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言论刷屏，靠任志强们能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吗？
王 跃
近日，任志强在凤凰网财经峰会上的发言在网上刷屏，发言中任志强谈及对“先富带动后富”的看法。
“先富带动后富”是近期的热门话题。京东CEO刘强东提出“共产主义真的可以在我们这一代实现”、“(巨大财富)政府可以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所有公司全部国有化”、“几千万极端贫困人口是富人的耻辱”;阿里巴巴马云提出“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要响应当年先富帮带后富的号召”。
我们可以发现，刘强东与马云，特别是刘强东提出“富人耻辱论”，毫不回避“先富带后富”的本质目标与根本实现路径：共产主义、国家调控、国有化、调整分配。商海沉浮身经百战的刘强东似乎明白，共富别无他途。
但任志强提出了不同意见。任志强怎么说?
一、“先富带后富”，任志强的两条道路均被证明无效
任志强首先提出，先富带后富“不是保护底层的利益”，而是企业家用科技推动社会改革，发挥企业家精神，突破法律限制，最终实现社会进步，底层也获益。这其实是“涓滴经济学”的翻版，“把钱都给上层富人，希望它可以一滴一滴流到穷人手里。”
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最近这几年恰好是涓滴经济学的反面，聚集到上层群体的财富是以牺牲中下层群体为代价的。”美国、欧洲、印度、非洲等世界各地的经济现象都是斯蒂格利茨论断的注脚。为了实践“涓滴效应”，为企业家(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上世纪80年代起，里根和撒切尔推行大规模减税，号称资本家能够通过消费、增加投资、创造就业等带动经济增长和贫困阶层致富。此后，美国不仅没有出现先富带动后富的“涓滴效应”，反而出现了穷人财富缩水，穷人财富向富人反向渗透的“负向涓滴效应”。美国《赫芬顿邮报》、《财富》杂志撰稿人桑杰·桑胡认为，涓滴思想背后隐藏的是不平等的合理化，它确保了财富的向上流动而非向下涓滴。《21世纪资本论》告诉我们，光是依靠市场体系，工资收入差距只会不断扩大，因为富人会越来越快地更加富裕。皮凯蒂的研究发现，美国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70年代的不足35%上升到2000～2010年的45%～50%，5%最富裕群体和20%最贫穷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1967年以来的最大值。
其二，任志强在发言中提出，先富带后富要靠“社会公益组织”，也就是慈善。任志强在他此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文中也有相同观点：
【根本的还是如何建立一个不是完全靠国家的二次分配为主调节贫富差别，而是靠一次分配为主和三次分配补充，调节贫富差别的制度。】
第三次分配则指“在道德力量的推动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 这同样被证明是失败的。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巴菲特曾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
“慈善已经成为消除差距的‘独门法宝’，源源不断地创造出会议、工作坊和各种交流团体。这个体制创造的大部分财富供极少数人享用，它摧毁的生命和社群越多，就越是大公无私地宣扬‘回报社会’。我称其为‘洗涤良心’——坐拥正常人一辈子享用不完的财富，然后做慈善撒出一点点，保证自我感觉良好。但这只会维护现行的不平等体制。富人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其他人只能保证不造反。每每有人通过做慈善换取心安理得的感受，世界的另一端就会有人牺牲在不公正的体制之下。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商业头脑的人物踏入慈善界，商业原则也成为慈善活动的重要元素。我听到有人问‘投资回报率多少’，仿佛投资回报率是唯一的成功指标，而那是有关疗救疾苦的事业。”
