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段学慧 程恩富

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一项最紧迫的任务。习近平多次强调要“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1]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2]无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方法和理论体系固然很重要，但是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学术环境下，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这一学科的根本立场问题!

一、立场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其实质是阶级问题

立场是指人们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时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而持有的不同态度和观点，通俗地讲就是为谁说话、维护谁的利益的问题。在社会成员有着完全共同利益的社会，不存在立场问题。立场问题源于社会成员的阶级利益不一致的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不同，而阶级正是经济利益关系在政治上的体现。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立场，维护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对同一问题会得出不同的观点。因此，立场也叫阶级立场，其实质是阶级问题，这就是立场的阶级性。①

政治经济学研究材料的特殊性，使其立场问题极其敏感而尖锐。在庞大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经济学处于核心地位。而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科学大厦的基础，它以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及其根本的经济利益关系为研究对象，由此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和阶级性比其他任何一门学科都要显著。正如马克思所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3]10可见，立场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本身所固有的首要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不管是否公开表明自己的人民立场和阶级立场，或旗帜鲜明或故意隐瞒，立场都不会因为主观的意愿而消失。

作为经济学产生标志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立场问题就制约着其研究的深度。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阶级斗争还不尖锐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这时经济学还能进行比较“公正无私的研究”。它第一次把经济学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第一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几乎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各种范畴，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某种基础。但是，古典经济学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错误地看作是财富而不是生产关系，对经济范畴的分析只注重量的方面而忽视了质的方面，因而不可能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更不可能发现利润、利息、地租等范畴背后的实质——剩余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古典经济学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如马克思对它的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3]622

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伴随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法等国的逐步确立，“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和带有威胁的形式”[3]17。从这时起政治经济学由于立场不同而分道扬镳：一方面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另一方面是纯粹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为资本主义辩护并企图调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矛盾的庸俗经济学产生了。从此，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一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3]17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依然没有摆脱其庸俗经济学的性质和特点。[4]它一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又掩饰其垄断资产阶级立场和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性质，并把它们的研究当作“普适性规律”到处推广和贩卖。凯恩斯本能地抛弃庸俗经济学的阶级性概念，把亚当·斯密到剑桥学派统称为古典学派。萨缪尔森则另起炉灶，把“强调经济中自我矫正力量”的经济学统称古典经济学，而把19世纪70年代边际效用学派开始的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凯恩斯“通论”为标志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把对市场运行的剖析与为资本主义辩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呈现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经济学。但凯恩斯也公开表明，“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本属于我自己的那个阶级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5]20世纪40年代，当萨缪尔森提出以私有制和市场调节为主体而不否定公营经济和政府必要作用的“混合经济”时，麻省理工学院一名保守派校友警告校长康普顿说，如果还允许萨缪尔森出书为“混合经济”辩护的话，他作为校长的名誉将受到玷污。[6]②总体考量当代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各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两大理论体系，虽然表面上代表公民、国民和人民的利益，而实质都是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根本利益的代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立场相当于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新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立场相当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说得直率：“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察觉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7]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揭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被雇佣、被剥削的根源，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这一革命最彻底、最有前途的阶级，赋予了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并最终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指明了方向。所以，《资本论》一经出版，就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一百多年过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从未停止过。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斯大林、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探索，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等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表明，不管时代怎样变化，不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如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根本立场始终没有变。如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此起彼伏的批判资本主义和倡导社会主义的运动，不断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解释力、实用建设力和强大生命力，而这种力量源自其代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根本利益，反映其要求建立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最终解放全人类的利益诉求。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真正的人民经济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及其发展和运行规律的科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处历史时期的特殊性和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所以，含阶级性的人民立场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

第一，从国际环境来看，阶级斗争始终存在。

当今世界，存在着私有制与公有制两种不同的所有制，而且除了极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大多数是资本主义国家。西方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延伸到国际范围，成为资产阶级与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之间的矛盾，全球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始终存在。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经济领域，推行新自由主义，力图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剥削全球化；在政治领域，推行垄断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力图使西方政治制度全球化；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推行西方普世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力图淡化各主权国家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学术文化；在军事领域，推行军事霸权和军事威胁，力图在全球建立唯一的军事帝国。国际范围内的各类阶级斗争通过各种途径对我国经济、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等领域产生深刻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明辨方向、坚定立场，抵御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我国的不良影响，才能担负起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引领公正的经济全球化的重任。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和阶级矛盾依然存在。

