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摘要：保护主义和内向型工业化道路是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美国学派为之提供了由“生产率立国、保护性关税、国内市场、利益和谐与国民银行”所构成的一整套国民经济学说和政策方针。这是一种有关落后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如何实行经济赶超的经济学说，对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美国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化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重新发掘美国学派关于美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逻辑，对于我国启动内需、重新审视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得失和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具有现实价值。　　

关键词：美国学派  经济崛起  保护性关税  国内市场　　

作者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战后以来，美国出于推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和金融帝国主义的目的，刻意删除了美国保护主义的历史以及指导美国经济崛起的工业化逻辑，保护主义、美国学派与美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联系已经成为经济学和历史研究的“黑洞”。美元霸权理论的奠基者之一赫德森在关于美国学派的专著中指出，“至少在表面上，有关美国经济思想百科全书式的研究也没有给予他们[指美国学派——引者注]更多的注意，不仅没有把他们描述为美国工业（产业）霸权的设计师，反而傲慢地把他们处理为异常的人物。”[1]那么，美国学派为何是美国产业霸权的设计师，他们的理论是如何指导美国经济崛起的呢？[2]本文在概述美国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之后，将围绕这一主题分别讨论其关于生产率立国、保护性关税、国内市场、利益和谐与国民银行的基本理论与美国经济崛起之间的关系，然后简要说明美国学派对其他国家的重要影响，以及对大国崛起的启示。　　

一、美国学派国民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最近几年，虽然大国崛起的研究始终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但这些研究要么忽视了大国崛起的一些关键性事实，要么对大国崛起背后的经济学逻辑缺乏深入的研究。前者如2006年在国内热播的电视片《大国崛起》，它不仅回避了英国崛起乃至英国工业革命与重商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而且也刻意抹杀了美国经济通过保护主义崛起这一基本事实。但正如任期1897—1901年的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指出的：“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制度”；[3]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K. 麦格劳也指出：“与德国在经济发展期（1879—1914）的政策以及日本在创造经济奇迹时期（1951—1973）的政策很相似，……[美国保护主义——引者注]政策的系统性实施却是铁证如山的事实”。[4]忽视这些历史事实，无疑使大国崛起的研究存在致命的缺陷。　　

所谓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就是能够运用经济学原理系统阐释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崛起的基本原因，这在目前的研究中是非常缺乏的。例如，近几年来，一些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美国经济崛起的关键就在于保护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抉择，特别是张夏准[5]、埃里克·赖纳特[6]、贾根良和黄阳华[7]、梅俊杰[8]、黄树东[9]等都突出地强调了这种决定性的影响。但是，除了赖纳特做了初步分析外，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集中于基本的史实，而没有对保护主义为什么能导致美国经济崛起进行更深入的解释。笔者认为，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未能对美国崛起时期美国政治家所信奉的“美国学派”与美国经济崛起之间的内在因果联系及其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由于在经济思想史中，“美国学派”作为指导美国经济崛起的国家经济学说基本上已经被人们所遗忘，[10]所以学者们也就无从了解其国民经济学的逻辑了。　　

但是，迈克尔•赫德森却是个例外，他在2010年以中英文同步出版的《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一书中，记述了从1814年根特和约签订到1914年期间，美国学派国民经济学的发展及其与政治斗争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展现了美国民族主义政治家及经济理论家在构建美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揭示了保护主义这一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实际上，我们熟知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只属于第一代美国学派。他在美期间（1825—1830）参与了当时美国报刊争论颇为激烈的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论战，并于1827年出版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美国体系）》。而以亨利·凯里为代表的第二代和以西蒙·帕滕为代表的第三代美国学派的思想，现在基本上已经不被学者们所了解。按照赫德森的看法，李斯特的著作并没有反映美国保护主义的最高成就，只是在1841年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出版之后，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美国学派才发展了基础更加广泛的经济发展学说，并把它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范围的经济学说。　　

我们之所以说美国学派是指导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主要理由就在于这样一套学说是由实践其学说的政治家及作为其追随者的经济理论家们发展起来的。在美国学派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歧视和排斥，其经济学家尚未能从事学术职业的专门工作。因此，正如赫德森指出的，美国学派“是党派性强的人和政治活动家的产物，它常常是那些与辉格党和（在1854年之后的）共和党领导人密切接触的新闻记者们和小册子作者们的产物”，[11]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政治家（亨利·克莱、安德鲁·斯图尔特、威廉·亨利·苏厄德和威廉·凯利等）、新闻工作者（马修·凯里、亨利·凯里、赫齐卡亚·奈尔斯、霍勒斯·格里利和著名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牧师（卡尔文·科尔顿、斯蒂芬•科尔韦尔和罗伯特·埃利斯·汤普森）、律师（丹尼尔·雷蒙德、帕申·史密斯）和实业家（伊拉兹马斯·B.比奇洛、约瑟夫·沃顿）等。美国学派的经济学说被辉格党及1854年之后的共和党作为竞选和施政的纲领，并在南北战争后一直到1894年美国崛起时，支配着美国的政治生活。在美国崛起过程中，美国学派的政治家和其经济理论家过往从密，他们对自由贸易以及大卫·李嘉图、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其他英国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提出了一套指导美国工业化的新的经济学说。对于这样一套指导美国工业化成功的经济学说进行深入研究，是开启美国经济崛起秘诀的钥匙。　　

