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的影响

程恩富 杨斌　

    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新特点和根源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出现了一些值得密切关注的新特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迅速蔓延扩散，演变为一场波及全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当前美国官方宣布美经济已恢复增长，但这不值得人们乐观并放松警惕，美国巨大债务泡沫的破裂随时可能导致经济形势恶化，出现大萧条时期那样的双底型或多底型经济衰退。倘若美国的金融危机确实起源于市场恐慌和信心不足，那么美国政府采取注资挽救市场，应使投资者克服恐慌获得信心，市场应恢复正常运转。但事实是，通过扩大货币发行、消费信贷和政府借债都只是暂时推迟、缓解基本矛盾的激化，根本无法阻止矛盾不断积累。
    广大民众购买力不足形成的生产相对过剩，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主要表现为债务泡沫膨胀，越来越依靠寅吃卯粮的借贷消费来弥补需求不足。在过去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有效需求不足直接表现为生产过剩。但在这次危机中，有效需求不足则表现为“次贷”规模的过度膨胀，高风险与“次贷”相关的金融衍生品泛滥成灾，最终因大规模“次贷”违约引爆金融危机。
    这次西方国家爆发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通过四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其一，从微观基础分析，私有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取得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贷”方式，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二，从经济结构分析，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容易造成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衡，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三，从经济调节分析，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本主义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服务，导致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四，从分配消费分析，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容易造成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群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二、西方资本主义可能陷入长期动荡甚至生存危机
    1. 危机凸显金融体系的“有毒资产”难以根治
    2009年3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20国集团（G20）峰会上，美欧各国领导人有意回避了银行体系的巨额“有毒资产”问题。尽管他们也承认，不解决这一关键性问题，经济刺激计划难以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有毒资产”指的是表面上仍有价值而实际上将会变成坏账、亏损的资产，如“金融创新”制造出的各种衍生证券等。不同于正常经营中出现的不良资产，“有毒资产”往往涉及高杠杆金融投机的欺诈骗局。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卡恩认为，根据以前发生的120次银行危机的经验，不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经济复苏。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主要原因是金融衍生品损失远远超过“次贷”直接损失，导致美欧银行普遍陷入困境并形成巨额“有毒资产”。由于美欧长期缺乏金融监管已造成严重恶果，故仅仅承诺未来加强监管而不解决监管缺失的后果，不消除由于监管长期缺失而形成的巨额银行“有毒资产”，就无法消除危害社会公众的安全隐患。特别危险的是，美欧银行体系暴露出更令人惊讶的“有毒资产”数据，表明已显示出的问题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2009年2月11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曾披露欧盟委员会的一份内部报告的数据，显示欧盟区整个银行体系的“有毒资产”数额高达25万亿美元，其庞大规模相当于2006年13.6万亿美元的欧盟区国内生产总值的183%。这个数据充分揭示了欧洲国家央行注入的数万亿欧元的流动性为何无效，因为相对于25万亿美元的银行“有毒资产”，这的确只是杯水车薪。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美欧国家巨资救市仿佛“采取输血的办法挽救内脏大出血病人”，使巨额资金被银行“有毒资产”的黑洞白白浪费掉，导致缺乏资金的实体经济部门陷入资金更加匮乏的局面。
    欧盟整个银行体系的“有毒资产”，其来源不是面向实体经济贷款形成的不良资产，而是来自高杠杆的金融衍生品投机泡沫形成的坏账，否则，它不可能以如此大的幅度超过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同时，这也揭示出美欧巨资救市是徒劳无功的。难怪《每日电讯报》网站次日又匆忙删去了有关银行“有毒资产”的详细数据。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是为了掩盖欧洲银行坏账的严重程度，以免人们认识到事情的真相后彻底丧失救市信心，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触动金融财团利益的措施。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衍生品对扩大风险的作用，充分暴露出，其不是避险工具而是投机谋利手段。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超过普通经济危机，原因在于美欧流行的金融创新具有两面性，即使金融创新的初始功能具有避险作用，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其必须服从资本谋利贪欲。金融创新促使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发生变化，大大扩展了剥削的对象、程度和时空范围，使之延伸到各实体经济领域及不同地区和国家，牵涉各种社会阶层甚至未来几代人。华尔街通过金融创新制造出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由于具有高杠杆性质，使金融投机获得了广阔空间，摆脱了自有资本的局限和政府金融监管的限制，可以依照金融资本的自由意志无束缚发展，加深了全球贫富分化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2. 危机凸显私有制公司治理的弊端