在西方，慈善事业变成资本家购买社会权利、实现资本更好增值的一种方式，在中国，由冯仑、柳传志、马蔚华、马云、王石等任理事的某基金，也多次曝出丑闻。雅安地震期间某基金募款达到3.8552亿元，一年之后却只拨付了4701万，约占总募款的12%，严重违反了《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该基金募集的资金一方面用作富豪们的私人开销，如通过各种名目付给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117万，该运动协会的荣誉主席正是王石;另一方面，则作为培训经费，增强资本的政治话语权与媒体话语权。2010年，该基金捐款2000万组建北师大某基金公益研究院，培训所谓的“公益人才”。这个研究院很快建立了“中美战略慈善”平台，2012年，前福特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托尼赛奇出任中美战略慈善平台美方秘书，托尼赛奇在福特基金会任职期间，一手促成了“哈佛大学中国高级官员培训班”的项目，如今，这个项目已经培养了许多中国司局级以上高级官员，服务于美国对中国的渗透。
可见，某基金这种左手倒右手的做法，根本不是什么“第三次分配”，而是资本家对民众的再次掠夺，加剧“第一次分配”的不平等——利用普通百姓的善心，收取他们的辛苦钱，转给早已盆满钵满的富豪去玩情怀，玩政治。这连表面上“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意思都没有，明明是“损不足而补有余”，总之，利用种种幌子，维持资本精英与普通人的巨大财富差距。这暴露了资本家“慈善”的实质。
二、“先富带动后富”，任志强的着眼点在推倒社会制度，撕开法律的墙
作为房地产商的任志强从来都不关心底层，一贯坚持“为富人服务”、“为富人盖房子”、认为房子是一种巨大财富没必要人人都有。这次发言也一样，任志强除了直言“不保护底层利益”之外，他还冷冰冰地指出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低duan人口”，而不能替代企业家，暴露出其对广大劳动人民根深蒂固的轻蔑与随心所欲的践踏。
以“先富带后富”作为由头，任志强的发言实际上处处着眼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当前的社会制度，把法律的墙撕开，把现有制度推倒。任志强指出：
——“从这两百多年的历史情况来看，推动社会进步的不是政治家，是企业家。”
——“我们谈改革开放，企业家如果不努力帮助政府建立一套很好的社会制度，你就难以生存下去”;
——“企业家精神就是前面有什么东西你也别怕，得把它推倒，冲过去，你要是因为现有制度是这样，说我只能按照现有的制度去调整，那怎么会有无人驾驶汽车呢?你得把法律这个墙撕开……所以要有企业家精神，就要勇于和敢于改变现有的法律规则，让它更适合于人类的商业发展”;
——“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的话，他们的财富就会随时产生危险”;
——“如果我们每一个企业家都说在商言商，我只能原地踏步，我发财就算了，那你就进步不了。我特别强调说没有社会进步，企业家是没有生存余地的。所以企业家一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军。但是不要期望太高，一代人就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他可能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才解决我们面临的巨大问题”。
这是任志强发言的核心，是重中之重，有几个看点：
其一，任志强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任志强在2013年1月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发言表达得很清晰，任志强演讲时谈到：
【台湾的民主制度建设，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个蒋经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他们梦想要有一个民主的社会，要有自己的权利。所以，他们鼓动所有人承担你们的社会责任，把你面前的墙推倒】、【在中国的现状情况下，我们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座的所有各位你们努力的站起来，把我们面前的墙推倒，建立我们社会民主制度。】
任志强还说：
【刚才李金华副主席给我们讲到他的一番感慨，如果他这样的官员都只能感慨，说明这个制度已经烂透了。如果你想这个社会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你要为共产主义去努力奋斗，如果你想建立的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你要为民主社会努力奋斗。】
