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的根源何在?
郝贵生 《中华魂》2010年第11期 近日,许多网站纷纷转载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8月6日在第8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上所做的《当前中国收入分配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的发言内容。 发言首先指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1992年,全国基尼系数就已达到0。4,2004年,达到0。44。这几年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收入差距的拉大,实质是贫富差距的拉大。这种收入继续扩大的趋势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应出现的现象,所以主张改变这种状况。 但问题是,有这种认识和态度的人在学者和政府官员中究竟有多少?人们是否都正视和承认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客观事实?是否都认为这种状况需要改变?笔者没有做过统计,也无法做统计,但从直观上感觉,相当多的学者和政府官员不承认这种状况,他们给改革开放提出的灵丹妙药还在继续加速收入差距的扩大。 又一问题是,造成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的深层次的社会根源究竟是什么?如果不能够正确揭示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次的根源,就不可能找到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这篇发言把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初次分配秩序混乱。据说分配秩序混乱的根源在于政府过多涉及到初次分配之中,作为政府附庸的国有企业是扰乱收入分配秩序的始作俑者。因此主张凡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国有企业,国家逐渐减少持股比例,最终成为由社会资本控制的以营利为目标的现代化企业。笔者不能赞同这样的分析。 这些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这不是中国当前社会唯一的问题,与之伴随的社会问题还有官员腐败,黑社会势力趋于严重,居民住房、医疗、教育新三座大山的形成,教育质量的严重滑坡等许多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不能孤立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呈扩大趋势问题。唯物史观认为,任何社会分配问题都不能离开生产关系,不能离开所有制问题。而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又不能离开上层建筑及社会意识形态问题。从上述观点和方法出发,笔者认为造成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或者说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主要根源是: ——私有制企业比例的逐步加大,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过公有制企业,这是导致中国整体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经济根源。 社会分配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所有制和生产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社会分配的主要原则是按劳分配原则。社会主义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劳动能力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无论如何之大,也不会造成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达到基尼系数0。4,更不会继续扩大。私有制企业的分配原则是按资分配。谁的出资多,谁的收入就多。这些年来已经导致相当多的人拥有比普通劳动者多几十倍、上百倍、上千倍甚至更多的收入。这些人生活尽管奢侈豪华,也不可能把全部收入都拿来消费,而是拿出相当大的部分来投资,资本投入越多,其分红、获利就越多。而普通劳动者依靠资本获利等于零或近似于零。一个企业内部职工的收入差距必然呈扩大趋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想本来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据《瞭望》杂志2007年第40期报道,目前我国非公经济发展比重是:私有企业占95。7%,从业人员占84。0%,进出口总额占73。5%。“公有制为主体”已经名存实亡了。这种客观上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怎么能够不导致中国整体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呢? ——以权力占有收入的趋势越来越严重是导致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的政治根源。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是权力至上。权力者通过权力不仅可以占有经济资源,而且还可以直接占有货币。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特别是权力至上观念始终没有得到全面批判和彻底根除。官倒现象的出现,其实质就是权力者通过手中的社会权力占有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政府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私营企业主谋取经济资源。私营企业主通过政府官员的权力扩大自己的资本,再把资本投入到市场中,利用官员的权力继续获取更多的利润。如天津市私营企业主王小毛最初的资本也就是三十万元,短短十几年间,就从三十万元发展到三十个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找到了原天津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后调任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的李宝金做权力靠山。几乎王小毛每一次资本的扩张都与李宝金有直接的关系。李宝金利用手中的检察权力就可以直接或间接干预市场经济行为。而王小毛并没有把她的收入相当部分直接交给李宝金。李宝金对她的要求就是他自己退休后,在王小毛的公司有个兼职。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他就可以任意支取王小毛公司的钱财,王小毛的公司就是李宝金的公司。李宝金同时还接受其它企业和各种人员的行贿收入。他案发时,由他个人支配的检察院小金库资金就达一亿元。李宝金这些年来不仅为自己谋私利,还利用国家赋予的检察院的检察权力为检察院的职工谋取房屋等不正当利益。李宝金与王小毛的关系是中国当代社会官商勾结大肆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的典型代表。当前中国社会暴富起来的人大多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权力靠山,而所有官场腐败分子背后也都有一个或几个暴发户。中国房地产暴发户几乎都是官商勾结的产物。这种依靠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的方式占有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能不使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吗?以权力占有货币的方式还有号称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把自己的工资定在年数百万、数千万元上。究竟是谁赋予国有企业老总拿这么高工资的权力?这岂止是分配的混乱问题吗?实际上是国有企业管理者变相地把名义上的国有企业变为实际的私人企业。这种利用权力变相地改变所有制是国企内部分配收入扩大的真正根源。 ——改革指导思想的模糊、混乱和错误是导致居民收入呈扩大趋势的思想理论根源。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人的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观念指导下进行的,思想理论观念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实践的过程、效率和结果。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前所指出的官员腐败,黑社会势力严重,居民住房、医疗、教育新三座大山的形成,教育质量的严重滑坡,贫富差距的拉大,都反映了指导思想的模糊、混乱和错误。 其一,改革究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还是改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的多次重大决议都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改革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强调一是公有制为主体,改革公有制企业自身的不合理的制度和种种弊端,完善公有制自身。二是在这一大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但在改革实践中,某些所谓经济学家大肆鼓噪,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存在的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归结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认为改革就是改制,就是改掉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国有企业。