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工业资本）的意识形态，是老牌英帝国主义实施殖民主义的政策工具。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本）的意识形态，是美帝国主义（没有帝国之名的帝国主义）实行新殖民主义的政策工具。多年来，在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操纵的国家政权的积极影响与渗透下，新自由主义覆盖了整个西方社会科学。今天,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也近乎达到猖獗与泛滥的境地。中国诸多学者专家不断用僵死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剪裁中国鲜活的实际，丧失自我，崇洋媚美，一些人士以至于离开了新自由主义，近乎就不会思维与行动。作为上层建筑之基础，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尤为广泛、深入与严重。清理新自由主义的流毒，应从经济领域尤其是经济学领域开始。

一、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陈旧过时的，也是脆弱的

    西方经济学中诸多命题或推论是建立在诸多前提假设之下的。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命题或推论是在微观分析基础上作出的，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往往却抛弃前提假设，将相关命题或推论直接当真理、公理在宏观分析中加以运用。如“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假设，然而在实现社会中，这种人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在资本逻辑与市场机制作用下，理性经济人即便成立，也总是那些富且贵的极少数强者，极少数理性经济人始终是以大多数“不能称其为人”的经济人（雇佣劳动者）为前提，亦即“前1%群体”是以剥削奴役“后99%群体”（或至少是“底层50%群体”）为代价。

    西方经济学等自由主义理论建立在17世纪西方自然科学成就及其理论基础之上，尤其是牛顿力学基础之上。在牛顿力学中，运动物体是匀质的，运动时没有摩擦力，在“看不见的手”（牛顿晚年认为是“上帝之手”）的推动下，做匀速线性运动。这个思想基本被西方经济学全盘继承：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有关市场交易的信息是全面的、对称的，而且交易过程是无成本的，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直接取之于牛顿）的作用下，在各类经济活动中以最小的付出（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利润）。

    在牛顿力学之后，出现了热力学、流体力学、量子力学等现代科学，牛顿力学成了某种特殊范例。然而，西方经济学并没有充分吸取近现代科学发展之成果，不能体现、代表先进的自然哲学思想，抱残守缺，刻舟求剑，因此其基础性荒谬显而易见。

    即便是真理，哪怕往往只是多迈出半步，也会变成谬误，西方经济学系列表述，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肆意发展演绎之下，在起始的一丁点真理性认知基础上，不知跨出去多少步，早已失去了原点，失去了重心，由此其荒谬不只是那几个所谓经典表述，而是体系性荒谬。基本上，每一个被当作定理甚或公理的经济学命题与推论，都经不起细致推敲，经不起现代科学与实践的经验，可谓满纸荒唐言。

二、西方经济学无限推演经济人的自私自利之理性，其本质是“小人”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一个最基本假设就是“理性经济人”，这个理性经济人无比神通，能够掌握一切信息，了解一切情况，应对一切变化，对事物的未来发展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与恰如其分的处理，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到新自由主义者（或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那里，理性经济人拥有无比可爱的自私自利，不仅在在思想中而且在行为上，都会时时处处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且把理性经济人泛化为一切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主体（如公共选择学派）。具体地说，就是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连父母对子女、政府对公民都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亚当·斯密曾经如此描绘一种场景：“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的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正是这种自私自利使世界变得有序。理性经济人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的原点与极点。

    然而，这种经典而近乎神圣的表述，在人类迄今所能达到的认知境界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坐标方位呢？近代西方有“人生而平等”的崇高思想，但是“生而平等”的人们始终无法回避“人有差等”的残酷现实，资产阶级在专政实践中，女人、黑人、穷人、异教徒等长期不被当成人，不能（与男人、白人、富人、基督教徒）平等享受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在郡县制开启之前的封建制时代，中国的至圣先师的孔子将人分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五等，并断言：“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也”。大智慧的老子说：最上等的人，人们不知道他的存在；上等之人，人们亲近并且赞誉他；中等之人，人们敬畏他；下等之人，人们侮辱他。老子所说的四等人，其实是圣人、贤人、君子、小人。

