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曼和詹姆斯曾强调美国模式有三大要点：自由市场、开放贸易和尽可能少的政府管制。然而，与美国所有国际战略皆采取双重标准一样，向全世界推广“美国模式”亦是采取双重标准。无论是自由市场、开放贸易和政府管制，对美国国内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而言，具有几乎完全相反的含义。

以自由市场和开放贸易而论，纵观美国历史，大体上可以看到如下基本特征：

其一、凡是美国具有最大竞争优势的产业，就极力主张开放和自由，强烈要求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企业开放市场；相反，凡是美国居于劣势的产业，就要采取各种措施加以保护。譬如，美国的金融业在全世界享有绝对优势，所以美国数十年来始终不遗余力迫使其他国家开放金融服务产业，将此作为他们全球金融贸易政策的首要任务。

最近几年，美国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背后的真正意图就是要求中国金融行业彻底向美国开放。然而，美国对外国资本进入其金融行业却采取各种限制措施，对某些关键企业更是不允许外国资本染指。尽管美国多家跨国金融企业早已在中国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和法人单位，然而，中国的金融企业要获得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执照，却是难上加难。

弗雷德•伯格斯坦是美国著名智库“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他对美国贸易政策有清楚阐释：“美国必须要求其他国家消除服务贸易壁垒，因为美国在许多服务行业具有最明显的竞争优势，尤其是金融服务业。”

其二、凡是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经济金融安全之产业和企业，绝对不允许所谓对外的自由市场和开放贸易。

譬如对于军工或军民两用的重化工行业、航空航天行业等等，美国从来就严格禁止向国外出口，无论是技术还是产品概不允许。立法机构坚持不懈严密立法，禁运清单与时俱进补充完善，逮捕、关押、处罚中国间谍的冤假错案层出不穷。二战结束之后成立“巴统”，上万种产品和技术全面封锁。冷战结束后，尽管“ 巴统”解散，美国却在“巴统”基础上变本加厉，制定周详的《出口管理条例》，不仅严控军民两用商品出口，而且严控盟国（比如以色列）转口和出口。

业内人士指出，尽管美国有关部门在口头上经常指责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但其实只要允许中国去购买它那些石油公司和高科技产品、技术和公司，中国马上就可以花光全部外汇储备、甚至成为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国。

其三、鼓励本国企业去收购兼并其他国家的企业和产业，鼓励本国资本去掌控其他国家的战略产业和支柱产业，却极力防止外国企业或国外主权财富基金控制美国的战略产业或企业。

对此，如果依据所谓的比较优势原理和自由贸易理论，就难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政府不允许中国企业去收购优尼科这类石油公司？为什么对中国企业到非洲寻求石油开发合作都要横加干涉？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许多大企业股价跌去80％乃至90％，比如通用汽车和花旗银行，但是，美国显然不会允许其他国家的资本去控股通用汽车、花旗银行或者波音飞机。

其四、采取各种贸易制裁措施来迫使其他国家就范，包括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各种政治经济条件，迫使其他国家执行美国的战略意图。

事实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喜欢、最善于打“贸易战”的国家，其有关贸易制裁方面的法案可谓汗牛充栋。美国与日本数十年的贸易战争举世知名。最近数年，美国贸易战的重点转向了中国。美国善于发明各种稀奇古怪的名词术语，先给其他国家扣上各种大帽子，然后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各种决议，给美国的全球贸易战提供所谓合法的依据。

譬如，为了迫使中国人民币升值和浮动、迫使中国尽快全面向美国开放金融体系，美国就发明了所谓“全球失衡”和“汇率操纵”等术语，并认定中国“操纵汇率”乃是造成“全球失衡”的罪魁祸首，从而为强压人民币升值找到了“真正的理由和学术依据”。

2007年6月15日，美国操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之决定》，目标直指中国：只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愿意，不需要征询中国的意见，就可以单方面判定中国“操纵汇率”。据此，美国就可以马上对中国实施贸易和经济制裁。

2008年12月初，就在中国很快出台高达四万亿刺激经济方案没有多久，美国政府的贸易代表竟然向世贸组织全面起诉中国的贸易政策，指责中国对出口企业实施补贴，制造了不公正竞争。美国人自己最清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美国是最善于补贴出口企业的，尤其是对农业的补贴。

伯格斯坦说得明白：“要实现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目标，必须采取强硬态度。对那些拒绝其货币对美元进行调整的国家，必须施加新的贸易壁垒，就像尼克松总统1971年所做的那样，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

其五、对国际资本流动采取了各种非常严密的监控措施，尽管“华盛顿共识”主张的是金融完全自由化和完全自由放任。

其六、掌控全球战略资源，往往直接动用军事手段进行侵略和占领。为了掌控全球战略资源，美国从来就不会遵守什么自由市场准则和开放贸易原则。格林斯潘在自传《峥嵘岁月》中坦言：美国攻打伊拉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完全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