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政府-市场”二分法思维定式
——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反思
刘明国
2017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继续在恶化。这可以从两个指标来判断，一个是M2/GDP，一个是政府债务率(主要是地方政府负债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一、我国金融系统在恶化
截止2017年12月，我国M2达到1676768.54亿元(四舍五入为1676769亿元)，落入本人2015年时在货币加速漏损条件下所做的估值区间(16514.3百亿元，17850.8百亿元)。按照6%-7%的增长速度估算，我国2017年的GDP约788775亿元-796216亿元(也有媒体说是过了80万亿)。由此可推算出我国2017年的M2/GDP为2.11-2.12(若是GDP过了80万亿，那该比值就更高了)。而我国2016年底M2/GDP为2.08。如果考虑到我国GDP的巨额水分，那么我国的M2/GDP会更高，即货币-GDP转换率会更低。
这说明，人民币的漏损额(即货币脱离实体经济交易成为沉淀货币)和漏损率(即沉淀货币占M2的比重)又升高了。这意味着，我国金融系统处境进一步恶化了，“钱多为患”——有钱没处贷(美名其曰“优良资产缺乏”)、不敢贷(风险大、市场饱和或趋于饱和甚至萎缩，新生市场未出现或不足)，其实，就是货币过剩了。货币过剩，带来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货币信用下降乃至引发货币的信用危机。这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民众不愿意持有人民币和储蓄人民币。2015年至2017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储备下降态势和人民币外汇市场上面临很大的贬值压力，也说明了我国人民币事实上已经面临了信用危机。
照此下去，根据作者在货币加速漏损假定下的预测，我国到2025年宏观货币漏损率和增量货币漏损率会分别超过100%。这意味着，在2025年(实际上在达到这个零界点前，趋炎附势的资本早已逃之夭夭)我国多年来采取的增发货币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彻底失效。虽然我国当前对资本外逃采取强有力的管控措施，但是对人民币失去信心的资本主以及民众会购买黄金等其它资产来进行风险防范(房地产价格泡沫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货币过剩演变为严重的通货紧缩。我国房地产泡沫居高不下，事实上已经使得实体经济面临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通货紧缩。
对于这种货币过剩与通货紧缩同时存在的新型经济危机，主流学者不解，要么主张宏观调控上的货币紧缩，要么主张宏观调控上继续按照某个超过GDP增长率的固定比例扩张货币，但都不能遏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恶化，不是让实体经济雪上加霜，就是让货币更严重地过剩、进一步恶化我国的金融系统。
但是，为什么我国的M2/GDP还要不断升高呢?这就涉及到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机制问题了。
二、我国地方财政在恶化
我国从1995年出现轻工业产品过剩、1996年经济“软着陆”以来，凯恩斯主义受到我国学术界和决策层的青睐，“挖坑-埋坑”的需求管理政策全方位地得到推行，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的贬值、出口补贴，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消费者的超前消费，企业高负债经营，金融系统过度信贷。一时间，中国的GDP增长获得了“可喜的成绩”，一些人甚至遥想2050年我国GDP将成为世界第一。可这背后，是金融系统过度的货币创造，2015年1月M2/M1甚至达到了3.57，2017年12月我国货币漏损率已经达到67.6%(美国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时，该指标是81.3%)。而金融系统孽生出来的巨额货币，要求必须有更大规模的投资空间去吸纳它，可任何一个经济系统都有它的扩张极限，或来自于产品市场极限、或来自于生产资源的极限，货币的过剩对金融系统形成了反噬。
尤其是我国的分成制财政，使地方政府拥有独立的预算权，使得地方长官必然要不断地扩张其预算支出，以彰显其权力和权威，那怕通过形形色色的、合规和不合规的手段融资。这就必然导致今天我们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恶化的第二个方面——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虽然我们很不情愿采用“危机”这个字眼，但是在地方债务已经累计到影响执政组织有效行政和管理社会的时候，已没有比这个字眼更合适的词汇了。也许自由派人士会辩解说，地方政府破产就让他破产吧，中央不必管他。可是他们忘了，政府破产带来的结局是什么——社会的动荡不安，乃至系统的崩溃和政权的垮塌。难道他们是希望中国回到新中国成立前?