     在阶级社会里，自由主义的理性经济人，绝对不是圣人、贤人，其实离君子还差十万八千里。自由主义的理性经济人，其实就是活脱脱的“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有那些“小人”总是为自己的利益损益而殚精竭虑，终日里患得患失而眉头紧锁，是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西方经济学实质就是“小人经济学”，教育人们尽可能发挥人性恶的一面，做个小人，做个自私自利的人，而不是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因此，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在中国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糟粕多，精华少；荒谬多，真理少；讹传多，原味少；误导多，匡正少。中国要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下确立中国学派，就需要在广泛吸取世界各类经济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经济学。

三、西方经济学解构社会“命运共同体”，确立经济“利益共同体”

    在人类社会漫长时期，市场作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内嵌于社会，受社会的全方位制约。社会是按照自己的原则——集体、道德、秩序——来架构一种“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揭示的是，在共同地缘血缘的基础上，有着共同的生活与交往，有着共同目标与信仰，因此也就有着共同的命运。正常的社会成员，只要遵守既有的社会规则，安分守己，就不可能饿死，也不可能会撑死。所谓“朱门酒肉臭”与“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是在总体生产力低下的前提下严重失序的社会。

    社会是共同体的本源，派生了国家政府，派生了经济市场。自古至今，上规模有规范的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通常都是相关政府凭借政治甚或军事手段积极介入、干预的结果。不好理解的话，翻翻中国近代史，看看西方鸦片战争与中国市场开放的关系。由资产阶级掌控政府的资本主义社会，将市场的力量与地位推到了极致。然而，市场具有明显而强烈的二重性，即一面作为“财富的魔法师”，而另一面便是“撒旦的磨坊”。作为“财富的魔法师”，市场将财富快速地、近乎无穷无尽地“从地底下呼唤出来”。资本主义经由市场在近现代百年间所创造的财富，比已往所有时代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而作为“撒旦的磨坊”，市场则会将优质资源、优美环境、道德良知乃至妇女贞洁等等一切美好，都会卷入磨坊碾个粉碎。考察市场，倘若忽视“撒旦的磨坊”与“财富的魔法师”这种二重性，就会犯错误，跌跟头，会贻笑大方。

    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下，经济社会必然会出现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则是贫困的积累。富可敌国与不名一文同在，富裕的孤岛被贫困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形成顽固的10%与90%（甚或1%与99%）的对立，社会因此出现严重的原子化、碎片化。不仅是社会被关进了由资本编织的笼子里，社会成员任由资本雇佣奴役，而且不自觉的政府同样被安乐地关进由资本编织的笼子里，政府权力任由资本控制操纵。政府与社会在市场（实际是资本）面前俯首称臣，如此，资本实现了绝对统治。

    社会有社会的原则，市场有市场的逻辑。西方经济学循循善诱，教导学生信徒，用市场逻辑来梳理、重构社会，使之原子化、碎片化。劳动力、土地与货币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的三大核心要素，原本都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一个名称而已，…土地不过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三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力、土地与货币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①]当市场（实质是资本）使出一切解数，最终成功把劳动力、土地与货币变成商品之后，那么市场逻辑最终战胜了社会原则，整个社会结构发生质的改变，社会人变成了经济人，“命运共同体”变成了“利益共同体”。人类社会的种种日趋尖锐的矛盾，以及各种争名夺利的人间悲剧，犹如打开所谓“潘多拉魔盒”，一发而不可收。

四、新自由主义的目标就是把一个个独立主权国家变成西方强权的附庸

    新自由主义一如老自由主义，早就不是一般的经济社会理论，也不是普通的学术理论研究，而是一种鲜明的意识形态，是西方强权（美帝国）对世界实行新殖民主义的政策工具，所以多年来美国政商学齐心协力，通过各种手段，向世界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推销新自由主义。

    以亚当·斯密为鼻祖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就是大英帝国对世界实施殖民的产物与工具，当时的新兴市场美国与德国坚决拒绝英国鼓吹的自由经济理论，而用市场保护为核心的国家主义理论来指导本国的工业化实践，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二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输出自由主义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新自由主义就是对老自由主义的传承与发扬光大。多年来，美国孜孜不倦于“五个一工程”，即篡改一部历史——用自由主义掩盖国家主义发展史；编织一套学说——新自由主义学说；培养一批人才——集中体现为“芝加哥男孩”，里应外合推动“新自由主义”；炮制一组政策——华盛顿共识；营建一个体系——“中心——外围”的国际秩序，最终打造出一个使自己保持先进、后进国家固守落后（且实际成为西方附庸）的陷阱。