美国学派国民经济学又被称作“政治经济学的美国体系”，当时是作为以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英国体系”）的对立面而发展起来的，其核心思想是关于“美国制度”的概念。美国学派的原始思想最早是由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1年提出的，以表达立国领导人希望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摆脱欧洲特别是英国影响的强烈愿望。汉密尔顿认为，除非美国能够在国民经济的所有基本产品上都实现自给自足，否则就不能摆脱英国对美国经济的支配地位。1824年，美国著名政治家亨利·克莱提出了以保护性关税、内部改善和国民银行为核心的“美国制度”，亨利·克莱因此也被看作是“美国制度”之父，这一概念使得汉密尔顿的工业化战略和政策得以具体化，从而对美国经济的崛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之后，“美国制度”的概念就成了美国学派经济学说的基石。　　

亨利·凯里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经济顾问，马克思称之为“北美唯一的有创见的经济学家”，[12]凯里在《利益的和谐》（1851）一书中对“美国制度”增加了两个要点。一是政府通过赠款和补贴对科技研究进行投资并发展公立基础教育体系；二是拒绝阶级斗争，实现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利益和谐。这样，“美国制度”就由五大要素构成：保护性关税、内部改善、国民银行、科教投资和利益和谐，从而成为美国、更具体地说是美国共和党的施政方针或工业化纲领。但由于具体的政策不可能完全反映它赖以提出的理论基础，因此，经过对美国学派文献的研究，笔者认为，“内部改善”只是美国学派国内市场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科教投资的方针具有更深刻的理论基础；从其更全面的思想体系来看，美国学派的核心理论是由“生产率立国、保护性关税、国内市场、利益和谐与国民银行”所构成。我们下面围绕这五大要素，按照其逻辑关系依次讨论这一经济学说。　　

二、生产率立国　　

亨利·凯里之所以在1851年把政府通过赠款和补贴对科技研究进行投资并发展公立基础教育体系增为“美国制度”的重要内容，原因就在于“生产率立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91年《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他在这个著名的报告中写道，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使其工人产出提高一倍的机器，那么生产同一产品的劳动成本将减少一半。亨利·克莱（Henry Clay，1777—1852年）是美国两任众议院议长、第9任国务卿以及1824年、1828年、1832年、1836年和1844年的总统候选人，他用英国工业的事实说明机器如何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200倍的原因，并直接把机器的使用与科学技术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科学使一个人像二百人甚至一千个人那样强有力，它不靠自然力，因此科学将胜过也必将胜过依靠劳动力的数量。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培育实用的、机械的和制造工艺优势的国家必将在力量上是优异的，并能保持这种优势地位”。[13]这是美国学派“生产率立国”说的最初表达。　　

帕申·史密斯在说明机器生产是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时，提出了一种由能量测度的资本的生产率学说。他认为，人体可以类比为能量转化器，也就是像机器一样将他的“燃料”即食物、衣物以及相关必需品转化为一定量的作用于大自然的能量。显而易见，通过机器来制造相当于1单位人力能量所需要的成本，比使用作为能量转化器的人的身体来制造要低的多，所以，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机器生产将使高工资国家在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比廉价劳动力国家低得多，原因就在于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工资的增加。同时，由于机器需要由熟练的高工资工人来设计、制造和操作；而且，由于机器在不断地替代体力劳动者，这就驱使劳动力从产业链低端的劳动转移到更高端的知识性劳动，无疑，如果没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工人们将无法胜任这些工作。　　

因此，帕申·史密斯指出，美国学派“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为了让劳动的价格变得低廉，工人必须享有充足的食物、体面的衣着、舒适的住处、良好的教育——不仅包括工艺方面的知识，还包括一切附属的普通常识。雇主将支付所有的费用，并在利润中获得回报。”[14]于是，高生产率与高工资率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正反馈的良性循环。在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高工资刺激了用机械替代昂贵的劳动力，而机械的使用导致了更高的生产率，从而使工资更高，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在更高程度上采用机械，这就是美国技术革命的推动力，也是在1875 年开始的以钢、重型机械制造业和电力等资本密集型工业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中，美国脱颖而出的基本原因。因此，肖恩霍夫作为美国国务院特使在对美国和欧洲的工资率与生产率关系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说，“在劳动力上高定价的国家到处都在击败‘乞丐劳动力’的国家”，[15]从而证实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美国学派在生产率理论上重要的贡献还在于提出了新的农业生产理论。正如诺贝尔奖得主西奥多·W. 舒尔茨指出的，一直到20世纪初，“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不曾从李嘉图农业土地收益递减的静态谕示中完全解脱出来”，[16]即使是第一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的工业化和保护主义理论也未能避免农业土地报酬递减理论的缺陷。第二代美国学派及时地利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著名化学家贾斯特斯·李比希和其他土壤化学家的研究成果，指出土壤肥力和农业生产率也是资本投资的产物。李比希等人的研究表明，土地就像一架机器，能量的使用能把土壤化学成分转化成农作物。帕申·史密斯在李比希和美国专利局农业处丹尼尔·　李　博士研究的基础上，主张土壤的生产率是其资本投入的函数，科技进步将使土壤生产率可以像工业生产率一样得到提高，这也就是说，农业也可以像工业一样服从报酬递增规律。史密斯的这一理论被亨利•凯里在其1857年至1859年出版的三卷本著作《社会科学原理》中得以详细的阐述和通俗化，对美国保护主义和农业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现代角度来看，生产率的提高绝大部分是科技进步的结果。正如赫德森指出的，美国学派是一种集中于技术发展及其社会后果的经济学说，因此，美国学派无疑是创新经济学、国际竞争力“技术差距”理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农业报酬递增理论以及我们后面要谈到的生态经济学的先驱，前引亨利·克莱的看法也清楚地表明了他把科学作为国家竞争优势基础的观念。但我们不能因此说美国学派提出了“科教立国”的战略方针，这种方针只是在美国崛起后或更准确地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才确立的。就其对美国工业化或经济崛起的影响来说，美国学派把资本积累看作是能量转换的手段和开发大自然的技术能力，把生产率看作是国民财富增进的主要源泉和国家间贫富差距的根源，因此，正如亚历克西·托克维尔在其1836年的经典著作中就已经观察到的，“在美国，科学中纯粹实践的部分被理解得十分透彻，那些在应用中直接需要的理论部分被细心地加以注意。在这方面，美国总是展现出一种自由的、原创的和富于发明的心智力量。”[17]我们把美国学派的这些思想概括为“生产率立国”，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正是以提高生产率为目标的美国制造业体系、资本密集型工业和大规模生产的兴起，为美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三、贸易保护　　