由邓小平主持起草、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党的十三大也强调：“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 [8]182江泽民在庆祝建党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9] 2001年4月2日，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一定范围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不仅现在仍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有时还会很尖锐。”同时，他还告诫说：“我们不会再重犯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但对现实中存在的一定范围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新形势下的对敌斗争，全党同志绝不能掉以轻心。”[10]党十八大再次强调：“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2014年2月，习近平在《二月讲话》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11]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阶级斗争有可能激化、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的原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的阐述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在经济领域，少数中外私有企业的投资人或代理人违法地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人收入、恶化劳动条件、提高劳动强度等，便包含着阶级斗争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论著中透彻地揭示了这些经济上阶级斗争的客观表现，不会因为执政党性质的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但解决的途径和方法不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事先事中事后积极主动地用法律法规和经济手段来圆满解决。作为整体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具有拥护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产生影响甚至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消极作用。因此，目前民族资产阶级整体不是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的对象，而是统一战线和团结联合的主要对象。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只能有效反制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动发起的阶级斗争，因而客观上形成了阶级斗争的双方，但中央文件提到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并不代表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无视或回避这些现象背后的阶级矛盾，就会丧失科学性。”[12]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学术环境日益复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不断有舆论淡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和阶级性，宣扬经济学是无国界的、无阶级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学科，经济学研究要提供超阶级、超国家的一般经济理论，甚至打着“创新”的旗号，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到西方经济学那里去，或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就是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论，而马克思经济学只是批判的经济学。其实质都是主张用西方经济学范式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于是，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课程和师资队伍逐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课程和师资队伍，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严重边缘化，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视为没有前途。在这种氛围下，能不能坚定不移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科研，敢不敢理直气壮的发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声音，是考验一个学者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关键。

在当前国际国内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折衷马克思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复古主义思潮、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创新马克思七大思潮。[13]③如何辨别这些思潮，从而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将是对学者的巨大考验。然而，就在各种思潮涌动、争论激烈的时候，有的学者打着“纯学术”的旗号，标榜“价值中立”和“学术中立”，借以躲避自己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判断。④岂不知，马克思早就说过，“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都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3]10可见，所谓“价值中立”“学术中立”，只不过是不敢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理直气壮地与各种错误思潮做斗争，缺乏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罢了。更有甚者，有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充当“外国大商行的小贩”⑤，贩卖西方新自由主义，为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鸣锣开道；鼓吹“人为财生、鸟为食亡”的自私自利的人性论，宣扬建立在“自私经济人假设”基础上“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唯物史观，鼓吹唯心史观，乱用自然科学原理来否定劳动价值论⑥，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主体作用；鼓吹“唯生产力论”，认为公有制主体地位无关紧要，割裂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共同富裕和共同享受的关系；打着市场化改革的旗号行私有化或民营化之实，断章取义地曲解党的方针政策，只强调“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而不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⑦只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甚至“市场的无限作用”，而不强调“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企图使“政府角色最小化”，为自由主义扫清障碍；主张公共资源私有化和中外私人控股的混合所有制，攻击国有企业低效率，以达到肢解国有企业、降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目的；他们无视广大劳动群众的合法权益，反对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法、劳动合同法和法定劳动时间；等等。凡此种种，说明政治经济学立场问题之严重、之紧迫!正如中国社科院王伟光院长所说“今天，我们的经济学家，首先要解决的是到底站在谁的立场上为谁说话的问题。”[14]

第四，立场问题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前提和关键。

立场决定研究的目的、方法和价值取向。如果立场出现问题，理论体系会就出现问题。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为一切人”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观点之所以不同，根本原因就在于立场不同。

