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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锡良:央行的“货币战”误区及政府国际视野的培养!

作者:孙锡良   来源:红色文化网  

  前按:“两会”召开,本应当多说些与提案有关的话题,但本人不是代表,搞再多的“网络提案”都不可能成为真提案。“货币战”是中国官方过去少有表态的话题,近期公开表态了,我也就想说几句,希望“两会”代表能多关注一下中国的宏观金融政策,也要敦促政府用高度负责的精神为人民站好岗。

  近日,央行副行长易纲说:中国央行已经为“货币战”准备了充分的应对措施。易纲的话应当能够代表央行的整体认识。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后面至少包含了几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中国央行认为世界货币战还没有真正展开,中国还在等待;

  第二层含义:央行认为“货币战”不是连续性战争,而是“口令式”战争,非得有明确的宣战讯号。也许中国央行一直在把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宽松度”当作直接判断指标;

  第三层含义:“货币战”就是纯粹有关“货币”的战争,不是系统性战争;

  第四层含义:中国央行在过去从来都没有主动参与“货币战”,更没有智慧性地制造“货币战”。

  我在前期的博文中曾经谈到过“货币战”的问题,到今天为止,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我不认同央行有关“货币战”的判断,我甚至认为央行的判断水平还不及民国时期的行武冯玉祥,一个战乱时代的军人都知道“货币战”的长期性和残酷性,21世纪的中国央行居然还持如此粗浅的认识?是不是宋鸿宾先生的《货币战争》误导了太多人?大家都认为“货币战”是宋先生的新发明,大家都以为“货币战”就只是围绕货币的大战。

  如果用简单的语言来概括货币战的话,我个人认为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起点——“货币战”不是新事物,黄金本位一退出,美元体系一形成,货币战便宣布打响;

  第二个要点:连续性——“货币战”不是断续的战争,是连续战争,当世界经济处于平稳发展时,“货币战”处于隐蔽状态,当世界经济陷入危机期,“货币战”就处于尖锐状态,从来都不会停止,只要美元体系不被彻底破坏;

  第三个要点:系统性——“货币战”围绕的主体是货币,但战争的焦点则是包含货币在内的诸多要素,如资源、国际规则、贸易战和武力战。单一的货币政策并不可能把“货币战”推向深入;

  第四个要点:主动性——“货币战”的主导方肯定是美国,它的主动性超越于任何经济体,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就没有任何主动性,中国的主动性是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进而扩展到破坏旧规则的话语权上。

  第五个要点:终点——主权货币的消失。

  前面所列“货币战”的要点还是重在从货币视角谈战争,如果再往前追搠一下“货币战”的本源,必须归结为贸易与交往的国际化,没有国际化,就没有货币战争,封闭体系的货币不存在与其它货币发生战争,当世界用一个所谓“国际准则”办事后,战争就已经开始了,“规则权”决定着战争走向和战争结果。

  我曾经在《热战时代》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判断美国是否度过经济危机的核心指标不是美国政府的“数据”,而是“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变异,如果美国失去了对这三大组织的控制权和主导权,美国的危机将深重而漫长,如果美国还是牢牢地掌控着这三大组织,说明美国还是成功地控制着世界,必将平稳地度过危机。

  现在看来,美国已经基本接近目标,中国前五年不但没有把危机转变成机遇,相反,还助了美国一臂之力,救美国,救的不只是美国经济指标,而且还帮助美国捍卫了世界经济组织的统治地位,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微小的“好处”和稍有增加的“投票权”。然而,这种安慰性收获并不是中国战略利益所在,只是西方大国维护其整体利益背景下的局部让利,这种让利不足以动摇西方经济体的整体性控制权。

  我始终不会赞成易纲“为货币战准备预案”的提法,我认为中国应当主动参与或发动“货币战”,让世界货币战具有强烈的“中国影子”。

  第一个任务:中国必须做“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破坏者”。这不是一种失道的行为,恰恰相反,它是一种非常得道的行为。世界上除西方经济体外,大部分国家都对这三大组织的规则颇有微词,但是,由于实力所限,几十年来,一直无人能撼。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想撼动,他们是苦于没有带头者和集体性颠覆机会。

  本轮世界性经济危机本来是个好机遇,俄罗斯初期也提出了相应构想,但被当时的中国某领导和中国政府轻轻挡回去,“金砖国家”无所作为,最不发达国家更是无能为力。现在的结果表明:中国单相思“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十分坎坷,前途暗淡。为什么会暗淡?因为西方经济体抱团取暖的结构没有被破坏,他们不乐意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顶多只会让它成为地区货币,如果没有武力作保障,连这个目标都无法达到。

  货币政策本身并不能成为决定“货币战”的胜负手,真正的胜负手是国际主导权,而这个“主导权”就掌握在“三大国际经济组织”手上,战争怎么打,不是一目了然吗?