那么，美国学派为什么提出“生产率立国”的战略方针呢？首要的重要原因就是为工业保护的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在美国独立前后，亚当·斯密和让·巴蒂斯特·萨伊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反对美国发展制造业，认为美国注定要经营农业。亚当·斯密写道，“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趋于富强。那里，除了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这种制造业，一定会随着农业的进步而产生，每个家庭的妇女儿童，都能经营这种工作），就没有制造业。至于输出业和航海业，则大部分由住在英国的商人投资经营。……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于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同样，如果他们要设法垄断全部输出业，结果也许更会如此。”[18]　　

亚当·斯密的上述看法遭到美国学派的坚决反对。美国学派“生产率立国”的战略清楚地表明，国际竞争力是由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所塑造的，生产率差距的日益扩大是导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的基本原因。美国学派认为，工业是最有利于创新的部门，它的存在不仅为农业提供了高生产率的机器设备和土壤肥力（如化肥等），而且也为商业交往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了基础。我们知道，美国农业的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开端。事实证明，如果没有美国工业的高度发展，这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如果没有工业的高度发展，在农业中应用生物化学技术和用以提高土壤生产率的资本投资也是不能得到保证的，正是这种高生产率的农业奠定了美国今天“粮食帝国主义”的基础。　　

但是，在美国早期的关税争论中，自由贸易主义者一直鼓吹，美国广袤的西部土地和自然资源使美国人具有比欧洲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这不仅使美国在工资成本上不具备建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而且美国通过出口农产品和资源与欧洲交换工业制成品所从事的国际分工，也将使工业化无利可图。然而，美国学派却认为，由于工业是工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基础，如果没有工业，就没有高水平的生产率，美国也就无法维系这种高工资水平，更不用说其增长了。而且，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还指出，“……不仅国家的财富，而且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看来都与制造业的发达有着实质性关系。”[19]因此，美国学派认为，美国无论如何也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但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美国人的高工资将使美国的幼稚工业在外国发达制造业的竞争下无法生存，所以，为了推进使美国劳动力更具生产率的资本投资，使工业投资能够收回昂贵的创业成本，美国就必须实施保护性关税。　　

饶有兴味的是，这种保护性关税的迫切性来自美国出口型农业的危机，后者恰恰是亚当·斯密主张的，美国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入农业部门出口的产物。这种危机源自单一农产品出口所产生的土壤肥力的枯竭，及其导致的农业的自我毁灭和生态环境的破坏。19世纪上半叶，由于移民增加，美国单一出口型农业大范围扩张，同时由于美国西部存在广袤的土地，美国形成了“耕完即走”的“竭泽而渔”式的农业耕作模式。19世纪30年代末，著名科学家和保护主义者约翰·W. 德雷珀就为当时遍布美国的耗尽土壤肥力的种植方式而震惊。[20]这种“竭泽而渔”的农业耕作方式导致了土壤中农作物生产要素如碳酸钾（钾肥）、 碳酸钠、石灰、碳酸镁、氯、磷、硫酸和氨等化学元素的大量流失。　　

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专利局农业处在丹尼尔·李的领导下，利用已有统计资料说明了土壤肥力的衰竭。李在1849年的专利局农业报告中估计，美国竭泽而渔式的耕作方式导致每年的农业损失达到平均每英亩收入的10%；在1852年的报告中，他估计每年的资本损失大约占农作物销售值的17.5%—20%，而这些恢复土壤肥力的成本在出口价格中并没有反映出来。丹尼尔·李警告说，如果土壤的破坏继续下去，美国最终将不能保持它的农业剩余。英国一个著名农业杂志的两位作者也警告说，如果在耕作模式上没有替代性的途径，那么，在经过若干年后，美国将需要大量进口小麦，而不是像现在那样还能够向欧洲出口小麦。那么，新的农业耕作模式将怎样产生呢？丹尼尔·李和帕申·史密斯指出，使土壤肥力耗竭的耕作模式是美国工业品大量的、持续的进口增长所导致的，而要从源头上改变这种状况，实施推进工业发展的关税保护政策，进而通过对土壤的资本投资提高土地的生产率，这才是美国唯一的选择。[21]　　