    在当前西方不断进行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大环境下，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股份公司治理结构正面临着巨大危机。资本主义总是不断进行各个层面的创新活动，包括生产力方面的科学技术创新，生产关系方面的剥削方式创新。这种剥削方式创新不断酿成巨大风险。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体架构，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治理架构，都无法抵御金融衍生品创新的诱惑腐蚀。近10年来，华尔街花了50亿美元游说、贿赂美国国会议员，促使国会在明知金融衍生品存在巨大风险的情况下，仍然通过了一系列放松监管的金融自由化法案。在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巨大诱惑之下，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难以遏制来自内部的腐败。即使高层经理在股份公司里拥有较大比重的股权，如10%、20%的股权，其一年收益也远远小于一次金融衍生品作弊的收益。西方大公司高管年薪一般为数千万美元，但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动辄成百上千亿美元，通过金融衍生品作弊带来的利益要大得多。政府不拥有企业产权，无法深入到股份公司内部，无法掌握会计审计、重大交易的详细信息，仅仅从外部监管不仅成本很高而且难以奏效。况且政府高官、美联储本身也是垄断财团利益的代理人，即使在风险充分曝光后，它们仍继续纵容金融衍生品投机。从微观经济角度分析，私有制企业为了追求私人巨额收入，会不计风险地采用“次贷”及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并不断游说政府、国会为金融投机创造宽松条件，导致伦理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监管失灵。
    这次危机说明，金融衍生品泡沫对实体经济的巨大破坏，正日益瓦解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促使其面临日益深刻的生存挑战。西方社会改良时期，推行严格限制金融投机的监管政策，超出了凯恩斯主张的宏观货币财政政策范围，更多是迫于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强大压力，借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理论。因此，二战后西方经济周期缓和，非但不能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失效，反而恰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具有影响现实和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强大生命力。即使在社会改良时期，美国金融财团也始终渴望回到甚至比大萧条前更少管制的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财团始终将社会改良视为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始终竭力支持新自由主义以求恢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例如，花旗银行的老板沃特•瑞斯顿为恢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竭力支持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3. 危机凸显贫富分化的加剧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里根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GDP增长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少数富有阶层的口袋。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人口的总收入相当，而最穷的50%人口有1.5亿。美国最富的10%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比例高达70%。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贫富差距拉大，负债经济难以为继。其他发达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英国、法国超过10%的富人占据社会财富的50%。危机进一步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
    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严重失衡。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2006年12月发布的《世界家庭财富分配报告》显示：从人口分布看，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世界财富的85%，世界底层的半数人口仅拥有世界财富的l%。从区域分布看，世界上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拥有世界上近90%的财富。可以说，财富分配不平衡是发展中国家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也是此次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本主义国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对立，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4. 危机凸显国家调节的低效
    当前美国经济呈现复苏迹象，得益于政府的巨额注资措施。美国著名金融评论家、《利率观察家》杂志主编吉姆格雷特认为，在美国二战后经历的前10次经济衰退中，美国政府平均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9%，而当前美国政府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达到了超过以前10倍以上的前所未有规模；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7%，当时政府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也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8.3%。据计算，同大萧条时期相比，美国为挽救一个百分点的经济衰退，付出的代价相当于大萧条时期的54倍，即为挽救危机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危机本身造成的损失。
    尽管美国政府和央行不断出台规模庞大的各种救市计划，国债泡沫和美元债务泡沫膨胀达到空前规模，但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处于不稳定的震荡状态。即使今后债务泡沫膨胀，刺激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增长，也只是从经济危机的“自然爆发状态”变成“人为压抑状态”。债务泡沫暂时压抑的需求不足矛盾仍在不断蓄积能量，债务清算期来临时就会更加强烈地爆发。
    西方垄断财团一方面竭力贬低维护社会利益的国家调节，一方面毫不犹豫地操纵政府为其谋求私利。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和政治制度的低效率，主张“自私经济人”的理念和行为，必然导致市场失灵和伦理失灵基础上的国家调节失灵，从而影响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
    三、危机可能迫使美国采取特殊手段维护全球霸权
    美国作为拥有全球经济军事霸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坐视金融和经济危机侵蚀其国际地位，不会容忍美元霸权走向衰落。金融和经济危机削弱了美国的整体经济和军事实力，给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带来了严重挑战。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创纪录的1.4万亿元，挽救金融危机代价猛增，限制了美国在全球的庞大军事开支。美联储滥发货币挽救危机导致美元大幅度贬值，发展中国家纷纷提出以超主权国际货币替代美元。美元霸权地位面临着比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更为严重的挑战，迫使美国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挽救全球霸权。