    正是受到新自由主义海妖动听歌声的诱惑，当然更有“第五纵队”（有芝加哥男孩们，也有去西方盗书的蒋干们）内部策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埃及等非洲国家、伊拉克等中东国家、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乌克兰等东欧国家，天真地采用了“华盛顿共识”的药方，积极推进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由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矛盾激化，政治动荡常态化。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指出，“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②]习近平同志强调：“一些人鼓吹‘普世价值’，实际上是要借用这个名头，抹黑我们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文化传统，企图给我们造成两难选择：要么被冠以反‘普世价值’的污名，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流失；要么乖乖归顺西方，接受西方价值观念对中国的改造，放弃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他们的附庸。”[③]

五、新自由主义下的国际社会正在蜕变为原始丛林

    “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自由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金融深化（即金融自由化）是经济增长的酵母”…，类似这样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俯拾皆是。依照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自由经济（自由贸易、自由投资，抑或商品、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让少数人先富裕起来，然后通过“涓滴效应”，多数人也会跟着富裕。经济持续增长，大众与小众共同富裕，进而实现社会繁荣稳定。

    但是，实际的情形是，经济增长成果（财富）长期被少数国家、少数群体占有，而且这些少数在近几十年来所占有的财富越来越多，在社会总财富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依照《21世纪资本论》书作者托马斯·皮凯蒂提供的数据，2010以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在美国，最上层10%占有美国财富的72%，而最底层的半数人口仅占2%。在法国，根据最新数据（2010-2011年），最富裕的10%占有总财富的62%，而最贫穷的50%只占有4%。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④]

    1914-1945年的一系列冲击（包括两次世界大战，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国家干预政策等），前10%人群占财富总量的比重，由1910-1920年的90%，下降到1950-1970年的60%-70%；前1%人群的比重，从1910-1920年的60%骤降到1950-1970年的20%-30%。然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在1980-1990年再次开始加深。当前，前10%人群所占财富比重约为60%-65%。[⑤]皮凯蒂认为，倘若不采取切实措施如提高累进所得税、征收资本税，那么世界财富的不平等一定会越来越严重。

    在同样的自由政策下，富者强者比贫者弱者拥有更多的手段实现自由，他们拥有并控制舆论工具，因此拥有更多的“言论自由”；他们拥有政策法律的制定权与解释权，可以界定什么是真理、道德、权威，由此拥有更多的“信仰自由”；他们富连阡陌，甚或富可敌国（甚至像波兰这样的中等国家），拥有切实的“免于贫困的自由”；他们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自由迁徙，在日趋寡头化的国内操控政权，掌握着强大专政机器，当然可以“免于恐惧的自由”。自由不是阳光，而是阳光下的地盘；自由不是空气，而是高原上的氧气。在经济领域，自由不是停留在书本中的词汇，也不是经济学家的口水，而是与各类资源结合在一起。自由与各类资源一样，具有稀缺性。富者强者多吃多占，甚至通吃独占，绝对是以牺牲贫者弱者为代价。让“前10%群体”主要是“前1%群体”（资产阶级）越来越富，让“后50%群体”（无产阶级）保持一贫如洗，让两者之间的“中间40%群体”（中产阶级）沦落为负产阶级，这是世界近三十多年来自由主义泛滥后显而易见的结果。

