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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祖尧:“把市场原教旨主义赶下神坛”之二

作者:于祖尧   来源:环球视野  

  党的十八届三中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无疑将推动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其中,关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论点,是经济学界和产业界最关注的热门话题。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对《决定》的理解应当准确、全面,贯彻应当不走样、不打折。然而,时下,不同学派,不同利益群体,对这个问题的诠释却是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有的出于私利,寻章摘句,任意曲解。无疑,这对全面正确宣讲和贯彻《决定》,是十分有害的。

  改革以来,对市场问题自始就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另种是抄自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观。与之相应的,有两种对立的市场化改革观。

  一一分清市场共性和个性的联系与差异,不应以共性即普遍性否定个性即特殊性,也不应将个性混同于共性。

  市场作为人们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社会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人们按照西方经济学称它谓资源配置方式。它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久己存在,曾服务于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现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但是,这种交换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关系,可比作是皮与毛的关系。交换的社会属性依存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即作为资源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孤立自在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不存在的。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方式,它不能决定资源配置的社会性质和内容。所以,这就决定了市场具有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二重属性。《资本论》第1卷对生产、交换、商品、劳动、价值的分析,正是严格地遵循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一致性展开的:以商品一般为起点,进到简单商品生产,再进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现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无疑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徒不正视现实,否认市场和社会主义可以互相兼融,认为既然搞市场经济,就只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自由化、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迄今最好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观点无视社会经济发展自身固有的规律,是历史唯心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市场和市场机制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几千年久己存在。由于这种交换方式通行等价交换规则,能够适应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能够与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相兼融,因而成为自原始社会解体后各种社会制度共有的交换方式。各类社会经济制度,因通行等价交换原则而具有共性;各种商品一市场经济因所有制性质不同,又互相区别。共性寓个性之中,个性中又隐含共性。市场教派否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将它美化为永恒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经济形态。

  一一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采取绝对化的态度,主张全盘照抄,而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全盘加以否定。

  市场教派在咀咒苏联计划经济制度时,如果对历史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如果不想愚弄公众,就应当实话实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马恩所设想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未变成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实行的是,既有主体公有经济又有作为补充的非公有经济,既有计划又有市场,半计划半市场的混合经济。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苏联长期存在着受法律保护的、不可或缺的非公有经济:集体农庄庄员家庭副业,每户拥有l公顷宅旁园地,产品可自由种植,自由销售;城市居民每户可分得一块郊区园地,用于建造简易私人别墅,种植瓜果蔬菜;在城市和农村开设集体农庄市场,价格随行就市,庄员可长途贩运,这个市场是城乡居民副食品的主要供应者,政府并不干预它的经营。庄员个人副业收入在居民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曾接近50%(1940年)。这是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私人经济。它对主体经济公有制起了有益的补充作用,从未遭迂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厄运。

  丘吉尔出于阶级本性,曾誓言“把苏维埃政权掐死在摇篮里”!但他面对现实,公正地评价斯大林的政绩。“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梨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原子武器的俄罗斯。”斯大林带领人民艰苦奋斗,苏联迈进了富强文明国家行列,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强国,人民实际生活水平超过美欧,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居世界前列。没有斯大林时代的辉煌成就,苏德战争能以苏联胜利结束吗?市场教派可以肄抹黑苏联经济,但抹不掉苏德战争的结局。按照所谓“优化资源配置”的标准,市场教派的信徒该如何面对那段历史?斯大林在逝世前撰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应当说这是一部在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他批判了苏维埃政权万能论的唯意志论,强调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指出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必须按等价交换的规则办事,等等。只要不怀偏见,就不会否认这些闪光的亮点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是可圈可点的。不走回头路,决不意味着抹黑历史。

  一一市场教派的信徒30年来一贯主张,中国改革应走自由化市场经济之路。改革之初,他们认定,既然实行市场经济,就应当学习美国,它的市场经济体制最完善最成熟。在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后,全世界都在反思,从经济学界到产业界,从女王到政府首脑,从青年学生到普通百姓,都纷纷质疑、批评政府经济政策,矛头直指华尔街寡头,指向新自由主义。但中国的市场教徒却逆世界潮流,宣称不能因为金融危机而中止自由化市场取向改革,自由化市场经济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好的资源配置方式。现在,他们抓住“决定性作用”这根稻单,竭力妄图把全面深化改革推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但是,必须明确指出,《决定》的论点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我们应当按照《决定》的本意,全面地完整地准确地解读《决定》关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论点。否则,我们就可能落入市场教派掘下的陷阱。

  首先,关于市场作用,在古典经济学派分化之后,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原本就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价值量决定商品交换的比例,调节供求关系。这就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规律。庸俗经济学则认为,商品效用、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和价格。事实上效用和供求只能影响价格背离价值,不能决定价值。供求最终还要受价值的变动。

  鼓吹“资源稀缺性决定资源配置”,不过是效用论、供求论的翻版。如果接受种观点,就意味着背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无疑是理论上的大倒退。《决定》所说的“市场决定性作用”应当理解为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调节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按照社会需要的比例在各部门、各行业、各类产品生产上分配社会劳动(资源),这是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由于市场主体及其利益多元化,各个市场主体在各自利益的驱驶下,根据市场供求和价格信号从事经营。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背后主宰人们的行为。

  在这里,无论供求或价格,都是被价值规律调节前前的对象。它们所成就的,只是价值规律籍以发生作用的方式和形式,即价格以价值为轴心,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成为价值运动的必然形态。

  必须把激活资源配置和优化资源配置区别开来。活化不等于优化。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首先在于激发生产力诸要素的活力,让它们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出来,为实现优化创造前提。活化是优化的前提,但活不等于优。事实表明,市场教派鼓吹自由竞争能实现优化资源配置,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范例。现实是,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衰退、危机造成资源的巨大破坏和浪费。优化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自发的。它首先要求有和1社会化生产力性质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它还要求完善的立法、严格执法,为规范市场秩序,提供法律保障;它还要求加强社会诚信和道德建设,规范和约束市场主体行为;它更要求政府规范经济管理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正因为如此,《决定》在谈到“市场决定性作用”时,列举了一系列必要的约束条件,例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改革和发展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等。新体制将为市场激活创造财富的各种要素的潜能充分施展,创造必不可少的制度和体制前提,同时又必须确保这列高速机车安全稳健高效运行,决不让它误入改旗易帜的邪路。所以,市场教派想从《决定》中捞根稻草,是枉费心机。

  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然是我们尚未完全认识的、还要在长期实践中继续探索的必然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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