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学领域主要围绕党的十八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争。

　　关于基本经济制度

　　积极发展公有资本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从而使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才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 这一点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美国《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界定“市场社会主义”词条时认为，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主要是市场机制，而公有制经济又是主要形式。这是言之有理的。因为若是私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便是当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或基本经济制度，即市场资本主义。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表明，单纯的公有制或私有制占主体均难以实现科技发展所提供的潜在效率和实然公平。而西方国家每隔若干年发生一次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和各种危机，也表明私有制市场经济始终内生不可持续发展的功能性痼疾。

　　因此，在本年度的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和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年会上，发言者普遍认为，完善公有制主体与私有制辅体的全社会所有制结构，要在市场竞争和国家导向下增强两种所有制的共生性和互补性，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和“公进私也进”，而非人为地“公退私进”或“公进私退”。不过，面对西方跨国垄断资本逐渐控制我国许多经济领域的严峻局面，当务之急是私营经济与公有经济加强合作而非内耗，共同参与和应对外国垄断资本在国内外的激烈竞争。

　　关于财富和收入的分配

　　有论者阐明，撇开自然经济和个体经济不谈，现代企业制度下分配的基本形式就是市场型按劳分配或按资分配，所谓多种分配方式或按生产要素产权分配，实质上可以分解为按劳分配或按资分配。按经营才能分配属于按劳分配，而按土地要素分配则属于按资分配。企业人员获得发明技术的收益属于按劳分配，再折合成股份而获得的收益则属于按资分配。因此，多数学者强调，改革中只有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资分配为辅体”的分配制度，才能实现报告强调的必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不少学者指出，目前居民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根源和首因，在于非公经济及由此决定的按资分配比重较大，因而要切实落实报告提出的“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特别是要努力实现“两个同步”和提高“两个比重”。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两个倍增”目标。有论者认为，必须消除“效率优先”的过时思路，贯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一分配领域改革发展的总方针;强调切实有效地解决企业人员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应采取“四挂钩”立法措施和改革政策，即普通职工的收入须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利润率、高管收入和当地物价的变动挂钩，以促进分配和谐。

　　关于双重经济调节

　　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贯彻习近平在今年“两会”讲话中强调的“两个更”：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贯彻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许多学者认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我国的经济发展既要着眼于进一步激发改革活力，增强人民群众对于改革的参与性;也要着眼于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两个作用”，不仅直接关系到促发展、转方式、调结构(产能过剩)、稳速度、增效益，也直接关系到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即完全的竞争性市场机制能否真正解决高房价、高药价、乱涨价、低福利、贫富分化、就业困难、食药品安全、立法执法不严、行贿受贿严重、劳资冲突频发、教育和城镇化的质量不高等民生领域的难题。

　　已有论者清晰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作用论”与中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作用论”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有以下特点：一是与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并存;二是限于一般资源的短期配置，而非地下资源等特殊资源和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三是文化、教育等某些非物质资源配置，只是引进适合本领域的市场机制，而非市场决定;四是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并体现在市场经济体系和市场活动中;五是在财富和收入分配领域由市场和政府各自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市场作用大些，再分配中政府作用大些。在一些全国理论经济学论坛上，大多数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决定的说明中强调得很对，即“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社会各界不应误读误解误用中央决定。

　　关于经济开放模式

　　报告强调“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决定提出，“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许多学者十分赞成，认为确立开放的自主性，关系到我国的正当利益，也决定着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前途和命运。目前，我国经济开放的目标，主要不是如何让更多的西方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到我国来廉价利用资源和高价转卖非核心技术，而是“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参与中高端国际竞争。只有大力发展“控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控品牌(尤其是世界名牌)、控股份”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及其产业链(如中海油、华为和海尔等)，才能使我国掌握技术竞争的主动权，科技创新成果带来的GDP和利润，才是国人可以分配的实惠。为改善民生而改革开放，即民生导向和共同富裕的改革开放，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实惠所在，也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在一些学界研讨会和论著中，不少学者认为，高素质的开放制度要求处理好引资、引技、引智同主要高效利用本国资本和智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国内外经济交往关系，促进由追求引进数量的粗放型开放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精益型开放模式转变，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化，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化。为此，应适当控制对外资、外技、外源(外国资源能源)、外贸等的依存度，积极提升综合利用各种资本资源的水平，要在自主开放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创新”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更加注重经济开放中的自主发展、高端竞争、经济安全、国家权益和民生实惠，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健康发展。TPP的进入谈判以及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和完善，均应加强对国外各种模式利弊和风险防范的前瞻性研究和民主讨论。

　　国内多数学者均不赞成继续增持西方发达国家债券，只要保留能应对金融等风险的一定量外汇储备即可，而非越多越好，尤其是在外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我国完全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灵活运用大量外汇储备来改善民生，并购国外企业和媒体，转购战略物资，在国外建立基金会等。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应实行这一还汇于民和藏富于民的新思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