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强政治是历代王朝政治稳定的最大威胁。地方豪强广占大量土地，把控郡县的经济和民生，权势超过官府，不仅影响了政府的收入，而且影响着政治稳定，发展到最后，为保证经济利益世代相传，并进一步获取更大的利益，会豢养私人武装，形成了割据势力，最终开始问鼎政权。纵观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豪强势力都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说，国家能否控制地方豪强的产生，是维持政权稳定最终要的基本条件。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夺取政权，托古改制，滥发货币，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西汉皇族刘秀依靠豪强地主的支持，击败了其他的起义军，建立了东汉，这就为东汉豪强政治的源头。东汉豪强地主一般都是世代公卿的大族，他们拥有广阔的私人庄园，相当的部曲，豪强地主逐渐成为东汉政府的统治支柱。东汉时期以察举制选官，察举制度后来逐渐为世家大族所垄断，成为他们笼络士人，结党营私的工具。士人不再仅仅忠于皇帝，而且还忠于自己的主公，逐渐形成双重君主标准，这为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割据自立的军阀，大多都是世家大族的地方豪强，典型如袁绍一门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他们占有大片土地和山林川泽，种植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还经营手工业、渔牧业。四川出土的一些画像砖，刻画着地主宅院外面的大片稻田、池塘、山林和盐井。山东滕州出土的画像石，则表现了地主田庄中冶铁的情景。可以说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是豪强力量不断膨胀的必然结果，最终导致了军阀混战、东汉灭亡，三国鼎立的局面。历史上，唐朝的安史之乱，实质就是地方豪强势力和中央政权冲突的集中体现。清末民国出现的军阀林立，其实走的也是历代豪强的路子，只不过民国时期的地方豪强武装势力，都能够看到国外势力的身影。那些没有得到国外势力支持的民国军阀，最后都败下阵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后彻底剿灭了横行无忌的匪患、会道门等势力，实行了土地改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外御美帝，内平海内，实现了政治、经济的大一统，奠定了中国发展建设的坚实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改变，最终会对政治产生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不但在于大城市的繁荣稳定，还必须保证中央对三线以下县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效控制。当前，在一、二线中心城市、省会级城市，以及地市级城市，经济基本面稳定，基层组织健全，社会保障、城市建设投入有较好的保障，国企较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小康和中产阶层。颜色革命在这些地方，其实是没有可能搞起来的。但在农村，县市，由于公有制经济的消亡，如果地方的经济被一个或几个家族把控，慢慢就会形成独立于地方政府的豪强势力。
把控地方经济，积累巨大的资本，是地方豪强形成的基础。在县市、农村，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全部退出的同时，各种私营经济则在不断扩张。目前，在县市一级及以下，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不但在竞争性领域已经彻底退出了，在社会服务性、民生性领域，也已经基本消失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模式，造成了政府弱、资本强的局面。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的施政能力不断削弱，在这种情形下，谈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现在随着土地流转、资本下乡，以及种地收入太低农民大多外出打工、农业劳动力极度短缺的原因，未来农村的土地将会大规模的向资本集中，而随着资本的大规模介入，土地大规模的兼很难避免。如果资本购买土地的过程中，政府大力支持甚者直接推动的话，这个兼并速度，会远远超出封建社会的兼并速度（这里的关键是兼并以后的土地归谁所有？是政府、农村集体、国有资本，还是私人或国外资本）。资本兼并土地以后，最理想的情况是依旧埋头搞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产品产量。但这个可能性不大，农业利润太低，不符合资本追逐高额资本回报的本性。房地产、土地抵押金融、农业资本运作倒是很有可能的。假设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本严格监管，土地资本也确实将农业振兴作为己任，也不可能挣到大钱。要想挣大钱，必须有特殊的机会，比如“蒜你狠”“豆你玩”，其实就是囤积居奇，在社会上制造粮食危机，在短期内挣到超额的利润。也就是说，要想从农业上挣钱，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粮食的短缺，保持买方市场的存在，而这个和国家的粮食战略是截然相反的。