此外，针对亚当·斯密所说的英国商人操纵美国输出业和航海业问题，美国国会于1817年强行要求美国船只垄断沿海航运业，这种限制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22]美国学派成员不仅支持这种做法，而且还进一步揭露了发达国家对输出业或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产业链的操纵问题。例如，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或许会说，美国应该从海外购买纺织原料，而将本国制造业的重点放在最后的来料加工阶段上，美国保护主义出版商大卫·赖斯对此回答说，这需要有一个国际的运输和分销组织作为中介，这是国际卡特尔存在的前提，而美国市场上的商品销售价格将因此受到国际卡特尔的控制。[23]亨利·凯里也指出，在技术存在差距的国家之间不可能不产生这种操纵与屈服性的外国卡特尔联盟，在此联盟之下，美国通过国际贸易来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24]美国学派认为，只有实行与英国的有效隔离，美国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独立自主的快速发展，这种自给自足的孤立主义思想支配了美国辉格党、特别是共和党在1865—1894年美国经济崛起时期高关税保护政策的制定。　　

四、国内市场　　

显而易见，如果美国高筑关税壁垒，其产品出口必遭到其他国家的抵制，美国将不得不把绝大部分注意力转向发展国内经济，因此，“国内市场”很自然地就成为美国保护主义工业化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1820年，马修·凯里在《新橄榄枝》一书中，强调农场主和工业家之间的互相依赖，试图调和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提出了保护性关税的“国内市场（内需）”说，这一观点很快在国会得到议员乔治·梯比斯和安德鲁·斯图尔特的大力宣传。美国学派的许多成员也都强调，国内市场要比国际市场远为重要。例如，早年曾担任亚当斯总统私人助理的亚历山大·埃弗雷特指出，国内贸易对国内工业、资本的带动在数量上将是国外贸易的两倍；第一代美国学派经济思想的整理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也指出，“一国的国外市场尽管极为繁荣，但是它的国内市场对它的重要性却十倍于国外市场；……向海外追求财富固然重要，还有比这个更重要十倍的是对国内市场的培育与保卫。”[25]但对于后发工业化的美国来说，怎样才能培育国内市场呢？　　

首先，国内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为美国农场和种植园提供一个欣欣向荣的农产品国内市场。亨利·克莱提出，“美国制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发展现代工业为美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国内市场，国外对美国农产品需求的大幅度萎缩，使“农业收入的恶化只有靠培育国内工业才可以抵消，把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引导新移民）到城市工业，为农产品创造国内市场。”[26]又如，美国专利局在1836—1844年期间负责准备农业报告的第一任官员亨利·L. 埃尔斯沃斯，阐述了辉格党已经确立的、为开拓农产品的销路而扩大国内城市市场的观点。他指出，日益增加的移民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将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供给，这种劳动力的生产率又将因劳动节约型机械和化肥使用数量的增加而提高，国内农业产出的迅速增加在相当大程度上要超过国外市场需求的增长，其结果必然是农产品价格下跌，解决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工业化为农产品的出售培育由城市工业劳动力需求构成的国内市场。[27]　　

其次，美国农业和农村要为国内工业的发展提供市场。由于美国工业无法与英国等发达国家竞争，所以“美国的制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较老的国家供给一个大市场，而必须在国内创造市场，同外国的产品进行竞争”。[28]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国人民忍受质次价高的工业品也在所不惜，否则美国的工业化就无法展开。美国的一位经济史学家写道：“我们商业政策的基调从一开始就是为国内制造商保留国内市场，而排斥外国竞争的”。[29]亨利·凯里指出，如果美国不进口外国的工业制成品，农业依靠国内市场，那么，在这些部门之间将取得平衡的增长。但如果允许自由贸易，制造业就不能发展，而农业也就无法在需求充足的条件下以可接受的价格出清其市场。[30]因此，按照美国学派的看法，发展城市制造业可为美国日益过剩的农产品提供市场，而农村在高工业关税下只能购买美国工业品，这样，美国的工业和农业之间就可以互为市场，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较全面和相对平衡的发展。　　

再次是城乡平衡发展和中西部农业地区工业化的政策主张。在19世纪40年代结束之前, 美国专利局农业处的报告就告诉美国农民，按照流行的农业化学理论，只有在农业区附近建立相邻的工业城镇，才能实惠地提供恢复土壤肥力所需的厩肥、人类排泄物或其他基本的肥料要素。亨利·凯里提出“从土地取走的东西要循环回土地”的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帕申·史密斯则提出了“使消费者居住在生产者旁边”的政策主张。他们指出，如果不在农业地区推进工业繁荣并建立起城乡平衡，美国中西部的农用地必定最终要耗尽其肥力。“由于极力主张国家土壤资源保持的优先重要性（与西奥多·罗斯福把水土保持问题再次作为共和党主要政纲之一相比，这在时间上早了多半个世纪），为了建立城乡平衡，辉格党提倡美国广大的农业物资供应地区实现工业化”，[31]这对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和西部地区的城市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最后是内部改善。内部改善是亨利·克莱1824年提出的“美国制度”的三大要素之一，目的在于使用关税收入（以及南北战争后出售西部土地的收入），为政府建设公路、运河、铁路、邮局和公共教育等基础设施提供资金。这种通过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在降低流通成本、推动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增进生产率、实现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初的美国，国内市场十分狭小，主要限于大西洋沿岸以出口英国等海外市场为主的一些城市的经济增长，广大内陆地区交通极为不便，严重地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开发。从1808年到19世纪末的将近一个世纪，美国先后掀起了修建驿道、开凿运河和铺设铁路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高潮，经典的如伊利运河和太平洋铁路的开通。对19世纪的美国来说，国内陆路、运河、铁路等的“交通革命”不仅是市场的“连接要素”，而且也清楚地说明了其经济发展的进程。[32]由“交通革命”所导致的国内市场扩张看来不亚于技术创新对美国工业化的影响，前者对美国资本密集型和规模依赖型的工业兴起并在19世纪末取得全球竞争优势，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五、利益和谐　　

