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杭州B20峰会和G20峰会上的两个主题演讲中，反复强调了“新的起点”这个概念。在最后的闭幕式上，他再次强调，“我深信，这次会议将成为一个崭新起点，让二十国集团从杭州再出发。”
从“新的起点”上“再出发”，是一个承前启后、应对新挑战的前进姿态。中国自己采取了这个姿态，并号召各国协调一致。
习主席B20峰会致辞中几个并列句的“新的起点”，说的就是面对中国国内改革困难时中国政府的应战姿态，包括“新常态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绿色发展”、“推进公平共享”、“扩大对外开放”这几个方面。
而在G20峰会的致辞中，“新的起点”指的是在面对世界经济诸多挑战时各国应该采取的应战姿态，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出，要加强政策协调、合力维护稳定、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完善全球治理、夯实机制保障、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搞保护主义、坚持可持续发展、促进包容性发展等等。
对此，9月5日发表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做出了回应，公报在“序言”部分说，“我们决心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开创全球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 。并达成了“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建设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更强劲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若干“杭州共识”。
表面上看，无甚特别，世界各国无一不是“前进主义”，除了“伊斯兰国”，没有谁说一定要回到中世纪。而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描述，也多是耳熟能详，放在其它场合，也都适用。
然而，人类历史长河的重大曲折，很多都是在貌似平常的语言描述中发生的，亲历重大历史时刻的人们，未必真正理解其意义。里程碑式的转弯，只有在大的历史视野中，才能看清。
本次G20杭州峰会，由中国提出“新的起点”，既指国内改革征程的新起点，又指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新起点，这本身就意义重大。因为这里涉及到对近40年来中国与世界接轨历史的一个阶段性定位，涉及到未来几十年中国与世界互动前景的一个基本展望。这两方面，不是简单的问题，都涉及到当今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
设想一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新自由主义这个对局的背景之下，如果不是用“新的起点”这个承前启后、共同前进的合作姿态，其他的选择会是什么呢？当然可以咄咄逼人地“公开摊牌”或“彻底清算”，也可以是韬光养晦的“隔岸观火”或“暗度陈仓”，甚至是幸灾乐祸的各种阴招、损招。
历史见证，当年帝国主义时代的欧美列强之间，但凡国际会议，不是分赃就是密谋，充满明争暗斗，几乎不会出现“加强政策协调”、“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携手来到“新的起点”这种高姿态。
当今中国已是世界大国，综合国力数一数二，本次杭州峰会以主办国的身份邀请世界“20强”共商发展大计，不搞清算，不搞拆台，不搞阴谋诡计，呼吁大家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这本身就是在结束历史、改写历史、创造历史。
这就是“新起点”论的重大历史意义，尤其是针对新自由主义，具有非常特殊的含义。
一、“新起点”论宣告了对新自由主义的胜利
这里说的胜利，不是打败，而是赢得，类似于在股市上“跑赢了大盘”。就是说，在最近的40多年里，在主要由西方新自由主义所开创的世界经济“股市”中，中国是一个大赢家，而且跑赢了“大盘”，GDP年均增长率高出世界经济平均值6个百分点。
如此辉煌的胜利是如何取得的，这要从头说起。
中国的改革开放，官方说法是从1978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从1972年就开始了，因为那一年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西方解除对华经济封锁，中国开始转向用西方的投资改造工业结构，引进西方成套设备。
这个转向的意义在于：对于任何一个后发国家来说，要想实现本国的工业化，就不得不依靠先进工业国的资本和技术，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也就是丧失本国独立自主和主权完整性的开始。中国在1950年代初期“向苏联一边倒”，由苏联援建中国急需的50个重点工业和军工项目，几年后在主权问题上发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提前结束了合作，中国自行承受了因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并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继续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而1970年代的这次向西方国家寻求资金和技术，本质上与20年前那一次并无不同，同样也是后发国家依靠先进工业国的帮助完成本国的工业化，也同样面临丧失本国主权完整性的危险。[1]
对于先进工业国来说，无论是前苏东集团，还是西方集团，向后发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也无不带有“新殖民主义”的潜在战略目的，意在控制其国民经济，将其作为原材料的海外供应基地和本国工业品的倾销市场。
二战后，同样的故事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频频上演，绝大多数情况都以后发国家的失败而告终。这些空怀工业化梦想却无力摆脱资本控制的新型主权国家，在外国资本的绞索之下，一步步跌入债务陷阱，再次沦为前宗主国的经济殖民地。
环顾世界，中国几乎是唯一的胜利者。在当今的世界大国俱乐部里，中国是唯一的一个，既成功借助先进工业国的资本和技术实现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没有丧失主权完整性，始终保持了本国独立自主的强权国家。