    1. 借助美元霸权转嫁危机的损失，并掠夺全世界财富
    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比尼曾准确预见了“次贷”危机，他称，现在美国整个国家的运作方式已经沦为骗局之国，政府、企业和银行都采取类似麦道夫的庞氏骗局，依靠不断制造绚丽的资产泡沫吸引并掠夺全世界的财富。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致使财政赤字急剧扩大，不断膨胀的国债达到了惊人规模，其中不少卖给了世界各国的投资者。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预计将达到1.5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维持运转迫切需要筹集3万亿美元，而美国一年的国内全部储蓄总额仅为6千亿美元。这就意味着美国必须继续制造泡沫，源源不断地吸收全世界财富，或者利用美元霸权滥发货币向全世界转嫁危机。正因为如此，美国金融财团正再次制造金融衍生品泡沫，促使全球资金流向美国。
  2. 借助国家调节力量，扩大美国金融垄断财团对其他行业和其他国家的影响
  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注入巨资挽救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各种救市计划，本质上是华尔街金融资本挟持政府和公众，为继续获取超额利润进行的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创新。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以公众银行存款和养老金等为人质，还以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为人质要挟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参与共同救市，收获丰厚赎金的效应已经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数十、数百亿的救市注资远远超过正常经营收入。美国大银行凭借规模巨大的金融衍生品坏账，就可以要挟纳税人、政府和央行持续不断注资救市，何必还要辛苦地向实体经济发放贷款获得微薄收益。这就更加促使美国金融机构沉溺于虚拟泡沫经济。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金融机构利润更加依赖于投机赌博性交易，高盛的高风险投机性日均交易额达到2.45亿美元，同“次贷”危机前2007年第一季度的数据相比增加了一倍，显示出美国银行业潜伏着比“次贷”危机前更大的风险。
  3. 加强对资源、碳排放交易、知识产权和自然垄断行业的控制，以继续谋取超额利润
    美国为维护全球霸权，特别重视加强对全球范围内自然资源的控制，中东、非洲地区的许多战争、冲突，都是围绕争夺自然资源展开的。美国垄断财团在许多投机泡沫破灭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将投资方向转向控制自然资源，波斯湾、中亚里海地区、南中国海、尼罗河流域等，都成为美国垄断资本为争夺资源竭力渗透并控制的地区。美国垄断财团还积极利用环保议题制造新的经济泡沫，利用气候变化问题创造一个巨大的碳排放限额及其衍生品交易市场，其规模将达到上万亿美元，并且随着碳减排计划实施而不断膨胀。据美国媒体揭露，碳排放限额交易制度实质上是允许华尔街将碳排放市场纳入其私人征税计划，通过向所有国家排放碳的实体经济部门征税来谋利，进一步加深有利于西方金融垄断资本的财富转移。美国还将通过碳排放征税来限制发展中国家增长。美国操纵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推行自然垄断和公益事业领域的私有化，逼迫发展中国家向跨国公司出售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它们鼓吹新自由主义，主张即使在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领域，也必须取消政府管制和公共企业，并推行彻底的私有化，包括铁路、公路、供电、燃气、自来水、医院，等等。许多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和全面私有化方案，结果导致水、电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甚至引起社会动荡。
  4. 利用新自由主义政策误导各国经济金融改革，策划隐蔽的经济金融战争，打击别国经济和货币体系
    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与“华盛顿共识”截然相反的政策，但是，它在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危机援助时，依然要求其接受“华盛顿共识”的一系列苛刻附加条件。20世纪80、90年代，美国曾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金融自由化政策，导致拉美、日本、东南亚、俄罗斯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达到打击国际对手，掠夺财富并维护美元霸权地位的目的。美国金融危机猛烈爆发之后，美国财长、高盛前总裁保尔森还公开“警告”中国不要因美国金融危机而放弃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方向。2009年美元面临大幅度贬值时，美国金融垄断财团有意加速引爆迪拜、希腊等国债务泡沫危机，促使人们出于避险恐慌而大量买入美元，导致美元大幅度反弹，从而缓解了美元危机。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前夜，美国华尔街重要金融机构曾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利用所谓的“金融快速反应部队”——金融机构与对冲基金组织，针对中国发动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美国金融界专家认为，一个国家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5—8年时间内，其金融体系相对脆弱，实施金融袭击的成功可能性最大，因而未来3年到5年内是争取“延缓中国崛起”的机会。美国策划对华金融战的重点是通过理论和政策误导，诱使中国实行刺激泡沫经济的宏观货币政策，同时施压中国向西方银行开放投资和金融市场，通过炒作股市、楼市攫取投机暴利，然后趁泡沫破裂之机控制中国的银行业等战略行业。
  5. 一方面，通过滥发美元，掠夺全世界财富，转嫁危机损失；另一方面，为美元衰败后继续控制全球金融准备替代方案
    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前总统克林顿的导师奎格利，是一位深得西方金融权势集团信任的学者，他著书透露，垄断财团的御用智库早就拟定详细计划，逐步建立一种由少数金融寡头统治世界的新秩序，最终发行由少数金融寡头控制的超主权世界货币。西方金融权势集团构想的这种超主权世界货币，与中国提出的替代美元的超主权世界货币截然不同。中国的设想是维护世界各国的金融货币主权，将超主权世界货币的作用局限于国际贸易、金融领域；而西方金融权势集团构想的超主权世界货币，将会彻底剥夺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主权，由西方金融寡头控制的世界货币替代各国的主权货币。西方金融权势集团深知这将会遭遇各国民众反对，有意推行旨在诱发全球金融危机和长期动荡的政策，同时诱惑各国央行推行天量信贷政策来挽救金融危机，以便在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全球灾难到来之时，归咎于各国央行和主权货币，误导各国民众出于对恶性通货膨胀造成极度痛苦的恐惧，愿意放弃各国主权货币，并接受金融寡头的全球统治。倘若美国金融财团剥夺各国金融主权的图谋得逞，就意味着，即使金融危机最终导致美元彻底丧失信誉，国际金融寡头也能通过其控制的新型世界储备货币，更加直接、有效地控制各国经济金融命脉，并掠夺其财富。
    （《环球视野》第318期，摘自2010年第11期《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