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弗雷德里克•博卡拉 赵超 译
[内容提要]本文对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进行剖析，认为其主要与资本过剩积累相关。固定资本的上升和可变资本的下降导致有机构成的增长，从而促使利润率下降、失业率攀升、有效需求不足。文章还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进行了阐释，认为信息革命、货币革命、生态革命和人口革命极大地激化了系统矛盾及系统性危机，而目前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即对金融赢利进行简单限制，并不能真正解决危机问题，应当采取替代方案促进资源的全球共享，将投资在金融领域的资金更多地用于发展就业和公共服务领域。
一、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与实体资本和金融资本严重的过剩积累相关。
自20世纪70年代初系统性危机出现以来，伴随着利润率的深层次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出现了一次新的长期过剩积累，这是二战结束后开始进入上升阶段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周期为50年左右的景气与萧条交替的长期波动)的转折点。
为应对这次过剩积累，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提高利润率，主要包括三种操作方式：(1)为获得额外利润和债券型资本储蓄而投资新技术领域;(2)压低工资以减少附加价值中的工资部分;(3)为了主导型资本而提取和转移附加价值。
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特别是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大规模的总体需求问题反复出现。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机器和设备的效率似乎有所提高。但与此同时，作为货币价值的总资本的综合效率仍继续遭遇困境。这一点可以通过一项指数反映出来，即用“产量/资本”的公式分别计算机器设备和整体固定实体资本(包括建筑和土地，但不包括金融资本和循环资本)的情况，观察法国和美国的曲线变化。这些指数表明机器设备的效率有所改善，但是实体资本综合效率的增长趋势并不明显。涌向债券领域的资本大规模增长似乎就是对下层真正的技术效率釜底抽薪。由此，我们可以将这些变化趋势称为有机构成的增长。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10年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债务和劳动生产力的加速增长共同反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真正潜力和就业。因此，我们走过了一条混乱的危机道路(特别是在大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了两次危机：1990-1993年经济衰退和2000-2001年所谓的“新经济”危机)，整体看来，这一时期(特别是在欧洲)的经济增长率较低，失业率较高。
随后，这导致了几乎波及全球的全面金融危机的大爆发。我们可以看到企业负债综合增长(用企业的总内债衡量，包括银行信贷和金融债务)，而相比之下，国内生产总值则增长缓慢，国内生产总值用来衡量经济中产生的附加价值总量。
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如果有足够的净产量增长作为补偿，那么债务增长本身并不是坏事。也就是说，必须同时具备足够的需求和可以满足需求的供应，即足够的有效产量(就供应而言)。否则，至少在中期内，没有足够需求的资本积累就意味着资本的过剩积累。
因此，发达国家通过削减工资来增加资本的做法尤其对需求造成了损害，尽管其利用金融控制来临时填补工资需求的不足。在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家庭需求的不足是由家庭债务的证券化支撑的(著名的“次贷危机”的方式)，这事实上就是一种由利润增长需求拉动和带动的金融通胀，而这种利润增长需求是通过银行资本实现的，证券化掩盖了就业和工资的严重不足，直到整个系统崩溃。
如果是为未来的就业和工资早作准备而向家庭或者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且这种就业和工资的预期情况确实实现了，那么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削减公共支出对需求发挥了同样的负面作用，同时也损害了供应效率。