也有财政部门有关人士认为，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因为我国的财政收入继续在高速增长，甚至都超过了GDP增长的速度。可是，他们不知这些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是怎么来的。地方政府所征税收中，相当一部分是超前征收得来的——一次性对开发投资征收当年和未来3年甚至5年的税。前几年东北就有过超前征税的报道，现如今诸如贵州等原本经济缺乏竞争力的地区的税收增长，不靠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和超前征税，是无法想象的。可很多基建投资在宏观上属于消费性投资，这只能带来一次性的经济增长，而不能形成生产力(事实上在产能过剩的宏观形势下，基建投资也不是为了形成生产力的，也不会形成生产力的)。
一年比一年更大规模的消费性投资，不过是暂时掩盖了地方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危机而已，可这无疑为未来埋下了更大的危机——一方面是政府债务危机，另一方面是恶化金融系统而引发金融危机。这都是“三驾马车”理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害的。诸如此类的祸国殃民的经济学理论，是应该从教科书剔除出去了。
至于有人说，我国政府拥有规模庞大的资产足以抵债，那是相当地不靠谱了，因为那些所谓的国有资产，究竟价值几何、那些债权人是否愿意接受，这原本就是一个问题；更别说，这直接涉及我国国家的性质问题了。把国有资产都卖完了，那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诸如住房、教育、医疗、养老、自来水、城市管网等公益性、民生性的行业，政府也都让私人资本进入了，可货币还是过剩、资产还是不足。在商业银行存在货币创造的功能下，再多的资产也不够的。我国的M2中存在大量的泡沫货币。
虽然官方报道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率还不太高，还在可控的范围内，甚至有人误将揭露我国地方债务危机的言论视为糊涂，可是，残酷的现实无法掩盖——无锡政府债务无法按期偿还，贵州个别县份让职工以工资去给政府担保贷款，年关农民工到政府门口去静坐要工程款成为一些县市的常态。有的县市，一年财政收入才10多亿(还是包括超前征收的税收)，负债居然有100多亿；有的省份，债务率居然高达150%以上。
官方报道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的结果，很有可能忽略了地方政府的“三边工程”等造成的隐性债务。所谓“三边项目”，就是“边规划、边申报、边开工”(亦说“边计划、边修改、边施工”)的项目。这些项目最终未必能获得国家正式认可和得到相应的资金，这事实上也会造成地方政府的负债(虽然政府可以据有关法律条款予以推脱，但是政府的信用却会因此而受到严重损害)。“三边工程”，事实上是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危机，而又缺乏国家制度化的支助，被逼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已经被逼到行骗份上了。实际上，我国经济弱势地区的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后，就没有彻底解除过。通过制造房地产泡沫，让地方政府卖土地来维持财政，或是让地方政府通过什么融资平台借债来补充财政缺口，事实证明，这都是隔靴搔痒，南辕北辙。
在产能结构性过剩、产业结构升级面临国内外客观因素限制、国际环境不断恶化的现实宏观经济形势下，“市场自由放任+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在国家层面，通过金融系统疯狂的货币创造和信贷来透支人民币的信用，美名其曰“积极的货币政策或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地方政府层面，通过疯狂的借债(明的暗的甚至是欺骗式的)来维持正常的行政和社会管理；微观个体和企业层面，借款消费、负债经营，王健林及其万达就是典型。寅吃卯粮，岂可长久?诸如此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识性的东西，中国当前主流经济学界仿佛不知。
三、新时代需要财政、金融、投资体制机制向社会主义转变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再三强调，要有新的发展理念，要转变发展方式——由数量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转变。可是在商业化的金融运行机制下，在分成制财政导致的地方长官扩张预算冲动和地方政府财政“自负盈亏”的制度下，向质量型发展转变是难以想象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首先需要财政、金融、投资体制的转变——向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变。
可要实现这一转变，在理论上，我们还必须打破“政府-市场”二分法思维定式。这一思维定式，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根本不存在与政府并列的市场概念。更别说“市场”原本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又怎么能与作为社会主体之一的政府相提并论呢?这种二分法思维定式中的“市场”，实际上是指代“私人企业(主)”。
在社会主义中国，私人企业只能与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相提并论。更需要警惕的是，一旦陷入了“政府-市场”二分法思维定式，那中共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等上层建筑，在国家治理中将无立锥之地。不管是国有企业、集体经济，还是私人企业，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中国政府管理下的经济主体，他们的行为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中国政府的统一管理下进行。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不是、也不应该是私人企业的保姆和守夜人。私人经济只能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厘清了这个关系，那么我国的财政、金融和投资体制机制的社会主义转变就是必需的，作者在此设计一个粗略的方案，以期抛砖引玉：第一，财政方面，由中央统筹，地方各级财政执行统一预算，实行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社会主义——平等互助。第二，金融方面，实行“人民银行+国有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股权融资为辅的金融体制，服务于国家的投资计划，按照微利甚至保本和国家兜底原则运行(如果任由金融资本攫取暴利，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第三，投资方面，国家通过计划主导，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私人企业具体实施，根据财政能力、社会发展和消费需要等因素合理配置生产性投资和消费性投资，投资以发展生产力、改善民生、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为目的。只有如此，才能破解我国当前遭遇的财政-金融困境。否则，我国财政危机、金融危机、粮食危机必然联动爆发。