人进行干预，于是1913年建立了以危机时提供银行流动性为目的的联邦储备体系，但也存在1911年国会议员查尔斯·A.林德伯格（Charles A.Lindbergh）首先提出的代价问题，即“货币托拉斯”支配美国金融与产业的成本。时任新泽西州州长的伍德罗·威尔逊宣称“国内的大垄断是货币垄断”。
1912年，由路易斯安那州阿森尼·普爵领导的美众议院货币银行委员会进行了旨在揭露货币托拉斯问题真相的调查。该委员会发现美国国内全部银行资源的22%集中在纽约市的银行和信托公司里，它公布的信息显示金融所有权和控制权特别集中在摩根大通的金融-产业帝国手里，它们通过互兼董事实施控制。它指出“内部集团”由摩根大通的摩根、第一国民银行的乔治·F.贝克、花旗银行的詹姆斯·斯蒂尔曼组成，也联合了他们所控制的各种其他银行和公司。内部集团在一百多个公司里共同持有三百多个管理者职位。该委员会控告说这不是投资，而是以此控制美国的金融和产业。在金融领袖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利益集团，它们通过交叉持股、互兼董事、合伙和联名账户交易和其他形式实施对银行、信托公司、铁路和公共服务与产业公司的支配控制，导致大量货币和信用被迅速集中控制在极少数人手中。
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大萧条再次引起对货币托拉斯问题的调查。1932年参议院货币银行委员会开始对证券市场和整个金融体制进行为期两年的调查，即皮科拉听证会。调查结果认定“国家处于金融家的掌控之下”，这些听证会直接导致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设立，以及在一年时间内，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要求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
银行业沉闷单调的阶段
大萧条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这一时期被保罗·克鲁格曼称为“银行业沉闷单调的阶段”：30年代经济崩溃后的银行业受到严格管制，比起大萧条前是黯然失色，对经营者来说利润也少了许多。银行业变得单调沉闷，部分因为银行相当保守，大萧条和“二战”期间，家庭债务占GDP比重剧烈下降，远低于30年代前的水平。20世纪6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金融业的势力相对下降，在20世纪开始几十年的全盛时期相当重要的投资银行业，其势力和影响也减弱了。
在“二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巨大的产业实体产生了大量的经济盈余，能够为自己的扩张融资，大部分基于其内部财力。加尔布雷斯在《美国的资本主义》（1952）中说：“银行家，作为经济权力的象征，步入后台，其地位已经被产业巨头代替。”
金融化的时代
在20世纪70年代后，特别是80年代后的几十年里，随着经济体制的重心从生产转移到金融，美国经济和全球资本主义快速金融化。从1970年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倒闭开始，尽管存在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在每一次危机时，政府以最后贷款人身份进行经济干预，以支持金融体制。几十年的结果是金融系统巨大增长，债务强制挤出不再大量发生，带来了更大的金融危机和更大的政府管制。其结果是金融公司利润所占份额史无前例地上升，从1960年占全部国内公司利润的17%上升到2002年的最高峰值44%。虽然该数据到2007年下降至27%，但由于联邦政府救助（以及衰退中产业利润陷入困境的事实），金融利润所占比例维持稳定，并在2009年前三个季度出现反弹增加至31%，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见图1）。
大量长期的金融利润增长，是史无前例的。这代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逆转，1997年保罗·斯威齐称之为“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前阶段中，金融泡沫发生在商业周期的顶峰，反映了马克思所谓的经济衰退前投机高潮中“货币资本的过剩”。但今天金融泡沫最好被视为长期大量金融化的表现，因为滞胀而非繁荣。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作为对生产中停滞趋势再现的反应，金融体系历史性地转型为赌博经济，此后转型速度加快。1987年股票市场崩溃之后，那些70年代早期（甚至更早）就追踪金融爆炸的人，像明斯基和斯威齐认为，金融体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明斯基称其为“货币经理资本主义”，斯威齐则称之为“金融资本的胜利”。最近，这一新的阶段被叫作“垄断金融资本”阶段。