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的真正潜力是在哪个点上受到打击的。也就是说，就业不仅通过劳动者的工资在需求方面发挥作用，同时根据古典的凯恩斯主义观点，也在供应方面发挥作用。这是由于雇佣劳动者通过他们的工作、技能、知识及其在劳动中扮演的角色，在真正的效率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具决定性。
金融危机的出现及其长期持续主要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基本规律所致。这种规律深深根植于诸如银行和跨国企业之类的强大机构中，也根植于文化和权力制度中。这一基本规律就是“钱必须只用来生钱”，为了尽可能生出最大数量的钱，就会出现这些后果。例如，私人所有制是一种保证顺应这一规律的方法，但是最本质的规律还是寻求利润率和价值积累。
因此，垄断是作为一种对货币使用的垄断而出现的。这是应当受到质疑的，而且我们应该从根本上对其进行质疑，而不是仅仅采用一种浮于表面的观点对此进行质疑。事实上，众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对此的意识尚含糊不清或认识不够。
进口原材料相对价格的下降、对其市场的金融控制(证券化)都有助于提高资本的利润率。总的看来，通过金融资本实现的国家主导允许提高主导型金融资本的利润率。我们可以看到，外国直接投资的收益出现了提升。对欧洲而言，欧元的高汇率导致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对追求资本主义利润的生产国的贸易期限产生了令人沮丧的影响;二是在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实现重购的国家中，资本价值贬值，这些私人的外国直接投资源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取代了债务。
在企业附加价值中不同的资本收益的比重上升，这是法国的案例。
用于跨国企业的资本利润取代20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的债务收益，这些跨国企业是以外国直接投资效益为基础并且离开所属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与债务数值的变化基本吻合，这是巴西的案例。
但是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出超国家，比如中国，用于外国资本的收益削减了很大一部分商品贸易出超，这部分出超重新流向了资本持有国。中国当局通过持有美国国债获得的收益只能部分抵消这部分削减。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外国资本的收益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新的重要份量大约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
总而言之，统计显示出在美国，源自海外子公司的利润是如何促使美国本土的资本利润率重新恢复的，特别是在近期。
二、当前资本主义的独特性与时代的新特点
金融危机是一次真正的系统性危机的组成部分。这次危机要求我们有新的回应措施，以应对这种全人类的挑战以及全球性的、超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已经出现的变化。
在金融之后，我们将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技术。
首先，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分析指出，全世界正在经历一次根本性变革--信息革命。
我们将信息革命定义为某些物质生产的操作，在服务活动中，用信息机器代替人类大脑。由此，信息逐渐占主导地位。与工业革命的逻辑相比，信息革命的逻辑从根源上看就具有深层次的差异。工业革命从历史上和逻辑上看与资本主义本身的根源相关，被定义为用操控工具的机器取代操控工具的人类双手，即著名的机器工具。
为充分发展信息革命，必须要求信息共享和人类能力的提高。但是信息革命主要服务于并指引金融资本全球化和跨国企业的发展。这就推动了一些重大矛盾的发展，即无法促成信息共享和人类能力的提高，这与褒扬信息革命的分析观点截然相反。信息革命在与原先整个系统业已存在的主要原则相遇后与之产生对抗，于是矛盾性地发展了新的原则以及旨在摆脱束缚和获得解放的新社会调控的决定性潜在要素。
与工业革命相比，信息革命的新特征包括以下几点。
1.信息具有共享性，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例如：为生产一种轮胎、一种药物或操控一种机器软件所使用的化学式可以同时用于法国、巴西、中国和土耳其。相反，一种机器工具只能用在一个地方，那么为了在两个地方(国家)建立两家工厂，很可能必须花费两笔同样的经费。
2.信息的有效使用和更好的发展需要人类能力的发展。但是这与资本主义的深层原则截然不同，该原则要求优先发展物质生产方式。