    二战后，西方国家政府对外迫于社会主义苏联的竞争压力，对内迫于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采取一系列改善大众尤其是知识阶层与产业工人待遇的措施，如美国的“伟大社会”计划，由此而诞生了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很显然，中产阶级是被政府政策确立起来的，然而，最终又被市场机制所侵蚀与消灭。中产阶级是新生市场经济的抬轿人，是新自由主义最狂热的拥趸。然而，当工业资本主义为金融资本主义所取代，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产阶级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在“看得见的手”被束缚后（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市场机制又展现出所谓“撒旦磨坊”与“马太效应”，其调节的结果必然是“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由此导致两极分化，即“闻所未闻的财富被证明是与闻所未闻的贫困密不可分的”。[⑥]如此令西方多年来无比自傲的“椭圆型社会”，因中产阶级坍塌而蜕变为“M型社会”，出现了1%与99%的对立。由市场调节的经济进步总是以社会混乱为代价的。如果混乱的程度过大，共同体就必然会在这个过程中被瓦解。社会不再是经济学家在教科书中鼓吹的稳定、繁荣、和谐，而是愈发赤裸的原始丛林。

六、中国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市场经济尤其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会不断拉大收入差距，加剧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而差距与分化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并且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差距与分化也日趋严重。

    当前，收入与财富不平等问题是中国所面临的一大挑战。《21世纪资本论》书作者皮凯蒂揭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前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相当低，不到5%。应当是世界最公正的国家之一。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2000-2010年经济加速增长，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快速上升。皮凯蒂估计，中国“前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人的比重在2000-2010年为10%-11%，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水平（12%-14%，与同期的巴西和加拿大相当），也低于南非和阿根廷的水平（16%-18%，与同期的美国相当）。[⑦]尽管皮凯蒂对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比较满意，但是“前1%人群”占有10%-11%国民收人，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是令人震惊的。皮凯蒂的分析并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统计以及民间研究数据的支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3，位列世界前列。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61，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⑧]很显然，如果依照中国官方统计以及民间研究的数据，中国的收入差距与财富不平衡水平，要比皮凯蒂的估计高得多。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西方“前1%群体”或“前0.1%群体”，往往是通过几百年的积累，几代甚至十几代的家族努力，才有今日的显赫。而今天的中国富豪，在短短一二十年间，就积聚起完全可以比肩西方富豪的财富。中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规模与速度，绝对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绝唱与壮举。

    对中国的不平等程度研究，皮凯蒂尽管有些差强人意，但是对于中国经济自由化——对外开放的宏观经济研究，皮凯蒂有一个有趣并值得警醒的结论：近年来，发展水平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亚洲国家及地区，没有一个受益于大规模的外商投资，无论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抑或是近来的中国大陆。本质上，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自己投入了发展所需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而后者，根据最新研究表明，在长期经济增长中至关重要。[⑨]“中国大陆没有受益于大规模的外商投资”，这个结论是中国新自由主义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但是，他们不会去努力反对这个结论，而是会采取一惯措施——漠视它。皮凯蒂的论述很清楚表达一个观点，即自主发展（自己投入了发展所需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比依附性发展（大规模的外商投资）更为必要与重要。

    皮凯蒂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算不上是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而是一个标准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皮凯蒂警示资产阶级，不能放任财富不平等的不断扩大，否则类似法国大革命抑或世界大战那样的“大冲击”必然会到来。届时，资产阶级不仅会丧失财富，更有可能丧失性命。解决财富严重不平等的手段，皮凯蒂聚焦到与资本相关的各种税收，包括累进所得税与资本税。法国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就废除了少数人的财政特权，确立了不动产税和赠与税，提高了所得税。然而，中国，一个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法国大革命220多年后，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65周年的今天，都无法开征不动产税和赠与税，亲资本非亲劳动的政策十分明显。一些公知与大V尤其是“法律党”，整天吵吵要“民主宪政”、“依法治国”，如此“简单的税收”问题怎么就不学学西方、与国际接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如此评论：“在今天，任何有声望的知识分子都不会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市场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虑它在公平上产生的后果。”[⑩]新自由主义早就不是一般的经济社会理论，也不是普通的学术理论研究，而是一种鲜明的意识形态，是西方强权对世界实行新殖民主义的政策工具。2008金融大危机之后，积极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美国，不再是炫耀资本主义优点的灯塔，而一举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弊端的橱窗。连坚定的自由主义者马丁·沃尔夫在自由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金融时报》上撰文无可奈何地叹息：“又一个意识形态上帝失败了”。[11]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上帝”真的失败了，但是不识时务的中国西化自由派仍忠心耿耿地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守陵人。

作者：北京理工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