不论土地资本家搞现代生态农业，还是瓜果蔬菜肉蛋等农业，都会在当地雇佣大量的劳动力。那么这个地方相当一部分人，就会变成农业资本的雇工。这还仅仅是个开头，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零售、粮店、电力销售、交通、医院等领域，不但国有企业不能存在，集体经济也要退出。这些退出的经济空间，最后都被私营经济占领。发展到最后，整个地区、县市的经济都会被少数资本巨头控制，同时也就控制了当地大部分人的生计。
不少人认为，农业、零售、粮店、电力销售、交通、医院等领域，都是不挣钱的，都是包袱，现在资本接手了，政府正好可以轻松了，可以腾出手干别的了，可以专心搞管理，抓建设，提供公共服务了。但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
这些关系基本民生的产业，在政府手里不赚钱，不意味着在私人资本手里就不赚钱。相反，这些基本民生的产业，在资本手里，都是最好的摇钱树。房地产、医院、幼教、交通、电力、城市燃气、零售、通信、水务、供暖等等，这些都是基本的生存需求，是绝对的垄断，供应商提价，消费者是毫无议价能力的。兰州市的水务被法国威立雅接管以后，连续涨价，当地居民怨声载道，但毫无办法，只能政府贴钱补贴水价，其实就是给威立雅补贴。江苏宿迁的医院私有化后，当地人苦不堪言，纷纷到外地就医，最后地方政府回购原医院不成，只能投资20亿元又建设了一家公立医院。很多县城的公交线路、长途客运公司被承包或者私有化以后，立即大幅涨价，暴力争抢线路的冲突事件频发，市场管理混乱，误点运行成为常态，安全事故频发。而某些县市的供暖事业被私有化后，经常出现三九天断供涨价，供暖温度不达标等情况。幼教领域屡禁不止的校车超载事故，虐待幼童等事件，也大多是私人幼教。房地产市场的弊病就更是众所周知。在国有企业被勒令退出房地产市场以后，房价飞涨，以致总理都在痛斥房地产商血管里流的血液太不道德。并且资本会不断集中，最后出现几个寡头，控制一个县城的土地、经济和各种公共服务。同时，这些资本不断加强对传媒、文化的渗透，话语权越来越大。
香港的情况，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经济调控能力不断下降，而资本的势力则此消彼涨。香港回归后，大资本、尤其是大地产商不断坐大，在香港经济的比重中越来越重。与此同时，他们不断加大在电力、燃气、零售、通信等民生经济领域的投入，财富雪球越滚越大，马太效应日益明显，贫富分化，阶层鸿沟成为香港无法逾越的死结。以致特区政府任何政策的出台，都必须以这些大资本的利益为考量。特区政府地产公屋政策改革频频失败，就是政府能力孱弱的直接体现。甚至在占领中环的骚乱中，都隐约闪现着大资本的身影。
一个县城的经济成了这个样子，下一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简单推演一下。
县里的税收、各种工商业、大部分的农业生产，都得依靠人家了。日子长了，县委书记、县长就会感受到自己能力的有限，力所不逮的地方很多。除了整顿公务员队伍，要求他们更好的为资本服务以外，其他任何事情，城市建设、民生服务、舆论文化，都需要地方资本的配合、首肯和支持。
县长、县委书记想要建一条公路，需要和土地所有的资本家谈判。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按照老办法，以很低的价格征地的。资本家的议价能力，是远远超过一盘散沙的农民的，只能给予高额的征地补偿，或者在市中心给一块优质地盘置换。也就是说，在城市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上，地方政府需要和土地资本家好好商量着来。如果说地方官在类似的博弈中，惹恼了当地的豪强。政府官员会很快败下阵来。最简单的就是组织人员到上级政府上访，在强大的维稳压力下，地方政府官员会明智的认识到自己的劣势。如果碰上坚强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强有力的上级支持，地方豪强也会有很多办法。发动舆论就是一个最简便有效的办法。现在微信、微博、网络给了资本掌控舆论的一个绝佳的渠道。在微博上大造声势、污蔑抹黑、无中生有，把政府和官员本人整个灰头土脸，甚至可以发动一些群体事件，这些哪个县委书记能够承受的了呢？此外，吿状也是一件非常省力但回报很高的办法。那个官员能够说自己一尘不染，过去的所有行为都是合法合规呢？就算清白如莲花，你的家人呢？朋友呢？再不济污蔑告状总是可以的。搞臭搞死一个地方官员，其实对大资本来说，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这些都是设想中的斗争，其实在实际中，很可能地方官员会和地方豪强同流合污。《红楼梦》中薛蟠家，就是江苏省的大豪强。贾雨村手下的门子向他剖析其中厉害：“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长远！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作‘护官符’。方才所说的这薛家，老爷如何惹他！”