这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伟大功绩，其历史意义，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而与毛泽东接受苏东集团援助时面临的风险相比，邓小平1978年之后实行改革开放，大规模引入西方集团的资本和技术，所面临的被控制、被演变甚至被解体的风险，更要大得多。这是因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恰恰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同步，而自1970年代借“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掀起的这一波“新自由主义革命”，是“资本国际”阶级权力、金融霸权和帝国体系三者的重建，[2]其风暴之烈、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远超当年“共产国际”发动的无产阶级革命。40年后的今天回头看，整个世界的财富分化和阶级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恰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热拉尔·迪美尼尔等人所断言的，“一次历史的大倒退”。[3]
然而，中国却在这40年里成功借助了“新自由主义革命”所制造的国际经济环境，实现了自己的崛起，同时又成功抵御了“资本国际”对中国的控制和演变，保持了主权完整性，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中国奇迹”。
奇迹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纵览新自由主义革命40年，在资本自由化的名义下，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进出，共计在50多个国家里制造过大大小小30余次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4] 从美洲的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到东亚的泰国、韩国、印尼，再到中东的利比亚、伊拉克和东欧的前南斯拉夫、乌克兰，乃至大国俄罗斯，没有哪个国家能逃脱，为什么唯独中国屹立不倒？
40年里，中国自1992年起连续20余年成为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中2003年和2014年两度成为世界第一，为什么没有因此而丧失经济主权和金融主权？
40年里，中国的政界和学界，也和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众多新自由主义信徒，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迷信程度比西方老师还有过之无不及，在某个时期几乎确立了话语霸权，为什么没有因此而全盘西化？
40年里，中国自1984年确定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国内的改革即开始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三化”方向发展。1993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市场的强调，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步步加深，为什么没有因此而变为资本主义国家？
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已有很多学者的著述，在此不再赘述。就本文所关心的问题而言，最后的结果是确定无疑的：中国做到了其他国家没能做到的事情，不仅成功抵御了历次经济危机的冲击，而且成功捍卫了自身的经济主权，不仅成功坚持了自己的中国道路，而且成功保卫了社会主义的成果，在所有这些前提条件之下，中国从容进入了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高速崛起。
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跑赢”了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胜利。
需要指出的是，杭州峰会20国，中国是唯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面对着全部19个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中国又是唯一拥有最完整政治主权的国家，面对着所有19个在不同程度上被资本所控制的国家。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只强调“新的起点”，只说“再出发”，不搞零和竞争，不搞秋后算账，继续采取合作的姿态。
二、“新起点”论放弃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清算
其实，中国未必没有理由对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进行罪行清算。因为这40年来，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新自由主义革命”并肩而行，互有好处，但是，来自“新自由主义革命”大本营的针对中国的进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大本营的主体，就是那个被称为“资本国际”的、控制了相当于全世界所有跨国企业80%市值的跨国企业群，其中包括主要位于美英法三国的几十家金融机构、几百个拥有最大控制权的所有者和一千多家相互交叉持股的巨型企业。[5]
“资本国际”在全球范围内攻城略地，主要依靠两个无与伦比的霸权，一个是由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这“三驾马车”支撑的金融霸权，一个是由西方智库、出版界、影视界、媒体等思想文化中心支撑的舆论霸权，两个霸权相互配合，一硬一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对于这两个霸权天衣无缝的配合，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写道：“难以置信的财富和力量如今都聚集到资产阶级上层队伍手里，这种现象自1920年代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生。流入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贡金数量惊人。然而，更惊人的是，人们习惯于把这一切视为仅仅是新自由主义化的副作用，虽然有时是不幸的副作用。…仁慈的面具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才智的一部分，它花言巧语地鼓吹自由、解放、选择、权利，为的是掩饰严峻的现实——赤裸裸的阶级力量的重建或重构。”
正是如此，“资本国际”运用金融霸权洗劫全世界，即使运用了最强盗、最凶狠的手段，后面自然会有舆论霸权来收拾局面，粉饰太平。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失业率韩国上升了4倍，泰国3倍，印尼10倍；贫困人口韩国翻了3倍，印尼翻了1倍；国内生产总值韩国下降了6.7个百分点，印尼13.1，泰国10.8；危机过后三年，印尼GDP仍然比危机前低7.5%，泰国低2.3%. [6] 而在危机过程中，“资本国际”是如何作为的呢？“IMF起初告知亚洲国家开放市场给短期活跃资本。这些国家照做了，钱流进来了，但一眨眼又流出去了。IMF然后说，应该提高利率、紧缩财政，由此便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后，IMF又迫使受影响的国家以折本价甩卖其资产…甩卖过程由一些金融机构一手操控，而当初正是这些金融机构拨出资本促成危机。”[7]