目前中小城市的国有企业几乎都已经变为私营企业。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究竟还要不要坚持? 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一生有两大突出贡献: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理论。而劳动价值论则是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联结起来的中介、纽带。马克思自己说过,劳动的二重性原理是理解他的全部经济学的枢纽。劳动价值论也是马克思最突出的贡献,它不仅有助于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是有巨大指导意义的。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之后,一直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否定和歪曲。如今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直接或变相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潮甚嚣尘上。由于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整个社会上企图离开自己的劳动,依靠钱生钱的方式获得收入方式的人越来越多。许多有现钱的人买股票、买房子、集体集资,其目的也是通过非劳动方式获得更多的收入。目前房价居高不下,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许多人购买住房已经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倒卖或出租。这种方式所获得的货币尽管合法,但违背了劳动价值论。也是钱多的人占有他人劳动价值的一种方式。 其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究竟是正确的口号,还是错误的口号? 近些年来,许多企业借口企业效率还没有提高,于是为了所谓效率,就竭力拉大收入的差距。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固然效率是社会主义企业追求的目标,但绝不是唯一的目标,公平也是现代企业制度追求的目标。资本主义在反封建过程中,就曾经高举平等的大旗,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就放弃了公平、平等的目标吗?追求公平就一定影响效率吗?追求那种平均主义的所谓公平确实影响效率,但我们今天在承认劳动能力差异的前提下,按照劳动这一尺度衡量不同等的人的平等观念不是平均主义的平等观。社会主义的平等观还包括权利的平等等许多具体的内容。用这样的公平观念指导企业发展,不仅不会影响效率,而且会真正并长远促进企业效率的发展。当我们真正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时,居民收入的差距必然缩小。 其四,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要不要批判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中的腐朽内容。 应当承认,以权力至上为核心的封建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些年来,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文化也有所蔓延。这两种文化相互结合,构成了中国当代最腐朽的思想文化内容。任何文化都是化人的文化。有些人受其影响,已经成为如西方学者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畸形的人、片面的人。这种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本和金钱资本通过各种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的手段疯狂地聚敛钱财,侵吞和占有国家和人民的财富。 综上所述,造成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综合治理。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正视和承认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和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客观事实,下决心改变它。如果根本否认这种客观事实,或者认为它是改革进程中的正常现象。那就不可能抑制和改变这种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我们的各级领导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如果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对劳动人民怀有感情的话,那就应该正视现实,努力采取多重方式改变现状。 第二,改变现状的策略方法不是领导和学者坐在屋子里苦思冥想出来的,要到实践中,到群众中调查研究,在掌握本部门、本单位的差距拉大的大量客观事实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加以分析,从中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的策略方法。 第三,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指导思想,究竟哪些是正确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哪些是错误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改变和纠正错误、模糊、混乱的指导思想,不可能真正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 第四,正确认识政府权力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权力不干预企业和经济行为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干预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还是从个人和少数人的利益出发?究竟应该如何干预?是从宏观上把握企业发展的方向,还是越俎代庖?笔者认为,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究竟如何处理政府权力与企业发展(包括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等非公有企业)的关系?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具体的探讨、研究。但大前提是政府官员必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第五,加大对官场腐败现象特别是官商勾结现象的打击力度。社会腐败特别是官场腐败是导致产生社会暴发户的最主要根源。许多权力者有意无意地找各种借口掩盖、维护、保护腐败现象和腐败人物。不加大和彻底根治官场腐败,谈何缩小贫富差距! 第六,加大对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腐朽思想内容的批判,加大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宣传、学习、教育活动。马克思主义文化也是塑造人的文化,它所塑造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为劳动者谋利益的共产党人,是说实话、干实事、踏踏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人,是头脑清醒、能够明辨是非、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 第七,真正落实和贯彻党中央近些年来提出和阐发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其实就是要塑造坚持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群众、发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由人民群众来享受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以人为本”实质是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没有人的素质、能力的真正发展提高,没有大批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涌现,即使制定了合理的分配制度,到了低素质的执行人手里,也会走偏,也会在各种冠冕堂皇的所谓理由之下推行各种潜规则。如果真正落实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就一定能够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分配制度,并具体落实,就一定会改变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事实,缩小这种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改变中国人收入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拉大,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非常艰巨、复杂、长期的过程。它需要更多的人拿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武器,去凝聚一种强大的正义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任务就是充当这种力量的发动者、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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