http://business.sohu.com/20130106/n362552419.shtml
可见，任志强要建立的社会制度是台湾式民主制度，是从根本上颠覆中国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任志强在其微博被销号前，在微博上多次提出中国应当实行宪政、西式民主、多党制、司法独立、全盘私有化，并反复攻击公有制。在这次发言中，任志强则呼吁政府减税与金融自由化。
其二，任志强为何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是为了先富带动后富吗？
任志强反复提到如果不建立这样的制度，“企业家就难以生存下去”、“财富就随时产生风险”。也就是说，任志强首先关心的是企业家的“生存”与“财富风险”问题，而不是“带后富”的问题。
任志强这里的“企业家”是有特定内涵的。像任正非、刘强东这类企业家，就根本不买任志强的帐。在中国，真正靠勤劳致富、有民族骨气的企业家，并没有产生攻击、推翻现有政治制度的想法，反而呼吁“国有化”、“共产主义”。任志强与任正非刘强东们最大的不同在于，任志强们的发家暴富带有血腥原罪，是建立在涉嫌走私等违法犯罪、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无底线地炒作推高房价、剥夺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和基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如公有制、党的领导对这类原罪资本尚有一定的约束能力，任志强们对人民财富的掠夺将更为肆无忌惮。
据任志强口述，80年代，任志强用军用飞机倒“走私品”，期间被广州公安局抓了一次，不过随即放出：
【我也是第一个用军用飞机倒“走私品”的。因为当时从南方进的这些商品实际上就是走私品，我们等于是在替人家“销赃”。】
1984年，任志强调入华远地产，当年，任志强即贪污国有资产一万六，因此被关了16个月。不过这也没有影响任志强后来当上人大代表、华远地产副总、董事长。网友质疑其政治背景为任志强违法犯罪牟利提供了保护。此外，任志强任职华远地产期间，向原中国银行副行长行贿、涉嫌主导多起国有资产流失大案、涉嫌拥有两个身份证、疑似拥有多套房产。这些事情均未得到追究。2007年，华远地产以约10.29亿的超低价格将原“民源大厦项目”CBD绝版高档用地卖给了潘石屹和张欣的SOHO中国公司。法学教授陈界融认为，该案致使国有资产流失50个亿。基于对国有资产重大流失的痛心和责任感，陈界融等14位各界人士还实名举报到国务院及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参考陈界融法学研究网
http://chenjierong.blog.bokee.net/bloggermodule/blog_viewblog.do?id=5092770 )
任志强一桩买卖就能化公为私几十个亿，实在是触目惊心。一句“撕开法律的墙”，暴露了任志强的心声：任志强式企业家可以罔顾国法，突破法律底线、逼迫法律适应自己，利于自己最大程度地牟利。他们要推行的宪政，就是“人治”——资本精英之治。宪政一手约束小民，一手约束政府，唯独任志强式企业家、资本精英不受任何约束，政府不能管，法律管不住：把法律这个墙撕开，把它推倒，冲过去。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对于那些非法经营、非法积累、非法侵占国有资产的私人资本，是一直要依法予以严厉打击的。任志强知道，只要中国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没有彻底改变、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没有动摇、依法治国惩治腐败的力度没有减轻，自己靠非法得来的财产安全就无法得到完全保障。
因而，任志强所呼吁的“推倒现有社会制度与法律”、“私有产权被充分保护”、主张政府进一步放开对资本的管制，实际上是希望包括自己在内的原罪资本权贵非法所得的财产得到“充分保护”、免予追究，巩固原罪资本权贵的政治经济地位，并利用自身掠夺来的巨额资本继续向金融、军工、能源、电信等垄断行业渗透，剥夺大多数人的剩余价值。等到资本力量全面控制经济基础的那天，政府权力就会被资本绑架，资本逻辑在财富分配中占据支配地位，广大劳动人民的权益就再也无人问津。在改革开放几十年里，正是任志强等原罪资本权贵利用自身的权力涉嫌违法占有大量公共财产，才造成当下中国严重的两极分化与劳资纠纷，酿成大量x端人口蜗居违规建筑中、一场大火吞噬了许多条人命等社会灾难，任志强对此的政策建议，竟然是进一步巩固资本的掠夺权，谁会相信照此路径，能实现“先富带后富”?