随着金融化的进行，越来越多的金融创新形式（各种期货、期权、衍生品、掉期交易）增多，同时银行资产负债表外业务、整个影子银行系统增长了。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虽然不是什么大的历史事件，但象征着当时已经全面放松管制，金融体制变得更加复杂、不透明和难以管理。一个金融企业集团的全新时代诞生了，同时2007年金融大危机也开始了。
20世纪早期公众在对货币托拉斯的关注中，从未强调过金融所有权的集中问题，因为与其他产业比，银行业集中度低，但却强调互兼董事制和涉及“互惠”的各种借贷实践。通过这些，人们认为，位于一些强势银行中心的货币托拉斯能实施有效控制。据斯威齐为新政的机构——国民资源委员会进行的“美国经济中的利益集团”研究表明，1936年12月31日美国50家最大银行吸收的存款额占1936年所有商业银行存款额的47.9％，1990年的情况相同（至少从表面看），50家最大银行控股公司持有全部国内存款的48％。
但是，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被广泛认为是美国银行业的危机阶段，部分由于这样的事实，即美国的商业银行不再足够大以致竞争乏力，这表现在相对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银行的重要性大幅下降。1970年，美国商业银行的规模（以存款衡量）超过欧洲和日本的主要银行，当时世界最大的三家银行美洲银行、花旗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全部在美国，在全球前20家银行中美国拥有8家。到1986年，世界最大的银行在日本，只有三家美国银行排在全球前20名中。就总市值看，美国银行更糟糕，1986年花旗银行排名下降至全球第29，而美洲银行则排在前50名之后。
美国银行排名开始被那些发展越来越大、越来越快的国外银行超越，这也反映了金融化时代银行业长期、加速变化的影响。美国银行从银行业向其他金融中介形式转变，使银行占总市场份额越来越小。1950年，商业银行资产代表了11种主要金融中介（商业银行、人寿保险公司、私人养老基金、储贷协会、联邦和地方养老基金、金融公司、共同基金、意外保险公司、货币市场基金、储蓄银行和信用联盟）总资产一半以上，到1990年这一比例逐渐减少到32％。尽管这些数字夸大了金融中介中银行业的变化，也不代表银行资产负债表外业务活动，但是金融化时代美国商业银行不断被替代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所有这些意味着银行业弱点不断增多，如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在70年代所述，依赖于较低的资本化程度，银行经营“如履薄冰”。这也引起1990年至2007年银行倒闭和并购的增加，此时期金融集中化伴随着银行追求规模经济和“太大不能倒”（在危机时获得联邦政府的救助保证）的地位。总之自1980年至2005年，美国有11500家银行被兼并，平均每年440个兼并案；另外，兼并规模迅速增加，2004年1月摩根大通银行同意收购第一银行，形成一家1.1万亿美元的银行控股公司。2003年10月，美洲银行同意收购富利波士顿银行，形成一家资产达1.4万亿美元的银行控股公司（当时仅次于资产达1.6万亿美元的花旗银行而位居第二）。
2007年开始的金融大危机的结果是金融集中只有加速进行。银行倒闭数量创纪录，联邦救助的主要受益者，那些最大的银行在规模增长中寻求安全，以期维持其“太大不能倒闭”的地位，1991年全美15家最大商业银行（花旗银行、美洲银行、大通银行、大通摩根银行、安全太平洋银行、化工银行集团、北卡罗来纳银行、汉华实业银行、信孚银行，富国银行、优先保险公司、芝加哥第一银行、复利/北泰银行、PNC金融服务集团和第一联盟——总资产达1.153万亿美元）中，只有五家（花旗银行、美洲银行、大通摩根银行、富国银行和PNC金融服务集团——总资产达8913亿美元）到2008年底以独立实体而存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遭受了巨大转型，1988年提供公司债、按揭证券、股票和市政债务的主要公司是高盛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第一波士顿、摩根史坦利投资公司、希尔森·里曼兄弟公司、德崇证券、培基国际公司和贝尔斯登投资银行。到2008年底这九家中只有高盛投资银行和摩根史坦利投资公司两家仍然保持独立，并逐渐转变为银行控股公司，并处于政府的救助之下。
实际上，比起仅看大银行，金融集中的程度明显高了许多。因为近几年出现的金融集团集中在银行业和保险业，从事着大范围的金融交易，包括资产负债表表外承诺业务，支配美国经济。到2008年，10家最大的美国金融集团，持有美国超过60％的金融资产，而1990年只有10％的比例，具备了金融寡头垄断的条件。摩根大通公司现在持有美国国内每10美元银行存款中的1美元，美洲银行和富国银行也一样。这三家银行，加上花旗银行，现在每两宗抵押贷款中占有一宗，每三个信用卡中占有两个，正如穆迪经济网站（Moodys Economy.com）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所说：“寡头垄断加强了。”
资产阶级的金融化