然而，确切地说，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其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即全球范围内共享信息，这比仅局限于本国范围内的公司甚至国有公司的范围要大得多。这是跨国公司取代并超越了国有公司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在电信领域。但是这也引发了主要矛盾。主要是因为这些跨国公司往往是由金融资本主导的私人公司，它们将金融资本的标准(赢利和积累)强加于人民和自然;还因为跨国公司限制只能在其自己的区域内共享信息成果，这实际上是一种占有形式，而非共享。
这是用一种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跨国的”民族主义超越“传统的”民族主义，目的是从信息革命的效率潜力中获益，发展这种潜力，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从潜力中获益，直到将潜力扩展到全世界。我们还可以想象一种真正的国际合作，一种在不同国有企业之间的共享，没有任何资本成本，而不是现在这种为发展合作和有限共享而实行的金融参与和管控--这种合作和共享模式是跨国企业采取的，具有资本成本并需要金融收益，从而阻碍了工资和社会开支的增长，进而阻碍了人类及其能力的发展。
如果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当前经济形式的全新特点是：随着生产成本的大大降低，为吸收生产增长释放的新利润的剩余而对新技术进行的(实体)投资极为不足。这导致了大量现金流的产生，用于维持特殊的金融控制。特定的恶性循环以及目前困难阶段的无限延长，(已经超过了一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消沉期)就是这一特点的基础。
因此，在2011年，深层次危机爆发的几年后，外国直接投资以11%的速度重新开始在全世界增长，特别是投向了发展中国家，尽管投向最不发达经济体的部分有所下降。
其次，我们还要提到一次真正的货币革命，这一革命正在进行。它使货币创造摆脱了黄金，但是并不影响货币创造与现实的必要联系。然而，先前存在的货币储蓄不应成为限制，就像保守主义者用马尔萨斯的观点所思考的那样。如今，货币储蓄逐渐成为应对世界范围内社会扩张的必要条件。
第三，生态革命使得地球和人类前途受到的威胁增加，同时也为人类前途及我们所谓的生态“龛”(海洋、空间、新能源等)开辟了新的领域。必须看到，这一革命加强了将生产模式真正向彻底循环生产的方向改变的必要性：为了引入自己的新产品而拒绝生产转型;为了生活在本国领土内的人类而从根本上寻求物质经济，即可用的附加价值;开始让面向人类以促进其能力发展的服务(卫生、文化、教育等，还有商品本身提供的服务，代替推动对这些商品的占有和积累)，优先于由金融资本带来的全球化的、帝国主义的金融捕食服务。这是对产品和生产方向的一次全新的文化改造，非常有必要。因此，要彻底地从实践层面质疑金融赢利、物质积累和价值规律，因为资本的逐利意味着寻求反自然和反人类的物质积累。
第四，一系列人口革命(老龄化、家庭结构变化……)接连发生，特别要求公共服务向人的方向扩展，还要求一种新型的女性独立。
这些革命面临着制度基本规则的固步自封：资本权力及其对金钱使用的垄断是为了其自身的逻辑和目的，即利润和积累--利润率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
然而，这些革命客观上对制度的彻底变革提出了深层次的强烈要求。
这些革命客观上成为四种真正的革命，这与线性发展的方式完全相反，它极大地激化了制度的矛盾和制度的危机。这些革命要求一次彻底而渐进的改变，这一改变将带来社会和政治革命(政治思想的革命为我们带来一条和平的、自觉的、真正由人民参与的民主道路，但并不是说这条道路没有冲突，而是恰恰相反)。
特别是，如果我们认清现在的发展方向，会发现新技术和新兴国家的兴起培养了一种重视分享和个人能力发展的新世界的潜力。这也就是我们作为进步力量、作为组织和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的责任。
三、政治潜力与挑战
从张伯伦、罗宾逊到斯蒂格利茨，对金融赢利逻辑的简单限制是一种过时的应对措施，因为它无法真正应对当前的形势。国家干预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于没有可替代的内容，国家干预如今只能走向巩固资本主义逻辑的方向。通过对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四大市场采取一些实际措施，我们开始走向一种重要的替代逻辑。
1.劳动市场