基于“生产率立国”、保护性关税和国内市场的政纲，美国学派对美国将发展成为一种没有工人阶级贫困化的所谓“新文明”充满着希望。为了在选举中争取工人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支持，辉格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家宣传说，工业化不能以剥削劳动力为基础，而是要以能量驱动的技术开发大自然，在保护性关税之下，美国就能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建立起利益和谐的关系，从而避免英国和欧洲大陆以降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标准为代价的工业化道路。　　

为了强调保护性关税是保护美国劳工及其工资率的必要条件，而非仅仅出于保护资本家及其利润率的要求，美国学派提出并发展了高工资经济的学说。他们宣称，大力推进提高生产率的工业资本投资，生产率的收益将超过工资的收益，单位劳动时间的高产出可使美国高工资劳动力在劳动成本上低于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产品价格也比低工资国家更低；而工资水平的提高又刺激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率。结果，利润和工资可以共同提高，劳动和资本之间将建立起和谐关系，因此，保护性关税也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所在。这一着眼于工资率的生产率理论曾经为美国共和党赢得劳工对工业保护的赞成票，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　　

贯穿于美国学派“国内市场”政纲的另一条主线是所谓保护农民的利益。美国学派论证说，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吸收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扩大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从而维持农产品的高价格和农民的高收入。因此，辉格党和1854年之后的共和党的保护主义者们热切地向农民宣传，一个能使其农产品得到稳定销售的繁荣昌盛的国内市场是美国农民利益之所在，而这种城市市场的增长需要工业关税保护。为了向美国农民证明这些思想的合理性，工业保护主义者们从1849年开始掀起了一场呼吁设立美国农业部的运动。具有讽刺性的是，1862年美国农业部的设立以及旨在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农学院的建立，都不是由维护农业出口利益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和农业地区为了自身利益而推动的；相反，它是工业保护主义者努力的结果。[33]　　

美国学派当时为了获得对贸易保护政策的支持而诉诸于劳工和农业利益是有其客观基础的。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34]“是它积聚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35]“保护关税制度把一个国家的资本武装起来和别国的资本作斗争，加强一个国家的资本反对外国资本的力量”[36]。恩格斯的分析更为具体：“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工业国，如果它有希望不仅赶上而且超过自己的竞争者，那么在它面前就敞开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自由贸易，进行比如说50年的费用极大的竞争斗争来反对领先于美国工业约100年的英国工业；或者是用保护关税，比如说25年中堵住英国工业品的来路，几乎有绝对把握地相信，25年后就能够在自由的世界市场上占有一个地位。这两条道路中哪一条最经济、最短捷呢？”[37]正确的答案自然是：“有一个国家，在那里实行一个短时期的保护关税政策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这就是美国。”[38]马克思在1879年还指出：“美国经济进步的速度现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英国，虽然美国在积累财富的数量方面还落后于英国；同时群众是比较活跃的，并掌握着比较强大的政治手段，可用来拒绝那种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的进步形式。”[39]我们不难以理解，在1865—1894年美国共和党崛起并长期执政时期，[40]关税保护为什么能在为它打造赢得工人和农民广泛支持的政治联盟中发挥关键作用。[41]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后期，随着工业生产的集中，在股份公司的基础上，垄断组织从初级形式的普尔到高级形式的托拉斯在美国迅速发展，大资本家利益集团在通过政府对国际经济进行干预，把外国商品和外国直接投资拒之于门外的同时，却拒绝政府为实现国内公共目标而进行干预，并利用其强势力量“俘获”立法和规制的国家政治决策，导致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变本加厉地遭受严重侵犯。因此，狂飙突进的工业化30年（1865-1894）也被称为“镀金时代”，美国经济虽然崛起了，但工人罢工、失业、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政府腐败等诸多问题，却使美国社会面临严峻的考验，“利益和谐论”很容易就被束之高阁了。　　