  如何“破坏”这三大国际组织,请看我的《热战时代》第85页至105页。

  第二个任务:央行必须改变自己的“赚数字思维”。中国的外储管理问题一直是争议最大的问题,并且还是个秘密问题,到目前为止,老百姓并不真正知道其盈亏状况。政府间断性地放风说:中国购买的美债、欧债赚了多少个点。

  如果说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只能站在这样的视角看问题,就算中国拥有十万亿的外储,都不过是给列强当佣人,有增无减的购买下去,你就是赚了再多的点数,意义又何在呢?有些老百姓也搞不清楚,赚了怎么还有错吗?当然有错。中国购买的大部分美债、欧债并不是完全可以按自己意志自由抛售的债券(政府债、公司债、地区组织债等),并且还有一种趋势:你得永远地递增下去,偶尔地抛售一两次只是给老百姓一种慰籍,并不能改变长期递增的大趋势。这就好比乙向甲借了钱,乙承认还本付息,但要求甲必须持续性借下去,你不借,就破坏了约定,我就可以毁约。

  中国外储“赚数据”的过程将持续下去,中国老百姓辛苦赚来的国际盈余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少国际收益,“数字安慰”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保住全部“本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中国能做到一点——霸权主义。如果中国不愿意搞霸权主义,又想不亏本,怎么办?请看《热战时代》第54页至第60页。

  第三个任务:国内的货币政策。目前,一般的中国老百姓,包括一些金融专家也是只盯着国际主要大国的“货币宽松政策”,认为这是国际货币战的最焦点战场,所以,认定国内的宽松度取决于各大经济体的货币反应。

  但是,宽松度是不是可以随意跟风呢?我看不能。判断宽松度大小的重要标准应当有三个方面:

  一是宽松货币政策的受益方是谁?从理论上讲,货币宽松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贸易,但过去几年的中国超宽松政策并没有产生这个效果,为什么普遍的规律在中国也不见效了?中国央行知道原因吗?不知道可以问。

  二是宽松货币政策的受害者是谁?货币宽松度本来是要与国内经济发展保持定量性平衡关系,不是随意宽松的东西,现在各国都想搞宽松,是因为某些国家要把“货币战”引向深入才搞的。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宽松以后,流动渠道和承接方必须有着落,如果没有“国际池子”,全流入内部池子,受害者就是国内老百姓。中国政府债和企业债也具有极强的“国民性”,西方国家并未接多少中国债,风险全都在自己身上。

  三是看国内经济发展的前景,如果中国国际贸易停滞不前或者严重倒退,国内又无法找到合适的新经济增长点,中国经济整体滞长是必然之事,一旦这种局面确定形成,盲目超宽松的结果就很可是整体经济崩盘。

  有人说:周小川是中国最成功的央行行长。持这种结论的依据是什么呢?并不是他在国际金融市场做了多少有利于中国的大事,而是承认他有效控制了中国的“货币池子”没有决堤,有效地维护了西方主要大国的经济利益。政府领导和央行行长前十年没让池子决堤的一个重要秘诀是:“以地生财”,让地上长金子、长房子,最后都变成可以消化货币的“财富”。周小川不是成功的行长,中国央行也不是出色的央行,他们把恶果都留给了后人。

  未来呢?还能不能如法炮制?如果能,中国还可以继续超宽松,如果不能,中国宽松的空间其实已经很小很小。

  结束语:“货币战”不是单一战争,是国家之间的系统性战争,不是基于各国央行的战争,中国央行承担不了此等重任。需要全面反思和重新进行战略构建的层级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没有长期系统性规划,渡过这次经济危机,渡不过下次经济危机,“货币战”的长期性决定了中国国际视野的重要性,不能寄望于央行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它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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