其三，任志强为何提出“期望不要太高”，感慨一代人实现不了、几代人共同努力？
几代人共同努力(推倒现行制度)，这是任志强对原罪资本集团的呼吁与动员。
任志强首先提出，推动社会进步的是“企业家”而不是“政治家”，政治家做的全是错的。任志强对政治家的全盘否定，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实际上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否定，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对中共历届领导人乃至当前领导人的否定。他曾经这样歪曲、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毛主席教育错了，都是什么李自成的均贫富，那是传统教育错了。”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这一论断是准确的，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不会有我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从半殖民地国家到主权独立强国的转变，我国就无法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就不会有发展繁荣商品经济的条件，从唯物主义史观讲，这一系列转变，主要推动力是人民与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企业家。任志强否认这一点，是为了否认过去几十年的革命与建设。
任志强在彻底否定了中共与中共领导人后，却显出对当前形势的不乐观。任志强的不乐观，反映出我国反腐败正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伟大成绩，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规范与健康，社会主义因素在增强，这是中国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的。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着重对改革的方向问题进行了强调，他说，“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改弦更张;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
【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我们不能邯郸学步。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任志强呼吁原罪资本集团不要在商言商，要一代人、几代人努力解决(推倒当前制度、撕开法律的墙)，实际上着眼点根本不是为了先富带后富，而是为了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资本精英的统治。任志强们所要建立的，是一个连不法贪官和资本家、黑社会的非法资产都要“充分保护”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弱肉强食、资本为王的世界。那才是中国的倒退。
三、先富带后富，任志强们靠不住——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节制资本，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政府注重二次分配(而不是任志强所讲的忽视二次分配、注重三次分配)，解决好迫切的民生问题，特别是困难群众的问题;同时需要相应的产业升级，提高我国在全球分工市场中的利润率。
任志强拿出中国高铁奇迹为自己所谓的“企业家精神”背书，然而遗憾的是，中国高铁奇迹与任志强所鼓吹的企业家精神、全盘市场化私有化没有关系。在刘志军奉行任志强式理念，大举毁灭我国自主技术、引进外国技术期间，科技部报告指出，中国高铁自主技术团队被打压，自主技术积累被打断，自主技术平台被限制，中国铁路差点走到毁灭的边缘。后续的高铁成就，一方面得益于我国自新中国前三十年开始长期依托于国有企业和社会主义体制的技术积累，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央与科技部对刘志军路线的反正，提出坚持自主发展，启用自主团队，充分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因素，才为我国高铁技术能力的突破提供了试验平台。
近年来，一直有人试图用新自由主义理论阐释我国高铁奇迹，把我国高铁奇迹归功于刘志军的买办路线，任志强把这一社会主义成绩收割到自己的旗下，也是这一思潮的典型反映。
事实上，任志强们一方面侵吞大量国有资产，导致国有技术和团队流失；另一方面，利用非法手段垄断市场，抬高房价，使得房产金融行业利润高于实体经济，大量社会财富无法顺利流向实体经济部门，无法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任志强一直要求保护企业家的私有财产，以此才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推动社会进步，那么，他们以漫天的高房价剥削大多数人的财富，如何不保护这些人的财产不受他这一小撮人的掠夺?那么多年轻人成为房奴，为基本的居住条件苦苦加班、积攒房钱，能够发挥出最大创造力吗?难道只靠这些个盆满钵满的地产精英、“企业家”，不需要那么多的年轻人、普通员工为基本生存之外的事情而安心工作、研究、奋斗，社会就能进步，就能创新?
我们再给任志强补充个“企业家精神”的例子，就是最近的各地幼儿园事件。这是幼儿教育市场放开、资本大举进入的恶果，这是法律向“企业家精神”、向资本牟利冲动让步、相应部门的监管又不到位的后果。住房被资本精英玩坏了，教育市场化的后果也正在显露，医疗领域，药价惊人、医患矛盾、莆tian系……将民生大事完全交给市场，交给资本，交给“企业家”，任由资本利润驱动，其后果已经很明显。
因此，无论从遏制资本的膨胀、警惕其形成政治集团稳定政权的角度，还是从真正切实解决民生问题、促进共同富裕来说，都需要政府进一步改革创新，打破精英权贵集团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篱，让财富的流动向中下层老百姓倾斜。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理应节制资本，让社会资本在法律、国策、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内合理运转，更好为经济民生服务;理应给不受法律约束、敢于挑战国法国策的任志强们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套上笼头，把任志强们、三色一类的资本精英肆无忌惮不择手段、损民生而利自己的牟利冲动“关进制度的笼子”，警惕资本精英结成利益集团、冲击法律、问鼎政治制度、试图改变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图谋。
就缩小贫富差距，解决贫困问题的方面来说，理应更好发挥政府财政税收的作用，做好“二次分配”和精准扶贫事业，不要把民生大事轻易交给资本，放给市场。同时，进一步发挥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吸取高铁等成功案例的经验，集中优势资源，加大科研投入和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引导，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在进一步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逐步减轻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才是兑现“先富带动后富”，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合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