金融化对资产阶级构成和美国社会权力关系的影响是什么呢？可以获得的用以确定资产阶级内财富分配变化的最好的经验数据，是20世纪80年代起由福布斯杂志每年编纂的所谓“福布斯400”，即全美最富有的400人。虽然2007年福布斯400占全部家庭财富的2.4%和全美1%富人财富的7%，他们持有的财富（1.54万亿美元）决非没有意义，几乎等于美国社会底层一半人口,大约1.5亿人口的财富总量（1.6万亿美元）。而且，福布斯400，作为资产阶级的超级精英，可以被看作是“先锋”，代表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整个方向。
福布斯400数据包括财富首要来源的信息，就产业部门是指每一个人的财富首要来源信息。在这一数据基础上，可以确定最富有美国人投资组合里财富分布的升降比例。1990年詹姆斯·彼得拉斯首先尝试使用这一数据考查1983—1988年间，最富有的美国人财富组成的变化，他们得出结论：
来自福布斯400的数据表明，投机资本家逐渐取代产业资本家和石油资本家，成为美国统治阶级的支配者，而且，美国资产阶级的投机基础带来极大的不稳定的风险，近几年的最大赢家是在金融和房地产部门，即将发生的衰退可能加剧他们的弱点，把他们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主要产业部门搞垮。
现在在福布斯400系列数据中有25年的数据可以使用，让我们看到在一个较长基础上、经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关键阶段后财富组成的变化。在分析福布斯系列数据时，我们使用由彼得·W.伯恩斯坦（Peter W.Bernstein）和安娜琳·斯万（Annalyn Swan）改造后的历史数据，他们与福布斯400研究团队磋商，并使用福布斯数据档案，接着于2007年公开发表《世界上所有的金钱：福布斯400是如何获得和花费他们的财富的》一文。我们补充了相同作者随后的研究，使用福布斯数据，发表在2007年10月8日《福布斯》上。
1982—2007年25年间福布斯400的财富结构变化（所选年份百分比）见图2。（1982年数据，与之后几年数据不同，不包括零售，由于80年代早期在福布斯400里零售代表份额较小，先前零售未列入财富领域，结果零售列入“其他”中。）1982年，石油和天然气占22.8％，是福布斯400财富主要来源，生产制造占15.3％，列第二，与它们相比，金融只占9％，金融和地产（被包括在FIRE部门中，即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共占比24％。然而仅十年后，1992年，金融超过其他领域，占比17％，代表福布斯400财富主要来源，而金融和地产占比达25％，同时，石油和天然气比例缩小至8.8％，生产制造占14.8％，设法维持其总份额，然而被金融超过，也被兴旺的媒体、娱乐和通讯部分超过,后者占比达15.5％。
到2007年，在金融大危机之始，福布斯400主要财富来源于金融，其比例升至27.3％，而金融和地产合起来达到34％，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最富有400人，其财富主要源自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此时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技术占福布斯400财富的10.8％，生产制造减少至9.5％，略微超过媒体/娱乐/通讯（9.3％）。这二十五年的变化是巨大的，1982年生产制造超过金融6个百分点成为财富主要来源，2007年，情况相反，金融超过生产制造18个百分点，而金融和房地产超过生产制造25个百分点。
我们所谓的“资产阶级金融化”阶段，不仅反映了金融利润占总公司利润百分比的增长和最富有美国人主要财富来源向金融和地产的变化，也体现了相比其他经济部门，金融业管理层薪资水平的上升。正如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所说：“从1948年到1982年，金融业平均薪资和国内私人产业部门薪资平均值比率在99％到108％之间，到1983年，急速上升，2007年达到181％。”1988年，美国国内管理层薪资前十位不包括金融业的任何CEO，到2000年，金融业管理层薪资跃升至前两位，2007年，前五位中囊括了四位。
随着上层资产阶级财富不断来源于金融业，利润和管理层薪资也转到金融业，金融之王沃伦·巴菲特，而非技术之王比尔·盖茨成为垄断金融资本新阶段的最好典范。
国家的金融化
资产阶级对美国政府的统治是通过资产阶级本身和其奉迎者、在企业和政府圈内占有战略地位的代表或各种权力精英实现的。“权力精英”的概念是20世纪50年代由社会学家怀特·米尔斯引入的，随后被其他人发展，尤其是《谁统治美国？》的作者多姆霍夫，他认为，权力精英是“统治阶级的领导团或操纵臂，它由积极的统治阶级的成员和在统治阶级控制的机构中任职的高层雇员组成”。现实中，一般权力精英的概念会引发对具体精英的思考，后者反映资产阶级各个组成部分（例如，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和不同的权力行使范围（经济、政治、军事、通讯等）。
正如BBC《新闻之夜》的经济学编辑保罗·迈森（Paul Mason）2009年在他的的著作《暴跌》（Meltdown）中写到：