对于如此公开的“连环套”式洗劫，西方学者和媒体给出的解释却是：因为这些国家有太多的政府干预以及国家和商业之间的腐败关系，也就是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所以才会如此！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当然是进一步新自由主义化！
中国人应该还记得，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也正是国内的经济学界新古典经济学狂飙突进之时，“张五常旋风”、“科斯热”、“弗里德曼冲击波”…不一而足。那时的中国政府，一方面遭受着来自外部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猛烈冲击，另一方面还遭受着海内外自由派经济学家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猛烈攻击，“裙带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专制政府”、“腐败国企”、“僵化的金融体制”…用于冲破国家主权、迫使国家解除政府管制、开放资本账户、变卖国有资产的各式理论武器，齐齐开火。事后回顾地看，中国当时竟然成功守住了防线，既没有爆发金融危机，也没有改变政治体制，堪称奇迹。
实际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单一市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资本国际”的眼中，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山银山，一群贪婪无度的资本家做梦都在想如何才能像洗劫俄罗斯那样洗劫中国！
可以说，正是来自于“资本国际”的经济动机，极强的经济动力，主导了近40年来西方政界、学界、媒体界针对中国的舆论攻击，无论是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等领域，还是围绕国企改革、金融自由化、开放市场等问题，乃至针对西藏、新疆、民族、宗教、人权、历史文化等方面各种形式的攻击，都源于此。
所以，中国应该看清，导致中国不断挨骂，不断被妖魔化，不断被宣告“崩溃”的那个炮火据点，其实就在新自由主义这个阵地上，归根结底服务于“资本国际”要把中国变成经济殖民地的战略目的。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往往只是笼统地针对“西方”、“美国”、“自由主义”等概念进行反击，并未特别将主要代表资本利益和带有经济动机的新自由主义单独分出来，这就难免出现混乱。例如当中国教育部官员表示“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课堂”时，马上被舆论反问“马克思主义算不算西方的观念？”这就是不加区别地使用“西方”代替西方新自由主义而引起的尴尬。而即使针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也应该区别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和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因为两者在很多问题上完全对立。
总而言之，那个真正“亡我之心不死”、反中攻势不断的炮火据点，源头就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国际”。美国政府也好，西方媒体也好，NGO组织也好，其实都是工具。如果不是背后强大的经济动力，它们原本并无多大兴趣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论战，在制度和道路问题上挑起理论之争。
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完全有理由，在历经40年风风雨雨之后，对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一次总清算。中国没有成为“萨克斯计划”之下的俄罗斯，或“布雷迪计划”之下的墨西哥，或“布雷默计划”之下的伊拉克，并不是因为华尔街、IMF和美国财政部没有针对中国的类似计划，只是因为中国坚持了40年没有给它们实施这种洗劫计划的机会。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为建立防线、抵御冲击而付出成本和代价。1980年代的自由化运动和政治风波，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理论思潮造成的“去政治化”，2000年代围绕“国退民进”、国企改革、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汇改等问题的力量博弈，中国都承受了很大的牺牲。直到今天，在大学、智库、媒体、出版界、娱乐界、网络舆论场等多个重要领域，新自由主义势力也还占据着半壁江山，“资本国际”在中国经济学界和政府经济部门的代理人也还在控制着话语权。
然而，中国自信已经掌握了“与狼共舞”不被狼咬的技巧，积累了运用“双刃剑”不伤到自己的经验。所以，即使新自由主义大本营长期以来都不放弃瓦解中国的战略目标，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频频以敌对势力的面目出现，但中国无意对其进行清算。这个分寸，就是通过习近平主席所说“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这个原则来把握的。
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让新自由主义替中国牵制退回老路的倾向，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让新自由主义替中国打击保护主义的抬头，这也算是一个高明的“借敌”之术。
不拥抱，但也不清算，中国还没取得最后胜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尚未完全退出舞台的新自由主义，一起来到“新起点”，面对未来再出发。
这就是中国在本次G20峰会上提出的“新起点”论，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双重含义。历史将见证其里程碑的意义。
作者介绍：
文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参见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10
[2] 文扬：《G20当看清，世界经济还在新自由主义废墟上挣扎》http://www.guancha.cn/WenYang/2016_08_30_372836.shtml
[3] 热拉尔·迪美尼尔，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魏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6/06/ostry.htm
[5] 参见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大分化》，陈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6]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7]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