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增长作为研究目的，实质上是研究资产阶级财富的增长。它是以抽象的人性论和“经济人”假设为其方法论基础，“以资本(或资本家)为中心”构建起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斯密开始就把“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作为研究目的，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者西斯蒙第就批判地认为，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不管应用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增加物质财富，但是这种学说会使富者更富，使穷者更加贫困、更加处于依附地位、更加被剥削得一干二净。他反问：“英国所积累的如此巨大的财富究竟带来什么结果呢?除了给各个阶级带来忧虑、困苦和完全破产的危险以外，另外还有什么呢?”[15]可惜，古典经济学的财富论后来被进一步庸俗化，使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完全演化为以GDP为目标的经济增长。“二战”以来，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库兹涅茨的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体系，无不把经济增长归于GDP的增长。而以刘易斯、舒尔茨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为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所倾心打造的理论，不过是用西方模式来改造发展中国家。“唯GDP论”正是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为中心”的理论逻辑在中国应用的结果。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把人当作资本，就是要把人打造成资本赚钱的工具。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以“资本家剩余的增加”为目的，且看他的论述：“如果在不变的实际工资水平上可以用得到无限的劳动力，资本家的剩余就一直增加，而国民收入中每年投资的比率也在提高。”[16]可见，以经济增长(资本家财富增长)为研究目的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由它的资产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为了改变人剥削人的制度，为了寻求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解放，才去深入研究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及其实质。他们研究的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人，通过对处在一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中的人的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发现了唯物史观，并一经发现就应用于经济学研究，创立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并宣称他们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⑧。实现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取向的无产阶级本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规律性总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向社会主义中级和高级阶段的过渡阶段和打基础的阶段，新旧生产方式并存，各种思潮激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顺利过渡，关键在于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立场不坚定，就有可能被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所绑架，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只有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不辱使命，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的内涵和意义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剥削阶级不可能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性和党性的高度统一。

中国古代就有“人本”或“民本”思想，如“天地之性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西欧封建社会也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古代这些朴素的人的主体性、人民主体性的观念和思想，体现了古代先进思想家和开明君主对人在万物之间的地位及对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作用的认识。然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少数剥削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而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古代统治者眼里的“人本”“民本”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立场，而是统治阶级谋求自身利益和统治的手段和工具。他们往往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才重视和顾及百姓的作用和利益。

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过程中把“人本”思想发扬光大，创立了系统的“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在反对封建专制和人身依附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内涵和外延均具有模糊性。这里的“人”，是一个不确定的对象。既可以是抽象的人，也可以是具体的人；既可以是个体的人，也可以是某一阶级或群体的人甚至整个人类；既可以是统治阶级，也可以是被统治阶级。所以，资产阶级人本主义貌似以所有人为本，其实是“以资产阶级为本”。其所宣扬的自由、平等、人权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的自由、平等、人权，是资产阶级的特权而已。所谓平等，在经济上不过是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的资本家经济权利的平等，在政治上则是金钱政治和寡头政治意义上的平等。至于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只不过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哪有什么真正的民主平等之说!所以，“人本主义”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缺陷，决定了它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可见，建立在私有制主体上的剥削阶级社会，是不可能做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毛泽东就说过，“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17]57-58

因此，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以人民为中心”，这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范围内，生产资料不再归少数人所有，而是全体人民共同所有或部分劳动人民共同所有，从而奠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的物质基础。“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具体承担者。“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它比“以人为本”更准确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科学性和完整性。[18]

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为人民服务”。党的七大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而确立下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坚持执政为民、紧紧依靠人民、切实造福人民。”[1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明确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20]“以人民为中心”表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价值取向和鲜明立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性和党性的高度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征。

第二，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赋予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在分析1851年德国的阶级状况时说：“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基础的人民，其各个阶级的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21]353当时德国处在推翻大地主、大封建主统治的民主革命时期，德国人民的阶级状况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雇佣农业工人，团结包括大资本家、小资本家、富裕农民、小自由农、佃农在内的广大人民。而此时的英国，资产阶级已经推翻了封建制度，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已经尖锐化，人民的范畴中就不再包括大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阶级。⑨列宁在分析俄国革命时也同样对人民的概念作了历史的分析：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起初同资产阶级、全体农民(包括富裕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但革命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当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俄国饱受帝国主义战争摧残，劳动者饱受被剥削的痛苦时，革命就要向前推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包括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⑩[22]302-304

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解放全中国，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在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与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相适应，“人民”的范围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经济基本上完全被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所取代，民族资产阶级被改造后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已不存在，小资产阶级绝大部分走上合作化道路或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农民阶级通过合作化运动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期人民的构成相对简单，主要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正是基于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人民”内涵的深刻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首先对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了清醒的认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总体不高，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还存在着旧的分工以及由此产生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重要差别，生产关系还很不成熟。这说明可以建立与生产力不发达不平衡相适应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路线的确立，人民的范围不仅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包括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等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以及海内外所有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可见，人民作为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其决定因素是所有制结构，其具体内容服从于各个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是顺应历史潮流，逐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共同享受和共同幸福，以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使命的必然选择。