幸运的是，即使难以理论化，自由市场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精英是非常容易描述的。虽然它看上去像一个统治集团，事实上却是一个网络。在该网络的中心是经营银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人，包括那些参加董事会的和在最高层任命董事会的人。2008年9月12日在纽约联邦储备中接触暴跌的人应得到现代权力维恩图中一个他们自己见识的圈子，该网络中紧密重叠的部分是军事外交的集团，另一个紧密的圈子由能源和民生工程组成，他们从国内市场化和美国对外政策中获益。
迈森综合描述的“自由市场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精英的第一要素与金融权力精英相关，今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金融精英在美国各州内支配战略部门的程度，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金融化，以及影响政府使其行动与公众需求一致的能力。金融利益的影响在财政部最显著，20世纪早期美国第三富人、银行家安德鲁·梅隆是1921年至1932年美国财政部长，更近一些，比尔·克林顿挑选高盛集团联合董事长罗伯特·鲁宾为其第一任财政部长，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则选择高盛集团董事长亨利·保尔森为其第三任财政部长。
考察金融精英对政府外围势力圈的渗透（特别在关系到他们自身特殊利益时），奥巴马当局也应受到特别详细的审查，因为总统选举恰逢金融大危机，接着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大衰退，在布什任内金融业的救助就已经进行，并延展到新政府当局，选择行政人员从事金融危机管理是奥巴马当选后面临的最大且最为紧迫的问题。正是这些行政人员负责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自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当选后，还没有这样相似的情况出现。
从奥巴马当局在这方面作出的选择，可以看出在行政管理中填补与金融相关的职位的人与金融业的关系，结果表明挑选出来发展和执行联邦政策的人物，涉及金融时，都主要是从金融集团中抽调出来的，也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严密的与高盛集团和前财政部长有大量关系的网络。
作为克林顿的财政部长，鲁宾最值得关注的政绩是为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也叫作格雷姆·里奇-比利雷[Gramm-Leach-Bliley]法案）作了充分准备，该法案否定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1999年5月鲁宾辞职，副部长萨默斯接替他的职位，成为现在奥巴马的主要经济顾问。但1999年10月，鲁宾继续就新法案的最终协议在众议院、参议院和克林顿总统间帮助周旋。在法案制定几天后，他宣布接受花旗集团（三人董事长办公室）最高顾问职位，成为否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后最主要的受益人之一。在新职位上，鲁宾每年基本薪资是100万美元，2000年和2001年获得延期支付的奖金每年1400万美元，加上1999年和2000年150万美元花旗集团的股票期权，接下来的10年中，他继续获得1.26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收益。
在90年代后期经济泡沫中萨默斯强烈支持鲁宾放松金融管制的运动，他本人也因此获得丰厚补偿。作为D.E.Shaw对冲基金的业余主管，2008年获得520万美元，同年他给摩根大通公司、花旗集团、美林证券公司、高盛集团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讲座获得收入280万美元。
和行政当局的许多其他人一样，财政部长盖特纳，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是鲁宾和萨默斯的门徒。2008年担任哈特佛保险集团高级官员的沃林，现任奥巴马总统的副财政部长，在克林顿任内曾负责审查否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助理弗洛曼曾是财政部鲁宾的办公室主任，跟随鲁宾到花旗集团，成为常务董事，随后进入奥巴马行政管理当局，在《哈佛法律评论》与奥巴马共事，并介绍奥巴马认识了鲁宾。
负责金融政策和管制的奥巴马当局管理人员包括花旗集团、大通银行（现摩根大通集团一部分）、高盛集团、美林证券（现美洲银行的一部分）、雷曼兄弟公司、巴克莱银行、哈特佛金融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服务公司的前高官们。因此，召开行政会议时，大金融利益集团的代表发现自己经常是坐在桌子对面，紧盯着以前的同事/主管（有时是竞争对手）。