有的人会说，政府还有公检法，还有国家机器。但按照一些公知提出的司法独立，警察职业化的思路，公检法也会慢慢和地方政府脱钩。剔除了这些之后，政府还有什么可以值得顾忌的么？而对于普通人来说，高昂的司法成本，繁琐的程序条款，困难的判决执行，都是不可承受之重。指望公检法去制衡豪强资本，是虚无缥缈的。地方豪强资本可以将一些追求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的行为，都控制在合法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合法的体系内，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掌握各种资源。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威慑最大的党纪，对于地方豪强则毫无约束。八项规定、正风肃纪，这些都是对党员干部的要求。而大资本家、地方豪强吃喝嫖赌，三妻四妾，铺张浪费，道德低下，都是值得关注称道，甚至是作为典范大书特树的。例如，赌王何鸿燊的几房姨太太和一群公子小姐；国民老公王思聪的N个过去女友，地下室玩机关枪打靶，给自己的狗配上两个iwatch；7000万嫁女的煤老板，煤老板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买楼，顺便把售楼美女买走等等，这些有人查处吗？纪委能管吗？
至于打打杀杀的刀头舔血，抢地盘、霸占行业的行为，地方豪强资本根本不需出面，手下狗头军师养上一些打手，就都解决了。四川的刘汉，人家干的都是上得了台面的大买卖，暴力冲突都是马仔们去解决，对这些人法律是无能为力的。美国的黑帮、意大利的黑手党，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了，有几个老大被法办了？
当然，还有舆论。这个其实也是没用的。文化传播也在大踏步的向市场化迈进。很多曾经的官方报纸，今后都会慢慢走向市场去谋生。那个时候，谁给钱谁就是大爷。大资本能够出的钱最多。所以，那个时候，最好的结果，就是媒体保持中立，不掺和政府和资本的斗争。如果可能，还要和豪强资本一起，好好监督和修理政府呢。而且，投点钱搞搞慈善事业，立即就会赢得社会一篇叫好声。为了塑造个人良好形象，爬爬山，跑跑步，演演讲，抨击一下政府，立即就会赢得一片赞誉。在挣大钱就等于成功，等于道德高尚的赢者通吃的公式下，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网上报道，华尔街的高级经理们每年组织运动会，在运动会上秀肌肉，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赞，你看人家为啥成功，努力、勤奋、自律，还一身腱子肉，你看看人家的人生追求多么高尚，这样的人不发财谁发财?如果人家再娶上几个重点高校的姨太太，生几个留洋回来的少爷公子，更是赢得满堂彩（看看美国总统竞选人特朗普）。老百姓能看到啥？只能看到自己太笨、太蠢、太懒。活该你倒霉受穷。
当然，今天豪强的诞生，不会是封建社会，民国时候的路子了，但其对资本，对权力的追求不会改变。豪强的资本聚集方式和产生方式，和当地的资源禀赋和社会环境直接相关。如果某地经济欠发达，以农业为主，将会出现农业资本豪强。如果某地拥有矿山资源，则会出现矿主豪强。如果某地有大型国企（黑龙江的煤矿、各地的油田、大型的制造业企业），在这些国企被私有化后，就会直接诞生产业资本豪强。这其中，少不了金融资本的加入。而最大、最危险的金融资本，就是国外金融资本。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国外资本进出中国会非常方便。他们会和各种地方势力进行苟合，提供大量的资金。
政府的权力和公有经济退出后，并不会出现真空。资本会添补进来。尤其在县级市及以下农村，由于其体量太小，社会监督弱小，很容易形成大资本控制，进而出现豪强人物，掌控当地的经济、文化，直至影响政治。
风起于青萍之末，如果广大的农村和基层县市出现了豪强政治势力，将会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宗教、民族问题日趋复杂，世界金融危机若隐若现的时候，保持大部分地区的政治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必须掌控县市和农村的经济，壮大公有经济比例，保证土地、矿山、国企等关键性资源控制在政府手中，同时加强党的领导和控制，健全和发挥基层组织作用，提升政府对经济、社会、舆论的管控能力，筑牢国家稳定发展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