第三，人民内部存在多个阶级阶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把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协调好人民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

人民不仅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且人民内部也是划分为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从以往的历史来看，尤其是在革命时期或过渡时期，人民的构成比较复杂，除了广大劳动者阶级以外，还包括小部分剥削阶级，但归根到底，人民的主体始终是代表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者。因此，以人民为中心，并不是在人民的构成中不分主次，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不能代表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是要始终把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协调劳资关系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照顾一部分剥削阶级的正当利益，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为革命和建设做贡献，但不能无条件地、无限制地支持剥削阶级，更不能为了迁就或成全小部分剥削阶级的利益而损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12]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的范围比较广，构成相对复杂，除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以外，还包括小部分剥削阶级(私营企业主)，使人民内部存在着不同利益、不同诉求、不同价值观等的分化和矛盾，也使得“以人民为中心”在理论和实践中变得较为复杂，不过人民的主体依然是广大劳动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始终把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协调好人民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各种狭隘利益集团对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损害。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了人民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就在于生产关系是人们各种社会关系中最深层次的关系。恩格斯把政治经济学分为广义和狭义，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23]153“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23]153根据恩格斯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及其演变规律。

在生产关系结构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经济制度或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在具体的生产关系中，谁占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所有权、支配权，谁就具有统治的、支配的地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资料占有中的主体地位及其对生产资料所享有的终极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障了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经济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就是要研究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相容问题，以及市场经济改革中如何把公有制经济做强做优做大，以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不仅要研究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内部的生产关系及其运行规律，而且要研究非公经济中的生产关系运行规律，还要研究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和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下，我国不仅需要从微观角度分析现实工资制度的合理性与否，也要从宏观角度重视对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当前我国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进一步肯定，可以被看作对社会主义“需要价值”分配的一种探索。[24]只有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才能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范畴和新规律，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世界被压迫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丰富的理论和经验。

四、“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的几个学术原则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不仅要有人民的感情，而且要有学术素养，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紧密联系的，立场决定观点和方法，观点和方法不正确，也会滑向错误的立场。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工人运动史上，就出现过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主观上是站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边的，但其理论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过程中，要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就必须坚持以下几个学术原则和底线：

第一，必须坚持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总观点和总方法。恩格斯说，马克思的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21]597正是有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才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才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观点和方法论上的根本区别。西方经济学以唯心主义的“经济人”假设为方法论前提，只是从物质和技术方面、从具体的形式和现象层次来研究经济活动。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从“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人”出发，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研究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掌握了唯物史观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才能深刻认识西方经济学的资产阶级立场本质及其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的理论体系的系统性错误。

“以人民为中心”是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实践的观点和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坚持实践的观点，就是要尊重群众的伟大实践。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史观时就说过，在蒲鲁东那里“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要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25]51马、恩之所以创立了无产阶级经济学说，就在于他们在不断参加和指导工人运动中，及时总结实践经验，逐渐完善自己的理论，使之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一百多年过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要摈弃本本主义的生搬硬套，力戒以高深理论自居而轻视劳动群众的创造力，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要勇于实践，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善于提炼和总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成果；要揭示新特点、新范畴、新话语、新规律，把群众的伟大实践上升为系统化、理论化的经济学说。只有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才能获取营养、激发灵感，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第二，必须坚持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

是否坚持马克思的活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标志，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人民立场和群众观点是相统一的。劳动是劳动群众的劳动，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在不劳动的阶级占有劳动阶级的剩余劳动的事实面前，马克思就是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极少数剥削者一边，才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正如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但当他们遇到“资本与劳动相交换”这个现实问题时，斯密为了证明资本与劳动是等价交换，从而陷入了商品的价值既由劳动量决定、也由交换中能购买到的劳动量决定的“二元价值论”，而李嘉图则陷入了劳动价值论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矛盾中，这正是其“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所不能突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供求价值论”等完全抛弃了劳动价值论，用主观心理分析代替对社会生产过程的客观分析而陷入庸俗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坚持劳动价值论，才能“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26]才能“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27]只有坚持劳动价值论，才能避免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虚拟化给广大劳动者利益的损害。11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对消费率的正效应大于对投资率的负效应，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会导致总需求减少，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平稳发展。[28]只有坚持劳动价值论，才能既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方式的多样性，又能区分价值创造的不同属性和归属，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第三，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是否坚持公有制，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邓小平说过“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9]111可是，在有些人眼里，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就可以，公有制无关紧要；还有人认为实行公有制是服务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没有实际意义；也有些人则声称生产资料主体结构不是衡量社会性质的标准，主张在私有制主体的基础上实现所谓社会主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澄清这些理论上的混乱。