这种现象更应当被看作是先前行政管理流行模式的继续，并被不断的金融化而加剧。金融是资产阶级的指挥部，政府在金融上的作用的重要性的不断增长，反映了垄断金融资本时代经济体制的一般金融化，今天金融作为外部力量统治产业不再成为现实。相反，被成熟和停滞状态困扰的产业部门，依赖于杠杆债务和投机体制来刺激经济。产业和金融的联合是全面的，这自然地反映在资产阶级政府本身上。
“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影响不小于对财政部和相关政府机构（以及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等相应部门）的影响，美联储承担最后贷款人的事实，最终将其置于金融损失社会化（而收益私有化）的处境，今天人们广泛认识到，面对资产泡沫，资产阶级政府别无选择，只是尽可能维持泡沫，并保持资产价格的上升。在停滞的经济中，金融化是游戏的名称，金融暴跌被视为最糟糕的不测事件。金融当局很少考虑，也永远不会认真考虑刺破泡沫。在这方面，美联储的任务因此被局限在：任何时候，一旦整个经济体制存在不稳定，就加速对投机资本的救助。
因为“太大不能倒”问题的存在，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增加了所谓的“道德风险”。
有影响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金融网页的创立者史密斯（Yves Smith）认为，如下因素增加了又一层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影子银行系统，或者不管制的（和不可管制的）金融创新的黑洞，包括银行投资工具（诸如结构性投资工具）、回购债券协议、信用违约掉期等。该体制是如此不透明和充满风险，以致于实施任何限制都会威胁、动摇整个金融体系。最大的努力也只是支撑大银行，并希望它们成为稳定金融体系的关键因素。但是这几乎不可能，因为影子银行系统的规模很大，主要银行又与之相互联系：2007年主要美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外承诺业务达到数万亿美元。
如果所有这些还不够的话，存在这样的现实——金融全球化：金融交易不再受一个或一些国家集团控制，但却以一个创纪录的速度快速环绕地球运行，早在1982年，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声称，国际银行业和国际货币市场的发展意味着在超出中央银行有效干预的能力范围，金融危机可能会发展为全球范围的“连锁反应式大灾难”。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中金融危机以闪电的速度蔓延，是金融体系全球化程度和危机程度的标志。
同时美国金融界的院外游说没有停止，保证了赌场经济继续以当前形式运行，不受干预或者只做最轻微的妥协。管理层薪资水平解释了这点。2000年至2008年华尔街支付了1850亿美元作为奖金。在当上财政部长前，保尔森作为高盛集团的CEO，2005年的薪水是60万美元，再加上其他形式的补偿3820万美元。2008年高盛集团CEO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每周总薪水是140万美元（年薪7030万美元）。但对管理层薪资的有效限制（工资、奖金、股票期权等）即使在受到纳税人资助的救助时也是不可能的。
纽约的舒默尔（Chuck Schumer），参议院民主党第三领导人和两个金融委员会的关键成员，在新的金融改革中被委以重任，站在民主党立场，在谈判的国会中讨论立法，在管理层薪资上形成两党妥协。舒默尔是金融业的有力拥护者，2009年接受了来自产业部门的165万美元捐赠，22位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成员中，有19位2009年接受了华尔街的捐赠，2010年谋求连任的那些人则每人得到至少18万美元。美洲银行的顶级说客卜德斯塔（Tony Podesta）和高盛集团的顶级说客艾尔门多夫（Steve Elmendorf），2009年6月进入白宫说服总统。华尔街为奥巴马的总统竞选活动支付了1490万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仅高盛集团一家就支付了100万美元。
总之，皮科拉货币信用听证会需要的条件，今天是极不可能发生的。尽管公众大为不满，也不可能设立任何与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同等效力的新立法。一些以纽约为基础的银行通过互兼董事控制产业资本的问题已不再存在。但是金融化作为对生产停滞的回应，越来越大地驱动整个经济体系。人们经常引用约翰·梅納德·凯恩斯的担忧：企业有朝一日可能成为“投机漩涡上的泡沫”，这现在已成为现实。
这种情况下，人类的唯一选择是，废弃现行失败的体制，实现一个新的、更加理性和平等的体制，它不以无穷地追逐货币财富，而是以满足人类的真实需要为目的。
[王轼颖：西安邮电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马睿翔：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