在法国，我们早就提出了从根本上“保障工作和培训”的想法，实施诸如保证每个人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者带薪培训且能自主选择职业的原则，并为此进行斗争。社会保障构成了过度调节的一部分，这种过度调节逐渐导致劳动力无法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和出售。因此，应拒绝并回击“灵活性保障”。“灵活性保障”即最高工资的灵活性，它基于通过失业和降低劳动成本进行调节的原则;同时，还要超越而非倒退到苏联遗留下来的陈旧模式，即一辈子从事一种固定的职业，这完全脱离了追求效率的灵活要求以及雇佣劳动者自己的憧憬，它守护的是一种安于现状的观念。
2.产品市场和生产市场(公司)
除公有制外，生产还需要新的社会效率标准，以对抗赢利性标准并取而代之。特别是，还需要推动实行有利于人类而非利润的资本经济标准和发展可用附加价值的标准(在生产管理和贸易方面)。这意味着应当计算“整体附加价值/增加资本”的比率，而不仅仅是“利润/增加资本”(比如“附加价值/资本”率)，同时推动实行“可计算的管理支出结存”，比如针对劳动者或在一定领土上固定人群投入的可用附加价值量。这也意味着要推动合作并增加培训和研究方面的开支。这需要一种新兴的企业和公司的社会占有方式，要考虑让不同劳动者(或群众代表)参与到企业管理中的新的社会权利，还特别要在企业中发展新型的代议和协商机构，如果已有一些机构，就依靠现有机构，在管理中赋予现有机构新的决策角色。总之，就是采用金融(控制信贷机构的可能性)、文化和信息(特别依靠新型的公共服务)领域的新能力和新方法。
这也开启了从生态和文化方面对生产进行改造以及实行指令性强的有效计划的新领域。
3.货币市场与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提出了控制银行信贷和央行发行货币的问题。为了不把获取利润甚至投机作为指导方向，需要另一种带有透明、严格、明确的标准的选择性机制。由此，通过透明性的标准及其可能引发的社会争论和斗争或者新的民主权利，最终达到两种结果：新的经济效率和新的民主。应当采取措施，使得用于发展就业(数量和质量)和有效附加价值的投资方面的信贷成本更低，但是用于其他方面特别是用于投机方面的信贷成本更高。这可以通过银行利率的选择性降低和设立新的必要的社会机构来实现。
利率降低可以有三种实现途径：一是通过国有银行直接实现，摆脱股东要求的束缚;二是通过一些特殊公共经费的补贴来实现(包括来自某种“托宾税”的产品);三是通过央行对多家银行进行融资的政策来实现(央行以接近于零的极低利率，向旨在提升就业数量和质量并尊重生态和社会标准的银行信贷注资)。
新的社会机构必须继续使用信贷。这些机构包括一些相关企业和银行的劳动者代表以及居民代表，它们受到公共服务的支持，并且与企业的劳动者代议机构有联系，比如法国的“企业委员会”。
关于欧洲央行，必须提到另两种即时的、必要的且与欧洲危机相关的行动。
(l)大量回购现有债券，不提出违反劳动者利益的条件以及如今正在实行的紧缩政策，然后通过金融市场卖出。必须将针对这些国债收取的利息转让给购买国。
(2)通过一项利率很低(接近于零)的新基金(一项为社会和生态共同发展而设立的欧洲基金)为公共服务的新开支提供资金。欧洲央行发行货币为此基金融资，如果相应的开支用于发展公共服务和就业，则基金可以用国债换货币。不需要修改当前的欧洲条约就可以实现这一点，尽管这一做法会违反这些条约的逻辑。该基金将创建一个新的社会民主机构，由欧洲议会的议员、国民议会的议员、工会代表和公共服务机构的代表共同管理。还应当由劳动者和居民掌握该基金的“法定占有权”，以地方或者大区的公共服务发展计划作为出发点，以便保证该基金为这些计划提供资金支持。
这些意味着为发展公共服务提供资金必须脱离金融市场之手。
4.国际和全球市场
需要一些主管国际和全球市场并推进合作的机构，而不是一些负责保障“市场自由”和“危险地带”竞争的机构。这涉及促进合作的社会规则，比如通过南北合作低成本地为最佳的社会和生态标准或者医疗提供资金支持，为国际贸易创造条件。作为交换，签订关于向北方国家销售商品或者发展双方就业的协约可能会成为利率降低的条件。
公共服务是对这四大市场及其违规进行必要管控的核心。
这种新型经济学，以及所谓的新“人类经济学”(意指非经济的人类社会关系)，旨在为全人类建立一种全新的文明。这里特别强调了东西方贡献的交汇，由此，双方均能取长补短。特别是，立足于源自西方的自由，但不要西方的自私和垄断;立足于源自东方的超俗精神和团结一致，但不要东方的等级统治。
四、政治潜力和前景
在欧洲和法国，我们明确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带来了一个革命的、激进的前景，开启了对制度运作及其深层逻辑的改造。
非正统的批判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具有一些相似点。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凯恩斯主义流派之间。拒绝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南欧国家实行的财政紧缩和“违反劳动者利益”的条件的声音越来越多，这使得明确提出替代建议的经济学家的圈子在欧洲得以扩大。一些经济学家的立场受到限制，比如斯蒂格利茨，他为信贷的限制措施及一些简单的限制或补偿辩护。但是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呼吁创造其他的积极条件，即有利于公共服务和就业的条件。要求改造欧洲央行、银行甚至全球金融系统的声音也日益高涨。