为什么美国学派把贸易保护看作是劳动和资本、工业与农业之间利益和谐的关键呢？亨利·凯里是这种利益和谐论的著名理论家，基于作为其价值论的资本再生产费用论，他提出，由于技术进步，资本的再生产费用将减少，资本的价值也将降低，而劳动的价值则将逐渐提高。他认为，这是支配劳动产品分配的伟大规律，是社会各阶级利益达到充分和谐的基础；但是，工业不发达国家内部的这种和谐的经济合作，遭到英国工业垄断以自由贸易之名进行扩张的威胁。而马克思的相关评论则深刻得多，至今发人深思。他指出：“在美国，资本的积累和对群众的逐步剥夺不仅是空前迅速的工业发展、农业进步等等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它们的天然产物。”[42]但由于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国家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这个社会的生产，这个社会“把旧大陆的生产力和新大陆的巨大的自然疆域结合起来，以空前的规模和空前自由地发展着，在制服自然力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一切成就”，因此，“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43]“凯里把这一巨大的新大陆赖以如此迅速地、如此惊人地和如此顺利地发展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永恒的正常关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44]“根据凯里的意见，经济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在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和谐合作上的。英国在它国内瓦解了这种基本和谐以后，它通过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到处都破坏了这种基本和谐，所以它是普遍和谐的破坏因素。能够防御这一点的，只有保护关税（国家用强力来抵制英国大工业的破坏力量）。于是，国家成了‘经济和谐’的最后避难所”。但是，“凯里不懂得，这种世界市场的不和谐只是那种作为抽象关系在经济范畴中被确定下来，或者在最小的规模上取得某种局部存在的不和谐的最后的、恰如其分的表现。”[45]这就是说，劳资矛盾等其他重要矛盾的不和谐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中，并通过世界市场获得了最充分的表现。　　

六、国民银行　　

按照美国学派的看法，建立国民银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定货币，适应扩大再生产的信贷要求，并从英国金融权力的支配下解放出来。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国经济崛起期间，美国不存在由国家所有和经营的中央银行，所谓的国民银行实际上是一个私有但公管的银行体系，中央银行的职能只是偶尔由财政部代理，突出的事例就是内战期间“绿背纸币”的发行。由于受到英国金融制度的深远影响，美国在19世纪几乎没有打算建立一种政府银行体系，以便作为对私人银行业部分职能的真正替代，曾经在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由中央政府对银行业信贷协调乃至集中管理的模式，从未在美国站稳脚跟。在《联邦储备银行法令》于　1913年12月23日　通过之前，美国曾围绕国民银行制度的建立经历了曲折的斗争，重大的历史事件主要有：美利坚第一银行和美利坚第二银行的建立和终止、《国民银行法》的颁布和内战期间“绿背纸币”的发行，我们下面依次对之进行讨论。　　

国民银行制度的设想和建立始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就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不久，就对新生的美国所面临的财政问题以及银行业的经济意义显示出极强的洞察力。在1790年12月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他建议以英格兰银行为蓝本，建立一个私有并随时可由财政部检查其业务的“国民银行”，但与英格兰银行的股本向社会募集不同，联邦政府拥有其1/5的股份。这个建议遭到托马斯·杰斐逊的反对，但得到乔治·华盛顿的支持。1791年，美利坚第一银行经国会特许成立。虽然它在稳定货币和代理国库上成效显著，但在1811年期满时却被杰斐逊所终止。然而，在随后的五年里，该银行支持者的诸多担忧变成了现实：州立银行的数目几乎增至三倍，但其发行的各种纸币却不断贬值。这种惨痛教训使过去曾反对美利坚第一银行的人自愿地在1816年给美利坚第二银行颁发了特许营业执照，而在期满时，其延期提案又被民主党人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否决。　　

客观上说，“第一、第二银行对改善财政状况，增强公共信用，阻止州银行过度扩张，确保统一和价值稳定的货币和促进工商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总体效果符合公共利益’”，[46]但为什么却遭到杰斐逊和杰克逊的否决呢？主要原因就是这种被政府授予特权的私有银行，“具有巨大的经济特权和主要为股东利益服务的不负责任的权力”，[47]因此，杰斐逊和杰克逊担心私人银行家通过发行纸币吮吸实体经济的财富，而赞同以金银硬币作为货币。但是，自1836年美利坚第二银行被终结后，由于联邦政府放弃了对全国银行业务的督导，金额不一的钞票出现了七千多种，劣币和假币充斥流通领域。如此混乱的货币银行制度显然不能应付北方的战争需要，于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共和党执政的林肯政府在1863年颁布《国民银行法令》（1864年修订），清除了州立银行各种紊乱的纸币，终于建立起将发行纸币和扩张信贷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而不是分散于州政府的国民银行制度。　　