公有制是适合现代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手段。公有制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一不治之症，是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生产资料公有制极大地释放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为国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和调控国民经济从而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奠定了基础，从而在更高水平上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公有制是治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独步单方”，公有制主体代替私有制主体是解放生产力的根本手段。

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享受共同幸福的前提和保障。仅有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保证共同富裕。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于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与私有制相对应的按要素分配导致两极分化严重。在我国，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需要明确其本质含义，即使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关系中的劳动者占劳动者总人数的多数。要清醒地看到，处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和斗争，[30]而不能笼统和无区分地谈共同发展和搞混合模式。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才能成为唯一的分配依据，剩余归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共同占有，才能消除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公平所导致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逐步实现人民共同的富裕、享受和幸福。

第四，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法。

阶级首先是一个以经济关系为纽带的经济范畴，并决定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涵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决定了什么阶级在社会再生产运动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以及不同所有制主体之间的阶级利益关系。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延伸，是阶级社会的显微镜和解剖刀。掌握了阶级分析法，就掌握了理清阶级社会各种关系的要领。马克思正是运用阶级分析法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对立的根源，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结论。毛泽东正是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已不同于剥削阶级社会，不再是阶级对抗的社会，但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法仍然是分析当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否坚持阶级分析法，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对业已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熟视无睹，更不能回避和掩盖。当前，阶级矛盾分为对抗性阶级矛盾和非对抗性阶级矛盾。对抗性阶级矛盾主要是指国内外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和破坏祖国统一的敌对分子与广大人民的矛盾，这一矛盾具有对抗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痼疾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分析，让国内外广大人民透过资本主义的表面繁荣来看清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指明方向，并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就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过去一度被消灭的资产阶级重新出现，分配严重不公，财富悬殊加剧，阶级分化明显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31]劳资矛盾、贫富分化等反映的正是少数新兴剥削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矛盾，这一矛盾虽然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果任其存在和发展，不仅会损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会有激化的可能。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警示我们：“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32]37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运用阶级分析法，来分析这些问题的成因。比如贫富分化、消费不足等，都可以通过阶级表象找到其所有制根源，而非马克思主义者看不到其深层次的所有制原因，单纯主张通过社会保障等一些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改良措施来解决。这种脱离所有制和阶级利益分析法的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目前，有人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法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制造阶级斗争，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是无知，就是有意混淆视听。如果我们长期忽视了客观存在的阶级和阶级矛盾，忽视了阶级分析法，便容易导致一些矛盾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妨碍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注释：

①立场问题是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共性问题。不管是哲学、法学、经济学还是历史、文学、艺术，尽管它们表达立场的方式方法不同，但无不表现出或强或弱、或隐或现的阶级性。就拿看似以愉悦身心为特征的文学、艺术来说，其阶级性不容易被察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强调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足见阶级性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

② 这种指责正是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特征。在南斯拉夫和中国经济改革以前，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家、政治家，大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因而强调所谓“中间道路”(实质是中右资本主义道路)的萨缪尔森便会受到右翼势力的指责。

③这些思潮均有自己不同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和社会主张，相互之间的争论也日趋激烈。其中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折衷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而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提出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思路；其他几种思潮虽然有一定缺陷，但是他们都赞成共产主义理想，有可取之处。(参见程恩富、侯为民：《当前中国七大社会思潮评析——重点阐明创新马克思主义观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④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中立，本意是不要带有偏见和主观臆断性从事学术研究，而目前往往被解释为超人民性和超阶级性

⑤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讽刺德国的经济学家没有独创的经济学，却盲从和模仿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页。)

⑥见丁堡骏：《究竟是发展,还是背离和庸俗化了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评何祚庥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2期。

⑦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出，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要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⑧ 出自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那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第222页。)

⑨根据马克思《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第353-359页内容进行的概括总结。(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⑩根据列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文第302-304页内容进行的总结和概括。(见《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

11 经济的虚拟化会导致实体经济的空心化，损害劳动者就业。虚拟经济实质上是资本大鳄操纵资本市场掠夺劳动人民财富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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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段学慧(1967-)陕西三原人，淮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