各国人民也联合起来反对美元统治和美帝国主义。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和美国跨国公司施加强大的压力，特别是对作为中间人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所谓的新兴国家施加压力，以使各国政府与美国进行“合作”。与此相反，由全世界饱受金融资本统治之苦的人民(也包括美国人民)和国家提出的联合起来对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需求日益增长，制度内部也出现了这种需求。随着全球工人阶级数量的增长和不平等的加剧，这一需求得到加强。
这些非正统运动即思想运动并非没有矛盾，我们不能无视这些矛盾，而是需要明晰矛盾，并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矛盾。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过去30余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努力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能够与时俱进，传播和精通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于明确各国在新的民主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政治和社会斗争具有决定性意义。
五、结论
本文没有详细论述跨国公司的特殊挑战，但必须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金融资本及其收益标准的统治下，通过将各个地区的资源(特别是信息资源和金融资源)全球化活动以及将这些活动的结果结合起来，我们的分析如今已经勾勒出这些挑战的特点。这导致在跨国公司内部，地方(或国家)成本与其他综合性成本之间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差距，而跨国公司可以将价值转移(特别是通过转移价格来实现)，并在其私人区域内发展信息资源(技术)的某种“仅限于特定范围内的”共享。综合性成本包括资本成本和信息成本(强调技术、专利购买等)。这如今已成为国家间进行资源和价值转移的基础。核心问题是，控制这些金融和信息的转移，也就是通过有别于金融资本及其市场的其他方式和其他规则分享资源的问题，但这也是利用同样的资源以另外的途径分享和定位发展的问题。
在全球层面上，法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多年来一直明确提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深度改革的建议：对其民主化(取消美国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一部分投票权应根据成员国人数而非其金融财富计算)、目标及活动资金进行改革。
我们还应强调为各国人民共同发展重新筹措资金的必要性。为此，应当在美元之外创建另一种共同货币。
中国央行行长近期提出应在国际层面上朝这个方向努力。他建议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出发发展这样一种共同货币。他的这一提法得到了巴西和俄罗斯的支持，但是美国拒绝了这项建议。
法国经济学家保罗•博卡拉早在1983年新德里国际研讨会上就提出了类似建议。他指出，作为一篮子货币的特别提款权必须扩展到其他外币，这些外币的价值应与某一数量的基本商品重新捆绑。但是，对这些特别提款权进行定位非常重要，更确切地说，就是明确其使用的方向，这是另一种为企业提供的银行信贷，必须用于刺激公共服务的扩展(包括社会保障)以及有利于就业。
因此，一方面，一个深度民主化的和得到改造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为各国央行融资，以使得这些央行在各自国家内可以有选择地为有效投资提供信贷，从而发展就业和培训;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直接认购低利率国债，并持有这些国债，以此作为创建这一新的共同货币的对等做法，这部分公共必须开支用于发展公共服务、国际合作，特别是全球公共物品。
事实上，这对各国而言都是一个极大地扩展公共服务的问题，要用一种新的生产力同时刺激社会需求和效率这两个要素。这一扩展主要是为了发展人类的公共物品，比如自然，还有技术、文化、医疗等。这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全球统治提出了质疑，我们必须依靠文化斗争，对全人类的一种新文明进行社会研究，这些努力的回报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