对国民银行制度的发展来说，比《国民银行法令》更具意义的是南北战争爆发后“绿背纸币”的发行。当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时，新上任的林肯总统发现国库是空的，如果不能为战争和战时生产筹到资金，联邦政府必败无疑。英国政府在战争中暗中支持南方，曾组织国际银行团联合抵制对联邦政府的贷款；英国贵族也企图通过他们在纽约和伦敦的银行业代理人，利用联邦政府战争初期的失利，提出苛刻条件，迫使林肯政府把经济主权完全交给以伦敦为背景的私人金融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林肯毫不犹疑地与英国控制的金本位决裂，推动国会在1862年2月通过《法定货币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储备或硬通货做基础的条件下，发行被称作“绿背纸币”的政府纸币。这种制度创新极其成功地使政府成为信贷的主要创造者，是运用主权信贷击退外国金融势力和国内私人金融利益集团对国民经济支配的典型案例，对于我们今天应对美元霸权仍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南北战争于1865年结束时，林肯的亨利·凯里密集地发表了一系列致众议院议长的信，并出版题为《不战而屈英人之兵》[48]的论文集，大力呼吁战后继续执行主权信贷的“绿背”政策，为美国独立于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控制的黄金）发展自主经济进行了艰巨的斗争。“绿背党”和“平民党”也敦促财政部提供银行业功能，代表公共领域维护他们的利益，以阻止金融食利者阶层对其经济剩余的吮吸。但由于金融利益集团等力量的破坏，“绿背”政策受到很大干扰，1879年硬币流通的恢复所导致的通货紧缩加重了债务负担，成为这一时期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国民银行体系未能满足公众特别是西部和南部所需通货的要求。但受惠于1861—1865年“林肯革命”其他重大措施的深远影响和高关税保护政策，内战结束后并非有利的金融环境未能阻止美国通过狂飙突进的30年工业化而崛起。[49]而在美国学派影响所至的工业化更晚的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和日本，金融问题都比美国解决得好，政府在为生产性活动提供信贷、特别是为工业化提供廉价融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美国学派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虽然人们并不了解美国学派在美国经济崛起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但一般都知道李斯特的贸易保护学说对德国崛起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然而，李斯特经济学受惠于美国学派的事实却并不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例如，很多人把李斯特看作是“幼稚工业论”之父，实际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才是系统提出“幼稚工业论”的第一人。当汉密尔顿在1791年提出工业保护主义学说时，由于当时美国外向型经济的繁荣，美国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工业需要保护，因此，汉密尔顿的学说在20多年的时间里被人们淡忘。正是马修·凯里把汉密尔顿的思想重新引荐给了美国新一代民族主义政治家，而李斯特则是在拉斐特将军的引荐下，与当时的这些著名政治家同时也是美国学派重要支持者的亨利·克莱（他本人还是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韦伯斯特（美国第14任和第19任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美国第6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美国第9任总统）和马修·凯里本人等结为好友。[50]由此可见，李斯特的思想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本营中孕育成熟的，他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实际上是第一代美国学派的代表作。　　

就美国学派对德国崛起的影响来说，李斯特立下汗马功劳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为奥托·冯·俾斯麦在1871年统一德国开辟了道路，但俾斯麦并没有超出政治统一而施行马修·凯里—李斯特的经济民族主义纲领，1875年欧、日、美的平均关税税率中，德国属于最低的国家之列。[51]但在19世纪70年代末，作为对1873年爆发的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及其随后持续5年以上的长期萧条反应的产物，德国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反转，德国首相俾斯麦在1879年大幅度提高关税。“德国是对其关税政策进行实质性变革的第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它在1879年7月实行了新的关税税则。这是一个重大事件，正如1860年的英法条约是欧洲自由贸易时期的开端一样，德国这项新的关税税则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终结，并标志着欧洲大陆开始逐步向贸易保护主义复归。这是俾斯麦的‘强权政治’带来的结果，因为1879年的选举造成德国国会中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者占多数的局面。”[52]　　

为什么在各国当时普遍遭受重大经济危机的相同历史环境中，德国率先发生了这种对自由贸易的历史性的逆转呢？有学者认为，这是俾斯麦首相受到李斯特重要影响的结果。[53]但安东·蔡特金却指出，德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主要是通过亨利·凯里及其在德国的追随者实现的。从美国南北战争开始一直到亨利·凯里于1879年逝世，他的著作都被翻译成德文，在德国活跃的政治经济精英圈子中传播。美国驻柏林大使在1873年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把凯里的一本著作递交给了俾斯麦，并向首相解释了凯里在美国的“高级地位”。[54]1875年末，俾斯麦会见了威廉·冯·卡多夫[55]，后者于1875年出版了著作《反潮流：从凯里的立场出发对德意志帝国贸易政策的批评》。卡多夫指出，在我看来，我极力推荐的凯里的学说涉及到关系德意志帝国生死存亡的问题。[56]卡多夫1876年与凯里在德国的门徒的一系列通信，记述了他们如何热切地推动德国政策的变革，正是他们促成了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占多数的局面。[57]　　

美国学派还对日本等其他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代美国学派的综合者帕申·史密斯是威廉·H.苏厄德的追随者，而后者则是亚伯拉罕·林肯和安德鲁•约翰逊两届政府的国务卿，苏厄德在访问日本的时候，日本天皇请求美国给他派驻顾问。汉密尔顿·菲什是苏厄德国务卿职位的继任者，他推荐帕申·史密斯担任这一职位。史密斯在1871—1877年担任日本天皇的顾问，当他离任返回美国时，“美国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已经在（日本的）政治家、政府官员以及学者中成为了普遍共识。”[58]大久保利通是日本明治维新的著名领导人，他在访问德国期间了解到经李斯特等传到德国的美国学派，深受影响，自称“东洋俾斯麦”，奋不顾身地投入扶植民族工业的事业，对近代日本的经济发展居功甚伟。此外，在19世纪50—70年代，帕申·史密斯的《政治经济学手册》被翻译成法文和意大利文；1878年又出版了德文版，据庞巴维克说，该书的发行量巨大。应该说，帕申·史密斯的著作对遭遇长期萧条的这些国家在1879年后回归保护主义，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据一些学者研究，李斯特对帝俄、匈牙利、罗马尼亚、爱尔兰、意大利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兹不赘述。　　

八、结语：美国学派对大国崛起的启示　　

本文旨在于阐明美国学派为美国经济崛起所提供的国民经济学逻辑，这是一种有关落后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如何实行经济赶超的经济学说。对于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学说和外向型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必由之路的流行思维，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的成功崛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历史表明：美国工业是在资本和劳动力成本都没有比较优势的条件下建立和迅速发展起来的；它也是在铜墙铁壁般的高关税保护之下崛起的。19世纪美国的关税水平如下：1816年为35%，1820年为35%—5%，1828年为50%，1875年为40%—50%，1914年为44%；其中的1846—1857年是美国所谓的“自由贸易”时期，但平均关税率仍高达25%。[59]实际上，贸易保护不仅没有保护落后和破坏自由竞争，反而造成了过度竞争。[60]美国经济的崛起是通过典型的内向型经济发展而实现的。美国在其经济崛起时期的外贸依存度一直不高，根据库兹涅茨的计算，美国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869—1872年为14.1%，1889—1893年下降到12.9%，以后一直维持在12%左右。[61]这与中国目前高达60%左右的外贸依存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既然美国学派指导了美国经济的崛起，那么，在美国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化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美国学派的经济思想对我国启动内需、重新审视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得失以及借鉴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哪些重要的启示呢？[62]　　

第一，创造高端产业的绝对优势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美国学派认为，尽管美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明显的农业比较优势，但如果未能抓住当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高端的、生产率占优的工业部门（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端制造业、高端农业、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那么，美国将无法与西欧国家匹敌，在国际分工中只能停留于提供初级产品的地位，耗竭本国的土壤和矿藏，破坏本国的生态和环境。正是有了高关税保护，美国才创造出原先并不存在的高端产业的绝对优势，才能自主地开发和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在19世纪末建成世界领先的工农业强国。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如果不高度重视高端产业（也就是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的战略优势地位，而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以压低国内工人工资、耗尽本国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国民生产总值和外贸的高增长，其历史惯性能保证后发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实现吗？纵观世界近现代史，迄今尚无成功的先例可供借鉴。中国正在构建创新型国家，美国学派“生产率立国”的理论和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美国学派高度重视本国资本品工业的自主发展和国内市场（内需市场）的广阔开拓，为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某种来自成功经验的合理理论。在美国学派看来，资本积累是开发大自然的技术能力和手段，生产率的进步主要通过机器设备的“创造性毁灭”过程来实现。卢森博格对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证明：资本品工业是创新和报酬递增的主要来源。[63]因此，经济的资本化是“生产率立国”的关键。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指出，“报酬递增的主要表现就是生产的资本化或迂回生产的经济……”，[64]而迂回生产的经济比其他形式的劳动分工更是取决于市场规模。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如果眼光只盯住以廉价产品占领国外市场，而大量的资本品却依赖进口，难道这不是舍本求末吗？技术创新和报酬递增在很大程度上不就成了无源之水吗？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从人口上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如何开拓、利用和保护这样一个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 　　

第三，美国学派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平衡发展的思想，对我国当前启动内需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对于大国来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可以为这些部门提供互有保障的稳定市场，减缓以致避免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特别是经济危机对本国经济冲击的破坏性影响。美国学派正是看到了国外市场的不稳定，经常导致农产品出口出现生产过剩和收益下降等受制于人的状况，因而提出发展国内工业，以便为那些原先用于出口的农产品开辟国内市场的销路。目前，世界经济复苏迟缓加剧了我国极其突出的产能过剩的矛盾，这种深刻的教训使我们对美国学派的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一方面，我国廉价制成品出口的海外市场萎缩，需要扩大内需，由国内高端产业和农村市场的发展为之提供销路；另一方面，我国高端产业在海外缺乏竞争力，其规模经济的形成和扩大也不得不依赖国内一般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才能拓展对高端产业产品的主市场需求。因此，一旦充分开发和利用我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实现国民经济独立自主和快速发展的目标。　　

第四，美国学派高工资经济学说的启示。在典型的工业化国家中，工资形式的劳动要素报酬的支付约占到国民生产总值（或曰国民财富）的70%，这对于通过压低工资水平获取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美国学派的高工资经济学说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笔者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扩大劳动就业和增加出口，通过压低工人工资来吸引外资的“低工资战略”与强国富民的奋斗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作为一种长期战略，“高生产率、（以自主品牌为基础的）高附加值和高工资战略”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的一种战略性选择。它类似于19世纪美国的所谓“高工资战略”，这种战略与“美国制造业体系”共同构成了美国崛起的基础，其理由就在于，人力资本价值的持续上升是通过国家干预促进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关键性因素。目前，我们正在建设的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新格局奠定基础，美国学派的“高工资战略”在这方面有较大的参考价值，需要深入研究。　　

第五，吸取美国经济自由放任和没有处理好金融问题的教训。正如福克纳指出的，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美国经济崛起的完成，美国“出现了放任主义经济哲学的高峰……与高额的保护关税相映照的政府的内政政策，主要是放任政策。”[65]很明显，自由放任应该对“镀金时代”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学派利益和谐的政纲成了空中楼阁。正因为如此，以西蒙·帕滕为代表的第三代美国学派强调对市场进行政府干预，进而对1900—1917年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样，由于利益集团的干扰，美国学派的国民银行政纲也执行不力。例如，英格拉姆认为，美国1884年、1893年和 1907年的金融恐慌主要是由1879年硬币流通的恢复所导致的，是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从外部强加给美国经济的结果。[66]因此，对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来说，如何应对自由市场和美元霸权的破坏性影响，美国的历史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由于篇幅所限，如何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对这个问题以及美国经济崛起的其他历史经验教训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尚有待进一步的阐发。　　

                                            [责任编辑：许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